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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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不可忽略的几个问题
北京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钱京京
一九九九年十月
目录
引言
3
城市化－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3
历史趋势回顾
3
认识复杂性
6
城市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
7
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正确道路
8
垃圾难题
9
流动人口
13
市民参与
16
结束语
18
引言
全球城市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人们称2000年将标志“城市世界”的开始，因为全球近一半的人口会生活在城市或城镇。
而到2025年，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会以城市为家。
这一发展过程将主要在第三世界发生，因此“城市”和“发展”将是二十一世纪两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我国在过去二十年来城市化的速度也非常快。
1970年时的城市（非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左右，到1998年已接近20％。
由于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快、城市化水平还不高，我国今后会以更快的速度从农业国向城市型工业国过渡。
城市化将会成为国家议事日程上日益突出的一项内容。
城市化涉及诸多方面，既有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又对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它与全球一体化关系密切，又与人口增长密不可分；它既推动经济增长，也不断制造新问题。
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会给人类社会提出什么新的挑战？
它对未来世界发展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对此，人们还没有获得全面、彻底的认识，各方面的研究都在继续进行。
本文从全球城市化趋势入手，从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如何推动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并集中讨论几个具体问题，为我国完善和改进有关政策提出建议。
城市化－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历史趋势回顾
都市的发展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来。
一个农业社会不需要大量人口的集中居住，有土地的农户大多自给自足，无需依赖商业性服务。
城市主要是贸易，社交和娱乐的地方。
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以工厂为中心的城镇才迅速发展起来。
上世纪初，全世界可称为大城市的地方不过四、五个。
有趣的是，北京当时已是榜上有名的第一大都市，人口为110万。
其它依次为广州、伦敦、康斯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和巴黎。
（见表1）
大约一百年后，本世纪初的世界前五名大城市名单有了不少变化。
首先，北京、广州、康斯坦丁堡三城市已榜上无名，代之而起的是纽约、柏林、和芝加哥。
其次，大城市的标准已经大大提高，从几十万人口的数量级升至百万数量级。
伦敦成了世界最大都市，人口当时已近650万。
（见表1）
表1
十九世纪世界最大城市
城市名称
人口数
北京
1,100,000
伦敦
861,000
广州
800,000
康斯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
570,000
巴黎
547,000
二十世纪世界最大城市
伦敦
6,480,000
纽约
4,242,000
巴黎
3,330,000
柏林
2,424,000
芝加哥
1,717,000
资料来源:
SlipperyRockUniversity,Pennsylvania,USA（www.sru.edu）
二次大战后，稳定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使它们迅速完成了城市化过程。
目前，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城市人口已占国家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
1950至1990的四十年间，亚非拉三大洲的人口从17亿增长到近40亿，而城市人口从2.8亿增至15亿多。
前者（总人口）增长二倍多，后者（城市人口）增长却近五倍。
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已经比欧洲、北美、前苏联、加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全部总人口还多！
表2给出了1975年世界前十名城市排名。
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十五年前已经是平分秋色，特大城市各有五个。
而且城市规模又升
一位数量级，仅用“大”字已难以达意。
在英文中于是出现了Mega-city这个新词，意为“超级城市”。
表2
1975年世界十大城市
城市名称
人口数
东京（日本）
19,800,000
纽约（美国）
15,900,000
上海（中国）
11,400,000
墨西哥城（墨西哥）
11,200,000
圣保罗（巴西）
9,900,000
大阪（日本）
9,800,000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9,100,000
洛杉矶（美国）
8,900,000
巴黎（法国）
8,900,000
北京（中国）
8,500,000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居中心,AnUrbanizingWorld:
GlobalReportonHumanSettlements1996,OxfordUniv.Press,1996
