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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长征

长征是中华民族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了一本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说长征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了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本世纪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着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1934年的中国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男女女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伟大史诗。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书《西行漫记》,或叫《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说长征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勇气和胆略、胜利和狂喜的大迁移,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现代史乃至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历史事件。

它的意义就在于鼓舞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去创造,去勇敢地战胜困难,英勇牺牲。

广大红军指战员对革命那种忠心耿耿、英勇牺牲精神,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令人惊呀的革命乐观情绪象一把烈火贯穿于这一切,他们无论是在人力面前,还是在敌人面前,或是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决不承认失败----所以这一切都体现在世界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伟大远征的历史事件中,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笔伟大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长征开始77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79周年。

所以我将对这一壮举性的伟大历史事件,给于详细的介绍。

通常所说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甚至比这还要长,这个数字是红军主力部队的最低行军长度。

而且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无法通行车辆,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

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军长征的起止时间:

1934年8月7日---1936年10月22日

1934年盛夏时节,为了调动敌军主力,掩护中央红军转移,8月7日,受中央派遣,一支近万人的红军部队,静悄悄离开了赣西湘东的崇山峻岭,匆匆向西转移。

如果把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比作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那么,红六军团的率先西征,无疑应该是这幕活剧的序幕。

1934年夏秋之交,由于王明“左”倾主义路线的指挥错误,中央红军没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在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此之前,红七军团曾于七月间,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北作试探性突围。

但是这一行动未能达到大量调动敌人的预期目的,这个军团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合击下,遭到惨重损失,几乎全军覆灭。

位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在肖克率领下,7月23日接到中央和军委西撤转移的命令。

他们接受的使命是:

向湖南中部进军,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相机向北前进,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8月7日下午三时,红六军团9700余名官兵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江西永新、遂川出发,突围西进。

经过八十余天的转战,他们横跨赣、湘、黔、桂四省,行程五千余里,终于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回师。

中央主力红军及党中央的战略大转移

关于党中央及中央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迈出长征第一步的准确时间,现在仍然很难查考。

比较有权威的日子有两个:

一个是10月10日,一个是10月16日。

事实上这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可能并不在同一日子开始的。

因为部队驻地不在一起,前方后方行动也有先有后。

但是,这一行动的保密工作却是做得相当出色而又桌有成效的,以致于不少党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临到出发在即,都不知道何时启程,部队将要到哪里去。

当时上至中央主要负责人,下到普通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次行动(当时称转移,不称长征)将是二万五千里的遥遥远征,大家比较明确的目的地,是先到湘西,去与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在大军出发之前,在中央根据地内部,一方面是紧张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如征集粮食、扩大红军、修理枪支、埋藏财物、编织草鞋等等;一方面又决定谁去谁留的问题,而在许多红军指战员心头罩上了一层不安阴云。

最后,何叔衡、瞿秋白同志被留了下来(后来都牺牲了)。

转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0月10日中央军委在于都祁绿山下达了突围命令,命令部队在中央苏区西南信丰、安远等地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中央机关受命从红色首都瑞金出发。

一旦要离开可亲可爱的父老乡亲们,离开用鲜血和生命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指战员们的心情是难以平静和不能不感到悲痛的。

但是,这种离别的场面终于降临到了他们中间。

1934年10月10日,这天晚上,夜幕刚刚降临,中央苏区的几个地方同时响起嘹亮的军号声,有谁能知道这是震惊中外的可歌可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曲;有谁曾料想到它的无与伦比的艰巨性和伟大意义之所在;今天晚上的行动有谁能够知道这将是远离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步啊!

可是由于王明左倾主义错误路线,导致了红军在一年的战斗中,完全陷入被动应付的局面。

不但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反而使中央根据地兵日少而地日蹙,困难越来越多,红军不得不离开自己用生命和鲜血开辟出来的新家园,不得不离开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来到之后创建的新天地。

在这里遍地是新生的气息,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歌声,红军不得不离开养育他们的根据地群众和曾经战斗过的山山水水(地方)。

当地干部、红军家属,老公公、老奶奶以及妇女和儿童团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他们有的站在大路旁,有的倚在门口,他们有的向战士送水送茶,有的往战士手里塞鸡蛋,有的大声喊到“同志哥,打完仗早点回来!

”象往常欢送红军上前线一样,热情地向红军挥手告别。

红军战士虽然一致情绪很高,但是一想到要同这些熟悉的地方离别的时候,都不免有一种激动惜别的心情,他们坏着依恋惜别之情,挥动着崭新的红五新星军帽,向苏区的同志们,向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亲切地喊到:

“再见!

再见!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红军边走边回头,望着逐渐在夜幕中消逝的山影与村庄,心中暗暗嘀咕着再见吧,瑞金!

再见吧乡亲们!

红军战士们多么想多看上几眼,看一看慈祥善良的父老乡亲和天真可爱的兄弟姐妹们,看一看中央苏区的一草一木和那青山绿水呀!

战友送别战友,乡亲送别红军,妻子送别丈夫,母亲吻别儿子,在那出发远征之时,根据地何处没有这种催人泪下的依依惜别的悲壮场面啊!

同学们,也许你一千次看到过离别的场面!

一万次听到过离别的语言,可是,离别之情有谁比他们体验的更加深刻呢?

然而,为了革命,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八万六千红军健儿没有被如丝如缕的离别情绪所压倒,他们挥泪与亲人作最后的告别,互道珍重,然后坚定地踏上了征程。

他们相信,跟着党,跟着红军,总有一天他们是会回来的。

他们要把革命的火种传遍四方,他们要将革命的红旗插遍全中国!

