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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讲诚信
战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由于他处处诚信待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敬重他，魏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定，次日下午到郊外去打猎练兵。
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宴会，魏文侯准备在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
可是，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看快到中午了，雨还是不停，而且越下越大，魏文侯起身对席间的众臣说：
“对不起，我要告辞了。
赶快准备车马，我要到郊外去打猎练兵，那里已有人在等我了。
”众臣一见国君要冒雨出门，都走上来劝阻。
这个说：
“天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能出门呢？
”那个说：
“去了也无法打猎练兵！
”魏文侯看看天色说：
“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得告诉一下那位管理山林的人哪！
”众臣中有一位自告奋勇的人说：
“那好，我马上去告诉。
”魏文侯把手一摆说：
“慢，要告诉得我自己去。
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跟人家道歉才行。
”说完大步跨出门外，顶着大雨往管理山林人的住处去。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
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
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
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
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
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
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
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
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
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
梁启超回信说：
“每年费用3000银元。
”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
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
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
“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
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
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
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
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
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
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
“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
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天王巨星”苏东坡
苏东坡才华出众，加上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因此拥有大批的粉丝。
虽然苏东坡“星途坎坷”，但这些忠实的粉丝却一直追随，对他不离不弃。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喜欢到西湖游玩。
有一天，苏东坡游览西湖时，忽然着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驾船追了上来。
苏东坡不知其来意，一时愕然。
女子激动万分地说，她自小就仰慕苏东坡，但一直无缘相见，现已嫁为民妻，今日亲眼看见自己的偶像，也了却了多年的愿望。
之后，美女粉丝给苏东坡弹奏了一曲古筝，便驾船翩然而去。
苏东坡无比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江神子》。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有一个叫李琪的粉丝，非常想要苏东坡的签名墨宝，但一直没有机会。
