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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师范教育思想探析
摘要：
郭秉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执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期间，他的师范教育思想逐渐形成，包括“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范教育体制观、人才兴校的教师观、“三育并举”的学生观和以民主为中心的治校原则。
郭秉文的师范教育思想和实践开创了综合大学举办师范教育的先河，奠定了我国师范教育体制转型的基础，并推动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科学研究。
关键词：
郭秉文；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思想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生于上海青浦。
早年从上海清心书院毕业，成为中国首批接受新式教育洗礼的青年。
后赴美深造，辗转求学于多所学校，先后获得理科学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更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史上首位荣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1915年，郭秉文载誉回国，受邀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教务主任一职，之后，升任代理校长、校长。
郭秉文掌校期间，南高师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称“南北高”，当时堪称中国师范教育的翘楚。
1920年12月，北洋政府通过郭秉文等人提出的设立国立东南大学的提议，东南大学与南高师共设一处，郭秉文出任两校校长。
1923年4月，南高师正式并入东南大学。
虽是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仍将师资培育作为主要办学目标，在培养目标上提出“通才”和“专才”结合，是当时国内唯一既设置师范专业又设置教育科的国立大学。
由于郭秉文在东南大学锐意改革，不断开拓创新，学校声誉鹊起，成为我国又一扬名国际的学术重镇，郭秉文也被誉为“东南大学之父”，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一、“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范教育体制观
（一）师范学校为群学之基
多年办学经历使郭秉文认识到，兴办教育不仅需要场地、资金、仪器设备等物质资源，更需要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师资队伍。
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缓慢、人才培育成效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师资不足。
“难以找到数量充足、能力合格的教师，是中国推进现代教育的最大障碍”。
[1]176
据郭秉文考察，清末以降，中小学师资来源渠道不外乎五类：
（1）教会学校毕业生。
虽多能胜任教师职位，但数量过少。
（2）盛名在外的学者。
虽颇有才名，但多是“业余教育家”。
（3）外国教师。
虽持有新教育理念，但鲜有就职于中小学者。
（4）归国留学生。
虽多有真学实才，但投身教育领域者甚少。
（5）师范学校毕业生。
师范学校以培育中小学师资为办学目标，因此是师资队伍最主要也是最稳定的来源渠道。
郭秉文认为，“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2]。
一味依赖封建旧教育或外国教育来培育师资，都是不可取的。
在推进教育普及的过程中，必须特别重视师范教育。
（二）“寓师范于大学”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博士，郭秉文的师范教育思想深受美国通才教育理念的影响。
他认为，广博的知识积淀是对未来教师的基本要求。
高素质的教师应是在融通交叉的多学科背景下塑造而成的综合性人才。
郭秉文主张宽口径培养师资，在“通才”与“专才”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知识全面又要水平高超，做到又博又专。
与单科性师范学校相比，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资源丰富，拥有独立设置师范院校所缺乏的先天优势。
一方面，综合性大学以学科交叉性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优化学生知识结构，为未来教师奠定厚实的综合学科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综合性大学自身浓厚的学术氛围、多元的文化环境利于开拓学生视野，为未来教师的培育提供良好的软条件。
因此，郭秉文认为，“欲振兴教育，需先办好高师；欲办好高师，宜将高师办在大学之中。
”[3]113师范学院应办在大学之内，“寓师范于大学”是培养高质量师资队伍的最好方式。
郭秉文回国之后，以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为制度蓝本，立足于我国师范教育实际，将南高师扩充、塑造成为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实行多科并举，设有文科、理科、教育科、工科、农科和商科，共计6科31系。
丰富的学科设置、多样的课程选择，消解了学科壁垒，促使学生实现了知识互补。
在文理渗透的学科背景下，东南大学培养的师范生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博、就业适应性强，“都能为社会所重视，不曾发生过就业问题，而且多能成功立业，彬彬称盛”[4]。
郭秉文将东南大学视为综合性大学举办师范教育的实验基地，走在了我国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前列。
据统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1915年到1921年，短短七年里，共招收2部7科31班，合计800多人。
