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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及其有限性论析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及其有限性论析
摘要：
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为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国际背景。
政治制度化理论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等维度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问题的解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然而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有限性。
通过对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在研究者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理论框架本身内在逻辑和理论论证等方面存在的有限性进行系统分析，以更好地对其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和应用。
Abstract：
AfterWorldWarII，theindependenceofthethirdworldcountriesprovidesthebackgroundforHuntington'stheoryofpoliticalinstitutionalization.Thetheoryexplainshowtomaintainpoliticalstabilityofthedevelopingcountriesfromtheperspectivesof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politicalsystem，whichhasnodoubtofmuchtheoreticalsignificancetothepoliticalpracticeofthedevelopingcountries.ThispaperanalysesthelimitationsofHuntington'spoliticalsystemtheoryintermsofvalueorientation，researchmethods，theoreticalinherentlogicitselfandtheoreticaldemonstrationinordertorealizecriticalinheritanceandapplicationofthetheorybetter.
关键词：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有限性
Keywords：
Huntington；thetheoryofpoliticalinstitutionalization；limitations
中图分类号：
D0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4311（2016）15-0014-03
0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第三世界实体存在的民族国家纷纷走上独立，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如何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议题。
在这样国际大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著作，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要从宏观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亨廷顿的政治理论标志着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目前学者对其政治理论多是侧重于研究其理论对我国现实政治实践的启示。
例如，刘飞分析了亨廷顿的政治稳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中维护政治稳定、提高治党理政的能力具有重要启示作用[1]。
高雁晋和孟军分析了政治稳定理论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2，3]。
对于其理论的缺陷性，学者或是单从其理论本身进行论述，或是在论述其理论内容的同时对其理论的缺陷进行简单和粗略的评析。
韩奇分析了政治制度化理论框架自身在概念界定、变量选取和分析框架的完整性方面存在的问题[4]。
刘小年指出，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存在稳定与自由、发达与发展、形式与内容、循环与进化等方面的内在矛盾[5]。
显然这种分析没有考虑到理论本身以外诸如环境背景、研究者自身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及理论的分析论证的具体情境等因素对理论本身缺陷造成的影响。
本文在阐述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基础上，尝试从研究者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理论框架本身和理论论证等方面系统分析这些因素对政治制度化理论造成的有限性，以求在理论应用时能更好地对其进行扬弃和借鉴。
1问题的缘起
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难题。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向。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换句话说，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只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指导，并不能适应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政治实践。
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和历史事实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以及政治制度化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现代化）、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动员、腐败与政治稳定的论述，对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与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6]。
但是，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发展道路选择的具体性会使其理论的适用性受到限制。
而且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又有着不同的具体国情。
因此有必要对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分析其理论适用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以实现对不同国家其理论实现有选择地继承和借鉴。
2政治制度化理论概述
2.1政治制度化的衡量指标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7]。
政治制度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约束政治主体行为、维持政治共同体秩序的一整套规则，它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程序和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具有长期稳定性、强制性和和合法性的特点。
亨廷顿指出，“政治制度化是指使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过程”[8]。
即政治组织和程序运行的不断合理化、制度化和效率化。
关于政治制度化的程度，亨廷顿提出，“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的水平可以通过其自身的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化、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团结四个方面来衡量”[8]。
要而言之，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组织和程序自身的适应性程度、复杂性程度、独立性程度和内聚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适应性就是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存续能力，它可以通过组织年龄、领导人更新换代的频次和创新性等指标进行量化测度。
复杂性程度意味着机构的组织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
自主性就是政治系统在社会中的独立自主程度，政治组织对社会特殊势力的独立性越强，其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表达就越容易实现。
内聚力程度就是组织内部各程序之间的协调性，这种协调性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纪律和内部成员对组织本身的共识来体现。
如果政治组织和程序在这四个指标上的测度较高，说明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就可以在现代化中形成释放由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冲突的宽容机制和安全阀，就能够把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2.2政治制度化是影响政治稳定的核心变量
对于刚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来说，巩固新生政权以稳定社会秩序符合大多数政治家的政策和策略选择。
所以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8]。
政府的有效程度最终体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谋求经济发展的能力。
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前提。
在亨廷顿看来，决定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是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并保持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之间适当的比例。
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最终是通过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手段来实现的，所以政治制度化是影响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变量。
在亨廷顿的理论论证框架中，主要涉及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机会和政治参与等变量。
社会动员是指人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引起的价值观和态度期望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程度跟社会转型的速度与剧烈程度成正比。
社会流动机会是指公民社会地位的转变和社会角色的转换的可能性程度。
一般而言社会流动机会越小，公民诉诸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
亨廷顿用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8]来论述影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机会和政治参与等影响政治稳定变量之间的关系。
亨廷顿在论证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政治稳定各变量之间关系时，是通过引入中间变量来进行论述的，通过中间变量逐步推导出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在论证过程中，他作了如下假设：
首先是，社会转型所引起社会动员的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产生社会颓废并往往诉诸于社会流动。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流动机会不能为社会动员提供满足渠道，并使公民诉诸于政治参与。
