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从《答李翊书》中看韩愈的为文之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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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从《答李翊书》中看韩愈的为文之道

从《答李翊书》中看韩愈的为文之道

　　一、闳中肆外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

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

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

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

”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

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

”在《答李秀才书》中说：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

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

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

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二、学养修文

但“德”是不是天生可致，文是不是因道生可不学而能？

不是，韩愈在《原性》一文中虽然提出了“性三品”说，在此说中，他认为人性是秉天命而成的，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教育只能在等级差别之内发生作用，但并不是说因此就不需要教育和学习。

教育和学习的作用是：

对于上品的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义善性得到发扬光大，使君为圣明之君，臣为忠孝之臣；对于中品的人，可引导他向上品靠拢，也可引导他向下品靠拢，这部分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教育和学习对这部分人的改造起着重要作用，这部分人占社会的大多数。

但具体如何学养以修文呢？

在《答李翊书》书中，作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源正流清

韩愈自述他为文之初，在积累的过程中，“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这就是说要写好文章，不仅要积累，而且积累要纯正，源正才能流清。

这里，他所说的“三代两汉之书”，是指什么样的书？

为什么只把“三代两汉之书”视为正源，这要结合其人生经历和一贯的文学主张来加以理解。

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那时佛教泛滥，道教盛行，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反而削弱了。

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来说，唐王朝的统治开始动摇了。

国家的多难，人生的不幸（指其因直谏先后两次被贬），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造就了他敢于进取、勇于奋斗的良好品格。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韩愈，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老，极力维护儒家的道统及其独尊地位。

力图改革齐梁以来那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发起了“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要统一起来，写作的目的要体现和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

因此，他这里所指的“三代两汉之书”也应该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

这，他在《原道》中说的很明白：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

（二）入境浸思

怎样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汲取清流作为自己的创作之源呢？

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几句话：

“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这里，他强调一个“入境浸思”以“内化察省”的过程。

学习，要品味咀嚼，时时思考体会，要入乎其境，进入庐山之中，才能感受庐山的氤氲之气。

“入”是以“勤”字为前提，“处若忘，行若遗”不管是“处”是“行”，都要不辍其思。

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个“勤”字的重要。

他在《进学解》中说：

“业精于勤，荒于戏；形成于思，毁于随。

”要想取得学业的长进，靠近“古之立言”者，就必须经过这个艰苦的涅槃过程。

《符读书城南》他说：

“诗书勤乃有，不勤腹中空。

”另外，“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入”还必须有一个“收视反听”的过程。

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作为上面一句话的很好的诠释：

“虽外物至，不胶于心”。

即学道学文要专心一致，入定省察，不为外物干扰。

（三）入境去芜

入乎其境，还要能出乎其外。

跳出庐山，跳上云端，才能清晰的俯视庐山的峰峰岭岭。

在《答李翊书》书中，韩愈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

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

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其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

”在这里，韩愈谈到了出乎其境的几个方面：

（1）去陈言

韩愈强调文章的“复古”，强调观“三代两汉之书”但并不是要求不加选择，生吞活剥。

相反，在《答李翊书》书中，他提出“陈言务去”的写做准则——“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

在《答刘正夫书》中他也强调了这一点：

“师其意不师其辞”。

强调学古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要学习文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

反之，一味地模仿古人，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

“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上襄阳于相公书》）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为文“抒立其言，自成一家新语”（同上），要立意新颖，内容丰富，文辞要挥洒自如，不能“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跟在别人的后面跑。

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辉煌的成就正是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又能推陈出新，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的结果。

（2）去伪言

他在强调观古书时“入定”、“茫乎其若迷”，并不是要求人们“尽信书”，《答李翊书》书中的这句“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告诉李翊，古书也有正伪之分，也有正而不至之文，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要在“积累”、“浸思”以及尝试“注于手”的基础上加以辩识。

