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旧交粮纳税与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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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交粮纳税与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

“照旧交粮纳税”与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

　　摘要：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战略任务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天朝天亩制度》和天京粮荒并无关系。

所谓“石达开安庆易制”并不是石达开主导意识下的创造性政策，而是杨秀清主持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具体执行。

太平天国1853年到1861年的安徽农村政治，表现为太平军贵族习惯的非制度性征贡行为，不断破坏着制度性传统农村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

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石达开安庆易制；安徽农村政治中图分类号：

K254．2：

D091．4

　　文献标识码：

A

　　一“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辨

　　考量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标准，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

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一般经过“贡单”、“门牌”和“田凭”三个逐级上升的社会经济政策阶段，分别以征贡、传统农业政策和确定土地关系的田凭为标志性特征。

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具体上升到哪个阶段，取决于两个要素：

首先是主政太平军贵族的政治禀赋，这直接支配着太平军贵族的政治作为；其次是乡官政治和地方行政的成效。

当然，该地的客观军事政治环境也会对该地的农村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

关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有论者将之与《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相联系，认为是因为“《制度》的分田法因不具备施行的环境，而它的农村‘国库制’是不符合农民意愿的错误主张，因而不能贯彻施行”，同时“1854年夏季时，天朝总圣库告匮，天京发生粮荒，亟需筹措军需与民粮”，导致太平天国被迫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该论将“照旧交粮纳税”与《制度》相联系，略显牵强。

太平天国政权虽然制定《制度》，但是并未对之广泛宣传，更无意于推行之。

太平天国政权贡役制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建立公正原则的农村政治。

当时太平天国政权高层的权力斗争也抑制了《制度》实施的可能。

而把天京粮荒问题与“照旧交粮纳税”相联系，也缺乏必然逻辑关系。

在太平天国史上，因为粮荒即总圣库危机引发政策改变的事，也曾在1852年的永安发生过。

太平军在永安半载，“粮草殆尽，红粉亦无”，物资储备濒于枯竭。

太平军被迫于1852年4月5日从永安突围，以“寻求补给和喘息，在困境中杀出生存发展的出路”。

如果定都天京后发生粮食危机，太平天国决策层为何不效法永安突围的前例，全军继续战略转移，如北伐燕都呢?

太平军如果单纯出于解决粮荒问题，安徽和江西也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比南京更处长江下游的苏南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负担着中国最沉重的漕粮田赋收入。

太平军完全可以东征苏南，且当时条件也完全具备。

看来，争夺安徽和江西实际上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因为既然以长江下游重镇南京为政治中心．就必须沿江上溯争夺中上游以固金陵根本。

而这也正说明了定都后太平天国政权战略任务的转变。

这种转变也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

“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太平天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应该是统治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经历《制度》碰壁或总圣库危机这样的沉痛反思。

因为定都前，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流动的军事政治团体。

对沿途城镇据点只能随占随弃。

一切军需给养，自然全部依赖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总圣库制度，即一切财产与缴获归国库所有和平均分配。

对所占领城镇，太平天国是通过吸收人口来充实队伍的。

这一方式一直实行到定都为止。

太平军在湖南、湖北和安徽都吸收了大量人口，将他们编入由广西客家人拜上帝会众支配的社会组织里，沿途获得的财富也尽归圣库。

可以说，太平天国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将人口和社会财富逐渐扩大的。

这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在天京时形成一个以广西客家人贵族为特权集团的贡役制的社会结构。

在这一时期，太平军走州过府的行军模式，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接触农村社会，更不可能实施农村政治。

因此，永安突围后，军兴途中的太平军，自然无法实现“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而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既然确定了自己的战略基地和政治中心，就此完成了流动作战阶段，流动王国就真正成为一个与清朝对立的区域性农民政权。

于是太平天国的任务就很自然地从流动作战时期的寻求战略基地和政治中心。

转变为通过针对清朝的王朝战争，实现“太平一统”，灭亡清朝。

因此，随着战略任务的转变，太平天国开始实施正常状态下的农村政治、亦或社会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十分自然的。

特别是他们在西征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农村社会，面临着实施农村政治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太平天国由于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现实条件的局限，不可能实施《制度》规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在太平军贵族集团缺乏行政经验的情况下，沿袭清朝旧制．采用传统的地方行政．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所谓“照旧交粮纳税”。

