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江相关论文总.docx

涉江相关论文总.docx

《涉江相关论文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涉江相关论文总.docx（5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涉江相关论文总

译文

我自幼就喜欢这奇伟的服饰啊，年纪老了爱好仍然没有减退。

腰间挂着长长的宝剑啊，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帽。

身上披挂着珍珠佩戴着美玉。

世道混浊没有人了解我啊，我却高视阔步，置之不理。

坐上驾着青龙两边配有白龙的车子，我要同重华一道去游仙宫。

登上昆仑山啊吃那玉的精英，我要与天地啊同寿，我要和日月啊同样光明。

可悲啊，楚国没人了解我，明早我就要渡过长江和湘水了。

　　在鄂渚登岸，回头遥望国都，对着秋冬的寒风叹息。

让我的马慢慢地走上山岗，让我的车来到方林。

坐着船沿着沅水向上游前进啊！

船夫们一齐摇桨划船。

船缓慢地不肯行进啊，老是停留在回旋的水流里。

　　清早我从枉渚起程啊，晚上才歇宿在辰阳。

只要我的心正直啊，就是被放逐到偏僻遥远的地方，又有什么妨害？

　　进入溆浦我又迟疑起来啊，心里迷惑着不知我该去何处。

树林幽深而阴暗啊，这是猴子居住的地方。

山岭高大遮住了太阳啊，山下阴沉沉的并且多雨。

雪花纷纷飘落一望无际啊，浓云密布好像压着屋檐。

可叹我的生活毫无愉快啊，寂寞孤独地住在山里。

我不能改变志向，去顺从世俗啊，当然难免愁苦终身不得志。

　　接舆剪去头发啊，桑扈裸体走路。

忠臣不一定被任用啊，贤者不一定被推荐。

伍子胥遭到灾祸啊，比干被剁成肉泥。

与前世相比都是这样啊，我又何必埋怨当今的人呢！

我要遵守正道毫不犹豫啊，当然难免终身处在黑暗之中。

尾声：

鸾鸟、凤凰，一天天远去啊；燕雀、乌鹊在厅堂和庭院里做窝啊。

露申、辛夷，死在草木丛生的地方啊；腥的臭的都用上了，芳香的却不能接近啊。

黑夜白昼变了位置，我生得不是时候啊。

我满怀着忠信而不得志，只好飘然远行了。

谈《涉江》的一处错简

周子仪（怀化工业学校湖南418000）

摘要：

屈原《涉江》诗中“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句与上下文文意和屈原的思想感情发展不合拍，为流传之错简，原籍应在“哀”句前。

关键词：

《涉江》；“接”句；错简；在“哀”句前

屈原《涉江》一诗中有一处诗句似不妥：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句与上下文文意和屈原的思想感情不太合拍。

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有所错简，在所难免。

本文从内容写法、屈原的思想感情态度等对此作些探讨。

一

《涉江》是《九章》中一首，为屈原流放途中所作，记述其渡江南下，由鄂渚入溆浦时心情，表达自己对时俗的愤慨和不管遭受多大的打击，也必将坚持理想绝不改变的决心。

全诗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写诗人志行高洁抱负不凡而无人可知，因而被流放；第二部分写流放旅途和依恋故都的心情，端直而行不惧辟远的态度；第三部分写放逐地恶劣的环境和不变心从俗愿承受苦难的决心；第四部分引述遭遇不幸的古代忠直之士以为范，重申自己哪怕是死也将董道不豫重昏终身的态度；第五部分总结全诗，写对黑暗现实愤懑的控诉和自己怀信佗傺吾将行兮的意志。

全诗高涨着一种坚持理想、执着坚贞的感情，态度鲜明。

二

接舆、桑扈和伍子胥、比干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接舆讽劝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1]，乃消极避世之士。

