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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美1
“情感的自然流露便是诗”
——郭沫若诗的美学品格和自由诗型的确立
摘要：
正如鲁迅基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鄙俗文化的清理出发的创作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悲剧性的审美体验一样，郭沫若则以“崇高的女性，引人类上升”为题旨的《女神》创作，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善美刚健”之声，为现代中国人带来一代崇高感的新文学，从而“带来了新诗的基本审美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美学面貌。
崇高、主情论与自由体诗为中国现代诗学美学确立的重要标志项。
郭沫若在这三项上都有贡献：
1）他率直、粗狂、浪漫、雄浑的诗歌创作，实现了由“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转向的现代诗美学目标，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审美面貌。
2）“主情论”与纯真为美的诗学理念的倡导，为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撑点；3）“自然流露”的审美表现方式的理论与实践，为自由体诗中国化探寻到了审美表现方式的新路径。
关键词：
雄浑大诗崇高美学品格主情论自然流露自由体诗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规划项目（09XJA751004）
从诗歌美学创造的角度来说，郭沫若的诗美理论与审美创造的诗学现代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他率直、粗狂、浪漫、雄浑的诗歌创作，实现了由“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转向的现代诗美学目标，“带来了新诗的基本审美风格”，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审美面貌；2）他的以“写”论、灵感论和纯真为美的“主情论”诗学理念，为现代诗学美学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点；3）他的“自然流露”的审美表现方式的理论与实践，为自由体诗中国化探寻到了审美表现方式的新路径。
正如鲁迅基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鄙俗文化的清理出发的创作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悲剧性的审美体验一样，郭沫若则以“崇高的女性，引人类上升”为题旨的《女神》创作，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善美刚健”之声，为现代中国人带来一代崇高感的新文学，从而“带来了新诗的基本审美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美学面貌。
从新诗美学的角度来说，崇高的审美形态及其审美体验的出现，现代浪漫主义主情论的美学思想和基于新的审美表现方式确立的自由体诗，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诗歌及其美学确立的主要的标志。
郭沫若《女神》及其审美创造，正是在上述3点上，革新了中国诗学的美学品格，从而奠定了百年来新诗发展的基本格局。
其意义不可低估。
在轻视率直、粗狂、崇尚精致典雅的偏执的美学风尚中，重新认识郭沫若及其诗歌创作的这些现代性意义，对于更进一步建构现代汉语诗学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雄浑的大诗”及其美学品格
与希腊神庙、雕像、建筑、绘画、音乐和书法艺术一样，诗是美与美感的最佳“感性显现”者之一。
美是诗的目标，诗是美的展现。
在新诗发生初期，美学家宗白华首先以现代美学的眼光，敏锐的发现了郭沫若诗歌创作诗学现代性意义：
“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
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
因为心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只是因为平日多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康德哲学，不常在‘知觉世界’中感觉自然的神秘，所以虽然偶然起了这种清妙悠远的感觉，一时得不着名言将它标写出来。
又因为我向来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
“你的诗陆续发完了。
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一首你的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e的清芬”。
“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作骨子，所以意味浓深。
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就索然无味了。
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修饰它”。
“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浑直率方面，宜于作雄浑的大诗。
所以我有盼望你多做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
（1）
宗白华认为，郭沫若才是现代中国真正的“未来的诗人”，他的“新诗”才是真正的“新诗”，代表了新诗未来发展的美学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远离古典优美和谐的美学法则，呈现出了崇高的审美形态。