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自然过渡的产物。

这一政策虽然直到1854年夏才以“本章”形式确定下来，但实际上早就随着西征的展开而逐步实施了。

1853年6月在赖汉英指挥的西征军围攻南昌期间，就实施了“按亩征粮”的政策。

史料记载：

“计亩征粮忧富室（乡间计田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得钱相搏快游民。

吾村前后分三次（吾家一回出谷五十余石，一回出谷三十余石，一回出谷二十石），此举难期苦乐均”。

赖汉英的政策虽然仍是征贡性质，但是已经具备了传统经济政策的某些特征。

“计亩征粮”，即按照田地数量确定征收标准，这符合传统经济政策中漕粮与田赋的特征。

石达开1853年9月到安庆督理军民事务，“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网罗无赖充伪乡官，征租赋”。

“征租赋”政策属于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即地主收租，并向国家交纳赋税。

在当时杨秀清僭主政治条件下，石达开的施政应该是在得到杨秀清的首肯后才得以推行的。

这说明石达开主政安徽时的“征租赋”政策，已经可以认定是太平天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直接证据。

至于1854年夏的“本章”则是法律程序，旨在向天国辖区推行。

因为“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又因为“安徽江西米粮广有”，所以太平天国领导人才“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意思是，太平天国确定天京为政治中心后，将夺取全国政权作为主要任务，而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政治和军事任务，太平天国今后将以开拓疆土和战略基地为主要任务。

而“米粮广有”的安徽、江西占领区，正可满足“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的现实需要，所以天国要着手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迅速恢复地方行政，使之服务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需要。

“建都天京”带来的战略任务转变是因，“安徽江西米粮广有”是客观条件，而“照旧交粮纳税”是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

由此可证，“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与《制度》实在是毫无关涉，亦与天京粮荒无必然联系。

是定都天京带来的战略任务的转变，自然发展而来了这一政策。

这一政策随着西征军事活动的展开，就已显端倪，赖汉英在南昌附近的“计亩征粮”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石达开安庆安民时的“征租赋”政策则说明这一政策已经进入成熟实施阶段。

在这一基础上，杨秀清主持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决定推广这一政策，促进太平天国施政方式的良性转变。

　　二“石达开安庆易制”辨

　　1853年9月，石达开被杨秀清派往安庆主持安民事务，史学界一般称为“安庆易制”。

有论者认为，“‘安庆易制’，是从贡献制到‘照旧交粮纳税’的农村赋税政策的转变”，这个观点符合笔者上述关于石达开安庆安民的结论。

有论者认为，“正是石达开能根据不同情况的环境条件，采取适合民情，又有利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政策措施，才赢得了安徽江西人民的热烈拥护。

”此说似乎认为，“安庆易制”是石达开的创举，具有明确的个性和主导意识，笔者认为颇有商榷必要。

　　关于所谓“石达开安庆易制”的史料有以下几种：

　　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称：

“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宗教法律之不相习也，多抗命。

八月，天王命达开赴安庆一带安民。

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乡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

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

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

立榷关于星桥，以铁索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

军田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达开亦以自负。

”

　　李滨《中兴别记》记载：

“石达开既距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征租赋，立榷关于大星桥各属，支河曲港，遍设伪卡，苛敛杂税”。

又有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卷二载：

“石逆在安庆分兵回掠，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令按田亩收银粮。

诡托安民，实资科敛。

”

　　谢介鹤《金陵癸甲记事录》：

“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翼贼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

东贼闻惧其得皖人心，急趣之归，调燕贼秦日纲往替。

”

　　以上《太平天国野史》成书于民国，诸多细节与《中兴别记》、《平定粤寇纪略》相仿，可断定借鉴后二书颇多。

惟二处为后二书所无。

一处论及石达开安民背景，有“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宗教法律之不相习也，多抗命”情节；一处论及针对富豪政策，“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

