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开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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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开展

第三章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开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国民党统治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走上先占农村,后占城市的道路,认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了解中间派别的政治主张。

通过观看教学资料片,补充课堂教学知识。

重点和难点:

国民党政权初期的内外政策和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中国革命是如何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中间政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与活动。

第一节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

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统治的形成

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事件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重重,他们经过激烈的争夺和混战,才在蒋介石的旗号下,取得了表面的暂时的“统一”。

(一)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

1、统一前的形势

经过北伐战争,大部分旧军阀的势力被消灭或被削弱,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乘机崛起,扩大自己的力量。

1927年革命失败后,国内反革命势力分布如下:

军事方面,汪精卫、唐生智(两湖、江西);蒋系、桂系一部分(占据宁沪一带);冯玉祥(陕西、河南等地);阎锡山(山西);桂系一部、粤军(两广);四川、云南、贵州(若干军阀割据,已挂国民党旗,站在蒋一边)。

政治方面,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

政客集团和军阀武力互相勾结,今天甲乙联合对丙,明天又乙丙联合对甲。

你争我斗,一片混乱。

2、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

当时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纷争,主要表现为宁汉两方面对立和争斗,其焦点是谁握统一大权。

1927年7月10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建议宁汉双方举行会议,解决“党内纠纷”。

7月24日,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回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同意“迁都南京”。

8月8日,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通电表示,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

正当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酝酿妥协之时,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告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其原因一是汪、唐等人力主“倒蒋”,声言维护武汉中央的“正统”;二是桂系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南京四周,李宗仁、白崇熹与蒋介石处于貌合神离,互有戒心的状态,甚至蒋系的何应钦也支持白的意见,让蒋下野;三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的战争打了败仗,并且日本连续增兵山东,蒋害怕帝国主义更大规模的干涉,因而采取暂避锋芒,伺机再起的策略。

蒋下野后,8月14日,南京政府中的胡汉民、吴雅辉、张静江、李石曾等人纷纷离宁赴沪,宁方的实权派落到桂系手中。

而桂系有联汪伐奉之意,而汉方又失去了攻击的主要目标(蒋)因而促成宁汉合流。

8月19日,武汉方面召开扩大会议,以党政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迁都南京”。

随后,谭延闿、孙科、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到达南京。

汪、陈以国民党中央的“正统”自居,,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宁汉纠纷问题。

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宁方的响应,同时,又遭到西山会议派的反对,并提出汪精卫应引咎辞职。

这时,汉方的谭、孙二人也倒向宁方,不再听命于汪。

9月13日,汪只得自认“防卫过迟”,“自劾下野”。

蒋汪下野后,孙科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得到宁、汉、沪三方的赞同。

9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委会。

9月16日,特委会成立。

由于特委会的实权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汪精卫没有得到实权,便回到武汉,与唐生智结合,于9月21日,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鄂、湘、赣三省,反对特委会。

宁汉合流重新变为宁汉对立。

到10月下旬,爆发李、唐战争,结果唐军失败,放弃武汉,桂系势力控制了武汉。

与宁汉再次分裂的同时,还有宁粤对立的发生。

9月底,汪派的张发奎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回到广州,打出“迎汪护党”的旗号,反对特委会。

在广东拥兵自重的李济深,为利用汪精卫的影响加强自己的地位,也通电迎任回粤,10月底,汪精卫到达广州,并同李济深、陈公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另树国民党中央旗号。

蒋介石下野,是一种以退为进,暂避锋芒的手段,意在观望形势,东山再起。

他于27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偕张群等到日本,以寻求支持。

在日期间,曾同日本首相田中进行秘密谈判,达成交易,田中提出,“在国际许可的范围以及日本利权不作其他牺牲的范围内,对你死也不惜充分的援助”。

蒋介石:

“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的同志,早日完成革命,排除国民的误解,而如果能这样做,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

”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

蒋于1927年11月10日,返回上海,蒋借各派之间的矛盾,东山再起。

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会后,又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经过二届四中全会,国民党的党政大权重新集中到讲一人手中。

在二届四中全会上,任命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的主席,实际承认各派国民党军阀割据的现状。

国民党蒋、冯、阎、桂各派取得暂时妥协之后,根据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限期完成北伐案》,再次举行“北伐”,同张作霖展开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

