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MT模型对农业科技推广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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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EMT模型对农业科技推广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SEMT模型对农业科技推广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从社会文化、经济、管理和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农业科技推广行为的环境因素,并提出解决思路。
将对优化、完善中国现存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拓展了农业科技推广公益性事业的外延。
关键词:
SEMT模型;农业;科技推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4.3文献标识码:
ADOI编码:
10.3969/j.issn.1006-6500.2010.03.013
AnalysisofInfluenceFactorstoAgriculturalTechnologyExpansionBehaviorBasedonSEMTModel
LINYan,ZHANGLei
(CollegeofHumanities,NorthwestAgriculturalandForestry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
Inthispaper,theinfluencefactorstoagriculturaltechnologyexpansionfromsocialculture,economic,managementandtechnologywereanalyzed,andasolutionideawassuggested.Itwouldberealisticfortheexistingagriculturaltechnologyexpansionsystemandtransformationrateofagricultural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whileexpandingtheextensionofpublicwelfareofagriculturaltechnologyexpansion.
Keywords:
SEMTmodel;agriculture;technologyexpansion;influencefactors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46.9%,但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5.2%。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领域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迅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连续迈上几个新台阶,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出现了局部农村繁荣,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三农”问题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约因素。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发展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未来农业的发展将更加依赖科技进步。
中国每年约有6000~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为30%~40%,一半多的科技成果不能为经济建设作贡献。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把“三科”(科研与推广单位、农业教育机构以及国外的科技成果)与“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之间的“桥梁工程”高标准地建好。
“桥梁工程”指的就是农业科技推广。
农业科技推广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
近年来,各级政府、科研教学单位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创造了农业科技入户、科技特派员、专家大院、科技园区等一批新机制、新方法,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以政府主导的农技推广体系为主,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推广模式正在形成。
但是,目前中国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的农业推广体系“线新、网破、人散”,还存在着科技推广机制不活,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推广、生产三者之间衔接不紧密,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推广人员素质偏低,农民组织化程度差等诸多问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农业推广体系势在必行。
1基于SEMT模型的农业科技推广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PEST分析模型是企业分析影响因素的常用方法,不同行业和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和经营需要,分析的具体内容会有差异,但一般都应对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技术(Technological)和社会(Social)这四大类影响企业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有时,亦会用到PEST分析模型的扩展变形形式。
笔者将借鉴PEST分析模型并将其扩展变形为SEMT分析模型,即从社会文化、经济、管理、技术角度,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剖析农业科技推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存在困境的原因。
1.1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市场意识薄弱,服务意识欠缺。
一方面,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受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影响较深,难以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意识。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权力意识重,服务意识差,仍从政府本位出发,习惯从管理而非服务的角度引导农业科技推广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缺少与农民的沟通,出现行政干预过多的现状。
同时,作为中国农业科技推广直接受益者的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在现阶段还远远达不到现代农业对新型农民的要求。
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民受传统小农意识的束缚,从思想上对新技术产生盲目的拒斥情绪,使科技推广工作难以进行,导致自身科技文化素质的低下。
例如:
大多数农民并不是主动寻求科技推广人员的帮助,而是被动地听其讲解有关科技。
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进行态度上的转变,但并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更有甚者对科技推广人员产生反感的心理,致使新技术推广受阻,影响农村生产力的提高。
还有的农民只求温饱不求发展,虽然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就是不愿意打破现有的安稳生活,对新生事物不愿接受,对陈规陋习不愿放弃。
这些都阻碍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效率和应用[1]。
1.2从经济的角度分析
1.2.1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目前,中国众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从而导致地方财政困难,这样就使地方政府投入农业科技推广的资金来源受到影响。
在有限的财力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农业科技推广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和数量自然受到限制。
1.2.2受地方利益的影响地方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表现为一个省、市、县的群体利益,又表现为公众的个体利益。
前者表现为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市场环境状况等;后者表现为该地区公众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的提高。
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区利益增长,运用政策过程推动农业科技推广,并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保证本地区经济利益不受损害,造成了市场的分割和农业科技向外发展的障碍。
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是推动农业科技推广的障碍。
现代经济学认为,因企业或公众行为而产生的环境外部负效应会导致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干预将经济行为的环境外部负效应内部化。
但政府作用也是有局限的,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
公共选择学派针对福利经济学家的市场失灵论,提出了政府失灵,即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集体决策特别是政府决策问题,用“经济人”的观点分析个人和政府决策的出发点。
认为同市场交易中的人一样,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都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
政府作为一种人类组织,政府决策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他们也以追求个人私利为行为准则,为了集团和个人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
这样,在农业科技推广实践中,则常以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越位”、“缺位”等现象表现出来。
1.3从管理的角度分析
1.3.1地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受其权力范围的限制,只能调节本地区农业科技推广问题。
目前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地区之间协调机制缺乏,降低了地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
