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的义和团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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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的义和团运动
忻州的义和团运动
忻州的义和团运动
“其一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教会和教民与民众间的矛盾激化形成教案，民众聚众来反对教会，是义和团运动的起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
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
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
部分不良教民利用特权优势欺压当地普通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加剧社会矛盾和不公，造成教案。
基督教会财产争议
雍正禁教之后，基督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
到咸同年间，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基督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法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任意索要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迫令退还，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因而激起中国人反抗。
基督徒与中国文化信仰的冲突
一些外国基督传教士不尊重中国文化，歧视中国文化，贬低佛教与道教为主的中国民间信仰，有的破坏中国风俗，造成当地保守中国人的不满。
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
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诬指被中国政府处死的基督传教士马赖，勾引奸淫妇女，而且奸污别人的新娘。
再如，1901年被梵蒂冈教会封为基督教圣徒的郭西德，被诬指奸污民女，放纵一些无赖基督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劫收割庄稼，最后被中国民众处死。
守旧势力仇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哲学家唐君毅说：
“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
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
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
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
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
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
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
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
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
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
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
也许是有些道理的。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
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慈禧太后也十分痛恨,外国势力把康有为等人救出国外。
1985年《忻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载黎民撰写的《壮烈的一幕》称：
“光绪初年，英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
到了1882年（光绪八年）间，英国浸礼会派李提摩太自太原到忻川考查民情，先后引来传教士八人，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李提摩太便在全城最高处的三家店，购得了四十余亩大片旷地，大兴土木，兴建礼拜堂，自此教徒增多，气势日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态度十分蛮横。
常有因传教、设书摊，挤掉小商贩的无理行为，教徒们仗着洋人特有的治外法权，也不时与群众发生争吵、斗殴之事。
时值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无雨，人民盼雨心切，各地不断有祈雨的情形。
祈雨忌戴草帽，而那些教徒们偏不服禁，由此民情大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阳曲县小店村的张二财，从太原移居忻州城，落户于南关,开了‘双合全’纸铺。
还在南关设坛、习拳练武、收徒学科。
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的秋后，在南关的枕头地里，发现有火光，火虽不大而炽烈，焰虽不高而明亮。
这一消息传开，即刻便有关帝庙里关云长‘显圣’的传说。
与此同时，南关‘双合全’纸铺的张二财主，过去常住在柜上，这时忽然不见了。
时过月余，张二财主回来，坐在柜上不言不语，人间情由也不答不理。
其时，太原义和团运动已很活跃。
有人从太原回来，告张二财主说：
‘该办了！
’从此，张二财主便，自称是大师兄关云长附身，并引导徒弟默诵口诀。
接着拿起武器，练拳习艺。
说来也怪，新参加几天的团勇，便武艺纯熟，其他人都以《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书里民间所敬佩的人物代表自己。
南关八九岁至二十岁的除姓杨、属羊的，即带‘洋’音的都不收外，其余都可参加。
大家都在红掌沟关帝庙上，集体练武，合伙吃饭（米面都是团勇或群众自动捐献的）。
继南关设堂后，南街也在关帝庙设堂收徒。
没有几天，两处便发展成为七八十人的大军了。
不仅城内有，各大村也有了义和团的活动。
如播明、解原、游邀、董村、六石、奇村等地，义和团的组织发展迅速而普遍。
由于教徒的蛮横和仗势欺人，忻州人民群情激愤。
正值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
因而到处传言：
‘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得鬼。
’因之提出要‘杀尽洋鬼子，扫清二毛子’的激昂口号，团与教、群与教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频繁和激烈，时有群众殴斗‘二毛子’的事件发生。
被殴者往往匿于教会不敢出来。
”
忻州的义和团运动活动受山东,北京,天津,太原等地义和团运动活动的影响。
义和拳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原名梅花拳。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
1897年3月，赵三多应邀率各地梅花拳徒3000多人，在梨园屯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亮拳活动。
磨盘张庄天主教堂的负责人是德国籍司铎薛田资，据说其为人性情强暴,多次与种植教会田产的佃户冲突，惹脑了大刀会。
有村民恨其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公历11月1日，为天主教“诸圣瞻礼”节日。
这一日，郓城县德国神甫韩.理加略和汶上县德国神甫能方济，一齐来薛田资处拜会。
当日谈话到很晚，薛田资把自己的居室让给二人住宿，自己则去守门房内歇息。
夜间村民持大刀越墙而入，直入薛的住室，误将韩、能两人杀死。
