读陈布雷回忆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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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布雷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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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10-1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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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在床头读从图书馆借的《陈布雷回忆录》，感到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标本：

一个新闻工作者，凭着一支写作社论的笔走上从政道路的标本。

在他身上，到底是哪些特质使得政治家蒋介石特别对他欣赏？

又是哪些特质，使得他自己愿意接受政治家的青睐？

　　当年蒋介石表示钦慕、热情延揽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他一个，因此入幕乃至自此从政的知识分子也不只他一人。

但是，至少在同样的影响力上，以“南陈北颜”北称的另一位社论作者——北京《益世报》的主笔颜旨微，并没有陈布雷这样一个结果。

而同样受到蒋介石欣赏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却没有像陈布雷那样与政治走得那样近——至少以一名新闻工作者而终其身。

 　就从文笔这个特质而论，蒋介石对陈布雷倚赖看起来是起草文书。

实际上，陈布雷尚未正式入幕，依然保持一名报刊主笔身份的时候，就已经为蒋介石起草文书的，如《回忆录》所记1929年陈布雷在上海《时事新报》总主笔任上就“随蒋总司令再赴北平”，“是年为蒋公撰文字甚多，《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在平时《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与《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起草者。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在浙江者教育厅长任上的陈布雷被蒋临时调到前敌，“代拟《告中央各同志书》，及常务委员提案。

”那么，在陈布雷的评论文字与他代的政治文书之间，有没有、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呢？

——这是需要文本的对比研究的。

 　　陈布雷所在上海《商报》本来是一家“非党”的报纸，尽管评论观点往往不免激烈，陈布雷还曾因为评论激烈而被上海租界胜界工部局控告于会审公廨受审。

但是，当时在广州尚未北伐的蒋介石已经注意到陈布雷了。

《回忆录》记载，1926年“春间邵力子先生衔党命自广州来沪，约上海报界宴会，说明革命局势，并携蒋总司令亲签之小影赠余，谓蒋公对君极慕重也。

”显然，在北伐初起，戎马倥偬之中，蒋介石还能够想到派人到上海提前拢络新闻界人士，不能不说是有远见的。

而这件事可能发生提更早，陈布雷在引有一注释：

“此或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这张蒋介石亲笔签名的照片，和邵力子的传话，可能打动了陈布雷。

所以，当陈布雷在1926年末以休假之便离开报馆，到达南昌，经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介绍，与蒋介石相见时，蒋介石竟直接就劝他入党，陈布雷请求再考虑考虑，蒋说：

“君等在精神上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这样，不久，陈布雷也就加入了，介绍人正是蒋介石。

这样，陈布雷尚未入幕，已经入党。

此时，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一家民营报纸的休假主笔。

可见蒋介石在他身上下的功夫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意义非比寻常的江西休假之旅中，他已经为蒋介石代拟文书了：

“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而余为之起草也。

”这样的工作虽然是报社主笔休假中的“客串”，此后陈布雷还有数年报纸主笔和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和宣传部长的经历，但南昌的偶然经历却注定了他与蒋一生的关系和他自己此后一生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忆录》中，陈布雷多次表示他无意政途，而愿意回到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轨道上，但是国民党的热情和他自己犹疑还是使他走上了政治之路。

比如，在《回忆录》1929年条中所记：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余归沪之日，辞意甚坚，然终于担任者，则以《时事新报》主笔误谓余以入仕为荣，总经理张君竹平一见余，即以升迁相贺，余颇疑其意在借此使余离任以保持彼报之所谓‘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时事新报》事，此为一因。

而其主要原因，则静江主席以癃疾之身，两次造余寓庐相访………不忍过指其意，遂向报馆辞职虽为尝试焉。

”

　　这些话也许是反映了陈布雷的多心敏感，也许是反映他“面子薄”。

但总之，他离开报馆，自此走上从政之路，不是别人不让他干了，而是他自己的个人意志。

以《时事新报》而言，从民国初年起就是“研究系”背景的报纸，与国民党关系本来不睦，后来党派背景淡去，却一直保持着民间报纸的地位。

虽然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全国，《时事新报》身在屋檐之下，却也必定不愿意一位国民党的新进红人来做自己的主笔。

因此，陈布雷对张竹平“道贺”深意的疑心，却也不一定没有道理。

实际上，在《时事新报》主笔任上，陈布雷的社论就已经自觉地体现了国民党的宣传导向。

比如，在《回忆录》1929年条下写道：

　　“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

”

　　他举了个例子：

　　“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京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韩移论锋，但是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澈底图强。

其时有《民众日报》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战之论，与《时事新报》辩难甚烈，然座无以折我所言，其后国府主席谭公以宣传方针密令沪上党报遵照，乃与余所揭橥者合符，沪上论坛，亦以《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比，认为此论正确，相率共鸣，盖在党的力量未能深入社会以前，固赖党员在非党机关多方奋半，而后其效力乃大也。

”

　　上文中所提到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

陈布雷的意思是：

他当时虽然作为非党报的主笔，但是由于对党的精神正确理解，其撰写的社论恰好符合了党中央密令党报遵守的宣传方针。

——先写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