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名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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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名家

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名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民主革命者所领导的旨在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转眼已过去整整N周年。

在回顾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时，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辛亥风云人物浮现在眼前。

他们中，有身先士卒的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也有顽固守旧的保皇派（如康有为）；有壮怀激烈的新军将领（如蔡锷），也有异军突起的北洋军系（如段祺瑞）；有同情革命的社会贤达（如江孔殷）。

也有阻挠革命的遣老遗少（如张勋）?

有踌躇满志的立宪派（如张謇、谭延?

]），也有海外声援的爱国华侨（如伍廷芳）……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作为特定年代的辛亥风云人物，他们为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且浓墨重彩的辉煌―页。

　　到了民国时期，无疑成了群雄并起的时代。

这一时期，不仅政治、军事方面风云人物辈出，在学术、文艺方面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兴盛时期。

尤为特别的是，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军中豪杰，还是运筹帷幄的政客儒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同时，大多雅擅临池，留下令后人可圈可点的书法墨宝，成为我们了解那个辉煌时代的重要载体。

　　无论是辛亥风云人物，还是民国政要，他们大多受过旧学的熏陶，不仅在国学素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书法或绘画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现，其中不少人同时也是在书画史上名垂后世的佼佼者，在20世纪早期的美术史上留下重要的―页。

　　近十几年来，―方面由于收藏热的复兴，另―方面由于对晚期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追怀，有关晚清、民国时期文人、政要的书画越来越受到书画鉴藏者的追捧。

很多以晚清、民国时期书画为专题的收藏家群体或相关展览也应运而生。

今年是辛亥革命1010周年，本文借助各地均在举办相关展览和出版图录之机，对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中的书画名家大致疏理，尝试在这批风云人物中搜寻在书画上亦享有盛誉者，以略窥那个风云变幻的特别年代，让人们在缅怀其轰轰烈烈的政治业绩时，也分享其满怀激情的艺术作品。

　　因其不同的文化涵养，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在政治、美术上的不同定位，可将晚清民国政局中的书画家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一、重要政治人物书法

　　这类人物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或伟岸、或奇崛甚至惊天地泣鬼神的身影。

他们首先是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特殊人物，书法纯属余兴。

这些人物构成了晚清民国政要之主流，其书法亦成为民国政要书法之佼佼者。

他们以孙中山、徐世昌、蒋介石、何应钦等为代表。

　　孙中山（1866-1925）的书法浑厚苍劲，平生所书写之多件“博爱”、“天下为公”等擘窠行楷书，以其特有的沉稳、内敛与气势纵横在民国政要书法中首屈一指，而《行楷书五言联》则随意潇洒，不拘一格，反映其厚实的书法功底，与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行书》轴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世昌（1855-1939）曾在清廷任职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辛亥革命后为袁世凯谋士和盟友，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

后被安福会选为总统。

国学功底深厚，兼擅书法、山水松竹及书画鉴藏，被称为“文治总统”。

晚年退隐天津，潜心著述。

书法博采众家。

于苏轼得益甚多”，兼得黄庭坚笔意。

其书诸体兼善，尤以行草最为擅长，结体随意。

挥洒自然，晚年用笔更游刃有余。

人书俱老。

其《草书》轴（香江博物馆藏）书干1922年，用笔流畅，飞扬中不失风骨乃其晚年典型书风作品，其《草书七言联》（汉唐书风馆藏）纵横有度，运笔有势，无论就书写之法度，还是体现出的艺术个性，均与专业书家未遑多让。

　　二、既是政要，又是书法家者

　　以于右任、陈树人、林直勉、胡汉民、谭延?

]、叶恭绰等人为代表。

　　于右任（1879-1964）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主办《神州日报》《民呼》《民主》等报，倡导民主革命，长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

既是民主革命的先驱、报刊活动家，教育家、诗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创造的“标准草书”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

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

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追随其书风。

传其艺者有刘延涛、胡公石、李生芳、周伯敏等，其流风余韵甚至影响至日本、韩国。

他所形成的书法流派被称为“于派”，在书法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其书从王羲之、李北海得来，并参以历代草书名家之精髓，形成自己的风格。

《行书顾亭林诗》（香江博物馆藏）看似率意为之，实则于草法及行楷中取精用弘，融古于今，体现出一种“标准草书”特有的恢宏气势，是其代表性书风作品；其《行书五言联》（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行书五言联》（中国美术馆藏）等纵横捭阖，气势撼人。

