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转型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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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转型8
晚清社会转型8
第八讲辛亥革命：
封建王朝向共和民国转型骤成
一、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立宪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背景与条件）
（一）民族危机深重：
列强对华侵略加强
1、掠夺中国路矿利权
20世纪初年，列强在华争夺路权的斗争十分激烈。
通过对铁路利权的争夺，帝国主义可以在输出“过剩资本”的同时，扩大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
1901——1911年10年间，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达14条之多。
通过借款或强行承筑手段，控制中国铁路运输业的命脉，由他们直接经营和参加管理的占全国铁路的93％。
1902年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旨意，制定《筹办矿务章程》,公然宣称：
“矿商之利，外人不妨共之”。
全国十几省区重要矿区相继被列强霸占。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机器采煤年产量600万吨，中国开采的不足40万吨。
2、日俄战争：
争夺中国东北（1904年2月6日——1905年9月5日）
爆发原因：
日、英、美不满沙俄独占中国东北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侵华联军相继从华北撤军，而沙俄十几万军队仍盘踞东北。
1902年4月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出东北，但沙皇政府拒不履行条约。
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不仅激起中国人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也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尖锐冲突，日俄矛盾迅速激化。
日本的侵略野心得到英美的支持。
1904年2月6日日本对旅顺口俄国舰队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
俄国海陆战俱败。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大连、长春至旅顺口铁路及其有关权益全部“转让”日本。
东北由沙俄一国控制变为俄日两国控制。
1905年12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
条约签订后，日本于1906年成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垄断南满铁路、抚顺煤矿。
关东都督府对旅顺、大连实行殖民统治。
（二）民众的灾难与反抗
1、灾难
（1）中外反动势力加紧压榨搜刮人民
《辛丑条约》巨额赔款，本息相加，每年需支付赔款2千多万两。
另有赔偿教堂、教士“地方赔款”。
1901—1902年，地方赔款总计2千万两左右。
其中山西220余万两。
1901年开始的新政也急需巨额经费。
1904年练兵一项就需白银1600余万两。
因此1900年后，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迅速增加。
再加上各地地方官吏乘机中饱私囊，以上“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
”人民负担比甲午战后成倍增加。
（2）教会势力乘机反攻倒算
八国联军入侵后，教会借口毁教堂、杀教民，索偿赔款，每州县或数万或数十万，且均限当时立办，不容延缓。
有的教民依恃洋人，狐假虎威，借机报复和抢夺财产。
2、反抗斗争
1902年到1911年，各地起伏生灭的民众反抗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
（1）义和团余众“反清灭洋”
1901年7月，直隶冀中地区雄县爆发祁子刚、韩有才领导的义和团余部的起义，明确提出“反清灭洋”口号，打击教堂，斗争坚持数年之久。
1902年3月，直隶广宗爆发景廷宾领导的“扫清灭洋”武装起义。
遍及24个州县，影响河南、山东，起义群众达三四万人。
（2）抗捐、抗税风潮
20世纪初年的捐税之多直接促成了抗捐抗税之多，“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
”1902年广西爆发抗捐抗税的多民族起义。
参加起义的有汉、壮、苗、瑶等民族。
起义波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
（3）抢米风潮
辛亥革命前十年，灾荒踵接，哀鸿遍野。
而奸商哄抬米价，积谷者任意居奇，致使米价暴涨。
于是而有饥民抢米、抢粮船、抢面粉厂、抢食品店、捣毁米店的民变。
抢米风潮同时发生于农村和城镇。
1910年4月长沙抢米风潮引起“举国震动”。
（4）工人阶级罢工、斗争
早期工人的罢工斗争具有明显的经济色彩。
主要是要求增加工资、索欠工资（反对克扣工资）和缩短工时、反对虐待。
如1902、1903年上海耶松船厂、四川成都兵工厂等。
但也有少数是带有政治性的。
如1905年，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为反对盛宣怀将该厂卖给日本资本家而发动罢工。
1901年—1905年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斗争约有25次。
3、晚清末年民变的社会意义——民主革命的基石
对于革命来说，晚清末年民变的最大意义在于推进形势发展，促成了清朝统治秩序的瓦解，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基。
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推动社会历史作用是通过统治阶级让步政策而实现。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莫不如是。
因此，农民群众反抗不过是历史前进不自觉工具。
但清末民变不仅以全面动乱把清王朝推入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而且民变中出现“力扶汉种，志夺乾坤”的口号，成为革命党人“驱除鞑虏”口号的回声。
在民变挖空旧秩序的墙脚之后，革命奋力一击．遂使封建帝制应声倒塌。
（三）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1、原因