学生从1917年夏开始毕业，直到1926年6月，共计毕业759人。
”[5]为基础教育输送了大量优质师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二、人才兴校的教师观
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出类拔萃的办学成绩是建立在卓越的师资队伍基础上的。
真正做到“寓师范于大学”，培养出高质量的师范毕业生，必然要求大学具备优良的师资力量。
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时就被美国高校强大的师资力量所震撼。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仅科研能力突出，而且创造出优秀的教学成绩，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声名远播。
因此，郭秉文认为，“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6]。
归国之后，郭秉文抓住一切机会延揽优秀师资，持续推进师资结构优化，进而形成一支水平高超、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一）周咨博访，礼贤下士
郭秉文作为校长，在聘请教师时拥有一套方法。
首先，以平和的人格魅力广纳贤才。
郭秉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
对于有真才实学之士，他三番五次邀请就职，甚至亲自上门拜访，以真情感化人才。
胡适曾风趣地谈论：
如若未和北大校长蔡元培事先有约，肯定也难逃郭秉文之手！
校长郭秉文揽才有道，成为一时佳话。
其次，坚持学识为重、兼容并蓄的原则。
郭秉文在延揽人才时，遵循学诣为主、唯才是举的准则，学术水平是遴选教师的首要标准，避免政党影响，不依个人好恶，不徇私情，力求客观公正。
此外，他秉持思想自由原则，只要学有所长，就能在校拥有一席之地。
时人评论道：
“公治校方针，对于延揽人才，确能兼容并包，无政党及学派之分”[7]。
其时，教育界人才多以受聘东南大学为荣。
最后，提供优渥待遇，免除后顾之忧。
为了留住优秀师资，保持师资队伍的稳定，郭秉文想方设法保障教师薪俸按时、足额发放。
军阀混战、政府弱势的现实，使他更加坚定多种力量办学的方针。
东南大学成立之后，为获得舆论、经济、师资等多方面支持，他建立起董事会制度。
作为全校最高管理机构，董事会成员包括学界领袖、社会精英和商贾巨富。
当北京高校联合发起索薪运动时，郭秉文所在的东南大学仍能坚持从不拖欠教师薪俸，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在郭秉文的努力下，东南大学几乎每科都有一流教授学者。
文科有刘伯明、杨杏佛等，理科有任鸿隽、竺可桢等，工科有茅以升等，教育科有陶行知、陈鹤琴等，英文有吴宓等，商科有胡明复等。
东南大学群英荟萃，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大有“孔雀东南飞”的景象。
（二）周游列国，访求英才
郭秉文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改革举措能够顺利推行，除了自身坚定的改革信念外，还在于他延揽了一大批留美归国的人才。
这些留美教师与郭秉文团结一致，勠力同心，共同致力于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教育改革，成为推行郭秉文办学方略的重要支持力量。
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向来激烈，郭秉文另辟蹊径，将留学生群体视为潜在的教师资源。
由于郭秉文留美期间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他十分熟悉留学生的基本情况。
就职南高师之后，郭秉文利用赴欧美考察战后教育的契机，多次拜访欧美高校，获取中国留学生名单。
再通过观察、旁听、面谈等多种方式，从中国留学生群体内甄别、挑选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担任教职。
司徒雷登曾赞誉郭秉文，“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通晓他自己所教的学科。
”[8]由此可见郭秉文在人才延揽上的远见卓识。
此外，郭秉文眼光敏锐，瞄准了在美成立的中国科学社。
先将社长任鸿隽等人邀至东南大学任教，再鼎力支持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迁至南高师。
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是中国留美学生，之后他们成为南高师和东南大学重要的师资来源。
（三）交游广阔，诚邀大家
郭秉文认为，闭关自守终将落后于人，唯有开放办学，置身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之中，博采众家之长，不断推陈出新，东南大学才能发展成为一流大学。
因此，他将欧美名校作为东南大学的参照目标，要求师生群体以宽广的胸怀和国际性视野看待学术事业。
郭秉文自身交游广阔，除了遍邀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职之外，郭秉文还数次邀请世界一流学者来校参观、讲学甚至授课。
1920年4月，杜威再次来华，应郭秉文邀请，在南高师专授“教育哲学”等课程。
同年10月，罗素在南高师作了哲学演讲。
次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来东南大学作演讲……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国际学术活动频繁，渐成东西文化交流的重镇。
郭秉文竭力邀请享誉世界的国外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将西方先进的学术知识和精神理念传播到东南大学，有助于培养出既有本土情怀，同时兼具国际视野的学子。
另一方面，推动东南大学走向蜚声国际之路，促进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沟通。
（四）创造条件，用心培养
除了聘任优秀的教师之外，郭秉文还非常重视在职教师的进修培养。
他认为，教师教学不仅要立足于国内的客观实际，还要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他鼓励教师走出国门，放眼世界。
