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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RD与溢出效应对四个高技术行业的分析

国际经济学

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四个高技术行业的分析（初稿）

黄烨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内容摘要：

论文在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资溢出效应的文献，归纳出该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论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模型方法，选取了中国四个高技术产业下的18个小产业为分析对象，对这些产业从1997年至2002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指出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与工程技术人员比重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有正的影响，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因素是外资溢出效应的来源。

关键词：

外商投资溢出效应技术

一、有关溢出效应含义和相关的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是近年来外资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间接效应研究中的一个主题。

在有关外资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的间接效应的研究成果中，大量论文都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关联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这些在直接的外资投资收益之外的积极影响成为溢出效应的来源，主要表现在本地企业技术提升、出口渠道的扩大和企业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善。

其中有论文从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角度对外资的这个间接技术效应作过分析（陈国宏，1997；李平，2001）。

就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而言，由于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有关溢出效应的存在和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从1974年到2001年期间国外学者正式发表的有关外资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中，14项研究得到了溢出为正的结论，13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不确定的结论，4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负的结论。

就中国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在许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研究，溢出效应都作为一个积极效应被提出，但是，同时也有论文分析了外资给当地企业带来的负面的间接效应。

就相关的实证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项目对于溢出效应的检验的视角、数据的来源和检验方法有着不同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也因此不同。

（一）有关外资溢出效应的内涵

首先，就外资溢出效应的定义而言，由于溢出效应的具体内容和发生机理是一个复杂的很难精确定义的过程，因此，它是伴随着外资为源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而产生，有关的研究认为导致溢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要素不同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本质上表现为信息和知识，具备自然的外部性，在与生产过程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这成为溢出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的溢出效应，其发生的机制是在同一产业内的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尤其是在价值链的环节之间存在分工关系的外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各类形式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关联。

有关这个关联对当地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贡献，由于是外商投资企业直接经济效益和税收收入之外的利益，因此就它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而言，是属于一种溢出，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外部效应（Meier,1976）。

也有学者将它定义为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何洁，2000）。

在通常情况下，外商投资企业比同行业的国有企业具备更先进的技术，他们成为行业中新技术传播的源头，东道国的当地企业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活动获得新技术带来的利益，使自身的生产率或者整个企业经营效率提高，另一个实现途径是当地企业因为外国公司进入，而面临更激烈的的竞争，当地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模仿外国企业的技术，或者在外国企业的刺激下积极探索更有效使用技术和其他的生产资源的途径，或者探索新的更富生产率的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

由于这些效应带来的价值是外商投资企业无法进行内部化的，因此成为一种溢出效应，通常也被称为技术的外溢效应，可以概括为“技术的示范和竞争效应”（&,1998；2001）。

外资溢出效应的另一个途径是人员的流动，当跨国公司培训当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而这些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可称之为”人才流动效应”，这个溢出过程中的内容除了技术，也包含管理经验、销售网络等广义的技术。

还有一种情况属于企业的“软要素”的溢出，就是外国企业，将出口渠道与当地关联企业一同分享，这个情况一般在合资企业内部或者有合约关系的外国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

上述两种效应对外国企业或者合资企业而言是被动或者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非意愿情况下的溢出效应。

但是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实践活动中，存在着跨国公司主动给当地企业以技术支持的行为，这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常用的方式有：

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供应商（包括国有和外国企业）建立生产能力；提供技术支持或相关信息来提高供应商产品的质量或者促进创新活动；提供培训，帮助供应商企业提高管理和组织水平。

这些活动是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当地企业的优势，发展价值链的后向联系的一个战略选择，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给予技术上的支持是跨国公司发展战略中包含的手段之一，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也就成为跨国公司有意愿的行为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企业的技术效率和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是我们并不能将当地企业的这些结构完全归因于跨国公司的这些活动，当地企业也在此过程中有相应的资本和人员以及技术活动的投入。

但是跨国公司的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有研究项目指出不利于溢出效应的情况，主要是来自吸收外资的当地企业的自身技术能力的约束，如果东道国企业与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存在非常大的差距的话，投资的激励政策也不足以能够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Blomstroem&Kokko,2001）。