一是“新政”期间，清政府实行“奖励实业”振兴工商的措施。
二是20世纪初年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
特别是收回利权和抵制美货运动，使民族资本纷纷投向工矿企业。
1903年后几年内，在“保路权”的呼声中，十几个省出现商办铁路公司。
三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加深，促使中国自然经济的更加解体。
由于上述原因，一些官僚、地主、商人积极投资开矿设厂、举办铁路轮船公司，遂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2、状况：
20世纪初年纺织工业、采矿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企业数量和资本总额增加
据统计，1895—1910年15年间设立的资本在10000元以上的厂矿共有326家，资本总额近1亿元。
企业数量和资本总额都超过1872—1900年28年间的一倍。
其中，1905—1908年间，新设厂矿238家，资本总额6129万元。
其中商办企业占3/4。
——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发展尤其迅速。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后又办通海垦牧公司。
荣宗敬、荣德生（宗铨）兄弟在无锡创办茂新面粉厂、振新纱厂。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京、津，冀、鲁一带发生粮食恐慌，荣氏兄弟贩运面粉北销，获厚利。
1902年遂在无锡与友合开面粉厂。
次年改为独资经营，名无锡“茂新面粉厂”。
1905年有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
至1922年，有福新、茂新面粉厂12个；振新、申新纺织厂4个，后申新纱厂增至9个。
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荣德生之子红色资本家荣毅仁1993年当选八届全国人大副主席2005年10月26日去世。
）
——采矿与交通运输业方面有一定发展。
与收回路矿权利运动相关，1906－1909年，4年内，采矿投资1300多万元；20世纪头10年间全国已有15个省成立商办铁路公司，总共铺设铁路422公里。
1901—1913年间，全国设立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超过20家。
张謇创办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
——金融业方面创设银行。
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开设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03年天津创办志成银行（官商合办）。
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大清户部银行（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国银行）。
1908年清政府又设交通银行。
此后又有商办或省办银行。
上述事实说明，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展，其中轻工业发展较为迅速，重工业则极其微弱。
并且民族工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依然微小。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艰难缓慢。
（四）中国资产阶级的成熟
1、“北周南张”资本集团的出现
20世纪初期，由于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中国资产阶级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此时出现了以启新洋灰公司为基础的北方周学熙资本集团，和以大生纱厂为基础的南方张謇资本集团。
南北两大资本集团形成，标志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北周”资本集团是在190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基础上发家的。
“启新”的前身是唐山细棉土厂，后经周学熙接收、改组、扩充为启新洋灰公司，成为旧中国洋灰生产重要基地，清末民初时期垄断国内市场。
1907年“北周”集团创办滦州煤矿；1912年与开平煤矿合并为开滦矿务局。
至1921年前后，“北周”资本集团还拥有京师自来水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普育机器厂、滦州地矿公司、华业棉业公司、华新银行等企业，并一度控制长盐垦务事业，形成一个“包括水泥、煤炭、纺织、机器制造、自来水、玻璃、金融保险、农垦等多部门和综合性的资本企业集团”。
“南张”资本集团是在1895年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的基础上发迹的。
至20世纪20年代，由一厂发展为四厂，资本由初创时原始资本44万多两发展770余万两，纱锭由2万多枚发展为15万枚。
并在南通地区“先后创办了大小近代企业48个，包括冶铁、机器、日用品、食品、交通运输、银行、码头仓库、服务性行业等门类”；还在苏北沿海各县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成为一个以棉纺工业为中心的规模大、门类全的近代资本集团。
2、商会的涌现
20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形成区域性的联合，建立商会之类的社会团体。
1902年上海率先成立商务总会。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的同时令各省设立商会。
此后天津、北京、苏州等地商会相继成立。
随着全国各地商会的普遍建立，至1913年成立中华全国总商会联合会。
各地商会不仅成为协调城市原有各业行会组织的经济活动、参与管理地方事务的得力机构，而且因为参与地方自治和敦促清政府实行宪政等政治活动，而提高社会威望。
资产阶级利用商会进行有组织的参与地方或全国性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成熟与真正形成。
在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会组织中，领导权大都掌握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手中。
由于他们寄希望于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便参与政权，保护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并谋求进一步发展，反对可能会使自己的资产遭受损失的暴力革命，于是，立宪派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