待归国之后，这些学贯中西的专门人才重新投身高等教育，可以把从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科学知识用于日常教学，通过创办新学科、开设新课程、编制新教材等方式，在钻研高深学术、宣传先进理念、开拓学科建设方面贡献出切实力量。
郭秉文常常出国考察交流，在欧美各国教育界都颇有名望。
在他掌校期间，常为在职教师争取国外学习交流、进修的机会。
此外，他还推动东南大学建立起学术休假制度，为教师研究高深学术提供时间和经费的支持。
例如，南高师时期，曾派遣体育教员张信孚赴美专修体育。
1922年，郭秉文派遣东南大学教育科的王克仁、邰爽秋和化学系的张江树等10人赴美留学等。
回国之后，这些人大多选择继续从事教育行业，最终成长为国内知名学者。
教师在职进修一方面加强了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与世界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作为奖励师资、稳定师资队伍的重要制度举措，也吸引了大批人才前往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任教。
三、“三育并举”的学生观
校训承载着校长的治校理念，是学校培养目标的集中表达。
郭秉文深谙传统文化精髓，将“诚”定为南高师的校训，指出，“中庸言诚，包智、仁、勇三德。
希腊人恒言健全之心寓健全之身，盖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9]。
他认为，“诚”是德、智、体的本源，修业、健体、处世、待人皆应以“诚”为本。
东南大学成立之后，校训确立为“止于至善”，即通过训育、智育和体育“三育并举”的方针，使得学生在道德、学术和体魄等方面臻于完善，拥有以国事、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眼界，成为“平正通达”的人才。
在训育上，郭秉文主张以培养对国家负责任的国民为目标。
在智育方面，郭秉文希望学生最终“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
”[10]在体育方面，郭秉文要求学生兼具健全的体魄和充实的精神。
（一）通专结合，按社会需要设科
郭秉文教育理念的来源之一就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观。
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空疏无用，弊病根源在于落后于时代发展，忽视社会需要。
社会需要时刻变化，设置科目也应随之更新。
因此，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以及工业的需要，使学校的课程更有利于学生的谋生”[1]168，郭秉文主张以社会需要为依据设置招生科目和课程。
南高师建校伊始，仅设国文、理化两部。
出任代理校长后，郭秉文就开始组织设立专修科。
鉴于社会体育不振，而任体操教师者却多不明体育原理的情况，开设体育专修科；为提高中小学国文教学水平，开设国文专修科；为满足中等学校英语教师的需求，设立英语专修科；为培养教育学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筹办教育专修科。
这些都成为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最具特色的科系。
郭秉文多科并举的办学理念得到践行，南高师也凭借丰富多样的专修科设置，突破了师范教育局限，真正实现了融师范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为向综合大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高师实行“正科+专修科”的培养方式，“依据社会需要设科”的制度设计，非常利于培养“通识知识与专业知识相平衡”的综合型教师。
（二）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中心
民国成立以来，教育民主化进程加速，尊重学生个性、重视学生心理的思想广泛传播。
郭秉文站在时代潮头，积极推进教学改革。
第一，用“学分制”替代“学年制”。
民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管理实行学年制，学生的课程设置、授课教师和学习进程等均由学校规定，学生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只有读满课程时数和修业年限才可毕业。
虽然整齐划一、秩序井然，但限制了学生的自主性。
郭秉文认为学年制的变通性差，不利于综合型教师的培养。
他积极推动南高师实行学分制，最终于1920年秋季学期正式实施。
学分制打破了同一僵化的模式培养，扩大了课程科目范围，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与“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范教育体制观相协调，为宽口径、厚基础的师资培养奠基。
南高师和东南大学当时名师云集，开设的课程丰富新颖，学生获益良多。
第二，用“教学法”替代传统“教授法”。
郭秉文的教学思想深受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影响。
他认为，“夫欲使儿童之能独立，则必先使儿童有自由之思想、自治之能力与自生之技术。
……今欲养成此自由之思想，则教授法不可不注意自动也。
”[11]传统的教学法是讲演式，教师单向地将知识传输给学生，常常忽视学生主动性。
郭秉文主张变革南高师的教学方法，以“儿童中心”代替“教师中心”，实现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
他的主张得到以陶行知为代表的多位学者的支持。
（三）首开女禁，实行男女同校
近代以来，封建礼教日益不得人心，男女平等的呼声逐渐高涨。
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席卷全国，男女具有平等受教育权的主张得到国民的认同。
辛亥革命之后，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实行男女同校，为女子接受平等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男女同校的提议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国立大学仍旧坚守“女禁”传统。
郭秉文留美期间，他所处的高校，无论是伍斯特学院还是哥伦比亚大学，都向女子敞开大门，为女子提供同等受教育机会的先进理念得到郭秉文的认同。
