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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斯大林世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评斯大林世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左凤荣
2013-1-2715:
13:
15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
[内容提要]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世界革命战略重新定位，使之成了苏联利益的附属物。
他强调只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苏联的长治久安；强调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对立。
在实践中，斯大林也时刻不忘世界革命这一大目标，影响了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不利于改善苏联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 斯大林 世界革命 理论 实践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2）04-0084-05
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没能正确认识与处理本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没能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众因之一。
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的，因此，研究和分析对苏联发生重大影响的斯大林的世界革命思想是必要的。
一
列宁逝世后，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许多人误以为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大目标。
实际并不尽然。
斯大林强调只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保证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即“最后胜利”。
1925年在俄共（布）十四大上，斯大林指出：
十月革命后，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战略时期，其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
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斯大林的对外战略有两个目标：
其一，最高和长远的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苏联期望并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广泛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打破以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格局，建立苏联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最理想的是成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其二，保证“一国社会主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其主要目标是使战争不在苏联国土上进行。
斯大林围绕这两个战略目标来诠释他的理论并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继承，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第一，斯大林对世界革命战略重新定位，使之变成了苏联国家利益的附属物。
他把苏联的利益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变成了“保卫苏联”，对苏联的态度成了检验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标准。
1926年他就说过：
“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
”[2]也就是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要为推进世界革命服务。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斯大林总是强调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在军备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
斯大林开始把苏联的利益凌驾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之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必须服从苏联一国的国家利益。
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
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
”[3]在实践上，各国共产党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任务，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所谓的国际任务，紧跟苏联这个“旗手”走，苏联的政策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不管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各国的实际。
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发号施令，共产国际则完全听命于苏共，实际上在履行苏共国际部的职责。
第二，斯大林再次把推进世界革命看成是苏联国家安全的保障，把苏联当成世界革命的助力与基地。
世界革命战略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成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推进世界革命被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而保障苏联安全则是巩固世界革命的基地。
当二者发生矛盾与冲突时，世界革命的利益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
斯大林所支持的世界革命必须是符合苏联安全利益的。
世界革命被看成是一个长期的进程，由共产国际推动与实施，资本主义一出现风吹草动，共产国际就认为世界革命形势即将来临。
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或外国的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
如支持德国革命。
1923年9月23日俄共（布）专门召开会议，制定起义计划和起义纲领，规定从11月9日开始起义。
1924年12月，爱沙尼亚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策划下，发动塔林起义，苏联海军大约有60人参与起义。
苏共1926—1927年支持英国工人罢工。
苏联的这些行动，加深了别国对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怀疑，它们反对苏联以“唤醒”革命为由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共产国际指望革命风暴来临，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而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政权是议会民主制政权，还是法西斯政权，为此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主要对手。
1934年4月7日，季米特洛夫从狱中出来，在与斯大林谈话时提出一个问题：
“我在狱中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的学说是对的，在关键时刻，为什么千百万工人不跟我们走，而与那些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一起，或者，像在德国那样，跟在社会民主党人后面走?
”他认为，这说明对待欧洲工人的态度不对。
斯大林则认为，主要原因是欧洲工人与资产阶级民主有历史的联系，需要时间来克服，而不是战略错了。
[4]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只有两个短暂的放弃世界革命战略时期，一是1935年至1939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重心转移，号召与法西斯进行斗争；二是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到战争结束。
1939年8月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转而搞世界革命，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寄希望于通过革命摆脱战争，消灭资本主义。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转变，一概反对建立工农政权，要求南斯拉夫等有实力建立工农政权的共产党考虑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1943年共产国际突然解散，斯大林的目的是便于与罗斯福、丘吉尔谈判，巩固其联盟并保证在战后瓜分世界。
第三，斯大林再次强调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并以此作为苏联确定自己战略目标的出发点。
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特征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尺度，同时，也主要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处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认为苏联可以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蓝图建设社会主义。
1925年4月15日，斯大林在致苏联大学生全国代表会议的信中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环境。
……在一个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拥有丰富资源并且受到全世界无产者支持的国家里，是能够而且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
”[5]封闭性是斯大林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斯大林强调，我们应该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经济：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
”只有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后，苏联才会“从把我国变成独立的经济单位的政策，转到把我国纳入社会主义发展总轨道的政策”。
[6]
但在实践中，斯大林的理论又行不通。
1925—1926年，苏联到西方企业进修的工程师有320人，1927—1928年达400人，1928—1929年超过500人。
1929年中，苏联与27家德国企业和15家美国公司签订了协议，到1929年底已有40家美国公司与苏联合作。
[7]1930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总值达2·3亿美元，是那一年世界上最大的对苏出口国。
苏联也从德国大量进口技术。
1931—1932年，德国对苏出口大大超过了美国1930年的水平。
此外，在此期间，2000多名德国工程师和技师在苏联协助组装和操作德国出口的设备。
[8]大批美国工程师被派往苏联帮助组装和操作苏联新购入的技术装备。
1929年1月1日至1930年6月15日，100多名苏联技术人员访问了美国，有的在美国的工厂里学习，仅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一家就训练了81名专家。
[9]但工业化完成后，斯大林开始“关门”。
为了保证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一个和平环境，斯大林在形式上并不拒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路线，但在实践上，只满足于使苏联不与资本主义发生军事冲突，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与合作。
和平共处只是策略手段，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理论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从1928年到1953年苏共只召开了四次党代表大会（1930、1934、1939、1953年），斯大林在这些党代会的讲话中，没有提到过“和平共处”这个词。
在20—50年代出版的斯大林的讲话中，他只有三次提到“和平共处”，但都没有具体内容。
第一次是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伊·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斯大林在回答“您是否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是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的呢?