前者多被论者作为所谓“石达开安庆易制”的原因加以强调，后者则被论者作为太平军打击封建地主阶级．保护贫苦农民利益的证据而着意引用。

但该书“天王命达开赴安庆一带安民”，则明显为常识错误。

如果是太平天国同时代人记载，断不会有此纰漏。

因为杨秀清主政、洪秀全沦为虚君人所共知。

因此，本文专以后三份史料做根据。

综观上述史料，只有《金陵癸甲记事录》有所谓“稍易东贼苛制”，有“易制”之意，而《中兴别记》和《平定粤匪纪略》这两份史料，均没有“易制”或与“易制”相关的记述，故值得辨析之。

　　谢介鹤所说石达开“易制”是“易”所谓“东贼苛制”，于理不合。

首先，在当时太平天国权力结构下，杨秀清凭借其宗教和政治权力，实施所谓“僭主政治”，将天王权力架空，拥有最终决策权。

石达开虽贵为上帝家庭成员，在杨面前也只能跪听笔录，其政治生命完全由杨掌握。

杨秀清对石达开虽然不象对韦昌辉那样加以防范，但也谈不上亲密。

旧他派石达开到安庆安民，是出于工作上的绝对信任。

换言之，石达开此行是奉杨秀清的旨意，无论是不是“苛制”，他都只有绝对服从。

因为政绩良好而“自负”，他更没有这个胆量。

　　其次，所谓“杨贼苛制”子虚乌有。

石达开在安庆推行的政策不是“苛制”，而他执行的又是杨秀清的旨意，更没有所谓“杨贼苛制”。

事实也正是如此。

杨秀清虽然乾纲独断，实行集权独裁的“僭主政治”，但他在主政期间有意改变太平天国在文化政策方面的过激趋向，并教导各级官员对待百姓要宽厚为怀，慎重决断，以免造成冤狱。

杨秀清在武昌期间曾亲自谒孔，“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

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

虽为孤证，但联系后来杨秀清在天父圣旨和“四书十三经中阐发天情道理者甚多，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不少，当可信。

杨秀清有可能改变金田起义时的社会经济政策，采取比较温和的统治手段。

随着西征的展开，从赖汉英的“计亩征粮”，到石达开安庆主政时的“征租赋”，无不出于杨秀清的政治安排。

到1854年夏季，更是在杨秀清的倡议下，把“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正式确定下来。

　　所以，石达开到安庆安民是在执行杨秀清主持的太平天国政权“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前文已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统治方式随着战略任务的改变而自然发生转变，既然定都天京的主要决策者是杨秀清，那主导这次统治方式转变的也应该是杨秀清。

杨秀清僭主政治的客观政治条件也不允许石达开有主导政策意识的机会。

石达开无非是通过充分领会杨秀清的政治意图，圆满执行了安民任务而已。

因此，所谓“石达开安庆易制”无从谈起，如以“安庆安民”冠之或许更科学。

　　但是石达开在主持安庆军民事务期间，的确因为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而声誉鹄起。

从史料看，石达开主持安民采取的政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建立乡官制度。

所谓“收罗无赖充伪乡官”、“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即是；其二，推行传统地方行政，所谓“征租赋”、“令按田亩收银粮”即是。

另有设卡征税等为一般经济手段，于农村政治意义不大。

乡官制度完成了从“贡单”方式到“门牌”方式的初步过渡，而“征租赋”、“令按田亩收银粮”则说明了传统地方行政的进一步的深入。

“征租赋”可理解为允许地主收租后再由地主交纳国家田赋。

而“按田亩收银粮”更是传统农业政策的延续，不仅征收时以土地占有面积为单位，而且传统的田赋正包括了地丁“银”和“粮”米两部分。

有论者认为未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太平天国并未把推行《制度》规定的平均分配土地作为急务，因此恢复传统的地方行政，不仅顺理成章，而且行之有效。

石达开主持安庆安民的效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所谓“石达开安庆易制”并不是石达开主导意识下的创造性政策，而是杨秀清主持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具体执行。

石达开主政安庆期间，既不可能“易”所谓“杨贼苛制”．更没有“易”太平天国的基本政策。

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仍不出“照旧交粮纳税”范围。

　　三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

　　石达开安庆安民后，一度回京，由秦日纲代领其政。

二人品性迥异，“达开尚外假宽和，惟日纲则惟事凶狡”。

其实这不过是二人行事气质不同，石达开较温和，秦日纲较粗暴，具体施政并无明显差别。

因为在杨秀清僭主政治下，主政将领的施政尚无明显个性可言。

　　目前关于天国安徽农村政治较详细的史料，有反映潜山情况的《皖樵纪实》，可作为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的缩影：