桑扈其人见《庄子》、《论语》，亦前代隐士。

伍子胥为春秋时吴国大夫，助吴王阖闾夺取王位，并击破楚国。

吴王夫差时，因反对接受越国的求和和伐齐，被夫差赐死。

比干是商代末代君王纣王的叔父，屡次劝谏纣王停止暴行，被纣王残害，受剁成肉酱的酷刑。

伍、比二人均为忠臣。

如果《涉江》原诗确是这样写的：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举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则屈原将以接、桑、伍、比并为忠贤典范，为自己“举前世而皆然兮”所认定要作为自己的榜样。

从屈原的人生态度、忠君爱国的感情、坚持理想的情操来看，接舆、桑扈辈非其行为的典范十分明显，证之以其诗亦然。

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等等。

长沙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画上一男子驾龙御风，气宇轩昂，高冠长袍，腰佩宝剑。

郭沫若同志赞日：

“仿佛三闾再世”。

屈原当不会喜欢象接舆那样剃着一个光头，象桑扈那样裸其身的。

因为接、桑是以其独特的外在表现表示对世俗的鄙弃，是对“入世”的放弃；屈原则是以其超拔于俗的“好修”的外在表现表示对理想的追求和坚持，屈原与他们分别是外在修养上的两个极端。

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被“王怒而疏”以后，作《离骚》表达的是自己的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和对反动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要“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怀王被秦扣囚，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希望怀王能回来，“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2]，希望自己也许还能用于王以兴楚国。

这又岂是接、桑隐辈所能同日而语的。

如果原以接、桑为其人生的榜样，就不会出言”吾又何怨乎今人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而应该怡然自乐地去隐居，如渔父般莞尔而笑，如后世陶渊明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原在《离骚》中反复表达自己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和对反动腐败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说九死不悔体解未变；在《思美人》中申言“欲变节而从俗兮，女鬼易初而屈志”、“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在《怀沙》中表示“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等，这些都非去做隐者所有的思想感情。

不以隐者为范的意思在《渔父》中表达得更加清楚。

《渔父》即使非屈原作，但“此赋…当作于楚人，原文以移、波、酉离为韵，尚是先秦古韵，可作为研究屈原的材料[3]。

渔父其人不管有否，从篇中其言行可以看出其言行至少形象是代表隐士的，言与世推移，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歌沧浪之水，完全乃一副全身远害、和光同尘、与世无争形象。

王逸《章句叙》“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

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逐相应答”。

以渔父自然“怪”屈子，可见渔父也是以屈原为非其类者。

最后渔父逐去不复与言，可见他知屈原乃“孺子不可教也”。

屈原对渔父的与世推移、氵屈泥扬波、饣甫糟啜酉离，何不深思高举的劝说的回答是明明确确的：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

”以屈原之意，听从渔父，无异于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这是屈原所断然不取法的。

既然《渔父》中不以隐者渔父之见为是，知《涉江》中必不以接、桑辈为范。

所以《涉江》中原说“旦余济乎江湘”，走向流放之处所去。

从《涉江》所表现的屈原的思想感情发展来看，先是坚持高洁志行，远就重华，不与众小为伍，不为人知，宁愿踏向流亡的处所而济湘江；接着是乘鄂渚，步马山皋，邸车方林，乘船上沅，朝发枉阝者，夕宿辰阳，走了一程又一程，流放之途远而又远，但原平静而坚定，“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溆浦从诗中看乃其流放处所，环境恶劣，原不为所惧，“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决心承受苦难。

至此，原之感情已趋高潮，为什么自己被流放至这恶劣的地方，“幽独处乎山中”，原发出沉重而愤懑的议论，“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感情已发展到白热化，表现了极度的愤慨，表示哪怕象伍子、比干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面对可能的牺牲，“余将董道而不豫兮”。

原之思想感情发展到此极高潮，绝不会以接桑辈般退隐为念，而是勇往直前，一如《离骚》中所表示的九死未悔体解未变，哪里会选择全身远害和光同尘的人生道路。

同时可见，隐士类与“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是不同辙不协调的，从文义上讲是缺乏联系的，所谓“举前世而皆然兮”也只是就伍、比类忠臣而言，是不包括接、桑辈在内的。

那么从写法上看，“接”句于此实无必要，它与忠不用兮没有联系，与前世而皆然兮没有联系，与余将董道不豫也没有联系，只是“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之有联系。