”这一问题时说：
“美国的民主制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地共处和竞赛。
然而这一个不能发展成为另一个。
苏维埃制度不会转变为美国的民主制，反之亦然。
如果我们彼此不吹毛求疵，我们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10]
第二次是1948年5月17日对美国第三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的公开信的答复。
在公开信中华莱士提出了解决苏美分歧的具体方案与建议，斯大林说：
“至于苏联政府，它认为华莱士先生的方案，是可以作为达成这种协议和发展国际合作的一个良好而有成效的基础的，因为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系不同，但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苏美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绝对必要的。
”[11]
第三次是1952年4月答美国一些地方报纸编辑提出的问题：
在怎样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处才是可能的?
斯大林说：
“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
”[12]
二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其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世界革命，但是，由于斯大林把这一目标定位于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对外政策实践中，斯大林首先要维护的还是苏联的国家利益。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苏联的外交没出现大的失误，其实并不尽然。
这一时期，苏联的外交仍然存在很大问题，突出表现有二：
其一，斯大林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苏联国家安全的保障，无助于改善苏联的外部环境，苏英关系恶化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927年5月27日，英国政府宣布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同时断绝贸易关系。
1927年6月1日，联共（布）中央发表告党组织、全体工人和农民书，号召苏联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入侵。
在1927年7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苏联开始备战，6月10—17日被宣布为“国防周”。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1927年12月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大会过分严重地估计了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从而未能正确制定对内发展战略，过早地把国家引向了备战的轨道。
实际上，苏英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对英国内政的干涉，苏联趁英国工人举行罢工之机，向英国输出革命。
其二，20年代末30年代初，没有把反法西斯而把推进世界革命当成主要目标；30年代中期后，对德国法西斯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在30年代中期前，斯大林认为这一时期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两种制度间的矛盾，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发展自己，巩固苏联的安全。
20年代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国家想建立和平解决争端、调节冲突的机制估计不足。
1928年签订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共产国际六大决议说对此不抱幻想，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干涉苏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斯大林相信战争不可避免，资本家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敌视无产阶级掌权的苏联。
在斯大林的眼里，国内外到处都是敌人，阿姆斯特丹国际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法国资产阶级是反苏战争的组织者；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准备参加武装干涉苏联。
联共（布）一直强调资本主义正在瓦解，革命运动正在高涨。
1930年6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在俄共（布）代表团的积极参加下，共产国际及时估计到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群众积极性增长而引起的力量的重新配置，确定了并坚决地执行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独立领导阶级斗争并对法西斯化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策略。
”[13]强调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共产国际这一纲领基础上，结成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完全放弃了列宁为共产国际确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主要敌人。
正是工人阶级的分裂，成为德国法西斯上台的重要原因。
30年代中期，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苏联暂时收起了世界革命战略，开始积极介入国际生活，把避免苏联被卷入战争作为苏联外交的最高目的。
1933年美国与苏联建交，1934年9月苏联加入国联，以平等的身份登上了国际舞台。
苏联开始放弃世界革命战略，寻求与英法合作保障和平与安全。
1935年苏联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互助条约。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把反法西斯提到首位，苏联把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利益置于阶级的利益之上，与其他国家一道真正走上了和平共处之路。
但好景不长，斯大林的外交并没有把法西斯德国当成敌人。
在1934年党的十七大上斯大林说：
“有些德国政治家认为，苏联现在采取了依靠法国和波兰的方针，说苏联已由凡尔赛和约的反对者变成了它的拥护者，说这种变化是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
这是不对的。
当然，我们决不会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胜。
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这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
”[14]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中心任务是制定反法西斯的策略方针，苏联高级领导人为避免引起德国不满，没有在大会上发言。
1936年10月德意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日本加入。
英法等国为了使自己避免战祸，搞绥靖政策，想祸水东引，斯大林积极谋求与英法等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也不愿过分刺激德国。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八大上批评英法等国家试图挑起苏联与德国的冲突，宣布苏联的对外政策是：
“我们赞成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
”[15]斯大林也存在祸水西引的意图，在与英法进行集体安全的谈判时，也没放弃与德国接触。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首先保障了本国的安全，打破了英法祸水东引的企图，也堵塞了英法与苏联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可能性。
“这个条约给了希特勒开战的可能性。
此后，三大国间的谈判走进了死胡同，西方国家被剥夺了阻止希特勒的可能性。
希特勒希望，与莫斯科达成的互不侵犯条约迫使英国和法国不要给波兰以援助。