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6859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湘西转移,开始了具有伟大意义的万里长征。

红军二十四师等部队共16000余人,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掩护主力红军转移。

这支长征部队的编队是这样的:

一、三军团担任前卫(左翼、右翼),八军团左翼、九军团右翼,第五军团担任后卫。

在这些战斗部队中间,是一些庞大的非战斗部队。

他们是红军大学一个团,后面是总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反帝联盟的部分人员。

随后则是供应部、我们的工兵部队,印刷工人和他们的印刷机器、器材,政府银行造币厂及许多造币机器,医疗队(里面有医生、护士和120付担架,每付四名担架兵),红军被服厂(带着许多缝纫机),以及红军兵工厂及大批机器,以及为每一个部门运送物资的五千名挑扶。

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退却中又实行了逃跑主义。

他们事前既不作好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携带了大批辎重、坛坛罐罐、机器,甚至连犯人、石印机、老虎钳子都带着。

有个电台发电机很重,也要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

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为了寻找掉队的人员,前面的战斗部队还要重新回来,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救出陷入重围的人员。

全军八万多人马在羊肠小道中行进,拥挤不堪,行动缓慢,常常是一夜只翻过一个小山,战士们十分疲劳,有的战士在行军中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睡着了。

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红军处处被动挨打。

周恩来在回忆长征是说: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雩都出发,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十万,辗转三个月到达遵义地区。

三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

哪是那种大转移?

那是大搬家。

这样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前进速度,这支部队又前后距离拉得很长,这样便于敌人重新部署尾追堵截,分割包围。

在湖南有一个红军整师被敌人截断了,都牺牲了”。

这完全违背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

尽管如此,红军广大指战员仍然坚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与重重敌军周旋,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江西的信丰---安远;湖南桂东---汝城;粤汉线;湘江)。

特别是过湘:

从11月下旬至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人展开了空前残烈的大拼杀(11月28~12月2)。

这次战斗,红军虽然予敌以重大杀伤,渡过了湘江,但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红军由86000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

红军从根据地出发时,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一条西北向的路线,因此蒋介石可以预见红军的大部分前进方向。

所以红军过了湘江后,蒋介石害怕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一带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配合堵击。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一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毛泽东这一建议得到军委大部分人的同意,红军向贵州前进。

12月11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12月15日占领贵州黎平。

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

1935年初,红军打败了沿途贵州敌军,强渡乌江天险,于1月7日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并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路上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上任何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事件,都不会由于年代久远而在人们的记忆中泯灭。

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的真正价值、历史意义会愈加明显。

遵义会议也是如此。

1月15日----17日召开遵义会议。

参加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以及李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林彪、彭德怀、邓小平等人。

讨论的问题:

讨论和总结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失利的教训。

博古首先发言,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红军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

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着错误而已。

周恩来第二个发言,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该打阵地战。

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

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入会的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

他认为周强调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这一生,开会时总是要等到最后一个发言。

但这一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

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

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

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毛泽东驳斥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

毛泽东说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

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术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

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

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张闻天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王稼祥接着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立场。

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和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

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站到毛泽东一边,陈云、刘少奇、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邓小平等。

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

他认为他们只是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

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

军事指挥权落到了朱德和周恩来手中。

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四渡赤水战役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领导下,为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贵州、四川、云南边境地区展开了一场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后,为了取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率领红军决定从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革命军会合,为此毛泽东命令林彪亲自率领精锐的红一军团第二师,作为先头部队,首先渡过赤水河并为横渡长江做准备。

毛泽东率领部队西行朝赤水河前进,准备在林彪突围成功后立刻向北尾随林彪的部队过长江。

因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于1月29日在土城、元厚场一渡赤水河,进兵到云南威信(即扎西)地区。

这一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急调重兵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布防,构筑军事阵地,封锁长江,准备在长江边上消灭我军。

毛泽东看到敌人重兵云集长江两岸,渡江已不可能,而此时贵州境内的敌人兵力空虚,为了调动敌人争取主动,便当即立断,放弃原北渡长江计划,突然挥师东进,于2月18---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并在遵义地区一举消灭20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

蒋介石打了败仗,怎么会善罢甘休,他亲自从重庆飞到贵阳,调整部署,亲自指挥各路人马围追堵截,敌人重兵云集遵义地区,向红军进逼。

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在毛泽东等三人小组的领导下,红军于3月16日在贵州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再次调集各路大军聚集川南围堵,全力防止我军过江,妄图把我军压迫在长江南岸一带,逼迫我与之背水而战。

为了摆脱敌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红军于3月21、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三个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入贵州,迅速南进,突破乌江,直逼贵阳。

此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丧魂落魄。

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几个方向去阻截红军,而贵阳城里却兵力空虚。

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恐慌,开始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

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防务。

王天锡组织一个营及两个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共四百多人,花了二十四个小时沿城墙修建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

第二天早晨顾祝同跑到宋美龄面前报告,说红军距贵阳只有七八里了。

蒋介石下了命令,他利令智昏,已经管不了这道命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却使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

这个国民党领袖电令云南滇军司令孙渡将军率领三个精锐旅火速救援贵阳,前来保驾。

他认为这样就足以抵御毛的任何进攻。

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说: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

红一军团佯攻贵阳,其余主力部队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

这时我军与滇军相对而行,敌人往东北去增援贵阳;红军往西南走,直扑昆明,红军在昆明附近又佯攻昆明,主力则调头北上,向金沙江挺进。

等敌人发觉上当回援昆明扑空,再向金沙江追来,我军已争取了九天九夜的时间,在川滇边界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到达川南会理地区,消失在茫茫林海之中。

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我英勇无比红军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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