　　（咸丰）三年冬十二月，贼首伪翼王石达开窜皖城，踞之。

　　四年甲寅春正月，贼窜潜城，伪春分副侍卫李丙传、伪小雪正侍卫周汶凤纵贼四乡拷索，弗从者屠灭之，民大恐，相继纳贿。

贼窃周官制，立伪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乡官。

胁潜立六军帅、十八师帅、七十二旅帅。

三月，贼伪监军侯万里窜潜城，踞之。

贼伪典硝豫召能窜潜城设馆，拆衙署庵庙熬硝。

夏四月伪军帅旅帅建馆理词讼，用听使，出文札，潜民各户悬伪太平天国门牌，贼勒我潜贡黄金二两。

五月贼安徽乡试……贼勒收户米，妄称伪天王三殿下降凡。

秋七月，贼勒征地丁银。

贼勒收户米，每户出米三十斤，曰报效米。

十一月贼勒征粮米，十八两为一斤，每百八十七斤为一硕。

　　五年乙卯春正月，贼鸣锣催银粮。

二月贼查庵观寺院田产充公。

贼伪将军董沈升窜潜城，踞之。

夏五月贼安徽乡试，勒士至……贼勒损费刻伪书，熬硝。

十二月，贼伪将军谢得功窜潜城，踞之。

　　六年五月，贼伪国宗杨恒青阅潜城，勒乡官供应数千金，剖文庙木主。

冬十月，安徽巡抚福济复庐州，围桐城，潜贼索粮，伪乡官逾城逃。

　　七年丁巳夏正月，贼日出城肆掠，附郭居民苦之。

北乡起团练……西乡起团练……龙山、磋水坂起团练……三月伪乡官议每亩捐钱三百七十五文，贼以交接官兵为通妖，罚赎捐，潜民多受勒者。

十四日。

贼伪殿右一百零八指挥何知凉率贼二千图窜霍山，由水吼岭进驻衙前一日，经上清窜霍河口寺，闻团练至，焚掳返。

勒伪乡官供应数千金。

三月，贼勒各县开童子试。

夏四月，贼伪坚忠侯陈得才败，自镇阳关冀窜黄梅县，初三日由霍山骤窜天堂……二十日贼伪监军黄振钧奉伪将帅张潮爵令窜天堂，诈称招抚流离，踞五日，返催银弗缴者，锁押辱之。

贼伪亮天侯蓝绣春由舒城经龙山、官庄窜潜城，大肆害。

（五月）贼于皖城开伪乡试……贼伪翼王石达开窜皖城，踞之，伪示云避嫌也。

贼勒征上忙地丁银。

　　以上为安徽潜山自1853年太平天国克复安庆到1857年石达开从安庆出走，三年多农村政治之大概，从中可分析太平天国前期安徽农村政治的主要特征，即安徽北部太平天国当局虽然实现了从征贡方式的“贡单”阶段向以传统地方行政为手段的“门牌”阶段的过渡，但仍然经常受到军兴时期“掳掠”方式的影响，而屡屡退回到“贡单”阶段的水平。

　　其一，乡官制度得到初步确立，但经常受到军事贵族的压迫，独立理事余地有限。

太平天国社会结构的贡役制特征暴露得十分明显。

太平天国以县监军作为县级地方守土官，监军负责监督农村以军为单位的社会组织。

1854年春太平天国在潜山建立乡官制度，“胁潜立六军帅、十八师帅、七十二旅帅”，三月便以侯万里为监军。

乡官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履行农村司法职能，“伪军帅旅帅建馆理词讼，用听使，出文札”，普遍推行门牌制度。

但守土官的权威明显无法与军事贵族相比。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潜山先后更换过春分副侍卫李丙传、小雪正侍卫周汶凤、将军董沈升、将军谢得功等多位军事首长，而监军的记载却直到1857年4月始有黄振钧奉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之命理事五日的记载。

可见制度所规定的正常状态下的守土官制度，受到军事首长频繁更换的干扰。

这一切都说明正常的守土和乡官制度很难得到保证。

这就使守土官和乡官变相成为太平军贵族的征贡工具。

　　其二，传统地方行政得以恢复，“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得以实施，但不断受到外来军事首长各种征贡的影响。