读古书能辨析真伪，必须有真知灼见，学道学文两方面都有所得，然后才能做到。

这是韩愈告诉学生所应达到的一种境界。

他的学生李汉所撰《昌黎先生文集序》有“书礼剔其伪”一语，应该也是得之于老师的绪论。

韩愈在《论荀子》中所称“荀与杨（雄），大醇而小疵”，即是“虽正而不至焉者”之类。

（3）去俗言

《答李翊书》书中有句话：

“其（指作者所写的文章）观于人，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存也。

”它的寓意是极其深刻的。

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

“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他是达到一定境界之后的“随意婉转”、“率性而作”。

这其中的“意”与“性”，既不是人云亦云的俗说，也不是刻意反观的奇说，而是来自于济世救物的坚明之志与生活的不断撞击中发出的火光。

他的“不平则鸣”说可为诠释。

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

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炙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在这里，他一反“主文而谲谏”、“温柔敦厚”之类的要求。

继承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及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着”。

“柔靡”者，是遁世之音；“和顺”者，多为“悦俗”之音。

强调“发愤”，则是鼓励直言不讳，大胆地抒发感情和批判现实。

这才是不媚俗的“救世之音”。

（四）行游养正

饱读了圣贤之书，把握了作文技巧，是不是就完成了任务可以任意为文了呢？

不是。

韩愈在《答李翊书》的后半部分说：

“虽然，不可以不养也。

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为文是终身之事，要有源头活水，才会有不竭的创作之源。

另外，要认准方向，源头要正，源流要清。

要做到这些，必须注重一个“养”字。

如何“养正”呢？

在这里，韩愈提出了两个主要方法：

一为“行”，一为“游”。

“行”就是要带着“仁义”之心，怀揣“经济苍生”之志，去立身行事。

不仅要以“仁义”为标准，时时省察自己有无偏离方向，而且在自己的行动中去撒播“仁义”之种，推行“仁义”之道。

“游”就是要反观源头，从源头中寻找行事的圭臬，从源头中寻找精神动力。

让自己时时能正道直行，刻刻能力量充盈。

通过“行游养正”，就会不辍其志、不惮其苦，百折不回，九死不悔。

这样，就有了伟大的人格力量，有了高尚的道德修养。

他的内在东西，就会像发光的太阳，自内而外辐照万物，自会使川媚而山辉，辅化为道道亮丽的风景！

这样，文章就会滔然随地而出，信手信腕皆成律度。

关于这一点，他同样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诠释了自己的主张。

在行动上，他虽屡遭贬谪，仍不辍进取之志。

多难的人生，反而为他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在《荆潭唱和集序》中，他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穷言易好”的这一现象。

他说：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时时能“养正”之人，就不会被困难击倒，穷且益坚，“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在“独善其身”之时，仍不忘“兼济天下”。

反之，“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安于现状，不事“行养”，所写之文，只是附庸风雅、自鸣得意的浅薄之作，当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五）气盛言宜

韩愈在《答李翊书》书的后半部分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里的“气”是什么呢？

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知言养气”说，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句话：

“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知言”，是指对于作品的鉴别力。

“养气”，是一种内省的修养功夫。

他所说的“气”，是指自我修养达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同义与道相辅而行，经过义的长期积累而产生。

他的“知言养气”说基本上是讲个人道德修养问题。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他把“气”引入创作批评之中。

但他这里的“气”，基本上是就作品所体现的创作主体的个性而言的。

到了韩愈这里，他把创作主题的人格修养和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的观点。

他所说的“气”，就创作主体而言，内蓄为气质、性格；就创作对象而言，发而为个性、风格。

他认为，气胜则言宜，有了这股气，就会“发之而当，成文而类”；“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有了这股气，文章就会气韵生动的鲜活起来，成为合于时用的“道”的载体。

那些冗词、矫词、卑词自会淘尽，似秋末的秋末的狂飙摇撼着树林，将枯枝折断而曳去；像火山口升腾的熔岩，将蒸汽送到高空，把大气加以涤荡。

要写好文章，就要时时刻刻注意雕塑自己的个性，立志以高其气，修德以洁其气，培情以养其气；让氤氲之气充塞创作主体，成为发而为个体文本的最丰富的源泉和最高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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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