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传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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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传播
第十一章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传播
解放战争时期，宁波新闻传播业再次得到迅速发展。
在宁波国民党统治区先后存在报刊50余种，通讯社16家。
大部分报刊和通讯社在动荡的时局下步履维艰，存在时间不长。
为了生存发展并与其他报刊竞争，《宁波日报》等走上了企业化的经营之路。
在浙东革命根据地，中共浙东四明工委和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也先后办有《四明简讯》和《浙东简讯》等报刊。
第一节浙东根据地的新闻传播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和大批地方干部于1945年10月初撤退到苏北、山东，留下少数干部原地坚持。
浙东区党委根据华中局1945年9月22日电报指示，在迅速部署部队北撤的同时，做出了坚持原地斗争的部署，决定留下部分熟悉地形、民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树立党的旗帜，依靠山地，组织短小精悍的秘密武装，以便在严峻的环境里亦能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同时决定，改党委制为特派员制。
区党委分别任命刘清扬、邢子陶（不久去苏北）为中共四明特派员，王起为中共三东（奉东、鄞东、镇东及舟山）特派员。
谭启龙还要求刘清扬留下一部分武装和一部电台，在四明山区隐蔽坚持，领导坚持原地斗争。
四明、三东特派员分别隶属华中分局领导。
1947年5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在四明山区的慈南南山草茅庵把分散的游击小组组织起来，建立了小型武装。
此后，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人员不断扩大。
1947年春天，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了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反攻的喜讯，创办了《新华电讯》。
主要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讯，编成油印的小册子，在浙东革命根据地发行。
1948年2月，根据浙东临委指示，四明工委决定创办工委机关报《四明简讯》（油印报），由工委委员薛驹分管，乐子型、梅寒白、徐炎先后任负责人。
报纸于3月下旬正式出版，初为8开4版，不定期，油印，具名“浙东出版社出版”。
由于通讯网尚未建立，只能转抄新华社电讯，地方新闻的稿件很少。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只出了10多期。
每期发行数由200份逐步增至500份。
11月起，根据浙东临委和四明工委指示，通过受共产党控制的几个邮电局代办所，把报纸发行至国统区，在青年学生以及国民党下层官兵中秘密传阅。
《四明简讯》以报道全国时事政治新闻为主，地方版为及时报道本地新闻，共配有50余名通讯员，分布在各地，重点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暴行和卖国行为，同情人民的疾苦，宣传自发暴动运动等，还开辟了“解放区”、“部队生活”、“蒋管区”、“副刊”等专版或专刊。
1949年四五月间，大量介绍党的城市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并宣传入城部队遵守纪律的范例。
《四明简讯》是在游击区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山岙里办的一份报纸，印刷用的纸张和油墨都要通过封锁线从宁波或余姚城区购买，尤其是收电报用的电池更是敌人控制的商品，往往要通过地下党辗转设法才能买到。
社址初时设在慈南杜徐村山上，后经常搬迁，1949年2月22日，敌人袭击慈南梅岭墩报社社址，致工作人员2人牺牲，3人被捕，纸张、器材均被洗劫，但报纸停刊57天后又继续出版，直到5月宁波解放时终刊。
共出版66期，增刊20余期。
1948年8月中旬，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率主力武装——“钢铁部队”挺进台属。
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新地区的开辟，对宣传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10月12日，浙东临委决定：
将新浙东出版社发行的《四明简讯》改为3日刊，并积极加强其通讯网及发行组织建设，以加强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宣传。
此后，《四明简讯》由8开4版不定期改为4开4版3日刊，发行量也从200多份增至500多份。