薛田资则躲过一劫，逃脱后连夜赶来济宁州衙门报案。
知州凌芬知案情涉外，不敢怠慢，即报山东省巡抚衙署，奏请朝廷处理。
清政府后来虽然按德国方面要求，采取了“保教”，“惩凶”“抚恤”等措施，但是德国为配合其在山东的争夺权益的要求，即以此为藉口，派兵占据胶州湾，以武力威胁清廷。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了《中德胶奥租借条约》，取得了租借胶州湾、修筑胶济铁路及开采沿路矿山等权利。
清廷又按其苛刻要求，罢免了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教会交付了大量赔款。
中德双方议定，允许德国天主教会利用赔款在济宁州、曹州府、钜野县各新建教堂一所，匾额都使用《敕建天主堂》字样。
在一年以后，赵三多为避免因参与反洋教起事而牵连威县等地的梅花拳组织，才改称为义和拳。
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安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
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其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害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
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
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
1899年5月27日，三万拳民占领涿州。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
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
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6日，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
义和团首领李来中向刚毅等表示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
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
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
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
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
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
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
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
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
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
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
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
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
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
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
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7]。
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
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
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
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率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
今独不能贷一死耶？
”被清军杀害。
一英国妇女抱着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
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
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
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及仆役二十余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
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
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
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
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
由于清政府忽然由镇压义和团一旋而向各国‘宣战’，对义和团完全表示奖励。
忻州官吏内部矛盾尖锐，以武官海英为首的一派主张杀洋人，而以知州李崇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不杀。
时义和团的活动已达风声鹤唳，民心齐向的程度。
是时，三家店福音堂里住有八个洋人：
四男四女。
见拳风四起，并声称要杀洋人，惊恐万分。
1899年7月义和团杀教民二十多人。
1899年7月10日（农历六月初三），住在三家店福音堂教会的牧师们，眼见大势已去，邸牧师遂同其余七个牧师，雇了车马、驼、轿，携带家眷，匆匆溜出城外，企图逃向太原。
走到南张村时，遇有教徒张治国，将其接回家中，并作殷勤招待。
席间得悉：
太原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更大，群众同洋人的斗争更为激烈。
牧师们走投无路，遂又向西折向刘家山村，无如车夫不肯再送，牧师们只得步行七十余里。
在村中住了数日，闻太原英国传教士均被省巡抚毓贤所杀。
消息传至忻州，牧师们再不敢在村中住宿，便在山后挖—土洞住下。
送饭、送水全靠刘家山的教徒帮助，如果因故送不进去，也只好在那里忍饥挨饿，毫无办法。
1899年8月1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
1899年8月5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住在刘家山山洞中的英国牧师，突然见到忻州知州李崇光派来的兵勇，赶着轿车，来接他们回城，声言要送他们到天津，而后转道归国。
牧师们一听，喜出望外，一个个相随回到城里。
进城后，为保护他们‘安全’，暂时安置在狱中。
这些牧师们在狱两旬，每日饮食丰盛，起居自由，都觉身体也比在窑洞中强壮了许多。
当忻州洋人被扣，义和团天天叫喊要杀洋人，以解民怨的时候，知州李崇光却施尽方法庇护洋人。
这样一来，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洋鬼子反而成了老爷子，享起福来了。
义和团民非常气愤，拥入衙门要杀李崇光，李仓惶出逃，不知去向。
省府遂派徐桂芬接任知州之职。
1899年8月20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晚上，先于省兵到时，州府派兵伏于穴城，城门外设两人，假作拳匪，海都司率其部下登城候令。
当省城巡抚毓贤从太原派来的兵勇二十余人，赶着三辆轿车，要‘护送’牧师们起身归国。
牧师们信以为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车，出了衙门口，向着东门进发。
甫出第一层城门，忽有灯笼由城上缒下，即有人在城门外呼叫。
海都司在城上高声问曰：
“城外何人？
”答曰：
“神兵”！
邸教士闻系海都司口音，即呼曰：
“海老爷!