多年过去了，李琪仍拿不到偶像的签名墨宝，眼看苏东坡就要调离黄州，她心急如焚。
离开当日，黄州官员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宴席就设在李琪所服务的酒店。
真是天赐良机，李琪决定豁出去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东坡酒兴正酣。
看到时机成熟，李琪便捧着酒杯跪拜在偶像面前，随即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苏东坡签名墨宝。
苏东坡倒也爽快，让李琪取来笔墨，挥手便在汗巾上写道：
“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到此，即掷笔袖手，复与宾客谈笑。
只写两句？
这可把李琪急坏了，于是她再次跪拜，求苏东坡再续。
苏东坡大笑，接着写了两句：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书毕，在座宾客无不击节赞叹，李琪也了却多年心愿，激动得流下眼泪。
苏东坡５９岁时被贬至惠州，当时，他的邻居温氏有个女儿叫温超超，年方１６岁，貌美如花。
在当时，１６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温超超的眼光极高，任提亲的踏破门槛，她就是不肯嫁人。
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她才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她高兴地对人说：
“嫁人只嫁苏东坡！
”于是，每天晚上，温超超不顾其淑女形象，愣是翻过高墙，来到苏东坡窗前听他吟诗诵读。
一个晚上，窗外的温超超被苏东坡发现了，慌乱之中，温超超马上就翻墙跑回家中。
苏轼跟踪寻到温家，问其缘故。
温父无奈地告诉了苏东坡实情。
苏东坡并不是好色之徒，他答应温父，要给温超超找到一个好归宿。
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苏东坡就又被贬到海南儋州去了，此事也因此不了了之。
到苏东坡遇赦放还，途经惠州时，温超超已经抑郁而终。
在京城的皇宫里，苏东坡的粉丝也不在少数。
当时，皇宫中的皇太后、皇后、公主和不少宫女都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
她们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非常愤慨，但始终无能为力。
北宋元丰年间，“乌台诗案”案发，苏轼被逮捕下狱。
宋神宗当时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入狱，神宗为此闷闷不乐。
后来，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搬出了当年宋仁宗“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祖训，为苏东坡说情。
最终，宋神宗决定对苏东坡从轻处理。
所谓的“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其实就是前任皇帝宋仁宗对苏东坡爱戴有加的一个体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宋朝疆域之外，也有苏东坡的粉丝。
有一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国，苏辙惊奇地发现，辽国人常常向他打听苏东坡的情况。
后来，苏辙在给苏东坡的信中写道：
“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
”由此可见，苏东坡在辽国也有极大的影响力。
当时高丽国有两个兄弟，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们分别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
轼和辙，正是苏东坡兄弟的名字，由此又可见，苏东坡被外国人崇拜的程度。
不求甚解
这个成语，出自大文学家陶渊明之笔。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末期。
爷爷陶茂官曾做到武昌太守，只是老爹陶逸命运不济，在安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一带）太守任上死得早。
那阵子小渊明才八岁，靠着祖荫和上辈子留下的一些田产，紧紧巴巴地过日脚。
人倒是长大了，可家业荒得也差不多了；所幸读了一肚子经史典籍，写得一手妙笔惊俗的好诗文，也很有一股子济世救民的大抱负。
只可惜，咱这位饱学的陶姓五柳先生太过于好酒了。
都快到而立之年了，显见得穷困潦倒，居处壁裂顶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短褐烂衫，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哪还有钱打得起酒呀！
好在先生人缘不赖，口碑甚佳，亲朋故旧全都乐意招待他；他也满有酒德，虽说到了人家酒不喝罄不算完，可是喝多醉也不闹哄，总能自觉地返回自家去。
说到陶渊明性嗜酒，人们不能不感叹他的外公孟嘉。
陶渊明的外公行为冲淡自然，颇有老庄之风，临事机变洒脱，以盛德服人，甚得仕宦器识。