资产阶级中下层虽然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比较强烈，但软弱的地位使他们惧怕风险，往往在政治上唯上层人物马首是瞻，成为立宪运动的追随者。
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自诩为“中等社会”的代表，自觉肩负联合下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的历史重任。
总之，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熟，为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创造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
（五）资产阶级爱国运动的开展
1、拒俄运动（1903）
1903年，为反对沙俄霸占东北，中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1900年7月沙俄出兵强占东北，妄图建立黄色俄罗斯。
1902年4月沙俄被迫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军队分三期撤离东北。
然而一年后，沙俄不仅没有撤退，反而提出7项无理要求，妄图长期占领东北。
全国大哗。
上海、北京、武昌等地爱国人士集会抗议，学生罢课示威。
留日学生也在东京召开有500人参加的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学生军愿作先锋与沙俄血战到底。
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却秉承清命令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拒俄义勇队”，压制运动。
2、抵制美货运动（1905）
1868年蒲安臣率中国代表团出访美国，擅自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
其中准许华工赴美国。
此后数十年间，美国从中国诱骗10多万华工开发西部矿产和修筑铁路，促成美国西部繁荣。
19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不断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资本家煽动排华。
1894年美国促使清政府订立《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赴美华工作种种苛刻限制。
1904年十年条约期满，理当废除。
清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为修改条约与美国政府磋商，却遭无理拒绝，由此掀起大规模反美运动。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号召抵制美货。
全国人民奋起响应。
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后，遭到美国政府的威胁。
在美国压力下，8月21日，清政府下令镇压。
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妥协，曾铸顶不住强大压力，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表示不再参与运动，中下层与广大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直至1906年。
3、收回路矿利权运动（1903）
1898年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4000万美圆，由美国人承筑不得转让给他国。
1902年美国将2/3股票售给比利时商人。
1903——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兴起，675万美元赎回三水——广州段自办。
1909年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议定湖广铁路借款。
湖南绅商民众首先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
1909年末和1910年初清政府先后准许两湖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商办，实际上没有废除借款合同。
1911年铁路风潮演变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粤汉铁路的收回，开创了“赎路自办”先例，对其他各省人民起了鼓舞作用。
京汉、津镇、沪杭甬等路预定通过省份的爱国人士也都提出收回路权，改归“商办”的要求。
收回矿权运动。
山西、四川、安徽、山东等地相继收回一些煤矿、铁矿的矿权。
1898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主持并经过总理衙门批准，与英商福公司订立合同，由该公司开采平定、盂县、潞安、泽州以及平阳府属各处矿产，以60年为期，实际上是把山西煤矿出卖给外国人。
1906年山西人民开始收回矿权运动。
当年9月，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痛心于争矿运动久无结果，在东京蹈海而死，留下万言绝命书，揭露和控诉总理衙门和山西巡抚媚外卖国的卑劣行为。
英国福公司在山西人民爱国反帝斗争的压力下，表示让步。
1908年山西矿权收回后，在阳泉成立了保晋矿务公司。
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促进资产阶级运动发展。
（六）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崛起
20世纪初，中国出现近代知识分子群，与清政府举办新政有密切关系。
至1911年全国新办的各类学堂达5万多所，学生达150多万人。
与此同时，出国留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不仅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偏远的四川省所辖l00多县，每县都派有留学生。
此外，还有大量的自费生。
其中尤以去日本留学人数最多。
1901年留日学生200多人，至l906年达13000人。
与戊戌年间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知识分子相比，20世纪初新型知识分子有自身特点：
宣传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科举出身的封建士大夫，他们人数较少，影响较窄。