有论者谓其书法“以北魏碑志的结字、用笔与章法融入楷书，行草，一扫前清妩媚秀丽之风，于是面貌为之一新。

风格卓然独立”，从这些作品可看出，这种评论是很贴切的。

　　胡汉民（1879-1936）和林直勉（1887-1934）都是同盟会会员，也都是国民党高官。

前者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交通总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时期广州军政府总参议、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等，后者曾从海外筹得巨款支援辛亥革命，历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府秘书等。

冯玉祥甚至称胡汉民为“大政治家”。

两人都是以隶书著称，受汉隶影响较深，尤得力干《礼器》《张迁》《校官》《西狭》《石门》诸碑，不仅在岭南书坛别树一帜，在整个民国书法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

胡汉民的隶书从汉碑中得其精髓。

尤得力于《曹全碑》，用笔灵动，气韵飘逸。

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的很多招牌、碑碣题字大多出其手，《隶书七言诗横幅》（广东省博物馆藏）便是其书风之典范。

林直勉以隶书擅长，兼擅行楷，其隶书用笔粗放，笔意圆润，蚕头燕尾中饱含厚重、朴实，与胡汉民的细劲飘动有异曲同工之美；其行书则与隶书之用笔相近，融粗率与静雅于一体，其《行书五言联》（香江博物馆藏）正是这种书风的表现。

此外，胡汉民堂弟胡毅生（1883-1957）亦是同盟会会员，曾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反袁世凯及护法运动，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参军，同时亦擅长书法。

曾与陈融（1876-1955）一道共同订立润例卖书，是近代岭南有名的诗人、书法家。

其《行草七言联》（香江博物馆藏）行笔流畅自然，格调高雅，颇有晋唐人风致。

　　谭延阊（1880-1930）在辛亥革命后历任参议院院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湘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是晚清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相比较书法而言，谭延闽在书坛的名声甚至远远超越其在政坛的业绩。

他不仅位居国民党要职，在书法上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宗霍（1897-1976）《岳楼笔谈》谓其“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官，骨力雄厚，可谓健笔”，说明其书法博采众家，不是一般浅尝辄止者可比拟。

不过从其传世作品看，仍然是学颜真卿较多，尤其得益于《大字麻姑仙坛记》。

所以，时人黎叔平认为其书法“峻拔温润，深得颜书神髓”，是不无道理的。

《行楷七言联》（香江博物馆藏）中的结字。

用笔及风韵，都有颜字之痕迹，体貌丰韵而遒劲，有天骨开张之势。

　　叶恭绰（1881-1968）早年为同盟会会员，曾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北京画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他既是学者，也是书画家，同时也是书画鉴藏家。

家中富藏历代名家翰墨，长期耳濡目染，因而一出笔便不凡，顾廷龙（1904-1992）称其“才能卓绝，余事尤工书法，见重当世”，是对其较为客观的评价。

启功称其书法“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长之势”，黄苗子亦谓其书法“以中锋悬腕作大小字。

气魄沉雄挺秀，因多见古人名迹。

取精用宏，卓然成一代大家”。

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从《行书七言联》（汉唐书风馆藏）可看出，无论是用笔，还是气势。

都不失典雅遒劲之致。

叶恭绰主张“书法应当以篆隶为根本，学书应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和晋、唐人写经为基础”，他的书法也是按照此理论取法的，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合晋唐以来名家法书，形成自己的风格。

其书无一笔不合古人，而又无一笔没有己意，转折有度，既有柳公权、颜真卿的古雅，也有赵孟?

\的秀媚。

《行书七言诗轴》（广东省博物馆藏）中的结体、用笔都是其成熟时期的风貌，岭南画派的传人张坤仪便受其影响，传其衣钵。

叶恭绰也擅画兰竹，极具文人雅趣。

　　三、既是政要，同时又是学者、文人

　　这以张骞、康有为、章炳麟、章士钊、梁启超、邹鲁等人为代表。

他们在政坛与学林同享盛誉，同时亦兼擅书法。

　　张謇（1853-1926）既是清末状元。

也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创立者，曾拥护清政府预备立宪，并参与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走上实业与教育救国之路。

书法以行楷擅场，早岁从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等唐贤中得其发乳，晚年则参以刘墉（1719-1804）、何绍基（1799-1873）等诸家之法。