今后几十年，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即全球城市化要加速，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进行。
由于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尽管其城市人口还会增加，但速度不会超过5%。
目前，非洲的城市化速度最快，然而亚洲作为一个人口最多、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的大陆，在城市化问题上面临更为巨大的挑战。
仅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城市化程度不高的亚洲国家，其目前的绝对城市人口数已列世界前茅。
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显示，到2015年，世界前十名超级城市中九名会位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城市人口都在千万数量级上。
（见表3）
表3
2015年世界十大城市（预测）
城市名称
人口数
东京（日本）
28,700,000
孟买（印度）
27,400,000
拉格斯（尼日利亚）
24,400,000
上海（中国）
23,400,000
雅加达（印尼）
21,200,000
圣保罗（巴西）
20,800,000
卡拉奇（巴基斯坦）
20,600,000
北京（中国）
19,400,000
达卡（孟加拉）
19,000,000
墨西哥城（墨西哥）
18,800,000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居中心,AnUrbanizingWorld:
GlobalReportonHumanSettlements1996,OxfordUniv.Press,1996
认识复杂性
人口的多寡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标志。
如引言中已提到，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环境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现象。
首先，城市为人类生活提供许多方便。
一般来讲，城市有着比贫困的农村舒适得多的居住条件，这包括供水、供电、环境卫生、商店、医疗保健、教育和娱乐服务。
它提供多种多样的就业机会，从简单体力劳动到复杂脑力劳动的工作都有。
居住在城市可以享受交通便利，可以信息灵通，可以参加诸多社会、社交活动。
从经济角度看，城市创造的产值、税收、消费需求均高于农村。
高就业密度，资本和技术的集中，以及人、物、资金、信息的充分流动，使城市化成为可靠的经济增长动力源。
同时，城市为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提供条件，因为人口的集中居住得以使许多服务以集约放式提供，从而节约材料、能源、及劳力。
当然，资源节约不会自然产生于城市，我们往往更多看到的是资源浪费型的高消费生活方式。
可持续发展型都市必须靠人们的努力去造就。
除了以上这些较为直接的正负两面影响外，城市化的复杂性还可以从以下三点体会到。
第一、许多人口学家们在二十年前曾估计世界一些大城市
的人口会继续不断地增长，而且是加速增长，使城市结构无限制的扩展蔓延开。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完全如预测的那样。
世界主要大城市自8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明显放慢，不仅是工业化国家中的城市，也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
可见城市规模不是没有极限的。
第二、又与先前的预测相反的是，到九十年代世界并没有被几个超级大城市主导。
尽管城市化步伐确实一直在加快，但是目前只有少于5％的世界城市人口居住在特大城市。
以前人们估计，诸如印度的加尔加达市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市这样的大城市，其人口会达到三千万到四千万。
然而这种估计并没有实现。
所以，城市数目的增加也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三、尽管城市化与经济、社会、政治变化之间可能有某些关系，但并不直接了当，有时这种关联完全不存在。
十几年来，研究人员们一直试图建立和描述这些关系，却一无所获。
事实证明，大城市并不一定问题成堆，管理不好，小城市也未必没有棘手问题，容易管理。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我们在处理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时，就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又不能生搬硬套；既要充分利用城市化过程推动经济发展，也要对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负面影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既要重视大城市中的问题，也不要忽视了中小城市面临的难题。
城市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
我国历来是个农业国家，长久以来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
只有最近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才从停滞不前转向快速发展。
1978年时，全国只有193个城市，当时真正的非农业人口（即城市户口，不从事农业）只占总人口的8%左右。
仅仅二十年后，城市数量已经达到668座，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升到了17.7%。
如果以全部市区人口计，城市化程度已达43.8%。
应该指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并不仅仅是个自然过程，还有人为推动的因素。
加速城市化进程是被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来实施的，因此发展速度格外快，而且这一趋势显然将持续下去。
我国政府的城市