主张采用改良渐进方式挽救国家。
新型知识分子大都在国内新式学堂或国外接受较为系统的西方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教育，人数众多，影响面广。
加之亡国危机更甚，民主潮流激荡，主张变革清王朝专制体制的热情更为急切高涨。
其政治主张包括君主立宪和反清革命两类。
并且人数都不少。
1911年2月23日黄尊三的一段记述为例：
“晚，（熊）芷斋来谈，多为处世之言。
余询其对国事之主张，则不能明白答复，只云立宪即足救亡。
余谓立宪不过一种制度，制度之运用在人，今之政府，能运用立宪之制度乎？
吾殊未之敢言。
况立宪之空名，政府亦未敢轻与。
以余拙见，简直说非革命不可。
熊君听予言革命二字，勃然变色曰：
宋[月逐]初素称革命巨子，今日尚不言革命，汝辈何幼稚乃尔，可谓不知时务。
余日；宋之言革命与否，非余所敢知，不能以宋某个人不言革命，使天下人均不言革命，足下未免太迷信[月逐]初；而轻视天下人，况[月逐]初未必真不言革命也。
足下盖中立宪之毒而于国情为昧昧也。
熊君闻余言愤甚，欲继与余辩，下女报客来，而余二人之谈判遂中止。
”（《三十年日记》留学，第316页）
黄尊三、熊芷斋当时同在日本留学。
20世纪初期的留学生是中国政坛的晴雨表。
过去有关辛亥革命著作大都强调了留日学生的革命化，其实那十年前后留学日本的两三万人中，持熊芷斋这种态度、坚主立宪的人比比皆是。
前此，胡汉民所说“其学业将成而自命前辈者，辄畏言革命，且信仰至日本维新立宪而止”（《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2页，），就是指的熊芷斋这类留日学生。
二、立宪运动与反清革命并举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一）立宪与共和两种政体模式的竞争
资产阶级两翼是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两大动力。
为中国选择道路分别是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之于社会，如燕鹊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
革命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变旧质为新质；改良则是以渐进的斗争形式椎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
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
1、康有为与孙中山：
相互交替的两个历史阶段
——以改良为主革命为次的康有为时代——
1895——189819001906—1911
上层-改良--君宪——公车上书—百日维新——自立军起义——立宪运动
资 互不干预1900年以后争夺1911年合作
中下-革命-共和-兴中会-广州起义——同盟会成立论战——辛亥革命——民国
1894 18951905—1907 19111912
——革命与改良由并峙到胜利的孙中山时代——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设想也被击得粉碎，此时资产阶级的两翼便开始登场。
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发起维新运动；革命派组织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
强学会以改良为依归，向皇帝上书请愿；兴中会则以革命为宗旨，要把皇帝拉下马。
它们分别举起改良与革命两面大旗，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
同时登场的这两股新的政治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自己的时代。
（1）以改良为主革命为次的康有为时代（1895——1898）
1895年5月“公车上书”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改良派被时人看作“新党”。
其变法活动以北京、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为枢纽，有风靡全国之势，给人以开创局面、迎接富强的希望。
此时兴中会仍只是在海外华侨中和港粤之间联络，被士流目为“乱党”。
直到1900年10月惠州起义，也无全局性影响，显然居于次要地位。
戊戌政变把改良运动从顶峰上推落下来，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
尽管康有为为中国社会选择了变法维新之路，但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选择康有为。
随之，改良运动退出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
经过自立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清朝腐败兜底暴露，革命声势日涨，逐步成为时代的中心。
（2）革命与改良由并峙到胜利的孙中山时代（1905——1911）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三民主义也公之于世，并扩大武装起义和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此时的革命虽已成为时代主流，历史却并没有一边倒。
日俄战争以其出人意表的结局极大地影响一代中国人的思想。
许多人认为俄国之败于日本，是专制败于立宪。
于是皆以立宪为挽救清朝、振兴中国惟一途径。
活跃于立宪运动中的是戊戌时还不太露头角的张謇等人。
以他们为主体而连续出现的抵制美货运动、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显示了立宪派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声势。
这种基础和声势说明改良还没有走完自己的历史路程。
因此，在革命成为时代中心之后，立宪派又成为与革命派横向对峙的政治力量。
2、立宪与共和：
两种政体模式的争夺
（1）1895—1900双方各行其道互不干预
改良派与革命派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互不干预，且以互为中国的前途履险而默认。
1896年冬，横滨华侨倡议组织子弟学校，徐勤抵日与孙中山“时相过从，引为同志”。
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建“保救大清皇帝光绪会”，梁启超在横滨。
当时梁启超也认为要救中国，不经过一次“破坏”是不行的。
因此在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来往密切，有赞成革命之意，一度想联合立会。
但为康有为阻挠。
（2）1900—1911双方争夺激烈
1900年因自立军的宗旨矛盾，兴中会的毕永年与唐才常激辩而去，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章太炎也割辫明志，开始表露出二者的“道不同，不相谋”。