虽然偶有“馆阁体”之趋向，但其书法中所表现的秀劲雅致却不是一般书家所能达到的。

郑孝胥（1g6Q一1938）认为其“书法有棉里针”，是谓其秀雅中不乏劲健一也有论者认为其书法“有隋、唐楷行嬗变的风采”，其《行书五言联》（香江博物馆藏）便可看出这种风格。

　　康有为（1858-1927）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后组织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

曾参与张勋组织的复辟。

这些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已然毁誉参半，但他在学术、书法上的成就却是得到一致的认同。

他曾著有在书法理论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广艺舟双楫》，提出尊碑抑帖，以纵横奇逸之笔和挑战传统的书学理论而成为近代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他早年从帖学人手，临摹壬羲之的《乐毅论》及欧阳询、赵孟?

\书法，后从广东名儒朱次琦学执笔。

其书法以行书为主，兼及楷书、草书，而篆书和隶书则极20他的早期楷书多带有明-显的“干禄体”痕迹；中晚年以后的书法，乃经过“改良”和变革。

已经形成自己单独的一体。

往往以大巧若拙之笔，横平捺翘。

涩笔取势，用笔疏密有致，潇洒自然，一种纵横奇宕之势溢于笔F，这种独具一格的书法被称为“康体”。

他在自己的一幅《行书七言联》（“天青竹石侍峭，室白鱼鸟从相羊”）中自称自己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可见康氏对其书的自得之心。

其《草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纵横捭阖。

挥写自如，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乃其“康体”书风之典范。

　　章炳麟（1869-1936）早年加入同盟会，在《时务》《昌言》《民报》等报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则退隐书斋，成为集大成者的一代儒宗，于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无不造诣深湛，被学界称为“聚合南北学人的一面旗帜”。

其书法以篆书为主，在沉稳中颇见学人之功力，其《篆书六言联》（香江博物馆藏）运笔道劲，转折有度。

在浑厚中时见朴茂之致，很有乾嘉学派学人的遗风。

沙孟海（1900―1992）谓其篆书“运笔结体，与侯马出土朱书盟词，长沙，江陵出土楚墨宝竹简。

寿县出土楚铜器刻款，颇有暗合之处，证明其笔法近古”，说明其书法中所具有的深厚底蕴，从该书中可见其这种古风。

章氏晚年一度在上海以卖书“补助经费”，并订出润例，以篆书和行书为多，足见其学者书法在当时已受到人们的追捧。

　　梁启超（1873-1929）是康有为的弟子，一起参与百日维新运动，倡议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后组织护国军反袁，并参与段祺瑞的反张勋复辟之役。

正如后期在政治上与其师康有为迥然不同，其书法亦与师大相径庭。

梁启超以政治家，史学家与文论家等多重身份驰骋于晚清民国，其书法得力于魏碑，行笔端庄，别饶意趣，颇具书卷气，其楷书《汉唐书风》（汉唐书凤馆藏）结体方正，谨严中不乏优雅。

乃典型的学者书风。

他受其师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影响，提出重碑但不排斥帖。

在《论书二题》里，他更是具体指出模仿前人法书的两条路：

一是专学一家，要学得像；二是学许多家。

兼包并蓄。

他在分析二者的利弊得失后，选择了后者，从而进一步提出以模仿为过渡，再到创作的思想并付诸实践。

他的书法初学唐朝的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后从北碑，汉隶中吸养成分，形成一种恬和冲淡、隽雅秀丽的风格，其字结体闲适，静穆舒畅，给人一种达性通变，超然物外之感。

由于受汉隶影响，他的楷书多带有隶意。

楷中求隶，以隶写楷，成为其书法的一大特点。

其《隶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用笔端敛平正，横重竖轻，点划谨严而不呆板，方正尔雅，时露逸宕之气，深得东汉《张迁碑》之神韵。

梁启超曾对自己有一极为深刻的解剖：

“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

……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

所以在书法艺术上，他不像康有为以技法到意蕴都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其个人风格也还不甚鲜明和突出。

虽然如此，因他的书法所深蕴的学术根底和艺术涵养，使其作品―直受到人们青睐而身价不菲。

　　章士钊（1881-1973）早岁投身革命，清末于《苏报》《民立报》《甲寅》等宣传革命。

1913年为二次革命草拟宣言书，并被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等，晚年从事文史研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柳文，并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著有《长沙章氏丛稿》，《柳文指要》等论著多种。