它们“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修饰它”，“有一种自然nature的清芬”，“雄丽”“意味浓深”，“诗意诗境偏于雄浑直率方面，（他）宜于作雄浑的大诗。
所以我有盼望你多做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
这是一代美学家对于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基本美学面貌的基本的美学判断，眼光相当独特，充分地揭示除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美学特征。
那么，郭沫若“雄浑的大诗”（崇高）的审美特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审美内涵究竟是什么？
郭沫若创造的“雄浑的大诗”，对于新文学与现代新诗的发展有什么开拓与启发性的意义呢？
对于一、二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其下列6首代表性的诗歌创作来分析（闻一多《现代诗抄》选的是《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笔立山头展望》、《夜步十里松原》、《灯台》和《新芽》等六首）。
对于第三个问题，本文将1）在诗学美学（形态）转型（“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2）在诗学理论更新（主情论、“写论”、灵感论和纯真为美）、3）在现代诗体确立（“自然流露”和自由体诗）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先看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女神》中的标志性作品《凤凰涅槃》，是“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修饰它”的典型作品。
它通过凤凰崇高、悲壮、壮美形象的形塑，首先表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破旧立新、解放与新生的时代大主题。
这首诗歌，不重修辞，不重审美表现，已经全然有别于古典诗歌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美学品格，显示出粗粝、狂放、崇高的美学风范：
“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那儿来？
/你坐在那儿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著你的空间，/他从那儿来？
/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
/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
/这被你拥抱著的空间，/他从那儿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昂头我问天，/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海正扬声而呜。
//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宾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著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著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著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著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甚麽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著海洋哀哭。
//……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凤。
/凤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我们光明，我们新鲜，/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这种天问式的大无畏气概，天马行空式的气势，蔑视权威、世俗的勇气，是没有崇高、创造体验的岩鹰、孔雀、鸱枭、家鸽、鹦鹉、白鹤等凡俗之鸟无法体验到的。
这是新的“诗意诗境”。
郭沫若《凤凰涅槃》以鲜明的对比手法，在五四的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
《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赋予地球上一切存在形象（海洋、田地、矿坑、草木、动物、雷霆、雪雨）以通灵、自由、自主、神圣、感恩、奉献、牺牲等伟大的特性，充分肯定了劳动、创造的积极价值，自由、自主、强健的正面意义，凸显了抒情主人公形象——“我”的现代性品行，以张扬泛神论思想，劳工神圣的时代主题，成为现代文化与新文学、现代新诗的最具美学、思想魅力的精美篇什。
也许该诗最大的魅力还在它赋予耕作的粗下的农民、煤坑中劳动的“黑奴”工人以灵性、神性，赋予他们人的尊严，从而体现了否定贵族权贵、肯定劳工平民的近代精神思想的光辉。
《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作为新诗史上最优秀的爱国主义诗篇，以“燃烧”、“火热”、“栋梁”、“天光”等意象，渲染热烈高昂的时代的青春的情绪，以“年轻女郎”、“故乡”等意象象征觉醒了的一代深爱的祖国家园，传达了近代以来弱国子民强烈的爱国情绪，使爱国主题成为了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的最为崇高的时代主题。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鲁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如此热烈的深情的一代绝唱，唯有个我意识与觉醒意识的崇高爱国者方能唱出！