《浙东简讯》，1949年3月15日创刊，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地址在诸暨斯宅蒋家坞村。
油印，3日刊，8开4版，偶尔2版，新华出版社出版。
通过各地通讯员秘密发行。
负责人乐子型、梅寒白。
发行量300~400份，最后1期1万余份。
第1版国内要闻，2版地方新闻，辟“解放区”栏目，3版国际新闻，4版“浙东副刊”，辟“人民英雄”、“半月画刊”等。
1949年四五月间，增“城市政策学习”特辑，出铅印“号外”6期。
杭州解放时印号外1万余份。
5月16日停刊。
《战斗报》，1949年3月创刊，浙东战斗报社主办，8开4版，不定期出版，油印。
报道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及各地相继解放的消息。
《农民报》，1949年4月创刊，浙东农协总会筹备会主办，8开4版。
报道翻身农民积极支援前线作战，迎接全国解放的消息。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1．革命根据地的政党报刊作为党的喉舌，联系群众的纽带。
在宣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革命群众英勇战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上起到重要作用。
浙东革命根据地报刊以报道全国的时事政治要闻为主，《新华电讯》、《四明简讯》、《浙东简讯》均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反攻战绩，解放区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和支援前线的活动，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工人学生反内战运动等消息”[1]。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四明简讯》每期拿出一定的版面，有重点地报道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上取得的辉煌战绩。
为使《四明简讯》具有地方特色，并及时反映各地的斗争情况，四明地区根据临委指示“要委派专人负责收集及供给具体斗争之新闻指导、特稿、副刊、文艺稿件。
”县区两级及重点乡村和部队中队以上党组织都确定专人担任通讯员，全地区共发展了350多名通讯员并建立了通讯网络，本地区的新闻也占有一定的篇幅，而且逐步增多，以后专辟地方版，报道本地新闻。
对地方新闻的报道，报社对通讯员提出的报道重点是“以我军的胜利消息，蒋匪暴行，蒋匪卖国行为，群众自发抗暴运动，人民疾苦，人民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
《浙东简讯》也在国内要闻版中转载新华社电讯，报道全国解放战争形势。
地方新闻版中报道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
《四明简讯》和《浙东简讯》还开辟了许多专栏、专刊或专版，有重点地报道解放战争形势。
《四明简讯》的“解放区”专栏报道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支援前线的热潮；“蒋管区”专版则揭露国民党统治区抓丁、征粮、镇压学生运动，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情况；“部队生活”专刊中反映了解放军军营生活情况。
对国际新闻也开辟了专刊报道，发表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作为革命斗争的参考。
《浙东简讯》也辟有“解放区”栏目，“浙东副刊”，设有“人民英雄”、“半月画刊”等栏目、专栏。
1949年4～5月间，增辟“城市政策学习”特辑，还曾出过6期号外，刊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等重大新闻。
《四明简讯》在宁波临近解放的1949年4～5月间，大量刊登介绍城市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并宣传部队遵守纪律的范例，以辅导干部、战士迎接解放，实行工作环境的转移。
2．革命根据地报纸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教育、学习工作。
浙东根据地临时党委非常重视利用报刊的进步文艺作品引导群众，坚定胜利的信念，迎接全国解放的早日到来。
浙东革命根据地报纸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军事围剿与文化封锁的残酷环境下，尽一切可能利用这块舆论阵地发挥宣传与学习作用，提高军民的文化素质。
在报纸上充分运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把革命精神与战斗意志有机地融汇起来，既丰富了战斗生活，也获得了艺术陶冶。
《四明简讯》设立了一个“四明副刊”，刊载通俗文艺、连环画等，常以喜闻乐见的民间小调，如“杨柳青”、“马灯调”、“五更调”等形式，编写游击区的各种斗争实情和日常生活。
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利用报刊丰富干部战士的文化生活，为坚守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迎接全国的解放起到积极作用。