所写文章，论者谓其与严复最接近，“文法谨严，论理充足”，其书法并未刻意为之，据说他早年并不擅长，晚年才精研书法，并以行楷书和隶书名世。

其行书挥写自然，有何绍基遗韵，有论者谓其“精于行楷与隶书，气质内敛，雍容醇正，自是高手”，从《行书》轴（汉唐书风馆藏）中看出其运笔之流利纯熟与气韵之典雅高洁。

《行书七言诗二首》（香江博物馆藏）用笔稳健，颇绕书卷味，有论者认为其书“儒雅之中，透出几许雄强傈悍之气”，从此书中，鲜见“?

G悍之气”，而更多的是一种超然世外的山林之气，一种平静，冲和、淡雅的学者书风跃然纸上。

　　谢无量（1884-1964）曾和张澜（1872-1955）一起参与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大本营参议及大元帅府特务秘书，后任教于大学，晚年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及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一生著述宏富，于佛学、哲学、史学、文学及书法方面均有独到造诣。

书法尤其为人所称道，属于民国时期学人书法之典范。

时人评其书法“出入汉魏，而以行草之气出之，与于右任先生相媲美”，足见对其书艺之推重。

《行书王之涣》（香江博物馆藏）以纵笔取势，洒脱中见稚拙之笔，有论者认为这种书体为返璞归真的“孩儿体”，从其结体及气韵看，是很有道理的。

　　邹鲁（1885-1954）曾参加同盟会、南社，办《民报》宣传革命，曾任财政厅长，被誉为“理财经纶手”，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委，青年部长。

他既活跃于政坛，在教育及文论方面亦卓有建树，其书法亦浸染于碑学，稳健而不失文气，其《行书七言联》（汉唐书风馆藏）代表其基本书风。

马国权认为其书法“精究隋碑，得其严整峻峭”。

从此书中可看出这种渊源。

四、从事政治活动。

但以画擅名

　　在近代美术史上，有一批画家也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或相关政治活动，但因其后来以画知名，人们反而淡忘了他们的政治业绩。

这些画家以王震、姚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潘达微、李铁夫、何香凝等人为主。

　　王震（1867-1938）是“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

早年曾任商务买办，入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上海商界名人。

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连任上海居士林副林长、林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并积极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等，擅画人物、花鸟，所作《花鸟四屏》（中国美术馆藏）反映其清新雅致的绘画风格。

　　姚华（1876-1930），“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

他在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贵州议员，不久退出政坛，专意于金石书画，著有《弗堂类稿》、《姚茫父书画集》，以书画扬名于民国时期的北京艺坛，与陈师曾（1876―1923）并称为“姚陈”，被公认为当时的“画坛领袖”。

姚华于书画、文字学，音韵学、戏曲理论。

诗文、词曲方面无所不精，除陈师曾外，当时无出其右者，有论者又称他为当时画坛的“班头”。

姚华的书法，取法于汉魏诸碑及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诸家，形成自己的风格。

他于行书、楷书、隶书兼善。

据说他喜欢用秃笔来写。

因而写出来的字。

别有一番拙味。

所写行书，纵横飞扬，行云流水中不失沉稳顿挫之气，黄苗子认为“与袁克文伯仲而去其悍霸之气”，其隶书则稳重而飘逸，颇得汉隶之遗韵，《隶书四言联》（香江博物馆藏）可代表其隶书风貌。

　　高剑父（1879-1951）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早年在日本学画时加入同盟会。

系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

1908年回国，任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和光复广州战役。

武昌起义后任广东东路新军总司令。

后来潜心绘画与美术教育，在岭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画学追随者，其中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等都是其中的杰出者。

其画风中西结合，融合了日本画中对于光影、明暗对比等元素，为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其《鱼》（中国美术馆藏）、《豆棚双鸡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等都是这种画风的代表。

　　高奇峰（1889-1933）是高剑父胞弟，也是“岭南画派”创始人，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与高剑父、陈树人齐名，在岭南画坛影响甚巨。

所作花鸟、走兽雄奇深邃。

也融入了日本画风，其《猛虎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和《猴月图》（广东省博物馆藏）都是代表作。