化政策主要目的为两方面，一是推动经济发展，二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前者是近两年来人们特别关心、谈论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氛围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显示回落的迹象，而城市化看来可以拉动需求、帮助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一些专家乐观的指出，中国将突破日本、韩国“20年高速增长极限”的定论，基本原因之一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所能提供的增长动力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我国从九十年代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来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力。
政府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发展”的原则，支持、促进村镇建设，1995年颁发了《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以此为依据，各省也陆续颁发了政策性文件，对小城镇建设涉及的乡镇企业、土地使用、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户籍管理、规划建设、市场流通、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
目前，我国已有五万多个小城镇，其中既有专为农业服务的小城镇，也有以物资流通为主要功能的商贸型小城镇，又有以工业生产和加工业为主的小城镇，还有依托大中城市发展的城郊小城镇。
近十年来，小城镇已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约1亿人。
这几年政府开始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还未能全面、有效的实现。
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尚短、发展速度却很快，大家的关注点往往只在经济和人口问题上。
由此不难推断：
1）我国对处理城市问题的经验尚有限；
2）面对快速持续的城市发展趋势，中国需要极大提高城市管理能力；
3）即便是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也必须注重城市环境保护；
4）城市化作为我国一项人口措施，要使之有效，就不能忽视其中的社会学问题。
而所有这些的关键，实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正确道路
自1988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已经逐步被广泛接受，大多数人不再认为保护环境必然与经济发展产生冲突。
各国各地许多实例也不断证明不损害环境的发展不但是可能的、
也是综合效果最好的。
例如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既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又有益于保护城市空气质量。
巴西的基里提巴市公共交通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又例如城市集中供热既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节约能源，同时又减少空气污染。
废物回收也是同样效果，既增加资源，又减少对环境的压力。
可持续发展对城市来说还有着特别的意义。
首先，城市中由于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各类建筑密集、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量大，所以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自然也大，面对的环境问题既多又复杂。
恶劣的城市环境反过来对生活于其中的密集人群造成极大的健康损害，从而直接制约生产力，还影响下一代人的健康。
其次，可持续发展不完全等同于环境保护，它有着更广泛的内涵，还包括社会和经济层面。
可持续发展就像一个三角凳，三只腿分别代表经济、环境、社会。
哪个腿短一些都会使凳子翻掉。
“发展”的本质是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的进步既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也不能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还要靠有效的管理（国外广称为“良政”）来保证，这样才能获得持续性。
毫无疑问，我国的城市发展在过去五十年来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道路、公共交通、供水、采暖、和炊事燃气方面。
但是如前所述，我国今后城市化进程的热点将在小城镇。
目前六百六十多个正试“设市城市”尚还有许多工作要跟上（如住房、环卫和污水垃圾的处理能力），几万个小城镇的建设任务就更庞大。
此外，硬件的建立仅解决问题的一方面，如何应用好可持续发展这个“软件”才是城市化顺利进展的关键。
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多种多样，不可能、也没必要在此一一讨论（有些议题，如城市交通，另有专文论述）。
以下仅选择垃圾、流动人口、和市民参与问题作些具体分析，提出政策性建议。
垃圾处理是个环境问题，后两项则属社会学范畴，但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有着密切关系。
垃圾难题
城市的环境问题大抵分为大气、水、固体废物三方面。
大气污染包括燃煤或燃烧其他化石、生物质排放出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使用汽
油、柴油机动车排放出的氮氧化物、一氧化氮等污染物，和工厂废气的排放。
水污染方面的主要威胁是饮用水源受到工厂和生活污水的污染。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有毒有害废物的处置。
值得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各城市的环境问题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可以作两种分类。
一是发达国家城市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之分，二是大城市与小城市之分。
发达国家的城市一般由于环境质量不错，所以注意力往往放在市容、绿化、节能等问题上。