3．浙东革命根据地临时党委非常重视报刊的发行工作。
《四明简讯》初期主要依靠各地武装组织送发，1948年10月后，发行范围扩大，根据地临委指示：
“今后发行工作，应通过行政关系，责成各地武工队、民运队、地方工作同志，随时迅速地在各地区张贴及分发给各地、各阶层，包括各地开明及反动士绅、蒋匪官兵、官吏及学校、机关等。
”要求《四明简讯》“更好地组织发行，要利用邮政航船及一切交通工具把宣传品报纸发行到敌据点去……各区武工队将散发宣传品作为经常工作之一”[2]。
《浙东简讯》通过各地交通员秘密发行，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0000份。
《四明简讯》、《浙东简讯》等革命根据地报纸在物资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在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坚持出版，把党的声音，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到战士和人民中去，在对敌斗争，迎接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干部。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办好报纸，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迎接全国解放。
在宁波新闻史上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笔。
注释
[1]《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第116页
[2]《四明简讯的出版与发行》，载《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史料》第三卷《迎接解放》第85页
第二节《时事公报》的复刊与停刊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金臻庠返回宁波，准备重整旗鼓，复刊《时事公报》，但却遭到国民党鄞县党部的横加阻挠。
1946年金臻庠只好以《宁波时事公报》的报名出版，几经挫折，改名后的报纸仍以“为民喉舌”的办报宗旨面向读者。
在政治倾向上更加追求进步与民主，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及其要求，并与共产党员有了较多交往，在思想上日益倾向共产党的主张。
为了与宁波其他报纸竞争，金臻庠在报纸编务上做了一些改革：
自置照相制版设备以美化版面；开辟国内新闻专电，争取自己有撰稿权；在上海设立专用电台，并派驻专职记者，拍发快讯专电。
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时效。
沦陷前的《时事公报》又回到宁波人民的手中。
《宁波时事公报》始终支持工人运动，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1946年12月，镇海工人罢工，该报连续两天在地方新闻中以重要地位长篇登载了罢工的起因及处理情况，站在工人立场上言事。
1947年五一节后，宁波织布工人不堪忍受厂方剥削愤而罢工，《宁波时事公报》把罢工原因，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公之于众。
此举引起资本家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憎恨。
社长金臻庠却说：
“今后还是持公道立场，同情工人苦难。
”[1]
《时事公报》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坚持正义，倾向进步，所聘人员不少是进步的文化人，如庄禹梅、乌一蝶、蔡竹屏。
解放战争时期，立场和思想倾向共产党，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报纸同情革命，行动上积极向共产党组织与人民靠拢。
在编辑室里，不少编辑、记者是共产党员或是倾向共产党主张的进步人士。
对于进步人士庄禹梅等人，金臻庠不但不对其猜疑，还大胆地重用他们，且以诚相待。
他还亲自撰写宣传苏联革命的文章，并将副刊“珊瑚网”改为“四明山”，当时四明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
这些细微的变化表明《时事公报》确实是在用实际行动向共产党领导的光明方向转变。
《宁波时事公报》复刊三年，深得民心。
金臻庠力图发展，准备在中马路营业部原址扩大建立新办公大楼，说明《宁波时事公报》已经向企业化经营迈进。
由于报纸已经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8年10月24日被国民党当局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勒令停刊。
有关《宁波时事公报》被勒令停刊的事件当时的《宁波日报》曾以《时事公报奉令停刊》[2]、《支持时事公报复刊，决议电请内政部收回成命，并推派代表慰问该报同仁》[3]为题进行了报道。
前者为：
“本埠《宁波时事公报》，因于8月26日刊载镇海保警中队王佐周部叛变消息，顷层奉内政部代电，引用出版法第24及26两条规定饰令停刊。
该报遵于今（25）日起停止发行。
从此本埠失一历史悠久报道灵敏之报纸，文化界深表惋惜。
”后者为：
