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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模式解析

论德国模式

肖爱民

2013-3-714:

56:

51　　来源：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益阳）2007年1期

　　内容提要：

德国模式是指二战后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德国为代表，主要在欧洲大陆国家运作。

分析德国模式的历史渊源、基本特征、利弊得失，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德国模式

　　作者简介：

肖爱民，湖南城市学院，益阳413000

　　肖爱民，副教授，硕士。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较为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有三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三种典型发展模式，即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和非洲模式。

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渊源、基本特征和利弊得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对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德国模式的历史渊源

　　德国模式是指“二战”后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德国为代表，主要在欧洲大陆国家运作，包括荷兰、瑞士、奥地利、瑞典、法国等国。

德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晚于英、法，19世纪初，德国才走上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纵观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德国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和初显成效的阶段，其特征是自由主义思潮在秩序政策中占主导地位。

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德国经济学家根据西德战后初期的特殊经济社会条件而设计出来的“秩序政策框架”。

1945年德国战败后，经济、交通瘫痪，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当时担任美英联合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努力说服盟国军管当局，把转换经济体制的突破口集中放在货币改革上，大力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取消管制、配给制和物价冻结，以此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艾哈德说，经济上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力图在无限制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极端的国家统制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

所以这一阶段的“社会市场经济”较以前的统制经济，国家干预的成份要少得多。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其特点是走上了同凯恩斯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后联邦德国第一次出现全面性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的“稳定增长”，并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重点从强调竞争转到强调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形成“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

1973年和1980年，联邦德国又陷入第二、第三次全面性生产过剩危机，联邦德国政府主张实行“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依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提出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总体调节”和“市场经济＋社会福利”，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转到了“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

[1]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德国模式又开始推行“多一点市场、少一点国家”的经济政策，并由此进入由政府全面干预转向减少干预和放松管制的新阶段。

联盟党在德国重新上台执政后，开始按照“供应学派”的理论制定经济政策：

通过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高资本形成率和劳动生产率；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和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政府负债；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大的经济自由活动空间，使市场经济更多地发挥作用；抑制工会的影响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度和灵活性等等。

但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在德国并未收到预期成效。

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作为竞选纲领，赢得了同绿党联合执政的机会。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施罗德政府于2003年初提出“2010改革计划”，对现行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及相关的配套改革，从而使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相协调。

2000年正式启动的“新社会市场经济倡议”运动认为，凡是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均应通过市场经济去解决，国家尽量不予干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是促进经济繁荣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前提。

所以有人批评这个所谓的“新社会市场经济”只不过是里根和撒切尔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德国的翻版，企图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所有问题。

[2]

　　二、德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纵观德国模式的发展，可以看出：

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到凯恩斯主义的制度化和普遍化，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回潮乃至第三条道路的确立，该模式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

但不论如何发展，其基本框架和基本特征则基本不变：

（一）坚持自由竞争原则，在市场调节无效时，借助国家力量干预，确立“完全竞争”秩序

　　历史上，德国为分割世界领土积极对外扩张，所以国家历来对经济的干预性较强。

二战后，德国因战败分裂为西德和东德。

在西德，美、英、法等盟国对其实行“非纳粹化”和民主化等强制性改造措施，这样德国（西德）的社会体制中自然体现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成份，同时战后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警惕和当时国内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既有市场竞争机制又能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内环境。

加上德国本身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其结果就产生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把“经济”、“社会”和“市场”视为同等重要，把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做到自由、效率和社会秩序三者和谐统一。

[3]德国模式实质上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调节两个方面：

直接干预包括价格控制和政策投资；间接调节主要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资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体系组成。

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模式在体制上有两大支柱，即德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德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4]二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所以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和社会密切配合的结果，其特点是国家权力和社会保障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经济政策比较稳定。

（二）注重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正平等，企业内部实行“共同决策制”，雇员享有共决权

　　当代资本主义的德国模式不像美国模式那样，把企业看成可由股东自由支配的商品，而是看成一个连接劳资等有关各方面复杂的利益共同体。

“欧洲企业追求的价值是合作的伙伴关系，在欧洲国家里利润不是惟一的目标，企业首先要满足客户的要求、满足供应商的要求、满足环境的要求，要承担对劳动者的社会作用；通过学徒工制来满足青年人的职业培训，促使青年人更好就业”[5]。

德国模式考虑更多的是企业的长期利益，以争取企业产品最大限度的市场占有率，企业最大限度的增殖和发展，而不单以最大限度利润为目标。

德国公司治理中特别关注员工的利益，通过规定员工代表（或劳工代表）在监事会中占有的比重来保障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有效维护员工的利益。

所以，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共同管理，它把股东、老板、管理干部和工会等有关各方结合起来参与决策。

”[6]93据统计，目前，德国有职工2200多万人，实行职工参与制的单位共有职工186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85％。

[7]另外，德国模式一直把员工职业培训看做是国家与企业的优先目标，认为一个企业的真正财富并不是其资本建筑物而是其员工的素质和知识[8]143。

政府还用社会福利政策调整市场竞争带来的对公平的扭曲，保障社会生产处于相对有序状态。

所以说，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德国模式更加注重公平。

　　（三）企业融资主渠道是银行，银行具有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且同企业保持着“紧密型关系”

　　在德国，大多数企业都有自己的“管家银行”，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这就体现出德国金融体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全能银行”占统治地位。