他对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展开深入研究和反思，认为中国传统女子教育的弊病主要是德育和智育的失衡，德育过甚而智育不足。
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实行男女同校，为女子提供更多升学机会，顺应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
1919年9月，郭秉文正式出任南高师校长。
在教务主任陶行知和学监主任刘伯明的支持协助下，他首先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于1920年4月的校务会议上通过兼收女生的提案，开创了近代以来高等学校男女同校的制度先河。
南高师招收女生的消息引起社会的极大震动。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讦，郭秉文不曾退缩。
他如期举行招收女生的考试，于当年暑期成功招收8位正式女学生，还为女生入校学习创设良好的物质和制度条件。
此外，他积极寻求支持力量，联合北大等学校共同致力于解除女禁，扩大舆论支持。
郭秉文开风气之先，打破了近代公立大学“女禁”陋习。
南高师由此变得生机勃勃，活跃了学习氛围，丰富了学生的社交活动。
之后，全国高校纷纷效仿南高师，男女同校渐成潮流，加速了妇女解放运动和教育民主化进程。
竺可桢曾赞誉，“东南学府，为国之光，男女同校，惟此首创。
”[13]60
四、以民主为中心的治校原则
郭秉文接任南高师校长之后，在深刻反思我国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主动借鉴美国大学管理模式，引入现代大学管理精神，贯彻以民主为中心的治校原则，倡导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实现了大学治理结构的权力制衡，完成了美国大学传统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
（一）学者治校，权力制衡
郭秉文在教育管理上奉行“持中之道”，重视制度制衡，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建立起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度。
“三会”即是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会。
其中，评议会为议事机构，负责教育方针等重大事项的决议工作；教授会负责处理全校教务事宜；行政会协助校长处理全校行政事务。
教授通过选举，获得“三会”席位，参与学校重要决策，进而实现教授治校。
“三会”坚持责任制与合议制相结合的原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决定校内事务，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实现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分离与制衡，体现了美国管理模式中的效能追求。
南高师和东南大学实行改革以来，教师是参与改革最直接的力量，对改革成效有着最为清晰的认知。
借助“三会”制度，南高师实现了自下而上的科学决策，保障了学术自治权。
（二）学术自由，兼收并蓄
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学术是大学坚守的生命线。
一所大学只有维护其学术创新性和纯洁性，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同时，大学的制度安排唯有推崇和彰显学术的价值，才能经受得住历史长河的检验。
郭秉文推崇办学独立，认为大学教育应当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政治势力发生纠葛，从而实现大学自治。
同时，郭秉文也主张在大学校园内，只要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教师和学生可就任何学说与主义进行谈论、批判、讲授和研究，大学校园应当兼容各种思想主张。
其时“在校任教者有陈去病、顾实诸教授；讲学者则有研究系之梁启超、张君劢，社会主义者江亢虎诸先生……。
但在校内只许作纯粹学理研究，不许作实际政治活动。
”[12]东南大学的校园里同时兼容了几十种思潮，学术自由精神得到张扬。
（三）学生自治，自我管理
学生自治是指在主体性理念的引导下，激发学生自主性，进而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郭秉文留学期间发现，欧美的一流大学为促进学校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人性化，无不将学生自治视作治校举要。
为了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创设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实现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郭秉文倡导自治的自动主义。
所谓自动主义，就是通过学习上的自学、文体活动上的自办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立，进而实现人才的自由发展。
为此，郭秉文建立起学生自治会制度，在学生自治会下分别设立评议会、执行部和仲裁院三大机构，实行权力制衡。
评议会议决学生自治会内部的重大事项，执行部组织和举办各项学生活动，仲裁院调解学生之间的纠纷矛盾。
学生自治会制度为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学生自治提供了制度依据，强化了对学生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构建起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新型关系。
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综合素质也得到锻炼和发展。
考虑到大学学生事务繁杂，学生自治具有一定专业性和复杂性情况，为避免学生自治走向“滥治”“无治”的歧途，郭秉文在东南大学专门成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选聘校内德才兼备的教授担任委员。
陶行知和刘伯明等教授均曾作为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为学生自治提供过指导。
五、郭秉文师范教育思想的历史贡献