“鄞县新闻记者公会为本埠《宁波时事公报》奉令停刊，昨特召开全体理监事，开紧急会议。
对《时事公报》被停均表同情与支援，经决议之点：
（一）根据本案申述理由，电呈内政部请求收回成命；
（二）根据本案事实，申述理由呈鄞县县政府既二区专员公署复查转报；（三）根据本案事实经过，通电省记者公会，既本省各县记者公会一致支援；（四）派代表慰问《时事公报》全体同仁。
”本为正常报道，内容也属确凿，只因涉及国民党的某些不可告人之“秘密”，国民党当局不敢把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以“报道失实”的罪名而勒令停刊。
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民党压制民营报纸、钳制舆论的霸道行径昭然若揭。
也可看出《时事公报》在反映民众舆论，代表人民呼声的报道原则上是与国民党新闻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为了说明事实真相，表达报纸遭到查封的义愤，《宁波时事公报》在8月24日的报纸上刊登《本报停刊启事》和《金臻庠启事》。
《本报停刊启事》说：
“本报创设近三十年，平日以直言于忌，怨尤自多，此事近因，虽为如上云云，而远因非实别由所在。
复版以来，忌者愈多，中伤诬讦，无所不至，甚有加以某党派之名，架捏罗织极尽能事，申请登记之遭压搁，以至卒有今日之事，实皆由此。
但本报一息尚存，自必奋斗到底，非为以报纸争生存，乃为全社会争正义，除向内政部依法声辩外，特将详情披露如上，邦人君子希垂鉴焉。
”另外《金臻庠启事》也强烈表示“自当依法具文，向内政部声辩要求收回成命，万一不获所请，自后当以在野一之身，仍为桑梓尽力，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
经过不懈努力，1949年1月26日鄞县县政府转内政部批准《宁波时事公报》复刊电：
“……查宁波时事公报未经核准重新登记，凭旧证擅自发行，核典清查缓证办法之规定不合，尤以复刊后刊载不确实军事消息摇惑人心，违反出版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部依法予以停刊处分无不当。
惟前准贵府三十七府警刑恕代电申述，该报摘奸发伏，对社会贡献颇多。
创办人金臻庠确系思想纯正，业经地方公正士绅保证应请免予取缔慰舆情等。
由到部复查该报此次奉令停刊后，地方机关团体纷请收回成命，即准查明确系请求人之自动而非该报所发动。
具征该报尚能适应地方需要，为俯顺民情，维护文化事业起见，姑准复刊……”但金臻庠并没有复刊《宁波时事公报》。
个中缘由，一是金臻庠认为国民党政权行将覆灭，若复刊《宁波时事公报》，将来政权更迭，有可能被共产党视为国民党报刊，再遭查封；二是金臻庠对共产党久怀好感，准备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再行复刊。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又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复刊，实为宁波近代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件憾事。
注释
[1]《宁波文史资料》第10辑，第31页
[2]《宁波日报》1948年10月25日
[3]《宁波日报》1948年10月27日
第三节解放战争中的《宁波日报》
一、对解放战争的报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宁波日报社迁到城区。
1946年春，由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主办，县党部书记沈明才兼任社长，倪维熊辞去了主编职务，编辑部由编辑主任王兴汉主持。
1947年於凤园任社长，是年冬，王文翰收买了《宁波日报》，担任董事长，鄞县县党部书记长汪焕章任发行人，沈友梅任社长，陈英烈任总编辑。
原出对开一大张，后增加半张，增辟“东南西北”等版面，电讯增加“本报专电”。
1949年5月，宁波解放前夕，沈友梅、陈英烈离甬赴台，留守职工改出《宁波新报》，迎接解放。
《宁波日报》是鄞县县党部的机关报，为国民党的喉舌。
反共是这张报纸的基调。
抗日战争胜利后，它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在四明山“剿共”，特工机关搜捕中共党员、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以及国民党宁波当局镇压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消息，传播反共言论。
副刊“波光”、“季候风”、“东南西北”及“每周文艺”，虽偶有好文章发表，但总掩盖不住它本来的面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解放战争就此开始。
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向东北运兵，另一方面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国民党政党报刊再一次背弃了抗日联盟的统一战线，立场、言论随之发生逆转，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大肆攻击，为国民党发动内战进行辩护与掩饰。
国民党企图实行独裁统治，一党专政。
与曾一同坚持抗战的共产党逐渐显露出隔阂与敌视。