当然这些城市并不能完全摆脱污染问题的困扰。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它们面临水、气、渣的严重污染，同时还有其它紧迫难题。
这些难题与人们的生活和健康有更为密切和直接的联系，尽管是所谓“非主流”的环境问题，如垃圾的收集和运出、饮用水的供给、居住拥挤以及由此引起的室内污染，危险、恶劣工作环境、频繁的事故等等。
大小城市相比，一般大城市环境问题多，而小城市的压力要小。
但是经济落后的小城市往往在供水、环境卫生方面相当落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置能力低下。
我国作为一个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各类城市，从超大型到迷你型，从颇具现代化的到相当落后的，都可找到。
因此，不幸上述种种“主流”及“非主流”问题在我国都存在。
但是，各城市终归大小、基础、位置、资源均不尽相同，所以处理各种环境问题的轻重缓急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此很难一一分析。
例如大城市的机动车尾气污染严重，小城镇的下水排放网短少；北方城市的大气颗粒物含量高，南方城市降水酸度值大。
此处仅讨论一个全国城市比较共同的问题，即垃圾处理的难题。
这实际也是全世界多数城市的头疼问题。
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151位市长的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市长们将垃圾处理列为他们第二大难题。
排第一位的问题是失业。
更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时的同样调查显示，当时市长们认为住房是第二大难题。
四年以后，垃圾问题提升到了第二位。
其实，连纽约这样的发达大都会也从未停止为垃圾烦恼。
纽约垃圾何处倒？
自四十年代以来，纽约市的垃圾都是运往附近的史丹屯小岛填埋。
最初也仅仅是简单的倾倒和掩埋，与我国目前大多数地方的做法类似。
七十年代开始，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通过了环保法规，史丹屯填埋场补做了环境影响评估，并开始分阶段改造填埋场设施，使之符合无害化处理标准，主要是防渗滤、沼气利用和加强监测。
熟料，当该填埋场刚刚完成更新之时，州长和市长出于政治考虑和迫于岛上民众的压力，宣布于2001年全部永久的关闭史丹屯填埋场，尽管其收纳期限还有二十多年。
届时，纽约市每日一万三千多吨的垃圾往何处倒成了环卫局非常头疼的问题。
（纽约市环卫局）
我国1992年人均垃圾产出量285公斤，其实只有北美人均值的
三分之一。
但是由于人口多、密度高，城市垃圾总量每年达三亿吨，相当可观。
况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垃圾产生量会很快增加。
我国人均垃圾产生量多年来已经以10％的速度增长着，而处理垃圾的能力却增长极为缓慢。
因此，就有了大城市周围堆放几千座垃圾山的“壮观景象”。
居报道，上海市郊有垃圾山2000座，而北京一年堆起来的生活垃圾相当于两座半景山，占用的耕地去年已经超过一万亩。
广州则因周围卫星城发达，连如此堆放的地方也很少。
中小城市似乎还没有面临如此严峻的垃圾处置问题，报章少有对它们在垃圾处理方面的报道。
《人民日报》的“走进小城镇”系列报道介绍了许多成功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大多讲经济如何起步、市容建设如何规范，却从没有提到处置垃圾的问题。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等于我国中小城市有效的解决了垃圾问题，恰恰相反，这可能只说明垃圾问题在大部分小城镇还没有真正受到关注。
“眼不见为净”仍是不少人、包括地方干部的处事方式。
小城镇大多地处农村，堆放垃圾的地方尚显得充裕，城镇人口又不多，垃圾显然还不是很突出的问题。
不过应该认识到，垃圾不经过无害化处理而随意堆放，会严重破坏附近环境卫生、臭味熏天、蚊蝇聚集，也易发生火灾。
但是更值得焦虑的是垃
圾腐烂后的渗滤液有可能污染地下水，垃圾发酵后排放的甲烷气污染大气。
垃圾堆放占用本已有限的耕地则更为不妥。
搞可持续发展就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污染了再治理不仅治理费用高，而且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损害，远比看得见的直接费用高。
我国大力发展小城镇，其数目还会继续增加，如果小城镇都步大中城市的后尘，直到垃圾无处可扔、或被垃圾包围了时才开始想办法，遍布全国的数万座城镇的垃圾问题难免不会酿成全国性的垃圾危机。
近几年来，我国大中城市已经开始逐步建设正规化垃圾卫生填埋场，但是资金投入缓慢，建起来的处理能力大有赶不上垃圾增长速度的趋势。
经济上，填埋场的运营仍存在入不敷出的困难，首先是因为从垃圾清运到处置全归市政府管，环卫预算低，又不能按企业方式收费经营。
另外，目前我国的城市垃圾仍以食物和灰渣为主要成分，可压缩性差、热值低，所以给运送和热能利用造成一定困难。
如上所述，城市垃圾不只是个卫生问题，它对于人口多、耕地少、发展快的中国会成为越来越紧迫、影响深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如今，我国大城市的垃圾问题已经到了再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而中小城市的垃圾问题则是越早着手处理越好。
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供参考：
1、垃圾清运和处置部分实行私有化，招标给非国营公司操作，制定服务收费标准，使这些公司能在不对废品、废热加以回收的情况下达到收支平衡。
如进行资源回收，则可有盈利，从而鼓励资源再生利用。
2、向居民收取清理垃圾费，对中上等收入的家庭不应造成太大冲击，只是需要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阶段。
对于低收入家庭，则应明确地从社会福利中给予补回，例如加进失业金或退休金中。
对低收入户的补贴很重要，这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第三世界城市肮脏的贫民区现象。
3、大中城市搞填埋场要注意地理条件（例如利用荒地、荒山沟、离开水源等）。
填埋场的防渗漏、覆盖、沼气利用、生态恢复等措施必须保证。
建设部对垃圾填埋场已经制定有技术规范，与国外标准相当，但是需要的是加以认真执行。
填埋场及下述的焚烧炉可鼓励公私合资、合营。
4、焚烧炉是另一项在大中城市可以提倡的技术，其优点是占地少，可回收热能，但投资很高，日处理千吨的装置要3－5亿元人民币。
特别注意的是不能搞造价低的土焚化炉，否则反而会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5、气候条件适合的小城镇应着重搞垃圾堆肥。