1928年4月7日,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开始北伐。

其中发生济南惨案。

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被炸身亡。

6月8日,阎锡山部进入北京。

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张作霖死后,南京政府对东北军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南京政府在名义“统一”了中国。

二、国民党政府初期的内政和外交

(一)内政方面

1、政治上实行“训政”,以党治国

蒋介石在全国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之后,便宣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要实行“以党治国”。

(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说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建立民国的程序。

他主张建立民国必须要实行这三个阶段。

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一面以兵力统一全国,一面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凡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就可以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

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使用国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开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就可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公布后,即“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了《训政纲领》。

指出,在“训政时期”中,由国民党“领导国民性是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由国民党“训练过民族间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这样,国民党的“训政”,完全剥夺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取代了国民大会,把政权和治权都集中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就集中到蒋介石一人手中,从而建立起代表大地住大买办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举国民政府委员、主席及五院院长。

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

至此,国民党反动政权组织形式已完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买办的专制政体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为了剥夺反蒋各派的借口,加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法西斯独裁统治制造“合法”的根据,便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

1931年5月5日——17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

中心议题是制定《训政时期约法》。

这个约法是国民党《训政纲领》的具体化。

共8章,89条。

主要内容:

第一,再次肯定了国民党中央对全国的绝对统治权,确定了国民党专政的体制。

第二,在中央与地方均权的幌子下,加强国民党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规定地方法规“与中央法规抵触者无效”,打击地方实力派。

第三,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国民政府主席统辖无缘,院长及各部会人选均由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免,“国民政府统率陆海空军”,蒋介石担任主席,实际上就纵览了一切,因此可以说,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人民无权,是这部“钦定约法”内容的最基本概括,并表明了蒋统治的加强和国民党由着重进行内部纷争转向着重“剿匪”。

此外,这次会议通过了《“剿灭赤匪”报告决议案》,约法的制定,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反动会议。

政治上,打击共产党,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后发出的“秘字第一号命令”,就是所谓“清党”,通令“缉拿”共产党领导人和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分子。

2、经济上整理财政和《土地法》等的颁布

①整理财政

为了稳定经济、筹措战争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举借内外债以外,就是以整理税务为主,整理财政。

关、盐、统三税,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大宗。

1927年南京政府发表关税自主宣言,然后与各国分别签订新约,实施关税自主原则。

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在名义上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

1929年,又修订了进口税则,将以值百抽五税率改为等差税率,自值百抽7.5起,最高达值百抽27.5,经过1928年的“改订新约”,国民党政府的关税收入有较大的增加。

除关税外,国民党政府还整顿了盐税,增加了统税(工业产品所课的出厂税)。

这些措施的死刑,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所如有了较大的增加。

②颁布《土地法》和《土地处理条例》

国民党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措施,一是增加田赋,如正税外,还有频繁增加的附加税。

特别还有田赋预征,四川一些地方预征超过30年。

二是于1930年6月颁布《土地法》,条文多达397条,核心是维护地主对土地的私有。

三是1932年颁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规定以前苏区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地主土地,“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的原则”,即重新确立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

3、军事上编遣军队和军阀的混战

①编遣军队

蒋介石在国民党占领北京后,为了削弱其他军事集团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打着节省军事开支,用于经济建设的旗号,决定编遣军队。

1928年7月中旬,蒋、冯、阎、李等在北平小汤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编遣全国军队。

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

会议正式成立军队“编遣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

会议通过的《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

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和海军各舰队由编遣委员会派员缩编外,全国划分6个编遣区,分别编遣4个接团军和东北、西南各部队;等等。

会议期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蒋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

其他军事首领则以种种理由企图少遣多编。

预备会议期间,冯玉祥提出一个有利于第二集团军的编军方案,蒋便暗示阎另提一个方案,与冯抗衡。

正式会议中否决了冯的方案。

冯便装病不再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加剧了个军事集团间的矛盾。

②国民党军阀的混战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既然是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那么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征之一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也必然伴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而不断发生。

蒋介石政权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过程。

1929年以后,大的军阀混战有:

1929年3月——4月的蒋桂战争,桂系失败。

1929年10月——11月,蒋冯战争,冯失利,退回陕西。

1929年12月——1930年1月,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战争。

1930年5月至1930年10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

双方投入兵力100多万,死30万壮丁,军费5亿元,冯、阎、汪完全失败。

这些战争,由于蒋介石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打败了所有同他相抗的对手,进一步控制了全国的权利。

此后,虽然反蒋势力仍然存在和活动,象东北、两广、四川、西北等各地仍保持半独立状态,汪精卫在不断与蒋分庭抗礼,(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但这些反蒋政治、军事势力都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决一雌雄的形势和实力。

(二)外交上对帝国主义的亲近、妥协、方针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因而在外交上必然采取对帝国主义亲近、妥协的方针。

1、对南京事件、济南惨案的处理

两个事件的处理,是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与帝国主义各国在政府一级最早举行的外交谈判,谈判的经过和所订协议,均突出暴露了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外交方针的妥协性。

南京政权建立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再次提出处理“宁案”作为与蒋介石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开端。

1928年2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和美国公使马慕瑞举行谈判。

交涉的结果是下令通缉“宁安要犯”共产党员林祖涵、向帝国主义“道歉”,象美国赔偿损失。

随后,英、法、意、日等国也依次办理。

对济南惨案的处理,也是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终结。

2、改订新约

也是南京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亲近妥协方针的一个体现

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要实行重订新约。

改订新约内容只限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

关于关税自主问题:

中国陆续日美、挪威、比、意、丹麦、葡、荷、瑞典、英、法、西、日缔结条约,原则上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提高了税率,但关税行政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税率的提高也仍有限制。

所以中国的关税权仍不能完全自主。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

英、美、德、日几个重要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未同意。

1931年5月4日,南京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但实施日期一拖再拖,最后并未实行。

3、“对俄绝交”和制造中东路事件

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对援助中国革命的苏联采取报复和仇视的政策。

1927年12月13日,蒋介石提出“对俄绝交”的主张,14日,南京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撤销驻各省之苏联领事馆,关闭各省的苏联银行、轮船公司和商业机构。

中东路事件:

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于1929年7月10日发动中东路事件,中方铁路负责人以武力接收由两国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逮捕和遣送苏方高级职员59人。

7月18日,苏联宣布对华断交。

8月,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

张的东北军校被打败。

12月,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事件以前的状态。

三、蒋介石政权的性质及统治特点

(一)性质

毛泽东指出: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

”这就是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依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政权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军事独裁性的特征。

(二)特点:

蒋介石反动政权既然是“新军阀”的统治,所以较之旧军阀的统治又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1、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利用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从事反革命事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历史影响去欺骗群众。

2、有一个政党形式的组织作为反革命的工具,严密的控制着对全国的统治。

3、新军阀的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曾不同程度地参加过革命,与旧军阀大过仗,有过一些革命的影响。

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作为他们反革命欺骗的政治资本。

4、北洋军阀时代,直、奉、皖三大系交替执政,控制实权。

从1912年——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的17年中,内阁更换47次,反映了日、美、英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央通知权的激烈斗争。

而新军阀则以蒋介石为首,始终控制了中央大权,并以美国侵略势力占优势,中央权力基本没有更迭。

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蒋介石才能以中央名义和雄厚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打垮各派军阀。

第二节苏维埃革命的开始

一、中国革命的低潮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由于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残酷镇压,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主要表现:

1、革命阵线缩小了。

国民党由四个阶级的联盟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革命军成了屠杀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很大的动摇。

“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

2、革命的主观力量遭到极大摧残,革命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大批的共产党员被屠杀,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离开了党,少数人甚至当了叛徒。

几个月内,共产党员由5.7万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300人,减少到几万人,近千人农会会员被打散。

3、工农运动转入防御,冷冷清清。

革命潮流低落了,但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

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统治在借机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中国仍然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

(一)南昌起义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会决定以党能够掌握的革命武装在南昌举行暴动,成立以周恩来委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当时,党中央所以决定在南昌一带组织起义,目的是发动土地革命和湘、粤、鄂、赣四省的秋收暴动,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与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结合,重新开辟广东革命根据地。

起义前,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情况:

我党控制的军队有原属张发奎第二方面

军的贺龙第20军,叶挺第11军的24师和周士第率领的第4军第25师。

这三支部队均被武汉国民政府派驻九江一带“东征讨蒋”。

南昌方面有朱德领导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

武汉方面有卢德铭、罗荣桓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原武汉国民革命政府警卫团),还有中央军事政治高校武汉分校等,总兵力约3万余人。

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空虚,兵力只有6个团约万余人。

(书上讲3000余人)。

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南昌起义的条件是具备的。

同时敌人正阴谋调动3个军对叶、贺部队形成包围之势,妄图吃掉这些部队。

军事形势十分紧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

7月28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成立,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

1927年8月1日,1时许,南昌起义爆发。

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即全歼守敌,胜利占领南昌城。

起义胜利后,随即成立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推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等7人组成主席团,发表《中央委员宣言》。

起义军仍沿用国民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成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郡,总兵力2万余人。

8月3日——7日,起义军按预定计划相继撤离南昌,准备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9月中旬占广东大埔、三河坎地区。

随后分兵,由朱德率25师留守三河坎,总指挥部率主力进军潮州、汕头。

下旬,占领潮汕后又第二次分兵,一部留守潮汕,主力西取惠州。

9月底10月初,起义军在汤坑、三河坎遭到优势敌人的攻击,损失严重,潮汕亦相继失守。

在此种情况下,根据中央指示,起义主要领导人分批撤离部队。

所留部队,一部分约1200人转移到广东的海丰、陆丰,与彭湃会合,开展游击战争。

一部分约2000人,由朱德、陈毅率领,有粤北转入湘南,进行游击战争,后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南昌起义的意义:

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树起了坚持革命斗争的光辉旗帜。

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失败的原因、教训:

由于缺乏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的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行北伐。

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的失误,最后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

(二)八·七会议

1、会议的召开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今后新形势下的方针,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还有中央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两湖代表共产国际代表等共20余人。

发表著名的《告全党党员书》。

2、会议的主要内容

八七会议主要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坚决清算了国民党高潮时期以陈独秀位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二)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规定了没收大、中地主和祠族庙宇土地分给点农机无地农民的原则。

会议通过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大纲。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明确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论断。

(三)成立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3、会议的重要意义

清算和结束了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的阶段。

但八七会议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滋长了“左”倾错误。

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二是没有恰当地估计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看不到革命已处于低潮,因而没有制定与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是强调暴动和进攻,而不懂得必要的退却。

(三)秋收起义

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秋收起义中最重要的一次。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起义部队由原武汉国民党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等地农军和安源工人武装所组成。

同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团,另外还有手边的夏斗宗的残部组成的第4团。

起义的计划是先分3路进攻平江、萍江、醴陵和浏阳,然后会攻长沙。

9月9日,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

在长寿街附近,四团突然叛变,一团腹背受敌,百人牺牲,两个营被打散。

9月10日,二团在安源其一,相继攻克醴陵、浏阳,但在浏阳被敌围攻,损失三分之二。

9月11日,三团从铜鼓西进,在攻占东门市后被敌人袭击,也遭到失败。

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战斗,到达湖南浏阳文家市。

毛泽东分析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式,指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主张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中去。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接攻击长沙”的主张,决定向湘赣粤边农村进军,开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转折。

(四)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这是一次工人和士兵联合的城市武装暴动。

参加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由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编成),约1300人,另有周文雍任总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3000人,以及第四军警卫团一部和郊区农民武装。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

起义于11日凌晨3时许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便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

6时许,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北征任政府主席(书时在上海,由张太雷代),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宣言和政纲。

起义是我党乘国民党粤桂军阀混战于梧州、肇庆之时举行的,起义爆发后,两派军阀立即停止争斗,集中5万兵力进攻广州。

经过3天3夜的英勇奋战,起义人民没能抵抗住敌人的镇压,最后遭到失败。

意义、失败原因:

这次起义表现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

但起义后没有及时将军队撤出广州,开往农村,致使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

留下的部队武装,后来分别到达东江和右江地区,参加了那里的武装斗争。

我党领导的三大起义,是中国革命战争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伟大开端。

几次起义的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革命的道路不是首先夺取敌人统治中心的大城市,而必须首先夺取乡村、走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除上述三大起义外,从1927年9月至1928年夏,共产党还在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福建、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的许多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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