由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发生摩擦到发动军事进攻，继而妄图消灭共产党政权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与抗战时期相比，此时的《宁波日报》之立场、观点、方针政策紧密追随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指挥棒。
国民党已经变得腐朽没落，不再代表国家的利益和人民愿望，反而与人民为敌，与共产党所代表的正义力量为敌，其政党报纸也落入腐朽反动。
对于发生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报道的出发点和立场已发生倾斜。
往往是所报道内容与实际事实是矛盾或相反，严重背离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准则，指鹿为马，混淆黑白。
这是国民党机关报追随国民党政权的可卑下场。
国民党与人民争夺胜利果实，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内战。
初期，还装出一副希望和平的架势，却时时寻找机会，制造磨擦，把破坏和平的罪名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是妨碍国家统一的拦路石。
新闻《内战即可避免，与共党商谈成功》[1]写道：
“继续商谈后，双方就彼此原提有关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之方案，已商得同意，并依照双方同意之方案……商议实施。
”而在假和平的幌子下，国民党当局却明目张胆地派出军队抢夺地盘，出动飞机，空运军队到东北，破坏和平。
新闻《我首空运东北部队昨由北平飞抵长春，杜长官聿明视察阜新各县》[2]：
“我首批空运部队，今午由平飞抵长春，此为历史上空运大批国军至东北之开端。
后续部队将陆续飞来。
”另有新闻“杜长官聿明，今晨乘专车沿义县清河门向阜新县视察。
”真是不打自招，发动内战的迹象已非常明显。
新闻《国军进驻营口，东北行营移设锦州，熊主任等均已到达》、《蒋夫人抵达长春，行营及苏方筹备盛大欢迎》[3]、《国军进入沈阳，市民盛大欢迎》[4]，表明国民党增兵东北，准备内战的阴谋企图已昭然若揭。
同时《宁波日报》以污蔑的口吻报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连续刊登《各地共军活动》、《共军活动情形》等新闻，意在监视和限制人民武装。
社论《停止冲突策》[5]，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一边。
社论《苏北问题》[6]，社论《猛醒吧！
祖国经不起折腾了》[7]把所有罪责都归于共产党：
“华北共军的毁路，决堤，以及所谓的‘三光’政策，损人利己，无所不用其极，迹其用心，简直在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做儿戏，过去敌人不曾破坏的，现在自己来破坏。
”对于这些污蔑诽谤之词，稍有眼光者，一看即明。
《宁波日报》一方面为国民党军队吹嘘打气，一方面污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近一年来，国军在苏北的军事优势显示该方面共军的阵脚已经动摇，尽管共军不肯死心塌地，从鲁南调集军队南下增援，但是以合围姿态前进的国军，仍照着预定计划四面推进，共军的一切努力，预见都无补于颓势的挽回。
”诸如此类的污蔑不实之词，都是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舆论，掩盖其战场节节失利的事实。
在积极报道反共反人民的同时，《宁波日报》却颇有好感地报道美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妄为的新闻。
《美军开青岛驻防》[8]是出卖国家主权行为的又一力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却步步退缩，美国政府开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动用武力来华支援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军作战。
《美众院发表重要报告，主全力援助中国，谓华北共党胜利较欧局尤严危，中国命运将决定全世界之命运》[9]一文认为：
“强调中国对于世界局势之重要性，主张在军事及经济上，全力援助中国政府，以遏止共产党赤化中国之企图。
”“华北共产党之胜利，对远东局势之威胁，较之柏林与欧洲之发展更形严重。
中国之命运，将决定远东之命运，最后决定全世界之命运。
”这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严加拒绝，反而十分欢迎，以此遏止人民武装的发展。
从所发新闻的立场看，国民党政府腐朽透顶，卖国媚外的丑恶嘴脸清晰可辨。
国民党政党报纸无论如何夸饰、掩盖本党的腐朽没落，也无法挽救日薄西山、江河日下的颓势。
因为本身的躯体已从内部腐烂变质。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作为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以致腐败横生。
囤积居奇，人民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此起彼伏。