”[16]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把保障本国的安全置于首要地位，无可指责。
问题是斯大林与希特勒一起，划分势力范围，完全停止了反法西斯宣传，并称德国为和平爱好者，与德国友好，失去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起码的正义立场。
苏联又要求与德国交战国的共产党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干扰了这些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损害了这些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威信。
斯大林把扩展自己的版图与推动世界革命结合起来了。
1939年10月25日，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说：
不要把实现和平问题建立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一口号会使共产党与群众脱离……在考虑存在苏维埃联盟的同时，逐渐引导群众接近革命口号。
我们想，在（苏联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签订的）相互援助的公约中，可以找到这种形式，即我们苏维埃联盟对一系列国家施加影响的范围。
[17]而这些公约是怎么签订的，莫洛托夫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1939年拉脱维亚的外交部长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对他说；‘不签署与我们合并的条约，您不能回去。
’从爱沙尼亚到我们这儿来的是国防部长……我们也这样对他说。
”[18]
苏联发动苏芬战争，目的是夺取芬兰的土地，以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
战争经过3个月零12天结束，芬兰答应了苏联的领土要求。
1940年4月17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讨论对芬战争的会议上发言时，谈到对芬战争结束的原因时说：
当时，芬兰政府面临两种选择：
或者你们这些芬兰资产阶级先生们作出让步；或者我们给你们一个库西宁政府，这一政府将把你们分光，他们选择了第一种。
[19]
斯大林世界革命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
斯大林把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教条化，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变化，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稳定意味着资本主义死亡的条件的增长。
斯大林在20年代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有很大的主观成分。
不久以后，便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大危机，这并不能说明斯大林有预见性。
斯大林在论证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并不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的状况出发，而是认为苏联的存在就是造成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原因。
1927年党的十五大把苏联脱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成是促使资本主义争夺销售市场、投资场所的斗争尖锐化的主要原因。
“包围苏联的各资产阶级国家和因胜利发展而破坏着世界资本主义统治基础的苏联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
苏联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资产阶级希望无产阶级专政蜕化这一幻想的破灭，以及苏联在国际上的革命影响的加强，是这种尖锐化的最主要的因素。
”[20]1932年出版的《马列主义论战争与军队》宣传说：
反苏的军事干涉危险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现实的直接危险。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苏联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依靠集体农庄农民、贫农与中农联合，在资本主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完成了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作。
联共（布）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的政策、工人群众和广大的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热情，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希望和托派分子使苏联经济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中去的‘预言’。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帝国主义重新提出了通过战争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争论的问题。
”[21]其中的逻辑就是苏联的成就越大，敌人越凶。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在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理论与实践中，最要害的问题是斯大林把本国的利益置于别国利益之上，把苏联的利益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推进世界革命成了维护苏联安全的需要。
因此，苏联长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扩大社会主义的地盘和影响上，使国家的发展战略长期围绕增强国防实力这个核心转，从而忽视了社会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主要目的。
注释：
[1][5][6]《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8页，第71页，第247页。
[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页。
[3]《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4]《季米特洛夫日记》第67—68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第54页。
[7]Т·М·季玛希娜《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2000年版第225页。
[8][9]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苏联经济新剖视》（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第170页。
[10][11][12][15]《斯大林文集》第93页，第541页，第673页，第245—246页。
[1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四分册第152页。
[14]《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7—268页。
[16]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和芬兰历史学会《冬季战争（1939—1940）》莫斯科1999年版第1卷第21页。
[17]Ф·И·费拉索夫《共产国际：
经验、传统、教训》莫斯科1989年版第22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第57页。
[18]阿·乌沙科夫等《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320页。
[19]转引自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芬兰历史学会《冬季战争（1939—1940）》莫斯科1999年版第2卷第275页。
[20]《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三分册第357页。
[21]《马列主义论战争与军队》莫斯科1932年版第166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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