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宝币制研究论纲中国通宝币制史稿绪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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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币制研究论纲中国通宝币制史稿绪论

通宝币制研究论纲——《中国通宝币制史稿》绪论

【内容提要】通宝货币是中国货币史上行历时刻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腹地位，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过深巨的阻碍。

传统上对通宝币制的研究偏重在钱币学角度，运用经济史学的方式来考察那么起步于本世纪初叶，它经历了民国和今世两度浪潮。

值其中国泉学百年集成、学术世纪换千之际，系统整理通宝币制的学术条件已渐趋成熟，本文介绍了作者论述通宝币制创建进展和衰变史的学术构思。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　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onstudythatusesthemethodof　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　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　the　present　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　the　past　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　the　new　century,the　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　currencysystemarepaperpresentsa　brief　and　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先的文明古国之一，利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连年的历史。

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

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流。

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历时刻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周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治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阻碍。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刻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

中国古代货币尽管能够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

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

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

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刻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较，仍不免逊色。

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朝通行不衰。

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

元朝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份时刻仍然铸行通宝。

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

清朝通宝自建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

直至民国时期，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

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开创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刻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

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全然特点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

在唐朝，一样以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事实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刻只是在唐前中期罢了。

宋朝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

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

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转变，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

清朝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窘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

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域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

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咱们必需予以透彻考察的大体币制。

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和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缘故和阻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慢慢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治理体制。

在唐朝，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

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

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

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

唐朝地址钱监要紧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治理分散经营。

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前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看使、节度使判监等。

洎乎宋朝，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手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

元康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

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治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

钱监是宋朝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

宋朝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更，置废相当频繁，表现了宋朝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

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

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

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

清朝沿承明代旧制，别离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

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治理等职守均趋周密，有史档可稽其详。

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形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尽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恢复，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很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硕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那么例，组成了通宝币制的大体历史内涵。

唐朝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进展时期，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前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减缓唐朝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踊跃作用。

进入宋朝后，蓬勃进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进展相对迟滞，加重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要紧症结。

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朝币政的重要导因。

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

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前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方法，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进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进展的环境下，于清朝显现了一度复振局面。

关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咱们必需同时从稳固货币，进展经济和增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凝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判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增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

在唐朝，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

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

清朝咸康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

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峻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因此严峻违抗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发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

究其缘故，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熟悉上的误区，更要紧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

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

中国古代货币一样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转变最多、流通范围最广、阻碍也最大的。

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前后显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

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

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不同。

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

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很是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

就断代变迁而论，唐朝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依照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

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

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反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先的纪年钱。

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

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

清朝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显现了空前未有的机制钱。

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度，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

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讨，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

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咱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取得美学启发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起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弘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紧密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

这笔思想遗产既是咱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切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本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熟悉局限。

在唐朝，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那么作了继承和进展。

在对钱荒的剖析和计谋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楚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

至宋朝，沈括额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先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

宋人周行已那么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

这些熟悉成绩，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切进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熟悉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踊跃的阻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制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

上述理论试探，对宋朝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熟悉达到必然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量的纸币以稳固纸币币值的治理调控方式，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紧密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

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显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

这种货币思想进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进展缓滞的历史投射。

同是对通宝币制的保护与推重，却因为时期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阻碍深远。

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样都记叙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

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朝的《唐六典》、《通典》，宋朝的《册府元龟》、《通志》，元朝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朝的"续三通"、"清三通"，和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

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期学人关于经济现象熟悉明白得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熟悉功效相当有限。

从今世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大体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

唐朝有封演的《续钱谱》。

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

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

至清朝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

这些著述中保留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

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事实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

凡此，皆为今天深切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式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高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粗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

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进展作出了杰出奉献，被学界公以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进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

该书在表达历代货币通史进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朝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誉问题，运用异样丰硕的史料进行了开辟性的探讨和论述。

诸如唐朝通宝的币重币轻，宋朝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朝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必然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很多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发后学。

尽管有些论证和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辟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朝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朝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第一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朝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

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很多篇章也开辟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阻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显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切，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

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朝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朝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

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进展历程，关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偏重点上对彭著有所冲破。

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讨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冲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

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固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高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

第一，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类货币通通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切的探讨。

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

第二，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的地方。

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大体制度范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一个王朝的货币治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大体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今世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功效斐然。

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慢慢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熟悉，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最近几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

值其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熟悉，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生了关于通宝币制专门执着的爱好，在经年试探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冲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建、进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高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

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今世学术趋势，尽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大体研究功效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尽力。

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高作数十种，和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普遍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那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大体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治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硕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切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现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绩。

　　关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样史事平均利用篇幅诸不足的地方，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画脉络，说明观点和偏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发。

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朝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朝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观点，尽可能做到依照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关于通宝货币文化部份，《史稿》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通宝书法艺术，总结归纳了大量钱币学著述，将一些分散的研究功效加以集中提炼，在内容涵盖面上超越了一样著述或工具书。

能够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并配合文字表达设计了有关表格。

　　鉴古知今、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和生命力所在，货币史研究也一样以此为旨归。

在对通宝币制史学描述的基础上，本书注意到公平评判历代通宝币制币政的踊跃作用，反思其历史局限和政策误区，诠解其演变之内在规律和成败之由，从而为今世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体制建设和治理决策，提供切实有利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