《天狗》借神话中的天狗意象，以“狂”、气吞宇宙的气概，充分传达出了五四时期个我意识、个性解放的新思想，并以伟大的“我”——新个性（“人应该既是他自己，又应该内蕴着全宇宙”）的发现，成了一代人与整个民族觉醒的先声。
其“天狗”意象，想象神奇，镜像阔大，对于古典神话的意象作现代科学理性的阐释。
“天狗”实在是郭沫若式的意象，也是典型的新诗意象创造，给现代中国文学带来异样的审美感受。
新的意象造就了新的诗。
郭沫若由此为现代新诗带来了新的气象：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X底的光，/我是全宇宙的ENERGY的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的飞跑！
/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梁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像天狗一样，凤凰、燃煤、女郎、北冰洋、太平洋、大都会、轮船等神话及其现代性意象，已是现代诗的新的审美对象了。
这与胡适及其《尝试集》的老气、缠脚气比较，其“新”更为显著，审美感受也完全两样。
它也不幽、不雅，但别具一种宏阔气象。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书写了无比壮阔的空中“怒涌”的白云、壮阔的北冰洋、太平洋及其滚滚气势的伟大海浪，以觉醒般的巨人般的姿态，奇特的现代性想象，取代保守的地球中心论及其僵化意识，超越优美、简约的词藻修饰为中心的古典诗学藩篱，大胆歌颂创造新文明的伟力，赞美自然、宇宙力量的伟大，极其充分地展现了壮阔、雄浑的浪漫主义文学诗风：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约！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它的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涌来了的滚滚的洪流约！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约！
/啊啊，力约！
力约！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约！
”
《笔立山头展望》被孙玉石先生誉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城市诗，赞美“大都会”及其新文明。
它对于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都市及其生命存在的状态的书写逼真惟肖了：
“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它颂扬自然的和谐伟大，现代海港的壮阔景象，人与自然的浑然交融也很到位：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箭呀！
”而它对于近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景象（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行进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的描述，尽管从现在生态学的角度看可能有问题，但其激赏的心情却溢于言表。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该诗以一种自由畅达的诗风，摆脱格律谨严的律诗传统，体现出现代诗美创造的新的美学风范。
不从现代美学审美个性和审美创造的角度了解这些诗歌，不能了解郭沫若！
也不能正确认识《女神》的美学价值。
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的结尾说道：
“奇怪得很，北社编的《新诗年选》偏取了《死的诱惑》作《女神》的代表作之一。
他们非但不懂诗，并且不会观人。
《女神》的作者岂是那样软弱的消极者吗？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的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热情呢！
”
（2）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因为，郭沫若《女神》的《序诗》、第一到第三辑的诗歌，大多自然、粗狂，热情、奔放，豪迈、激越，呈现出崇高的美学风范与审美个性。
不从广义的现代美学的眼光来观察，而拿古典的审美标准，是很难发现郭沫若及其诗歌的美学魅力的。
为“现代崇高的美学思想开启了先声和萌芽”的美学家琅吉努斯说：
“大自然把人放到宇宙这个生命大会场里，让他不仅来观赏这全部宇宙壮观，而且还热烈的参加其中的竞赛，他就不是把人当做一个卑微的动物；从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人类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的爱，即对于凡是真正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东西的爱。
因此，这整个宇宙还不够满足人的观赏和思索的要求，人往往还要游心沉思于八极之外。
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
因此，彷佛是按照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所观赏的不是小溪小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海洋”。
（3）蒋孔阳先生认为，琅吉努斯从人的价值出发的阐述的这种美学思想就是崇高的美学思想。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充分体现出这种美学倾向。
姚姬传在《复鲁絜非书》中说：