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士对寄生在本党躯体上的毒瘤也想割除，实行了“新生活运动”，蒋经国受命在上海打虎。
但是大厦将倾，非独木可支。
蒋经国的行为自然受到党国要员的掣肘和阻拦，最终不了了之。
《宁波日报》也以《各方盼望蒋经国以大公无私精神施之于当朝权贵》[10]为题报道上海各界希望蒋经国在上海整治高级官员的贪污腐败。
《商讨新经济政策，蒋经国力主维持限价》[11]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击奸商，限制物价。
对处囤积居奇的报道也时有出现，《浙东查获大批囤麦》[12]、《粮食公价定量》[13]即为此类。
物价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从一个侧面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顶，即使蒋经国使出浑身解数，面对众多官僚的重重阻力也难有丝毫成效。
最终只好无功而返。
评论《他是经济管制督导员中最泄气的一个——徐堪从西南空手而回》[14]指出：
“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张厉生在平津拍苍蝇，徐堪因为重庆、成都、昆明，所以他除了吃得通红满面外，只好空手而回的铩羽归来。
”蒋氏政权所派的封疆大吏却不为其主子真正卖力，而是打着“打虎”之幌子在外地招摇撞骗，中饱私囊。
不仅不能打虎，就连个苍蝇也打不得。
暗示着蒋氏政权的限定物价，稳定经济的政策在强大阻力面前终将徒劳。
国民党政权已不得人心，大势即去。
对于年轻的蒋经国来说也只能是徒生感叹，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落花流水春去也”。
《宁波日报》的正版根本看不到任何新鲜活跃的气息，满纸均是国民党的社论、述评、新闻。
只有在副刊《波光》上才能看到一些比较自由的言论，不受拘限的文章。
副刊是报纸的一个“气窗”。
可以各有风格，而且能用杂文、诗歌等形式，针砭时弊，发表个人感想。
《波光》副刊上曾发表过白杨写的一篇杂文，题为《谈“座”》。
这篇文章尖锐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官僚官官相护、飞扬跋扈的丑恶嘴脸。
作家许杰、陈康白等常为该刊写稿，还刊登过艾芜的短篇，冯雪峰的寓言，孙用的译作。
国民党政党报刊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严酷统治下出版发行的，在宣传方针，宣传政策上必须符合国民党的专制要求，稍有不慎，就会遭致灭顶之灾。
因此，必须围绕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指挥棒转，纵使满腹不满也只能委婉表露。
这是国民党专制政权下新闻事业与新闻工作者的极度悲哀。
二、对江亚轮惨案的报道
江亚轮爆炸沉没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故，罹难失踪者竟达2300多人，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泰坦尼克号（1523人）。
《宁波日报》于1948年12月5日开始对这一举世震惊的海难作了全面报道。
12月14日，江亚轮失事的第二天，《宁波日报》就以“号外”版形式连续印刷二次向社会传播。
12月5日，又在第三版以《沪甬航线空前惨剧！
江亚轮出事沉没，轰然一声》为题正式对江亚轮海难作了公开报道：
前日（三日）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沪甬线招商局江亚轮，于由沪驶甬途中，在吴淞口外约三十里相近万铜沙洋面出事沉没，旅客及般员遇救者约千人左右，罹难者或谓数在三千人，或传二千余人，一时尚无确实统计，各情曾分志昨日本报二次号外。
至该轮失事原因，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说系中战时残余水雷，一说系遭爆炸物炸沉，另一说谓锅炉爆炸所致。
又该轮遇险经过以及旅客获救情形，截至记者属稿止，亦未全部明瞭。
同版还登载《江亚轮出事后的雨丝风片》，报道“江亚轮遇难消息传抵本埠后，各界闻讯莫不震惊，尤其搭乘此轮之旅客家属亲戚，更为关注，纷至招商局询问，并至电信局发电查询真相。
自晨起，至深夜止，络绎不绝。
”
12月6日第三版同时刊发《江亚轮脱险旅客百人，昨搭江静轮来甬，岱山轮亦由定载来七乘客》，报道首批脱险旅客抵甬；《遇救者虽有千人，罹难者约多两倍，江亚轮烟囱昨尚露海面》，除报道遇救人数在一千人以上外，还首次披露江亚轮沉没原因“尚难确定究系中最强烈性定时炸弹，抑中水雷，或锅炉爆炸所致。
”《江亚轮出事详情续志》再次详细记述了江亚轮遇难地点及经过。
《江亚轮脱险船员》报道“江亚轮已脱险抵沪船员，迄五日十时止，至局方报到者计一百三十三名”。
并列举了脱险报到船员姓名。
《江亚轮善后事宜，沪方已积极进行，昨已开始打捞死难尸体，出事原因请专家研究中》，报道上海招商局积极进行江亚轮惨案善后处理，并打捞遇难者尸体，请专家研究遇难原因。
该版同日还刊登了《“江亚”遇救乘客名单》和社论《论江亚轮失事》，对这一海难发生的时间、地点、获救人数、遇难人数，以及遇难的原因作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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