其人天生擅酒，早年桓温挂帅征蜀，连战皆捷，打到巴楚龙山，正赶上重阳节，便大摆酒席欢宴群僚。
酒宴上孟嘉是一杯接一杯地豪饮，山风吹落了头盔也毫无反应；有人欲提醒他，桓温立刻语示左右，切莫惊动，想看看他醉后的举止形态到底如何。
只见孟嘉又喝了好一会儿即起身如厕，桓温立命侍从拣起头盔放置孟嘉坐处，又令快手文人书写讽喻之辞搁于盔边。
孟嘉返回，见盔边的文字后取过纸笔边饮边答，须臾而就，其文字迅捷华美，绝无醉意，令桓温及四座无不叹服。
众所周知，我国向有“杜康造酒刘伶醉，一醉三年”的传说，而这位刘伶即是晋代最大最知名的豪饮酒狂，只是刘伶每饮必醉，因此得了顶“醉鬼”的堂皇桂冠。
如此看来，陶渊明的外公比之于其前辈刘伶，能饮“多不乱”，真可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陶渊明无疑自母体育胎时，就得了外公孟嘉“酣饮”因子的遗传。
其实对陶渊明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还得说是他的曾祖父——东晋勋臣、一代儒将，官拜大司马的陶侃。
陶侃生于东吴末叶。
吴亡，举家迁徙浔阳。
不意晋世更乱，荒淫的西晋武帝司马炎将灭亡的魏、蜀、吴三国后妃美人及达官贵胄的佳丽统统抢入后宫，蓄养椒房成千上万，忙活得老东西上哪屋睡觉都不会抉择了，竟然坐辆羊拉的彩车，任羊停在哪房门前就在哪房中鬼混；尤其令国人匪夷所思的是司马炎立太子，居然挑了个先天痴呆的傻儿子，也就是后来被凶残歹毒、乱政专杀、满世界拉面首填其欲壑的又黑又丑的恶皇后贾南风鸩死的亲夫晋惠帝司马衷；傻皇帝的确傻得可人，拉尿不知，饥饱不懂，禽畜不分，任人捏咕。
他在位二十来年，贾南风日夜折腾，司马家诸王也不含糊，争权夺势的“八王之乱”足足打了近二十年，黎民百姓遭浩劫天殃，难觅生路，只有黄泉一条道好走。
水深火热中，年轻志高的陶侃与贤惠的寡母过着贫苦艰辛的日子。
为了陶侃的前程，慈母甚至剪断长发换钱待客，祈望客官能为儿子延誉，使之所学有归，得展抱负。
陶侃崇尚儒学，纤密好问，能文善断，事母至孝，于国忠勇，从一个小小的县吏，凭着勤奋干练直升至龙骧将军。
他不畏权贵，在武昌任上，闻听长江屡屡有过往商船遭强匪抢劫，伤民无数，搞得郡里恐怖，人心凄惶，便挑选数十高手扮作商人随船预伏，果然擒获强匪二十多人，一审竟是皇亲、西阳郡王司马羕命将士化装所为，同时审出了历次抢劫财物的豪巨。
案情是弄清了，可衙中人吓坏了，都劝陶侃赶紧放人赔罪了事。
陶侃却大义凛然地说：
“我为朝廷保境安民，漫说他郡王亲兵犯法，就是羽林军违法，我也一样治罪！
”当即将所擒“盗匪”枭首示众，并亲率官军包围郡王府，逼司马羕交出了所抢的财物，把个司马羕治得服服帖帖。
陶侃统军四十余年，所率大军南征北战，平叛定乱，拯救东晋皇室于危倾，却居功不傲，勤政理民。
他雄毅有权，明悟达观，行军不扰百姓，服夷政出宽泛。
当时名流如谢安等人，无不赞“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诸葛亮）”，陶侃受封长沙郡公、大司马，都督八州诸军事等显职高位，朝野俱皆叹服……陶侃勋德如此炳耀，却独有一奇，就是在酒鬼辈出、酒徒糜烂的两晋时代，独其能节制少饮，无论任何场合，谁人相劝，决不过限。
人问其故，他含泪答说：
“年轻时，我因醉酒失态，慈母痛心不已。
其后母亲仙逝，我跪灵立约发誓，决不因酒误事，故而不敢越轨。
”
不难看出，陶渊明身上明显地附着先人的影子。
他景仰曾祖，亦钦慕外公，骨子里既有儒家济世救民的理想，又有道家无为遁世的无奈。
他也曾经苦苦奔走于官场。
然而东晋已然成了只烂透的地瓜蛋，从内里往外淌着腐水，裸露着败相，显见得难容忠耿正直的才干志士。
因此“少有高趣”的陶渊明进入仕途，遇上个有点儿人味的主儿拉巴他一下，也只是给他个闲差，蹭碗饭吃罢了。
就这样蹉跎过了不惑之年，才当上个仅仅坐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
东晋的彭泽县城在今天江西九江市东面的湖口县柳德昭村，北边靠着长江，南面卡着鄱阳湖的湖口，过了湖，往西南翻过庐山就是陶渊明的家乡。
这时的陶渊明虽说早已看透了皇家官场的黑暗腐朽，但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给家乡百姓做点儿好事，他还是到了县官任上。
到了任，他并没急着应付县内的官绅豪富，而是一身粗布衣裳悄悄地察访民情去了。
谁都知道陶渊明最爱喝酒，而今喝得更邪乎，且沾嘴一准儿醉，而且还成心要让人们看见自己的醉态。
他这种沾酒就“醉”的形象在今天看来，决不是好事。
可是在东晋苟延残喘的年月，大多正直而有才能的官员无不用酒来浇灭胸中的窝火，同时又用沉迷醉酒来麻痹皇帝及其走狗的猜忌和监视，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个酒肉之徒，既没野心，也无反心，从而放松对自己的疑戒，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这天，走得天已尽黑的陶渊明，早已错过了饭点。
夜半时分，又累又饿的陶渊明和一个随从吏员总算走到了县城西门外的江桥镇，发现镇边一家豆腐店还亮着灯。
二人敲开门进去，原来店家正在磨豆腐。
陶渊明说明了来意，店家一听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大诗人陶县令，忙置酒备办了几样豆腐菜，端上来歉疚地说：
“家里穷，没有鱼肉，几盘豆腐小菜，请大人将就着用吧！
”望着面前洁白如玉的豆腐和红根嫩绿的拌菠菜，陶渊明不禁脱口赞道：
“清香白玉版，红嘴绿鹦哥。
妙不可言呀！
”并邀请店家同坐共饮，不住地夸赞酒香醇正，豆腐筋道味美，还问了豆腐的制作、品种和店家的生计情况，直劲儿说这酒喝得痛快，不会醉人，走时连声道谢，坚持付足了酒饭钱，感动得店家直呼陶大人清廉，陶大人真是青天呀！