“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河，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镣铁；其如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其得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为文如日初升，如清风，如云，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如辽阔；其于人也潦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有喜，愀乎其如有悲。
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性状举以殊焉”。
（4）由于郭沫若“性情性状”的原因，他的雄浑的大诗，是“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呈现的是阳刚之美，一种崇高的审美风范。
其主要内涵，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崇高的“大我”形象的展现，创造与英雄格调。
《凤凰涅槃》中的《凤歌》，实际上展示了一个天问者的“大我”形象，对于宇宙、天地万物发问者、质疑者的形象。
《凰歌》尽管音调哀怨，也仍然是对于“大我”的热切呼唤，是对于年轻的光华青春的寻铎声。
《群鸟歌》则以岩鹰、孔雀、家鸽等的“实际”、俗气、渺小烘托凤凰的伟大、雄壮与超越的形象，《凤凰更生歌》则歌颂光明、生动、自由，表达对于宇宙的雄浑、悠久、博大永恒的认同。
《地球，我的母亲》的抒情主人公，也是一个胸怀世界，感恩地球，放眼宇宙，同情劳工，热爱劳动，心中惦记全人类，具有牺牲精神普罗米修斯式的“大我”形象。
《炉中煤》一诗，其主人公是《地球，我的母亲》的抒情主人公的具体化，一个伟大而激情澎湃的爱国者的赤子形象跃然纸上。
郭沫若的诗歌，以情绪取胜，以宏大的气势感人，也有一种“大我者”的胸襟与胆识睿智。
《天狗》一诗，可为代表。
陆耀东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评析。
他说，“这首诗以泛神论为支撑。
诗的主旨是：
人应该既是他自己，又应该内蕴全宇宙。
有了这种胸襟，任何大的事业也敢于干，任何困难的关口也敢闯，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
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容得下大侮辱，才能不理会任何嘲骂和恭维，有胆量有毅力去反对封建偶像，去创造一切。
《女神》的浪漫主义的精髓，就在这里”。
（5）这是精当的评论。
又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则展现了一个推倒地球的巨人形象，《笔立山头展望》展示了面对现代文明的一个跳越着的、汹涌着的创造者的形象，它们都具有这个特征。
郭沫若所写，大多是一些历史创造者型的大人物，英雄式的人物，如第一辑的3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的女神、屈原、聂政姊妹，其它几辑所写的华盛顿、林肯、惠特曼、庄子、斯宾诺莎、加皮尔、苏武、贝多芬、托尔斯泰、哥白尼、达尔文、尼采、卢梭、克伦威尔、释迦牟尼、马克司威尼、普罗米修斯等。
基于美学的基本立场，宗白华认为郭沫若诗歌的“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代表了新诗的方向，断言他是“东方未来的新诗人”。
其次，壮观景色，阔大境界。
阅读郭沫若诗歌，“我们所观赏的不是小溪小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海洋”这样的大景象。
像《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笔力山头展望》和《匪徒颂》等诗歌，写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大自然的壮观景象，美好家园；书写澎湃的大海，壮观的日出，创造的气象；歌颂自由、光明、民主、土匪、爱情、青春；这是畏畏缩缩者难以道出的，唯有那些大境界者方能唱出的歌，是崇高壮美的歌，展现出现代创造的阔大境界。
（6）《女神》中的诗歌《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笔立山头展望》最可为代表。
其三，主体觉醒之上的崇高体验。
美学理论家彭锋认为，崇高是美学的基本范畴与形态之一。
“从审美对象的角度来看，崇高往往是一些宏大、有力、晦暗等不具备有规则的形式美的事物；从审美经验的角度来说，崇高不只是引起单纯的快感，而是包含痛感以及超越痛感之后的更强烈的快感……崇高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西方美学的研究范围”。
（7）崇高或想象的出现，是西方18世纪建立现代美学的标志。
按照康德的理论，崇高感的来源不是对象，而是人的主体性与理性，是人意识到自己是人时所体现的那种强大的勇气和自我尊严感。
伴随着人的觉醒而出现的五四与郭沫若《女神》的创作，便以崇高的名义唤醒自我及其自我尊严感，将具有“自我超越”与至高快感追求的崇高美感带给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新诗。
《三叶集》是美学家宗白华、田汉与郭沫若三人的通信集，也算半个诗论集，重心就集中在诗人的人格美、情感美、诗美及其诗的审美形态诸问题上。
在这个现代中国最早的半“诗论”集里，宗白华首先肯定的是郭沫若给中国新诗带来的崇高感。
随着其对于郭沫若等诗人诗歌美学风格的讨论，即宗白华、田汉等人所谓“大”、“雄浑”、“人格美”的讨论，现代美学的许多新兴话题，如创造、表现、天才、纯粹、想象、审美态度和崇高等，不仅被用来唤醒主体觉醒的人格的美与崇高体验美，也被运用到新诗美学建构问题上来了。
这是美学家宗白华诗歌创作中赏识郭沫若及其《女神》的重要原因，也是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
二、“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
按照康德的理论,崇高可分“数量的崇高”（如体积的巨大）和“力量的崇高”（力量上的无比威力）。
在他看来，美是想象力与知性的和谐运动，产生比较平静安宁的审美感受，崇高则是想象力与理性的相互斗争，产生比较激动强烈的审美感受。
自然界的某些极其巨大的力量、体积，通过想象力唤起人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人与之抗争，在心理上压倒、战胜它，从而产生的愉快就是崇高。