阿尔贝尔指出：

“在联邦德国，企业一般不是到股市上去筹措资金，也不是向公众集资，而是向银行寻求它们所需要的资金”[6]88。

德国的公司治理是“银行驱动下的公司治理”，是银行主导的，银行不仅一般作为公司债权人，而且持有公司股票，还可为其客户在股东大会上代理行使投票权。

在这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在起着美国模式中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作用，银行在实际上往往是企业的首选股东，在企业监事会中的影响极其重要。

据统计，银行直接持有股票的企业占近25％，银行持有其超过25％的股票的企业占8％；在代理投票权方面，银行在41.5％的样本企业中，其代理投票权比例超过25％。

[9]在德国100家大型工业公司中，大型普通银行拥有其中48家公司的10％～25％的股份，拥有其中43家公司的25％—50％的股份，以及拥有其中9家大公司的50％以上的股份。

反过来，一些大的工业集团也往往是这些银行的监事会成员、主要股东，虽然其参股很少有超过5％的。

[8]152在德国模式中，银行和大型工业企业的交叉参股构成了一个牢固的和相对封闭的工业—金融共同体网络。

　　三、德国模式的利弊得失

　　德国模式在欧洲经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二战以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欧国家借助这一模式度过了一个发展黄金期，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局面；在“二战”后的50年中，为联邦德国带来了持续的富裕和繁荣。

（一）德国模式的可取之处

　　1.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坚持市场自由原则同社会公平原则相结合，能做到自由、效率和社会秩序三者和谐统一，对稳定经济政策大有益处。

德国模式一直将“市场自由原则与社会均衡相结合”奉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在实践中，德国模式始终贯彻“竞争尽其可能，调控以其必要”这一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一直遵循“尽可能自助，必要时他助”这一处理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的基本原则。

　　2.德国模式考虑更多的是企业的长期利益。

而不是股东的眼前利益，公司经营更多的是为雇员而不是为股东谋取利益，并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和素质提高。

德国企业有一种共识：

没有经过职业教育的人不能进入工作岗位。

可以说，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德国模式诸国工业活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3.德国模式建立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之上，不依赖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有利于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长期发展。

公司和银行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银行和大企业交叉参股，又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稳定。

银行业务的全能化，不仅便利了银行体系向工商企业提供广泛和有效的金融服务，还可以减缓货币政策的调整对银行经营的冲击，有利于分散银行风险，保证银行利润的稳定增长及银行稳健经营。

[10]

　　4.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的“共同决策制”，减少了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提高了雇员的地位和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职工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间接或直接地提高了企业效率，监事会决策能得到迅速执行，同时也避免了因失业而引起的工人运动和社会动荡。

　　5.德国模式通过国家的力量，构架了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一生都有生活保障，特别使雇员及社会弱者得到很大的照顾，兼顾了社会公平，防止了中低收入者负担过重、贫富差距拉大的弊端，有利于保证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二）德国模式的弊端

　　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模式开始显现问题，欧洲经济从前的“火车头”如今已成“班里的倒数第一名”。

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特别是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较多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造成劳动力成本高和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另外，过多的管制势必造成高额官僚机构费用，这对中小企业是很重的负担，妨碍了有创新精神的申请人。

　　2.德国的高福利制度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其一，高福利使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

目前德国社会生产总值的17％用于社会福利，政府开支巨大，国债剧增，基础建设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因此减少。

其二，高福利使失业者悠闲自在、高枕无忧，在实践中产生了“奖懒罚勤”的消极社会效果。

其三，高税收又使企业和工作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不利于发挥个人的社会责任和激发就业积极性。

更严重的是高税收使工资附加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昂贵，产品在全球化大潮中失去竞争力。

此外，高税率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造成内需低迷，影响扩大生产和提高就业。

　　3.日益加重的赋税压抑了人们工作和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尽管自施罗德政府以来，进行了促进投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税制改革，但德国企业的各种税费负担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过重，对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新产品开发、员工培训以及增加就业来说实属难以为继。

　　4.职工共同决策制度也有其弊端：

其一，监管会规模较大，存在各种利益冲突，决策时往往要瞻前顾后，兼顾各方利益要求，决策过程较长。

其二，公司经营战略保守。

职工代表是很明显的风险厌恶者，因为职工已经将其所有的人力资本投入到了公司。

其三，卸任的公司总经理大部分成为监事会成员，监事会与管委会之间过于密切的联系对监事会的权力行使有一定负面影响。

其四，使德国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跨国公司往往为避开职工共同决策制度的适用，而选择在德国以外的国家登记注册，[7]这样，造成德国企业大量外迁，失业人口增加。

　　面对痛苦的“德国病”，德国政府正在对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一系列改革，如调整经济结构，实施税制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改革福利制度和僵化的劳资政策，以改善财政状况和解决失业问题；加强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以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强调保护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和重组企业集团，以增强产业竞争力。

　　德国模式属于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它强调财产权的分散和社会平衡，主张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且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比重大，注重市场机制和国家调节（或计划）的结合，强调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平，企业内部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

尽管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这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有根本区别，但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较为接近。

因此，德国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值得我们更多地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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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考察[J].经济研究参考，2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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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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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周穗明．全球化冲击下的“德国模式”及其未来选择——约希姆•朗考博士谈“新德国模式”[J].欧洲，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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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薛晓源．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分析与比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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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M].杨祖功，杨齐，海鹰，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施晓红，陈卫旗．德国职工共同决策制度——兼论我国职工董事、监事制度[J].科学决策，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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