同样道理，“接”句与上段未句“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也缺乏联系，上段写险恶的环境不能改变自己，而写到下一段如伍、比忠臣而死亦较自然，必不写到去隐居。

“接”句在此实格格不入。

三

从上述可知，接、桑亦如渔父，见屈原当亦“怪”之，使接与屈原同世而遇，当亦如歌过孔子以劝屈原“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接、桑辈虽知原之为“凤兮”，但是是无法理解“凤兮”屈原的志高行洁、坚持理想的精神的，他们不会明白屈原的“余心其端直”、“不能变心而从俗”、“董道而不豫”。

既然接、桑非知屈原之辈，屈原在篇中有两处提到非知己的地方，一为“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一为“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从非知屈原的角度看，从写法文义联系看，“接”句当在“世”句旁或者在“哀”句旁，这两句均在篇中第一部分，“接”句原籍亦在篇中之第一部分。

屈原“余幼既好此奇服兮”，以陆离长铗、崔嵬切云象征了自己的志行高洁，“世溷浊”与屈原这种自修的外在美相对成文，“世溷浊”即楚国溷浊，楚国政治溷浊，政坛上是些郑袖、靳尚、子兰一类的人物，这些人不过是一群“燕雀乌鹊”，是“腥臊”之属，他们是排斥屈原这种“鸾鸟凤凰”的，是排斥屈原这种品行芳香高洁的忠贤之士的；楚国的溷浊不可能是普通的士人所造成的，乃这些人缺乏才能缺乏高洁志行而致的。

那么接、桑辈不是“世溷浊”中的人物，非郑、靳一类，“接”句不宜在此前与志行高洁外在美相对成文，也不宜在此与后“莫余知”相附着，换句话说，屈原在这里笔锋所向是郑、靳等辈，非接、桑辈，郑、靳等辈是无法知道屈原乃鸾鸟凤凰的。

故“接”句不宜在“世”句旁。

而“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之南夷，指的是楚国的人甚或江南的人。

楚熊渠、熊通都自称“我蛮夷也”[4]，楚相对于周为南，南夷即楚国人，陈子展先生谓“哀国人莫我知也”[5]。

又屈原流向江南，《秦本纪》：

楚人反我江南；《正义》曰：

黔阳郡反归楚，饶宗颐《楚辞地理考》：

“楚江南，自楚悼王时吴起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然仍属南蛮，号称难治，惟其在楚为遐壤，于是以为黜臣窜逐之所”。

王逸《章句》：

迁屈原于江南（《离骚序》）；屈原在此说“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即等于说哀江南的人莫我知也。

接、桑亦南人。

接、桑辈知孔丘为“凤兮”，一样应知屈原亦“鸾鸟凤凰”，但他们是不能理解屈原坚持理想的决心的，所以渔父劝与世推移，他们不能理解屈原宁可被放流，也不会放弃理想学他们隐于野。

看来“接”句与“哀”句联系较为密切，应傍“哀”句，即如说：

接舆髡首避仕而隐，桑扈裸行而隐，可怜这些人没有谁能了解我啊，我难道会改变自己而去隐居吗？

接下去便是“旦余济乎江湘”，如言：

我哪里会改变自己的志行，只有也只愿走向流放之处所去。

又前文原“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亦象征其政治理想，冀有作为，以振楚国，言“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这种政治理想，隐士们又怎会理解呢？

“接”句于此逆接与重华之意，从反面引古人以明志，作哀南夷之莫吾知的注脚。

接下去的“旦”句转而引启下文。

如果“接”句在“哀”句后，则辞意不畅，亦不便引启下文。

综上所述，从文义写法、屈原的思想感情态度看，“接”句为错简，其原籍应在“哀”句前。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微子》

[2]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3]郭沫若《屈赋今译》

[4]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5]陈子展《楚辞直解》

谈《涉江》中的两段错简

来源：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9-02-1714:

07:

00]作者：

李霁编辑：

studa0714

　　［摘要］周建忠先生认为《涉江》根本没有错简，对此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涉江》一文不仅在首段中存在着错简，而且最后乱辞一段也是错简。

　　［关键词］屈原；涉江；错简；周建忠

　　周建忠先生在《〈涉江〉教案》一文中对第一段的评述这样写道：

“这一段描写大多数句子是对句，但也有三句一组的。

由于句式形式上的不够工整，自古以来研究楚辞的人都认为这里面有错简，而我认为根本就没有错，因为这是在屈原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表达坚定而又非常执著的情怀，因而或三句一组，或两句一组，从他情感的起伏变化来看这是很正常的。

”　　[1]

　　笔者执教此文多年，近来又读了林庚先生的《从楚辞的断句说到〈涉江〉》[2］121-134和周老师的《〈涉江〉教案》两文。

深感与林老师有相同的意见，即认为《涉江》一文不仅在首段中存在着错简，而且最后乱辞一段也是错简。

为此写这篇文章与周老师商讨《涉江》一文是否存在错简的问题。

　　　　一、《楚辞》的流传以及错简产生的缘由

　　　战国末期还没有“楚辞”这一概念。

“楚辞”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楚辞》的结集是刘向完成的。

也就是说，汉以前，屈原的作品还不是“经典”。

那么，由战国至汉代，由“无名”到“命名”，由“民间”而“经典”的过程，亦是一个对《楚辞》的建构过程。

那么楚辞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

应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楚辞》主要作品大多作于流放途中，其传世方式与史官所记官家行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当时书写的媒介是简册，古代记事、作文写在竹片、木片上，称之为“简”。

以屈原如此浩繁的文本制成简册，一定汗牛充栋。

让一个流放之人完成如此工作，也不太可能。

且如此之多的简册能历经秦始皇的劫灰完好无损地传到汉代，更是无法想象。

所以屈原作品最初以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才逐步地形诸文字。

当“楚辞”从主要以“声音”为主的文本，逐步过渡到文字的文本时，自然会出现如缺失、误漏、讹误等，有时串简的绳子断绝，次序散乱，便形成“错简”。

　　我们都知道，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诸人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16卷，定名为《楚辞》。

从此，“楚辞”遂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

可是这部集书不知是什么原因未能流传下来。

到了东汉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作注，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书为《楚辞章句》，为17卷。

王逸的17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

可是由于当时的书写工具和印刷排版方式的落后，自然影响到这本书的流传和编纂，后世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和内容有异的文本。

如朱熹的《景元刊本楚辞集注》，系光绪十年（1884）遵义黎氏（庶昌）刊于日本东京使署。

同时黎氏在牌记中提及“用朱熹系朱监宋理宗端平乙未（一二三五）年刊本校”。

宋刊本中有岁鹰龙、朱在、朱监二篇跋文，此本已佚。

猷幸先生曾说宋刊本是“今日我们所见《楚辞》的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并列举了宋元两猷先生所提到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在1997年篆原版重新刷印时曾将此本与宋刊本复校，出校记44条，今并附在书后，供读者参考[3]。

可见《楚辞》一书中存在严重的讹字、脱字、缺失、误漏、讹误、错简等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了。

　　　　二、《楚辞》断句特点

　　楚辞与《诗经》在篇章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断句在句式、语调和押韵上则有着更明显的差异。

　　1．句式加长而不整齐

　　我们都知道《诗经》作品主要是四言诗，篇幅不大，以重章叠句的形式构成。

与《诗经》相比，楚辞作品句式大都比较长，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这些句子比起《诗经》的四言来说，句式都已经加长了。

林庚先生也说：

“一种是承继旧有《诗经》的形式，而把它加长适合散文语吻的长度。

”“然而《楚辞》大部分的佳作，仍然都寄托在全新的散文形式上，《离骚》，《九章》，《九歌》，以及《招魂》的乱辞，稍后的《九辩》，都莫不借这自由的表现完成它的篇章。

同时这全新的散文形式，自然比起改良体要参差而不整齐，这语吻词的运用，乃更成为必要了。

”[2]