太平军在潜山很快实现了由四年正月“纵贼四乡拷索，弗从者屠灭之，民大恐，相继纳贿”的“贡单”阶段，向是年“秋七月，贼勒征地丁银”的“门牌”阶段的转变。

传统的田赋征收计有四年秋七月的地丁银、十一月的粮米以及七年五月上忙地丁银这三次。

特别是1857年这一次是太平天国重新收复潜山后恢复的，可说明太平天国实施传统农业政策的连贯性。

但这仅有的几次正常良性的田赋征收，与各军事首长残酷而频繁的征贡勒索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潜山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多次遭到名目繁多的征贡勒索，计有三年五月借天王三殿下降凡勒收的户米、五月的报效米每户三十斤、六年五月国宗杨恒清勒收贡银数千两、七年三月因潜山失守而被报复勒索的赎捐每亩三百七十五文、被殿右一百零八指挥何知凉过路勒索的贡粮数千斤，至少五起，还不算被陈得才、蓝绣春借过路所行的勒索，完全属于“打先锋”性质的劫掠。

如果说太平军征收地丁银等传统社会经济政策，是出于统治手段转变的结果，那频繁的征贡则说明太平军贵族们仍然习惯于按照军兴时期流动作战时的行为方式施政。

特别当军事形势严峻时，太平军贵族们的习惯会变本加厉。

脆弱的守土官、乡官制度和传统社会经济政策，在太平天国的安徽仅仅是征贡习惯行为压迫下苦命的种子，永远也不可能生长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因为太平天国贡役制的权力结构不给它充足的阳光，而地方上桀骜不驯的团练也绝不会滋补给它充足的水分。

因此，太平天国1853年到1857年的安徽农村政治充其量只达到“贡单”阶段到“门牌”阶段之间的水平，或者说这时的“门牌”阶段仍然带有“贡单”阶段的血污。

因为太平军贵族的统治行为方式，在其主导意识上，仍然随定都后战略目标的转变而改变。

过去的习惯性定势，表现为非制度性的征贡行为，不断地破坏着制度性政策的实施。

　　从1857年石达开出走到1861年安庆沦陷这四年的皖北政局由英王陈玉成主持，农村政治大略仍可参见《皖樵纪实》：

　　（丁巳七年）冬十月，贼勒每亩收银二百文。

八年戊午二月初四日，贼伪格天燕陈时永率贼万余，自潜城犯水吼岭…窜天堂，肆焚杀，复将所掳衣物钱粮，遣其伪火五十五将军李廷见解回皖城。

二十二日，贼伪丞相应得窜响肠，假招抚勒取钱粮。

三月十八日，贼伪监军黄振钧、伪典圣粮马蚊起率贼百余窜天堂，勒索钱粮，追呼二十余日，民不堪。

五月，贼伪洁天燕赖桂英窜潜城，踞之。

贼勒每亩收钱二百文，米六升。

六月初三日，贼首陈玉成窜回皖城…时地方久苦贼残，兼荒歉，勒伪乡官追呼供给之。

七月初一日，贼窜舒城主簿园，掳掠回。

二十四日，窜上清，来榜河刈田稻，掳掠尤惨。

二十九日，贼勒乡官其民夫，筑二垒于漱牛岭。

九年己未春正月二十七日踞贼甫离境，贼伪诚天侯陈惟一、伪昆天侯黎标王，自皖城窜衙前，搬取前贼所遗稻六千余硕，胁民折银。

　　从以上史料可折射后期天国皖北农村政治之大概。

主将陈玉成由于在地方建设上并无观念更新，仍然停留在征贡贵族阶段。

由他主导的农村政治自然不可能比石达开、秦日纲时期有所突破。

从1857年农历十月到1859年农历三月，太平天国当局没有再征收一次正常田赋，相反征贡成为其农村政治的主旋律。

这其中固然有战争形势惨烈的原因，但考虑到1857年潜山在失而复得后仍恢复地丁银征收，从而保持社会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的事实，说明主政者的倾向仍然是具有主导和决定作用的。

陈玉成作为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基本是以军事活动为主要历史内容的，对地方建设确实没有如李秀成那样，形成一次观念上的飞跃。