而陶渊明却摇摇头，指着店家新做的豆腐慨叹道：
“豆腐，我七尺男儿尚不如你清白！
在这浑浊肮脏的官场，我还要‘为五斗米折腰’，屈事那些权贵小人，真是愧对百姓啊！
”没过多久，店家果然听到陶县令挂印归隐田园去了。
原来上头派了个芝麻粒儿大的狗官儿下来视察，非要陶渊明官服官帽穿戴齐整，恭恭敬敬地去拜见他。
陶渊明心说，什么玩意儿！
要我穿戴好拜他狗东西，干脆说你想要我压榨百姓，拿肉包子喂你这条恶狗，得了呗！
陶渊明一气，就摔了乌纱帽，携妻小回家乡去了。
陶渊明回到家乡，亲自下田耕种收获，安贫乐劳，自食其力，饱享田园风光之趣。
但他仍旧怀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农耕之余亦勤于笔耕，写了不少传扬后世的好文章。
其中他十分得意的一篇就是《桃花源记》，那上面表述的即是他一心向往的远古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那种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淳朴自然、平等无欺的理想世界。
医圣
张仲景，名机，男，汉族，约公元150年生，河南南阳人，东汉朝代的孝廉学历，汉灵帝时曾任正地市级的长沙太守。
张仲景被后世誉为“医圣”，他医术高超，利用勤学苦练得到的本领，医好了很多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他医德高尚，看到河南疾病流行时，弃官归乡行医，为广大老百姓治病；他医道高明，写出了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是中国医学史上首次提出辨证论治法，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
它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所尊崇，而且为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法，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
”
社会关系
张仲景出生在东汉末期一个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
他从小就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立志长大后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公元161年，11岁的张仲景拜同郡的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是当时有名的医学家，他性格沉稳，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
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因而张伯祖很受百姓的尊重。
跟张仲景一同学医的，还有一个比他年长的同乡何颐，他对张仲景刻苦钻研医学的精神十分钦佩。
他曾说：
“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
”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
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生。
医圣神奇的治病故事
破迷信治精神病
古代封建社会，迷信巫术盛行，巫婆和妖道乘势兴起，坑害百姓，骗取钱财。
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非常痛恨。
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
病人家属听信巫婆的欺骗，以为这是“鬼怪缠身”，要请巫婆为她“驱邪”。
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的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
“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是受了较大刺激造成的。
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
真正的鬼怪是那些可恶的巫婆，她们是‘活鬼’，千万不能让她们缠住病人，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
”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为病人扎了几针。
几天后，那妇女的病慢慢好起来。
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
从此，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而是找张仲景治病。
最早使用肛门栓剂通便法
一次，有个病人大便干结，排不出，吃不下饭，很虚弱。
张仲景仔细做了检查，确认是高热引起的一种便秘症。
当时碰到便秘，一般是让病人服用泻火的药。
但是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如果服用泻药，他会经受不住。
但不用泻药，大便不通，热邪无法排除。
怎么办呢?