（二）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实证方法来研究在溢出效应的研究领域，最早的两项实证研究分别以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外资（Caves，1974）和加拿大制造业的外资（Globerman，1979）为对象，这两项研究通过对两个国家制造业层面的统计和调查数据的分析，为外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找到了部分依据。

首先就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层面上的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是一篇有关墨西哥制造业的外资溢出效应的论文（BlomstroemPersson，1983），该论文选取了墨西哥215制造产业，并按企业类型分成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些产业外资的存与国内相关产业的私营企业的生产率之间有正的相关性，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存在着溢出效应。

另一篇有关墨西哥制造业的论文（Blomstroem，1994）和Wolff同样以墨西哥制造业为对象，考察了1965到1982年之间墨西哥制造业部门获得的外资溢出，结果显示外资的参与推动了墨西哥企业的生产率趋向于美国的生产率水平，肯定了溢出效应的存在。

其他有关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还包括对溢出“逆转”现象的观察，相关的研究是FDI对英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的研究（Driffield&Love,2002）,得出的结论是，投资于英国制造业的跨国公司从英国的本地企业那里获得较高程度的生产率溢出，但这个溢出效应主要被限制在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外国企业集中的部门内部，也存在正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而且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更显着，但是该效应总体上被市场竞争下的“市场偷窃”带来的负效应所抵消。

这个研究指出了溢出效应的“逆转”现象，即从本地企业那里获得技术扩散和传播，提高技术效率，成为“外源性技术”的源泉。

这个现象是与目前RD全球化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前面的研究都是产业内部的溢出效应的研究。

除了上述这些认为溢出效应存在的研究成果之外，也有应用实证研究的论文得到的结论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因而对外资的溢出效应的存在表示怀疑，在有关摩洛哥制造业中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Haddad&Harrison，1993）中，作者通过对从1985到1989年15制造业以及产品具体到产业的四位码的企业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这15个制造业中，外资对于合资企业的效率提高具有贡献，但行业中更多外资的存在与国有企业的更高的生产率增长之间没有关联。

因此，假设的溢出效应无法找到支持。

对于这个结果，作者的解释是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如果两者之间的技术能力相差很大的话，国有企业无法从外资企业的技术中得到积极的影响。

另一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选取了委内瑞拉从1976到1989年该国工业企业普查的数据（BrianJ.Aitken&Ann,1999），论文选取了企业内的外资比重和行业中外资所占份额两个变量作为外资存在的指标，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1）企业内的外资比重与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从而判断；

（2）产业内的外资所有权对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生产率呈怎样的影响。

论文实证分的结论如下：

就企业层面而言，企业的外资比重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说明与国有企业相比，有外资参与的企业中，外资对相关企业带来正的溢出效应。

但是在产业层面上，如果不控制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异的话，结果显示生产率与外资比重之间存在正的相关，但无法说明溢出是一定存在的，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倾向于投资本身生产率就很高的产业。

但是，如果对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差异加以控制的话，溢出效应并不显着。

对此，作者解释是，在短期内，由于外资的进入，相关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夺走了市场上原来由国有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迫使国有企业缩减产量，使其平均成本提高，导致生产率下降。

（三）有关外资对中国当地企业溢出效应的研究

目前就外资在中国的溢出效应问题的专门性研究尚不多，其中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包括：

有关外资对中国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的研究（Kui-yinCheung,PingLin,2004），该论文选取了中国26个省、4个直辖市的1995年到2000年的有关专利申请、科研人员人数、科研活动开支等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专利申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

而且相比中国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外资对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更强。

有关中国国内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问题，中国学者李平（1999）对中国各部门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产业自身的产品内含型技术和资本内含型技术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选取的12个制造业产业中，他发现绝大多数产业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内含型技术溢出效应。

除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研究成果之外，另外一些研究以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为基础，描述了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分析中国引进国外技术的水平，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地进行研究开发的情况。