多年来一些城市作过堆肥的尝试，但多因技术或产品销路问题而逐渐放弃。
小城镇靠近农村，应该有其优势，有机肥料可以就近用于农田。
小城镇甚至可以为附近的大中城市提供垃圾处置服务（如，分拣、转运、回收、填埋或堆肥）。
流动人口
在此讨论流动人口的思路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大力发展小城镇，而小城镇的健康成长靠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入，是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现象。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务工。
我国历史上从二、三十年代就有统计出的“离村率”，在10％以下，动机主要是经济利益。
解放以后，由于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农村人自发向城市移民几乎不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日益活跃和对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为中国人口流动提供了基本条件。
于是自80年代开始，流动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从西部涌向东部，从内陆涌向沿海，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的流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1984－88年间流动人口增长极为迅猛，以后由于国家调整产业政策、加强治理整顿，增长势头才稍趋于平缓。
现在一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
其中外出流动的数量在8000到9000万人之间。
从流动方式看，由本地农民带出去的占40％，自发出去的占32％，此外就是外地亲友介绍（18％）和机构介绍（10％）。
可见有序地、非盲目的流动所占比例还很小，不到30％。
尽管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有积极的贡献，盲目流动却带来不少问题。
通常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有：
（1）加剧交通运输紧张状况；
（2）使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3）给计划生育带来困难；（4）影响社会治安；
（5）增加卫生防疫的压力。
仅以北京为例，1994年流动人口中发生麻疹、军团菌病、痢疾、肝炎、“02”等传染病疫情十起，占全市发起数的62.5％。
流动人口对环境卫生造成的压力也十分可观，每人每年的生活垃圾300多公斤，北京每年300多万流动人口就增加90多万吨垃圾。
自从八十年代流动大潮掀起以来，我国政府对流动人口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视，各种规章条例也相继出台。
对上述这些问题各级政府主要从三方面采取了应对措施，即
（1）扩散、分流；
（2）加强控制大城市户口，放松集镇户口（3）加强法制管理。
同时也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
然而，应该承认，无论是对流动人口引起的问题，还是采取的相应对策，都还有不全面之处，主要表现在：
强调严格管理多，积极引导的措施则较弱；考虑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多，想到这些人本身的困难少。
例如，流动人口中儿童的看顾、预防接种、教育存在很大漏洞，使几百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受到威胁。
又例如，对拆除民工私搭建筑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但是对他们其后的生计则想的较少。
诚然，从一个城市的角度看，不采取坚决的管制措施，流动人口不会自动大批离去或主动停止搭建非法临时居所，拉帮结伙以致犯罪的行为也会更加嚣张。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如果大中城市只是将无地可耕的农民拒之城门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国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既有相似处，也有区别。
相似方面（也是值得忧虑的方面）是形成城市贫民区的危险，由此而产生诸如巴西圣包罗面临的大型贫民窟这样的棘手问题。
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则在于这种盲目流动的起因不同。
同是农民缺少土地耕种而流向城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因为贫富悬殊，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我国则是耕地少、劳力过剩。
孟加拉首都达喀的经验是政府收购土地，然后分给愿意离城回乡的农民。
但这样的措施我国显然无法学习。
因此中国采取的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是正确的，也复合国情。
但是需要在增加小城镇的吸引力上下更多功夫。
这种吸引力包括就业机会、公共服务与设施、教育条件、文化娱乐活动、安全洁净的环境，等等，总括起来就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生活品质，好的生活品质才会吸引人
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国家从92年开始由国家科委会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等20多个部委在部分省市的城镇开展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现已改名为“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为探索我国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实验，积累了一些经验。
这一工作的核心就是可持续发展。
可见，小城镇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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