　　　2．“兮”的使用作用

　　除句式加长之外，楚辞中还大量使用“兮”字语吻词，这几乎成为楚辞体最明显的标志。

“兮”字在诗歌中的出现当然不始于楚辞，《诗经》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带有“兮”字的诗句，如“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蕳兮”。

但是楚辞中的“兮”字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诗经》，如在现存的屈原作品中，除了《天问》、《招魂》外，其他作品都广泛使用了“兮”字。

林庚先生认为：

“‘兮’字在《楚辞》里因此有了两种用法，前者我们若叫改良体，这后者或者我们叫它革新体吧，而二者的分别是显然的。

前者大部分是‘兮’字之间隔着一个整齐的‘四言的重叠’，遇到这种的句法，我们便可以断定‘兮’字应当在句尾；后者‘兮’字之间普通成为不大整齐的诗行，而凡有‘兮’字处并不用韵，遇到这种的句法，我们便可以断定‘兮’应当在半句上；前者所谓仍沿用《诗经》里‘兮’字的用法而加以改良，后者才是《楚辞》里所独创的形式。

”[2］121-13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楚辞中的“兮”字不仅使用频率极高，更有着增强节奏、代替虚词起语法作用等，而这正是屈原的创造，是楚辞所独有的。

　　　　3．借重双声、重叠排偶形成诗化的节奏

　　《楚辞》使用双声、重叠排偶形成诗化的节奏。

这是继《诗经》两百年之后，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出现的向诗体转化的发展与革新。

如《惜颂》中的句子“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都是重叠排偶的运用；《九歌》里句子“吉日兮辰良”“瑶席兮玉瑱”也都是重叠词语的运用，“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筮”亦莫不然。

这些都是在借助于古汉语中的排偶的形式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诗体形式。

它的使用让诗歌产生了一定的节奏，读起来就有朗朗上口之韵味。

借助重叠词语使语言的节奏感加强，使之具有诗歌韵律感，这是《楚辞》继先秦散文后让语言诗体化的一大特征。

林庚先生也认为：

“《楚辞》上更大的原则，则是句法上的重叠，《楚辞》之所以开偶句的先河正是这重叠使然，重叠是一切节奏的基本。

”[2］121-134

　　　　4．押韵采用AABB的形式

　　如果说重叠使《楚辞》富有诗的节奏感，是《楚辞》能歌唱的一大特征；那么采用AABB押韵形式则是使《楚辞》能歌唱具有韵律感的另一特征。

诗是与歌唱联系在一起的，押韵则是诗词的主要特征。

《楚辞》是由先秦散文走向诗词的过渡形式，其押韵也有其自身的规则。

林庚先生说：

“原来押韵的最自然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种：

ABAB，AABA，AABB（或AAAA）。

”“从过去《诗经》的读法上看，《楚辞》的句法至少变长了一倍，对于一般读者当然一时难于习惯，《楚辞》本来是由散文走到诗去的过渡形式，在这过渡中所以便采用了AABB（或AAAA）过渡的押韵方式。

因为这样的押韵可以作两行看，也可以作四行看，这样，也就便于把诗行过渡到长一倍。

”[2］121-134

《楚辞》的断句有其自身这几点特点，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涉江》一文是否也存在错简的问题。

　　　　三、《涉江》开头一段中的错简

　　　　《楚辞》里句法最复杂的莫过于《涉江》中的首段，然而理解了前面《楚辞》断句的特点后，此段的断句也就迎刃而解了。

《涉江》首段共九句，是写自我品格和超俗的理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被明月兮佩宝璐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HK]