虽然也有史料记载陈玉成“有三样好处：

第一爱读书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但所谓“爱百姓”条，尚缺乏证据。

　　太平天国始终未能在皖南建立起稳定统治，但仍然不乏建立良性政治的愿望。

池州郡在太平军到来后，随着清朝统治秩序的崩溃，“民间遂藐无王法，或从逆夸张，或乘乱恫吓，良懦亦畏祸蓄发，而伪官之役，渐至编籍抽丁，计田索赋，贼势日以内陷，而徽岭以外，几不在普天率土中矣”。

编籍抽丁和计田索赋都是传统政策的恢复，这是和太平军重用地方名流为乡官的政策分不开的。

面对太平军“勒银池城贡黄金六百两，否则剿洗”的要求，“时城绅耆纷纷劝捐，纳贡呈册”。

之后太平军推行乡官制度，“有日军师旅帅，计得公正生监充当，庶免为地方害”。

乡官制度在池州的运作尚属正常。

“（咸丰五年）到处军师旅帅，有以贡监充当，有以廪秀才当，设局收费，苛索民脂，籍以肥己者”，同时守土官“伪总制伪监军等职盘踞在城，监收钱漕”，理事正常。

征贡方式自然吸引希望借助乡官职位自肥的地方人士，因此“时有邻乡廪生某，贪众敛费，愿充师帅”。

另有吴彩屏，“本系文生，充贼旅帅”。

这种虽为征贡，但又有推行传统社会经济政策意向，并维持乡官制度运作的稳定局面，一直持续到1858年，是时“池郡屯扎曰定天义，汇镇日乃天福”，“各乡伪职，五家则有伍长，二十五家则有司马，百家则有卒长，五百家则有旅帅，二千五百家则有师帅，万二千五百家则有军帅，县有监军，府有总制”。

之后池州陷入韦志俊反叛与杨辅清讨韦战事的拉锯中，日益凋零残破。

　　青阳情况也曾经十分乐观，“青阳分上下二乡，下乡从贼志坚，不遵剃发之令”。

徽州则由于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反复争夺的地区，加之民风强悍，绅士思想顽固，长期对抗太平军，不服从天国建政，因此太平军的统治长期不稳固。

太平军于185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攻占徽州，“假仁假义，不杀百姓，不烧民房，不打掳，只杀官兵劫库而已”，打下良好建政基础。

但检点白某在黟县征粮，因皖南乏粮，而太平军征贡甚重，结果引发与乡民的激烈冲突。

经此挫折，太平军失去建立稳定统治的耐心，“以后之贼无信无义，放火杀人，打掳三者当先”，退回到打先锋的野蛮状态。

征贡式统治离不开主动效命之辈的协助。

所谓“笼络巨绅狼狈奸，凭依猾吏走犬噬”，说明太平军得到部分希望借乱世发横财的绅士和旧胥吏的支持，此辈“机心弗尽金满”，在为太平军办差的同时，也妄图掠取不义之财，希图“千年万年子孙计”。

　　皖南因为太平军和清军长期拉锯，太平天国很难展开农村政治，加之大多数太平军贵族缺乏转变思维定势的主动意识，皖南地区的农村政治水平并不高。

然而太平军在池州仍然表现出良好的施政水平和良性政治的愿望，其乡官行政体系保持稳定达四年之久，在战局复杂的皖南难能可贵。

这充分说明太平天国当局只要主观愿望有推行良性政治，其施政水平还是可以保证的。

　　总之，1853年到1861年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情况表明，太平天国当局有意识随着定都天京后政治任务的转变而改变旧的统治方式。

“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自然过渡结果。

如安徽潜山在四年内有过三次征收传统田赋地丁银的记录。

但由于太平军贵族习惯于征贡方式，而引发对正常传统社会经济政策的干扰。

因此这一时期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为其继承者提出了这样的期待，即期待着在太平军贵族阶层即执政者群体中出现一次思想认识上的革命，至少应该突破旧有的习惯性思维定势。

可喜的是，这个问题因为天国后期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得以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即使是不尽如人意的，也仍然因为其艰难的尝试和摆脱旧习惯的愿望，而具有自身的历史价值。

　　（责任编辑　张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