（8）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说：
“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有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崇高）的感情”。
崇高作为审美范畴的一种，又称壮美。
郭沫若创作出《女神》这样具有雄浑奔放、崇高美的诗篇，显然源于他生活的时代的“大波大浪的洪涛”。
就是说，近代以来以至“五四”时代的巨变，“意志为之破裂”的抗争意识的出现，人的精神力量与超越性的发现，中西文明与思想的冲撞，才激发起“大波大浪的洪涛”，因此，才有如《离骚》、《浮士德》和《神曲》风格的《女神》出现。
宗白华在评价郭沫若诗歌时说：
“你对于歌德的观念同我一样，所以我们的思路相同，也不足怪了。
我那篇歌德宇宙观极难下笔，我这里歌德的书极少，又没有详细的研究，精密的分析，将来只好就我所自己感觉的写了出来，以待他人的矫正罢了……常同大宇宙的自然呼吸接近，你又在解剖室中，常同微虫的生命接近，宇宙意志的真相都被你窥着了。
你诗神的前途有无限的希望阿！
”（9）宗白华认为,郭沫若诗歌创作具有“雄浑”壮美的格调,乃在于他首先对于“大宇宙的自然呼吸接近”、同“微虫的生命接近”，了解了“宇宙意志的真相”，有了一种全新的时空感，才把崇高这一近代的产物带给了新文学与现代诗。
因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哲学美学观念的变革，也影响了郭沫若美学观念的变化。
留学日本，郭沫若的医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学习，使他“观”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他能率先创作出这种崇高审美风范的诗，也就是必然的了。
庄严、章涛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中说：
“近代西方文明，以希腊文化与希伯莱文化为主要成分，而希腊文化的精髓是悲剧精神，希伯来宗教文化中灵与肉、个体与宇宙的分裂更加严重，因而西方的古典和谐美最终已经为崇高美所取代；而中国的古典和谐美，从先秦到明代中叶，走完了一个历史的圆圈，才向近代崇高美靠拢……在南宋以来，宋元明清的爱国主义诗歌中，已经或火烧地激荡着古代崇高美的巨大声响，也就是说，在我国诗歌史上，长期存在着“中和”与“反中和”的斗争，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奴隶主和奴隶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勃兴，由‘和’转化为‘不和’的观点便逐渐形成。
所以我国传统美学才呈现出渐次由古典和谐美转向近代崇高美，并进而发展为近代崇高美和现代崇高美的”。
（10）金雅同志认为，19、20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由古典和谐型向近现代崇高型的发展演化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11）“进入近代社会，对于长期闭关自守、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的炮火撕碎了天朝帝国的一统天下，无情地冲击了中和之美的现实根基；另一方面则是随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科学精神与求‘真’理念，有力地震撼着中和之美的精神根基。
求真就必须要面对真实的生活与真实地感情，面对生活的缺失、龌龊、险恶、灾难与抗争，面对情感的哀伤、痛苦、绝望、幻灭与冲突。
对于理想的呼唤，对于激情的呼唤，对于变革与新生的呼唤，为崇高美进入审美的视野开拓了历史的前提”。
（12）因此，如果说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率先触及、倡导了崇高的美学意识，并有了初步的审美实践的话，郭沫若则以切实有效的创作实践，实现了这种美学转型。
郭沫若在创作《女神》时，援引了歌德《浮士德》的名言“崇高的女性，引人类上升”。
这是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本审美出发点。
《女神》里，充满创造精神的女神形象、获得新生的凤凰、天狗式的新自我以及一系列叛逆者形象，都具有全新的“近代精神”和崇高的气象。
它的蓬勃向上的青春气息，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反抗斗争精神，追求光明，歌颂自由，赞美大自然，呈现出崇高、壮美的审美风范。
实际上，早在1905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里就曾经热切地呼唤过“善美刚健”之声在中国的出现：
“上述诸人（指欧洲拜伦、雪莱等8位浪漫主义诗人，著者加），其为品行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一于一种：
无不刚健不挠，报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熙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13）郭沫若创作的新诗史上最具审美个性的诗集《女神》，这些“雄浑的大诗”，是崇高这一审美形态的典范，也是鲁迅热切呼唤过的这种“善美刚健”之声在中国的出现的标志。
如前所述，崇高这种美学形态，在近现代的文学中出现，是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国古典诗歌在发展中形成了严整的诗体，它以古代汉语、文字、声调、音韵和构词方式为基础，以古人和谐恬淡的审美心态为依据，势必与风云激荡的近代社会和维新变法的思想启蒙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14）从美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古人和谐恬淡的审美心态”被现代崇高的美学形态取代，是必然的。
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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