郭秉文是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先驱，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多元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改高师为大学、扩大办学规模的举措，紧紧扣住了时代脉搏，抓住了历史机遇。
他以教育家的职业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改革的时代洪流中；以融汇古今、沟通中西的教育理念，以平衡协进、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持续推进南高师——东南大学的师范教育改革，成绩斐然，功绩卓越。
（一）开创了我国综合性大学举办师范教育的先河
自郭秉文之后，“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范教育体制观得到推行，师范教育在综合性大学发展起来，师范教育体系走向开放。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批综合性大学仿照东南大学，通过成立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的方式，逐渐加入到中学师资培养的队伍中来，例如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等等，这大大提高了近代以来师资培养的层次和质量。
也正是在此之后，我国师范教育开始大学化，师范教育成为综合性大学中的一部分。
只有提高了师范教育的综合性和学术性，师范教育才能真正融入高等教育体系中，才有可能朝着更高层次发展。
郭秉文的创举确立了师范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丰富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完善了师范教育培养体系。
（二）奠定了我国师范教育体制转型的基础
我国近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冲突。
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寻求这两种理念的契合点。
而这个契合点应该是我国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目标所在，既提高学术性又不忽视师范性，使两者更好地结合。
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实用主义理念随着杜威、孟禄访华，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逐渐加深，加上一批留美的学者归国并大量借鉴了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美国大学模式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高等教育开始由清末民初模仿日本、德国转向学习美国。
南高师受到美国大学教育学院模式的影响，强调社会需要、适应性，注重能力训练。
“如果说，在南高师出现以前，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仅一种模式的话，那么从南高师开始，两种模式同时开始对中国高等教育发生着深刻影响。
由此，在1922年后的高师升格运动中，北高师坚持要办成师范大学，南高师全体一致赞同改成普通大学，就不是偶然的了。
”[13]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师范教育地位争夺战中，以郭秉文为代表的教育学者们无疑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郭秉文的“寓师范于大学”的观念，立足于南高师的实际，借鉴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的办学模式，将师范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主流之中，使之取得了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法学、工程学等同样的专业教育地位。
自此，我国师范教育由追求数量发展到追求质量的阶段，其师范性与学术性也从分离开始走向融合发展。
这打破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师范教育的封闭式体制，为中国师范教育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
（三）推动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科学研究
由于郭秉文的创举，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在培养中学师资的同时，也逐渐承担起教育科学的传播、研究工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科学的专门化、科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郭秉文的带领下，校内教授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学说，开展各项教育实验，开发新式教材等，全面提升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日益活跃，教育理论如实验、心理、统计逐渐本土化。
教育科学派别林立，不同的教育观点激荡，冲洗了当时的封建残余影响。
郭秉文成功改造了南高师，为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中国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短短几年间，南高师就足以与北高师并驾齐驱，成为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支柱。
著名学者严济慈高度赞誉道，“其所成就，亦已丰宏，我国学术界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者，至深至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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