设法救我。
”海答曰：
“无法施救。
”遂命兵丁放炮数声，后又大声曰：
“杀!
杀！
”当时穴城伏兵出，喊杀连天。
轿车内的洋人知已中计，惊恐万状，急得下车逃窜，有的爬坡，有的藏在车底轴上。
但此刻已成瓮中之鳖，哪里能够逃得出去？
只见州官徐桂芬指挥都司海英和团勇捆绑洋人。
当时的情形，正是关门打狗，势在必杀。
每捆绑一个，韩银年（城内东街保和巷人）或刘士远（城内东街甜水井巷人）便斩杀一个。
眨眼工夫，只见八个洋人——五男三女已直条条地被杀在血泊之中。
其时血溅四处，连瓮圈城墙上，也是血迹斑斑。
直至四十八年以后，解放初期，瓮圈城墙上的石灰皮未掉以前，仍旧隐约可见。
男女教士所带珍物剥掠一空，尸首令车夫载至城外抛弃,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数日，被恶类百般凌辱。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买芦席八条，雇工人次第将西教士八人葬于城之东隅，并插以木标，书死者姓名于其上，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
李提摩太牧师因故归国,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1899年6月27日，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1899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1899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1899年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
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
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1899年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1899年8月14日凌晨，联军占领北京城外，发起总攻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
俄军与日军面对的城墙较高，且遭遇的抵抗较强，各自阵亡了约100人；而美军进攻的东便门城墙较低，且离清军火力较远。
当日上午11时，美军使用云梯，让第九步兵队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成为最先攻入外城的部队；美军虽入外城，但被清军的炮火压制，难以继续前进。
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
晚上9时，俄、日军分由东直、朝阳二门突入。
1899年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1899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
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8月14日仓皇离京，珍妃遭投井溺毙。
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怀来县，又辗转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后来到达西安。
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接到李鸿章等人发来的电报劝言，由轻率主战转为屈辱求和，决定出卖主战派和义和团，以求保住她的权力，不让列强支持的光绪取而代之。
慈禧太后下令满清兵和八国联军联手镇压义和团，杀戮主战官员。
1900年9月26日，慈禧太后革职毓贤被发放新疆。
1901年2月13日，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
22日，在流放途中,毓贤被斩于甘肃兰州。
忻州州官徐桂芬惊吓而死；都司海英匿于宁武，后服毒自杀；团勇藏躲他乡。
团首张二财主回到了原籍阳曲小店村，为了转移视听，曾让老婆假设灵堂，哭祭送葬。
从此隐姓埋名，再无现身。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
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
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所义和团运动东南各省没有发生，只县于西北诸省。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
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
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
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
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
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
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
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戕害凌虐”外侨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
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
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
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
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
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
”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
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
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为用和平方式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故陆续放弃或者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忻州停止科考。
被杀死在东门瓮圈里的八个洋人，于光绪二十七年春，由东门外移葬于西门外的“洋人坟”内。
2011年5月，忻州又以650万元把三家店福音堂卖给五台山普寿寺，开始拆毁教堂修建佛教静修禅院，引起佛教与基督教的磨擦。
引起基督教徒争回三家店福音堂的活动，进而开展重修福音堂，恢复东门瓮城，南关洋人坟，付家庄乡刘家山的洋人窟的活动。
忻州应当摆平佛教与基督教在忻州的权益，防止宗教团体间的冲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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