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公开宣布：
“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移位。
”明确地划分了革命和改良两个阵营的界线。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用更加尖刻的语言说明二者的对立；揭开大论战序幕。
1905年至1907年以《民报》和《新民丛报》各为一方的大论战，表明此时两派走向全面对峙。
前此的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变而为革命与改良两种道路的冲突。
革命派的反清武装起义在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后逐渐频繁。
与此同时，立宪派由少数人的局部的立宪活动，至1910年末发展而为数十万人的全国性大请愿。
20世纪初年革命与改良由纵向的递嬗变为横向的对峙，还有外来和内在两个原因。
就外来因素而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可以采取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
这种情况决定了两者都能用自己的逻辑来说服一部分爱国的中国人。
然而中国究竟应采用哪种模式，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而是由特定的时代、国情、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决定的。
戊戌后，立宪仍是为人们憧憬的新图案。
人们深信老髦的慈禧总赛不过年富的光绪。
当革命以破竹之势行进的时候，立宪在中国的实现也不是全无可能的。
特别是对那些从旧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
其一，日俄战争之后，孙宝崎、张之洞、袁世凯先后吁请“变更政体”、推行立宪。
其二，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遍及16个省，牵动数十万人，显示立宪社会基础。
其三，出现改良派后劲人物。
张謇没有康有为那么多理论，但更富于策略更有才干。
以上三者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安排。
它们为立宪派的目标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条件。
然而，可能实现的东西最终并没有实现，革命以先声夺人之势推翻了帝制。
造成这一结果除了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势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契机：
一是清王朝用假改革欺骗历史的结果是遭受历史惩罚。
二是民变以动乱的形式为革命创造了社会环境。
可以说，革命和改良对峙中，下层群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抉择。
3、立宪派与革命派：
不同一性中存在同一性
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在反帝反封建要求下产生的一对矛盾，二者的并峙表现了它们的不同一性。
但这种矛盾反映的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在改革方式和道路上的分歧，对立的双方都在为沉沦中的中国寻求新的出路，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近代化的制度，因而又具有同一性。
所以说，复杂的社会环境及历史条件决定了两派在互相对立中又互相联结，在不同一性中具有其同一性。
革命派与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都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坚决的反抗宗旨，同样表现出软弱性。
一方害怕革命引起列强干涉而召瓜分之祸，一方则认为革命在于谋国家之独立可以避免列强干涉，但都想从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使中国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革命派与改良派都向西方学习。
双方对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说、进化论等学说的理解和运用，一方得之为渐进量变，为君主立宪；一方得之为跃进质变，为民主共和。
但毕竟两派目的都在于冲击中国的旧学，引导中国走革新之路。
革命与改良两派都把中国的出路寄托于实现资本主义，因此反封建同是二者的奋斗目标。
但在反封建这个大目标上，立宪派与革命派有较大的差距。
主要是如何对待代表封建统治的清朝。
革命派要把皇帝拉下马，而改良派在反封建的同时又带有某种保留。
但是，君主立宪毕竟是资本主义体制，不属于封建主义体制，立宪派对封建诚然有较大的妥协性，毕竟又是反封建的，这是它与革命派具有同一性的基点。
立宪派与革命派，除了在社会基础、政治背景、理论指导和反封建这个总目标上都有若干联结外，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不仅改良派的斗争有全局性影响，是时代的呼声，而且两派在爱国革新的要求下，都为中国的处境而冒险犯难。
兴中会的参与自立军起义，就是这种合作的明显标志。
武昌起义，革命派以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至此，立宪派也是一片共和呼声。
革命派接纳了他们，他们表示趋从革命，可以说是潜在的同一变为表面化的同一。
当革命党人以为“破坏告终，建设伊始”的时刻已经到来，倡议发展实业，以厚民生，立宪党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积极响应，组织协会，筹建企业。
凡此种种，表现了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想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在清末，革命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三角关系中，
革命派一面要发动武装椎翻清王朝的战争，一面要从政治路线上同立宪派作斗争；
反过来，立宪派一面要花很大的气力对付革命派，另一面为了实现立宪的政治目标，仍要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争夺；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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