并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对相关产业的技术转移的效应，技术扩散和对技术能力的效应。

江小涓在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多年跟踪研究的基础，研究了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水平和相关的技术转移活动，进而分析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她认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中国同类企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使用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并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而且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在帮助当地管理与技术人员提高对商业机会的把握能力以及判断知识，技能优先性的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江小涓，2002，2004）。

其他的研究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过程和机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内生技术能力的内在机制（王春法，2004）。

二、以中国四个高技术产业为对象的外资溢出效应的测度、方法和模型

由于溢出效应发生的具体过程和机理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包含着外商投资企业在与同行业的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其他诸多关联方式下的各种接触渠道，由于在每一种渠道上的观察和计量的困难，在用数据检验这个效应时，通常把这个溢出的过程作为一个“黑箱”，检验的对象则是“享受”这个溢出效应的企业与溢出的源头之间的相关性和相关程度。

（一）数据的选择与模型

由于溢出效应作为一种外部性效应，是在企业正规的投入-产出关系之外，在实现的渠道和效果的程度上都不是能够非常容易地判定并计量的。

就溢出效应存在的表现看，它存在于的当地企业竞争和其他有关联经营活动的企业在行业分工环节之间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发生的非直接技术交易之外的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的正的外部效应，这些正规和非正规的接触与信息交流都可能成为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的源泉。

由于溢出效应最终贡献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尤其是技术效率的提高，就技术效率的衡量，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作为衡量技术效率的一个指标（Magnusblomstroem,HakanPersson,1983）。

已有的研究项目一般都选取生产率来衡量溢出效应的数据。

溢出效应的具体变量的选择在不同的论文中略有差异，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的选择人均劳动生产率，有的选择人均增加值、有的选择人均总产值。

本论文选择是人均总产值，原因是中国信息制造业和通讯产品制造业中利用外资的格局基本上还是与大型的跨国公司合作进行相关产品的加工、组装和零部件的生产活动，而且随着跨国公司以外包方式转移生产环节的战略的深入，外商在中国这类产业上的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核心部件和成品销售两个环节均在海外的加工活动或者是与跨国公司之间达成“贴牌生产”的OEM贸易方式，因此，产品的增值很低，如果采用人均增加值，就很难反映出产业实际的产出情况。

在模型的选取上，对于溢出效应的检验基本上是建立在生产函数模型的思想之上的，有关外资存在的衡量指标上，已有的论文选择的变量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比重和外商投资企业内的雇员在全行业雇员的比例（Magnusblomstroem,HakanPersson,1983）。

论文选取的数据是医药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四个产业包含的18个中产业，数据的年份是从1997年2002年，这些产业都属于由国家科学技术部认定的高技术产业，原始数据全部来自《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样本没有包含同属于高技术产业的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因为该行业内外资比重非常低，与其他四个高技术产业的差距非常大，所以未选取这个产业。

选取高技术产业作为分析外资溢出效应的对象的原因如下：

1．这些产业属于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程度上受外资激励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外资在整个行业资本构成所占的份额中所占比例在整个工业中相对较高。

2．由于这些产业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同时由于技术创新的缘故，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趋势也十分鲜明，这些产业内部在技术上的合作与其他形式的技术关联活动非常活跃，因此，技术示范和扩散相对更突出，更适合作为研究技术溢出效应的对象。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技术能力的提高和国内市场潜力的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建立研究开发中心的实践活动越来越活跃，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企业技术的扩散和联系效应相对更突出。

3．从相关产业的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在高技术产业中，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通讯产业这两个新兴产业里，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研究开发中心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外国企业与当地大学与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新产品的活动都非常活跃，同时，也出现不少原先受雇于外国独资企业的高级人才离开该公司后自己创建企业，成为该行业中重要竞争者的案例，因此，外资对中国企业研究开发能力的培育和人力资源的培训之间也有着密切关系。

4．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的产业选择上，一般会偏向于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四类高技术产业作为制造业中的新兴产业，均属国内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有助于分析外资的溢出效应。

本文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检验选取的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模型