另一方面,政府缺少运用市场机制调控农业科技推广的经验,市场手段具有不确定性,无法保障预期目标的准确实现,一旦市场手段失效,许多地方政府就束手无策。
1.3.2公共产品供给管理体制不合理当前,与农业科技推广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导致公共服务缺位[2]。
(1)农业科技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缺乏地方政府以外的其他参与者。
现行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参与主体受地方政府政策、知识产权界定和自身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地进入循环型农技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
其表现为:
第一,私人组织(包括企业)参与不够。
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致使收费变得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划算。
第二,循环型农业第三部门的发展滞后。
第三部门通常是指区别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集合,是那些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中介机构,其共同特征是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合法性等。
在中国,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责供给,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农村社区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在中国农村,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向村级组织的渗透,村民委员会部分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成了具有行政权力的“准政府”,难以准确地表达农民的意愿,难以发挥自治组织在村级循环型农技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2)供给责任不清,供给主体错位。
公共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地方政府必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
但在实际中,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不尽合理,造成了循环型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
第一,有关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上的缺位。
在中国,当涉及两级或多级政府间的共管事务时,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县及乡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
例如,农技基础教育、农技推广基础设施、农技图书室等都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属于应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资,但实际上这些供给责任却推给了县乡政府以及村委会来负责。
第二,乡镇政府在供给过程中的错位。
一方面,由于上级政府的缺位,乡政府承担着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职能,支出负担沉重;另一方面,由于乡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设置过多,生产性支出处于萎靡状态,影响了农业科技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三,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供给过程中的困境。
村委会是农村社区内的公共物品的组织者,但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乡镇政府经常利用政治权威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推卸给村委会,从而影响到村级循环型农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1.3.3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与责任追究管理机制不科学、不健全当前评价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着重经济增长指标,缺乏可持续性发展指标和社会指标,再加上年数限制的任期制,使得多数地方政府只重视短期内经济增长指标,忽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机制培养。
多搞一两个有目共睹的工程项目开发,而不愿长远规划,改善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的基础环境。
一方面,现阶段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许多指标,在实际操作中经济指标占有较大的权重,地方政府为追求任期内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一项农业科技成果在短期内得不到显著的规模效益,往往就难以得到地方政府长期的政策支持,就会被地方执政者所抛弃。
另一方面,迫于地方财政收入和社会事业发展、就业和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压力,地方政府也需要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
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考虑的首先是从是否快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如果中央在农业科技推广上没有有利于地方利益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科技推广自然会缺乏实质性措施。
农技推广人事考核制度也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
当前的干部人事考核基本是由上级决定的,长期以来形成了“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态度,政府行为的约束也来自上面,而农民、农技推广中介组织、民营科技企业既缺乏与政府部门的有效沟通,又无力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
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
地方政府各层级之间在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的责任划分不明确,有利可图时一哄而上,出现责任问题时互相推诿。
1.4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
1.4.1农业科技成果缺乏综合配套性在众多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单一技术成果较多,综合配套技术成果较少。
农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它所需要的技术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性技术。
从降低生产成本的角度看,农业生产者对综合配套农业科技成果的投入效益可以获得1+1>2的效果。
目前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大宗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只能解决一种农业生产问题,而没有考虑到综合因素的单项农业科技成果很难满足需求方的要求。
1.4.2农业科技成果的成熟度较差成熟性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具备的关键条件。
有些成果成熟度高,转化快,甚至呈“不推自广”的态势,并且采用率高,应用范围广,能产生良好的效益;而有些成果却不容易转化,推而不广,强制转化甚至给成果采用者造成损失。
农业科技成果研究单位由于经费、设备和开发人才的限制,所获得的成果一般只停留在成果的小试阶段,不具体、操作性不强,这样的科技成果要转化,必须进行后续的再研究和再投入,经过中试环节后,才能验证该成果是否可以正式投入生产。
而目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中试、生产性试验等却非常薄弱,既缺乏资金,又缺乏设备。
因此,导致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成熟性差,增加了成果应用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严重制约着其顺利进入农业经济领域。
2优化农业科技推广行为影响因素路径探讨
2.1强化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农村科普和职业技术教育水平
地方政府应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改变“干预型”的政府职能模式。
消除行政垄断,提高公共服务意识和水平,积极探索创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
应加大农村基础科普教育力度。
在向农民传授基本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其思想的引导,帮助他们转变落后观念,从固守成规、安于现状的心态中解放出来,增强农民追求科技进步的愿望和依靠科技致富的意识[3]。
同时应加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培训部门应本着实用的原则向农民传授符合当地农业特色的农业知识和生产技能,提高农民运用技术的能力,培养农村专业技术人才,从而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能够顺利展开。
2.2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农业科技推广的长效发展
目前,制约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资金问题,对此,地方政府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向农业倾斜,特别是向农业科技推广倾斜。
在立足本地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个人、集体、国家的作用,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投入。
把农业科技推广同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农林水建设、生态农业建设结合起来,把单项建设变为综合建设,发挥专项资金的综合效益。
鼓励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建立开发基金、农民自筹资金、引进外资等多种筹资形式,加快农业科技推广长效机制的建设步伐。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形成“政府扶持,农户自筹,社会参与”的农业科技推广筹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