张仲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做一种新的尝试：
他取来一些蜂蜜并将它煎干，捏成细细的长条，制成“药锭”，慢慢地塞进病人的肛门。
“药锭”进入肠道后，很快溶化，干结的大便被溶开，一会儿就排了下来。
大便畅通，热邪排出体外，病人的病情立刻有了好转。
这就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的肛门栓剂通便法。
人工呼吸首创者
还有一次，张仲景外出，见许多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叹息，有几个妇女在悲惨地啼哭。
他一打听，知道那人因家里穷得活不下去就上吊自杀，被人们发现救下来时已经不能动弹了。
张仲景得知距上吊的时间不太长，便赶紧吩咐把那人放在床板上，拉过棉被为他保暖。
同时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蹲在那人的旁边，一面按摩胸部，一面拿起双臂，一起一落地进行活动。
张仲景自己则叉开双脚，蹲在床板上，用手掌抵住那人的腰部和腹部，随着手臂一起一落的动作，一松一压。
不到一个小时，那人竟然有了微弱的呼吸。
张仲景关照大家不要停止动作，继续做下去。
又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清醒过来。
这就是现在急救中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
坐堂医生的由来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
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所以对他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
张仲景不愿违背父命，因此在公元188年汉灵帝时，取得孝廉学历，进入官场。
公元196年，被朝廷派到湖南长沙做太守。
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
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
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
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
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
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相庆。
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自公元196年汉献帝开始，战乱繁频，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有三分之二死于瘟疫，其中又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
张仲景痛定思痛，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
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
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
公元205年，他到岭南隐居，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到公元210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伤寒杂病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公元219年与世长辞，终年69岁。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河南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鲁迅与车夫的几件小事
20世纪上叶的旧中国，人力车夫作为下层社会的一部分饱受歧视和压迫，甚至有大学教授说：
“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
”但鲁迅就在这个时候写下了震撼心灵的《一件小事》。
发表于1919年底的这篇小说，让人们感受到了高尚人格的力量：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这篇小说或许有虚构的成分，而实际上，鲁迅和车夫之间，曾发生过不少寻常而感人的故事。
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3年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
鲁迅痛感世道不公，人性扭曲，弱肉强食，无理可讲，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915年5月2日，“车夫衣敝，与一元”。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
1923年3月25日，“黎明往孔庙执事。
归途坠车，落二齿”。
此事在日记里述焉不详，但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却有补忆：
“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
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瞌睡，胡涂……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
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
”鲁迅言语间幽而默之，并无任何责怪之意。
而且这种事情无独有偶，1912年8月7日，“午归寓途中车仆堕地，左手右膝微伤”。
鲁迅对此也仅是轻描淡写而已。
后来鲁迅之所以对“坠车落齿”旧事重提，其实是为有关他缺齿的传闻澄清事实，以回击谣言和中伤。
20世纪20年代末，新兴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在国内发展，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以谋生的困境。
于是北京数千车夫组织暴动，上街捣毁电车，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许多车夫惨遭杀戮。
鲁迅在1929年11月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愤慨地说：
“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
”
夏日的上海天气炎热，柏油马路上如火烤一般，人力车夫们嗓子焦渴，有时连话都说不出来。
鲁迅和内山完造商定，在内山书店的门前设一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等随时饮用。
此事在鲁迅日记中亦有记载：
1935年5月9日，“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周晔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写了鲁迅晚年的另一件事：
一个寒冷的黄昏，北风呼啸，周建人一家三口去鲁迅家串门。
在离鲁迅家不远处，他们看到一个黄包车夫坐在地上呻吟。
原来他光着脚拉车，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片插进了脚底，鲜血淋漓，伤痛难忍，无法回家。
周建人问明情况，赶快跑到鲁迅家里，不一会儿，就同鲁迅一起拿了药和纱布出来。
“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来硼酸水给他洗干净。
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
”鲁迅还送给那个素不相识的车夫一些钱，嘱咐他在家多休养几天，并且把余下的药和绷带给了他。
鲁迅与车夫的这些事，对鲁迅伟大的一生来说，只是平凡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鲁迅对下层民众朴素而深沉的爱。
再高几厘米就会倒塌
魏源是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
人们常常称赞他博古通今、造诣精深。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英才。
这位英才的名字叫石昌化。
魏源15岁在县试中，认识了小他一岁的竞争对手石昌化。
主考官发现这两人年龄虽小，文章都属上佳。
因为难分伯仲，便将他俩同时“拔置前茅，赞为双璧”。
第二年，魏源和石昌化又同时参加了“府试”，分别获得冠军、亚军。
魏源能成功，绝对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甚至因为在书房里待得太久，连自己家的仆人都认不出来了。
石昌化在认识魏源后，感到自己的见识与学问与魏源还有一段差距。
一心争强好胜的他开始琢磨，自己该如何缩短差距，赶上魏源呢?
石昌化开始给自己加码：
魏源读书读到三更，那我就读到五更。
魏源读到五更，那我就通宵熬夜。
如此拼命的他没想到，“梅花没香苦寒枯”。
由于过分刻苦，石昌化患风寒引发痨病，进而呕血。
身体垮了，学业也就无从继续，这个早年与魏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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