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如果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能够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需求，政治秩序就会保持稳定，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跟不上政治参与的步伐，就会引起参与内爆[9]。
2.3政治制度化的实现路径
二战以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
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转型占有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只有是在经济转型之后才能进行或者水到渠成。
这种理论显然带有自由主义模式的倾向。
但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的事实表明：
政治发展对经济转型的依赖并不具有绝对性，二者往往在不同比例上共同发展；在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国家，由于社会期望过高往往会出现政治动荡。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就是基于以上事实提出的三种学说。
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两个变量的比例，而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由社会动员导致的，具有不可避免性。
因此，就必须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
亨廷顿主张“建立强大的集权政府或强大的政党制度，建立的途径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改革，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必须重视农民的利益”[10]。
一个强大的政党制度和政党体系，可以把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纳入制度体系内并使之组织化和程序化。
亨廷顿还从政党的存续能力、复杂性和深度、内部成员的认同等方面分析了衡量政党制度化力量的标准。
所以在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中，政治稳定是目标追求，政治制度化是其核心影响变量，政党制度是政治制度化的实现方式。
3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有限性
3.1“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取向
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对保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取向虽然是主观的，但会自觉不自觉地受环境左右，从这方面来说，它有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场域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以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问题进行的研究难免会隔靴搔痒。
尽管他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与发展问题，批判多数学者在研究中过分强调西方民主重要性的价值取向，但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价值中立的研究规范，把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参照样本。
由于受这种刻板研究取向的影响，他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秩序时，忽视了造成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因素和造成这些问题的国际背景，没有论述发展中国家政权动荡、政治衰朽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
例如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长期的殖民统治及对其的经济压榨和剥削。
而这些外部因素又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政治衰朽和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削弱了其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现象解释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3.2定量分析与政治现象的复杂程度不完全重合
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运用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
作为一种定量研究，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对各个发展中国家纷繁复杂的政治素材进行加工和处理，得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结论和预测，但常常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无法认清复杂政治现象的本质规律。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资料进行的选择难免会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经验性的选择历史资料往往使研究带有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倾向。
这种对作为政治发展主要标志的政治秩序、政治参与进行的定量分析只能反映数个变量之间的直线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政治现象的复杂性。
此外，这种方法也忽视国家政治发展在现实时间维度中的动态性，因而无法解释政治变量之间复杂的关联，也就根本无法论证政治发展本质现象的全部。
此外，“亨廷顿对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也是似是而非”[10]。
概念界定的困难归根结底根源于政治现象和活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加剧了对政治行为进行指标量化和衡量的难度，这也造成了后行为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行对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批判和反思。
例如，政治参与在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性质不同的国家中并不是一种无差异的活动。
民主制度国家下的政治参与实际上是一种“熊彼特”式的程序民主，有专业化的制度和规则以保持政治参与扩大时的政治秩序。
而专制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没有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以维持政治参与扩大对政治秩序的影响，所以政治参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社会政治动荡程度。
3.3理论框架本身的逻辑矛盾
亨廷顿认为，“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8]。
这种观点对于刚刚建立政权的新型民族国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历时性。
从长远来看，秩序和自由不是冲突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亨廷顿把稳定与自由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本末倒置，不符合自由是人类追求目标的价值逻辑，这是他理论前提的逻辑矛盾。
这种依据政治稳定的目标准则而提出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也就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
另外，亨廷顿在研究政治发展时所参照的标准是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其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特殊性和内在动力机理。
事实上，现在许多西方学者（例如柯文）都试图摆脱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束缚以寻求对国家在发展中的内在动力的研究。
最后，亨廷顿没有阐述不同性质社会下政治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他从政治机构的复杂程度、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和社会流动程度等方面分析作为封建社会两种政治形态的官僚制和领主制，得出官僚制比领主制具有更高的制度化水平的结论。
这种分析显然只是对同一种社会下两种政治形态不同政治现代化程度的研究。
而对于不同社会制度下同样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形式在政权性质、社会制度和政治价值追求等方面对政治发展的不同影响却没有论述。
3.4理论论证忽视国情差别
亨廷顿通过对政党稳定性和政党数量的分析，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两党制度较一党制度和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8]。
这是因为两党制能够使政治活动制度化和程序化，能够在社会集团势力和各政党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均衡。
相较于一党制度，两党制度不会形成社会势力对某一政党支持的绝对垄断。
与多党制度相比，两党制也不会形成社会势力对某个政党的绝对主宰并降低政党的独立自主性。
此外，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理论的前提是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导致不稳定。
而事实是，现代化本身与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程度并不具有绝对的相关性。
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以及政党制度的选择与社会政治政治稳定的相关程度是和本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相关的。
同时他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政治动荡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因而在用他的理论分析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必须做到理性地选择和借鉴。
4结束语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都是真理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
我们探讨政治制度化理论的有限性，并不是为了否定理论的相对真理性，而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和发展理论，这符合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
政治制度化理论围绕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等向度进行的阐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一般理论指导意义。
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事实资料中归纳出的政治制度化理论并不一定适应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情况，况且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使用的边界和范围，再加上政治制度化理论本身的有限性，所以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做出准确的解释和预测，就必须在政治实践中实现政治制度化理论的具体化、时代化和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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