1．Blomstroem和Persoson以生产函数为基本思想的模型，该模型如下：

VLd=f（KLd,,LQ,FK,FL,μ）

VLd=α1KLd+α2LQ+α3FK+α4FL+α5RDd+μ

其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含义分别是

VLd:

行业中国有企业人均增加值

KLd:

行业中国有企业人均资本

LQ:

行业中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包括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FK：

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均资本

FL：

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在行业中的比重

2．陈涛涛在有关外资对我国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研究中建立的模型（2003）在相关论文中建模的基本思想方法，对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的基本模型，相关的模型如下

LPL=α0+α1FDI+α2K/L+α3LQ+e：

综合上述两个模型，构造如下的模型，

OutputL=f（investL,emplF,investF,techF,μ）

OutputL=c+α1investL+α2emplF+α3,investF+α4techF+μ

其中相关的变量的含义分别是：

outputL:

该行业中国有企业的人均产出，作为代表溢出效应的变量

investL:

该行业中国有企业人均资本，反映内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emplF:

该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所占比重，从人员角度表示外资的存在

investF：

该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所占比重，从资本角度表示外资的存在

techF：

该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雇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中作为技术载体的人力资源的比重

就代表外资存在的变量选择而言，除了代表外资雇员和外商投资的emplF、investF两个变量外，模型还选择了techF变量，作为溢出效应的表现，原因包含两方面：

首先，由于在外资的溢出效应的形成中，技术的扩散和模仿是一个重要原因，外资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是国有企业模型和学习技术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技术人员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由于资本溢出效应该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雇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

其次，在这四个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人员的比重基本上都高于国有企业，而且在1997至2002年之间，而且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在医药、电子通讯和医疗设备三个行业中表现出趋同性，见下图。

（二）模型分析的结果和结论

模型数据样本中包含的是该18个产业从1997年到2002年的国有企业人均产值、国有企业人均资本、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比重、外商投资企业资本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比重，共540个数据，构成面板数据。

这里，我们应用STATA软件中针对面板数据的极大似然原理的估计方法，估计的结果如下

Loglikelihood=

outputlCoef.Std.Err.zP>z[95%Conf.Interval]

investl.1310508.0627733.0080174.2540843

emplf.6347389

investf.4122595

techf.8469317

_cons.3683774.5705633

系数的估计结果如下

OutputL=+investL+emplF+investF+techF

根据各变量的P值，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资本的雇员比重与外商投资企业技术人员比重与国有企业人均产值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这与前面所分析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关联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是溢出的来源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员流动”效应的就结论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比重与国有企业人均产值之间则是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有：

由于《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未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总投资数据，只有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因此模型中选取的投资数据实际上是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与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无法客观地反映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部投资。

此外，由于该年鉴中有关利用外资的企业的数据未区分外商独资企业、外商合资企业与外商合作企业，笼统地一并归为三资企业。

但在实践活动中，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资本来源与经营模式以及与国有企业之前的关联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由于合资企业的资本构成本身就是内资与外资的结合，而目前中国的外商独资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在东道国当地举债经营的趋势，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构成越来越复杂，因此，相关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往往是外资与内资共同经营，因此，两种类型的企业总和起来的投资数据不能真正反映出纯粹的外资的参与程度，这也是造成模型检验结果与实践经验差别较大的原因。

同时随着民营经济的兴起，民营企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也在不断提高，这也需要被纳入到溢出效应覆盖的对象中。

本研究将进一步收集产业中区分出外商独资企业、外商合作企业的数据，同时在当地企业中区分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从而更全面地分析溢出效应发生的源头与对象。

目前这方面的数据正在整理归纳中，我会尽快递交上更完善的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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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gnusBlomstroem&AriKokko,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spilloveroftechnology,TechnologyManagement,Vol22,Nos5/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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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小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国际经济评论，

9．王春法，FDI与内生技术能力培育：

中国案例分析，中国社科院“中国外资政策的回顾与反思”研讨会，2003年12月

10.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年.9

11．李平，〈技术扩散理论与实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