　　也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这么断句，不那样断句呢？

从上面的《楚辞》断句规则可以知道，兮字是断句的标志，且同一篇里只能是同一种用法（乱辞除外），所以只能是这样断句。

其中第八句中“与天地兮同寿”与“与日月兮同光”是一个排偶的重叠，使《涉江》形成诗化的节奏，所以只当作一个句子。

“这样句式长短不齐，惟其不齐才有《楚辞》形式上的发展”[2］121-134。

　　从AABB押韵的角度来审视这段文字，不难发现，一二句“衰”、“嵬”押韵，三四句“璐”、“顾”押韵，五六句“螭”、“圃”不押韵。

林庚先生说：

“‘驾青虬兮骖白螭’与‘被明月兮佩宝璐’对仗，音韵已够铿锵，便不必再有韵尾的重复；所以‘螭’字不押韵，我们反觉得句法上增加了变化，减少了呆重。

”[2］121-134我赞成他的观点，也认为这里不必拘泥押韵。

七八句中“英”、“光”押韵，九句是孤句。

为什么会有孤句？

是如周老师所说的“因为这是在屈原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表达坚定而又非常执著的情怀，因而或三句一组，或两句一组，从他情感的起伏变化来看这是很正常的”吗？

我看未必，作为感情的抒发，这里却使人感到情感抒发受到了限制；作为诗歌押韵或对仗的表现形式，到似乎缺少了一句。

这就是许多楚辞研究者所认为的，也是我要说的，这里漏简了，或者错简导致了这种现象。

　　在就近的文章中找，我们果然就会发现了一个也是孤句且与“湘”押韵的语句“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

文章第三段只五句，引古人古事说明“忠不必用，贤不必以”是社会常态：

　　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HK]

　　这里第二三两句中“以”、“醢”押韵，五六两句中“人”、“身”押韵。

而第一句是孤句，从AABB押韵的角度看，它也应该是一个错简。

闻一多亦说：

“上当脱两句，所缺二句词意盖与‘忠不必用’二字相偶。

”[4]与首段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它应该与前面的孤句成对偶：

　　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HK]

　　林庚先生说：

“接舆、桑扈都是南人，所以正引用来作‘哀南夷之莫吾知’的注脚,辞意的通顺岂有比这个再好的。

若照原来的情形，接舆一句放在后段，就文义说，不免与伍子一句有重叠之病，而哀南夷的一句与上文又全不衔接。

”[2］135说得多么中肯，确切。

　　　　四、《涉江》最后一段乱曰也是错简

　　　　我们知道，乱辞是《楚辞》合乐的尾声部分，可以译为“合唱”，其唱法已弄不清楚了，但从文辞上看，它应该是一篇的结语，其作用是总结全文，以见旨趣。

王逸说：

“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

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怕趣之意也。

”[5］47韦氏解说：

“辑，成也。

凡作篇章，篇义既成，撮其大要为乱辞。

”[5］47如《离骚》一文的乱辞部分“国无人莫我知兮”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两点就是对全文的总结。

《九章》中在《涉江》序列后的另一篇《哀郢》，它的乱辞部分是诗人以高度浓缩的语言总述哀恋郢都、思归故土之情。

其中“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用鸟兽依恋故土作喻，表明至死不渝的怀乡思国之情。

它与前文紧密相连，是诗人思想境界的升华部分。

可是这篇《涉江》，前面记述的是屈原被放逐江南时的行程经历，抒发了无可奈何的痛苦以及坚持理想，宁可“愁苦终穷”，也绝不“变心从俗”的心情；后面乱辞却描写的是楚国社会政治如何黑暗，小人登上堂坛，贤士不亡则死的地狱现状，于是决定远行。

这段的“乱辞”是这样写的：

　　乱曰：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

[HK]

　　这里以鸾凤、辛夷喻忠臣，以燕雀、乌鹊喻奸徒小人，概括楚国社会政治是非逆行，忠奸倒置的情状。

这段乱辞中没有一句是对前面的总结，若一定要联系起来看，到觉得这段乱辞是对全面部分的发展。

正如吴孟复所说：

“按宋淳熙刊本《文选》本无‘乱曰’一段，就文情言之，此与上文亦不甚连属。

疑为由《思美人》错入本篇。

又疑此篇乱词与《怀沙》乱词互错，此末云‘忽乎吾将行’与彼‘进路北次’相应，彼之‘沅湘’‘修路’亦与此篇内容吻合，但此皆别无印证，故只能记以待考。

”[6]可见，乱曰一段也是错简，是后人在编排或者抄录中出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