　　陈树人（1884-1948）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曾任国民党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其画雅致苍秀，其书结体修长圆润，颇具文人雅趣，著有《寒绿吟草》《自然美讴歌集》《战尘集》《专爱集》和《春光堂诗集》等。

所作《羊城春色》（中国美术馆藏）和《孔雀》（中国美术馆藏）等，设色艳丽，色彩明快，反映出鲜明的岭南特色。

　　何香凝（1878-1972）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妇女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卓然有成的美术家。

其绘画，受日本画影响，折中中西，在技法及意境方面都有着浓郁的东洋画色彩。

所作《雄狮图》（厂州艺术博物院藏）便是这类画风的代表，而《菊花枫叶》（中国美术馆藏）则仍然是传统的中国画元素。

　　李铁夫（1869-1952）是中国最早留学西方学习油画的美术家，被孙中山赞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

1907~，他在英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

1908年随孙中山到美国筹建同盟会纽约分会并担任常务书记。

他在近代中西方美术交流、油画创作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亦兼善中国画、书法，其《行书五言联》（广东省博物馆藏）和《太平山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渔村乐》等反映出他在中国书画方面的造诣。

　　潘达微（1880-1929年），字铁苍，号景吾，又号冷残、寄尘，笔名觉、阿景、影吾，别署冷道人、中国无赖等，广东番禺人。

他因为收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骸而名声大振，与潘和被称为“画界二善人”。

他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投身艺术与新闻，曾与何剑士一起创办《时事画报》，于绘画、摄影皆所擅长。

陆丹林评其“山水花卉，楚楚有致，雅逸清秀，恰如其人”。

传世的画迹中，有山水，亦有花鸟，尤以菊花、松柏最为精工。

作于1924年的《松竹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和1926年的《红棉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两图并没有像其他会员作品一样受到前人很深的影响，在赋色、气韵、运笔、构思等诸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尤其是后者，颜色对比强烈，墨韵明净，气格秀劲，乃其盛年力作。

其弟子有罗落花，亦擅山水、花鸟，有其师之风。

　　当然，如果细分，可能还可以分出很多的类别。

他们都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同时亦在从政之余，娴习书法或绘画，并以其特有的艺术风貌传于后世，成为我们今天了解那段风云变幻历史的重要史料。

　　以上诸家之外，以书画同时擅名的政治人物还有不少，如广东籍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1877-1925）、朱执信（1885-1920）、李仙根（1893-1943）、广东籍的晚清遗老戴鸿慈（1853-1910）、粱鼎芬（1859-1919）、江孔殷（1864-1951）、温肃（1878-1939）等人的行书、草书或楷书等等，他们都能在书法上形成自己的面貌并在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上留下印迹。

还有其他风云人物虽然不以书法享誉，但共书法亦能自出机杼，也有的风云人物书法本身乏善可陈，但因“书以人贵”、“书以人传”。

其书法一样受到人们的垂注。

无论何种情况。

辛亥风云人物随着斗转星移。

他们离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但其留下的墨迹却因承载着史实、艺术、文献等多种价值，而成为我们认知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重要载体。

今天，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欣赏这批蕴含着辛亥风云人物革命热情的墨迹时，很显然，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其艺术本身。

　　晚清民国时期的政要，大多数经历过晚清时代的私塾教育或国学的熏陶，书法教育是其必备的功课之一，因而即便长期活跃于沙场或政坛、很少舞文弄墨者也能写出令今日之政要们汗颜的书法作品。

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特质之一。

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中说，民国时期，“所有政治家不论其政治主张、立场如何，本人书法素养高低，都能身先士卒地带头弘扬书法艺术”。

虽然他们在主观上未必是弘扬书法艺术，但客观上，的确为民国时期的书法繁荣做出了不俗的贡献。

这是民国书法的特色之一。

虽然这些民国政要本身或者具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在政治舞台上做过很多利于或阻碍社会进步的事，也或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其政治名声早已掩过其书名，又或者因为长期的宣传教育，使人们对其或褒或贬的声誉早已刻苦铭心……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书以人传，画以人贵。

平心而论。

有不少政要的书法还属于“玩票”性质，有的甚至还属于书写之入门阶段，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显赫影响，使其书法受到越来越多的鉴藏家追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和其他书画家作品并驾齐驱。

这说明，随着人们对历史的不断认知，晚清民国政要们的书画已经升堂入室，成为研究民国美术史不可忽略的重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