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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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综述

明确企业是什么，是设计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

纵观经济学和管理学发展历程，有关企业及其责任的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一）宗教伦理下商人社会责任观12世纪之前教会统治下的欧洲，退回到一种纯粹的农业状态，商人被“边缘化”。

在神学家看来，社会是一个精神体，而不是一个经济实体，经济活动必须为道德目标服务。

商人赚到钱以后，“兴办学校，设立医院，救助穷人”，“努力证明自己的财富具有正义性和复合道德”（赵立兴，1998）。

始于12世纪西欧的商业复兴特别是兴盛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肯定了追求私利会带来社会公共利益增长的思想，这也是商人社会责任观的体现。

在这种思想下商人由“边缘阶层”逐步成为了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商人把赚钱看作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充分体现，不再理会天主教对他们贪婪与罪恶的斥责。

处于工业革命前期和中期的18世纪，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HerberSpencer，1859）也认为，企业不应过度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就违反了自然法则。

此时，企业没有动因来承担社会责任，虽有企业家个人开展慈善活动，但更多地是“努力证明自己财富正义性和符合道德”。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只是把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交易单位，可表示为在一定技术条件下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企业成了一个“黑箱”。

正如钱颖一所言：

“传统的古典微观经济学，无论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都是市场交易的理论，其主题是价格在平衡供求关系中的作用，企业被简化为一个‘使利润最大化’的假定，正如消费者使效用最大化一样”。

米尔顿・弗里德曼（1962）认为：

“企业使用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源，遵循游戏规则，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是如此，这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

”哈耶克（1969）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淡化企业对主要目的的重视。

国内学者张维迎（2005）也认为“对利益相关者模式局限的认识，反过来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中为什么更多观察到的是企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曾撰文指出，企业负有且只负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不采用欺诈和诡计方法的前提下，按照社会的职业规则，充分利用企业自身所掌握的资源进行自由公开的竞争来增加企业利润，若企业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来从事不能够创造利润的活动则企业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非法的，关注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只是政府而非盈利性质的企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企业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进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就会提高公司的经营成本，损害公司创造利润的能力。

（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科斯于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经典论文，提出企业不同于市场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能够替代市场因为它能节省交易费用”。

学者们对科斯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

资产专用性理论认为在市场交易中，资产具有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愈强，交易费用愈高，资产的专用性增强了机会主义，甚至“套牢”，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交易双方按照交易成本最小标准组成一个企业。

资产专用性程度高且交易频率经常的契约属关系契约，由双方治理（当事人结成长期合作关系）或一体化治理（当事人组成一个企业）、纵向一体化或契约（B.Klein）。

立足于企业的契约结构，詹森（JensenMichaelC.）和麦克林（MecklingWelliamH）认为，这些契约包括通常理解的明确的书面或口头契约，也包括不明确契约，企业中个人的行为取决于这些契约的性质，企业正是使相互冲突的目标在契约关系框架中实现均衡的复杂过程的焦点。

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协会出版的《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新出现的社会责任及企业经济责任与正在变化的社会价值观的结合三个方面，称之为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同心圆模型”。

罗宾斯（1991）认为企业经济和法律责任是企业的社会义务，而社会责任就是在履行社会义务基础上加一个道德责任。

Heal（2005）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减少公司与社会冲突所产生的成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投资，可以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有关公司价值的信息，促进投资者等利益相关群体对公司质量和声誉作出良好的判断，从而能够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

Brekke和Nyborg（2005）构建的模型表明，公司实施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筛选机制，以此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员工，提高企业的软实力。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建立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基础之上，主要从“社会关系”角度去研究企业，认为企业是不同个人与群体等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组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形契约交汇所构成的法律实体。

主流的西方学者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与企业有一定关系，并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的人”（Clarkson，1994；Carroll，1994；Starik，1994）。

这些被称为“利益相关者”的个人或群体不仅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而且会受企业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类行动的影响（Freeman，1984）。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下，Carroll（1991）构造了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的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

Wood（1991）提出了一个由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企业社会响应过程和企业行为结果三个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并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与这三个维度及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和企业可观测性收入等方面的有机组合。

Lantos（2001）提出了由道德性责任、慈善性责任和战略性责任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

Schwartz和Carroll（2003）认为他们之前提出的四因素模型不存在基本的或最重要的层次，各层次之间存在交集。

Jamali（200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强制性社会责任（经济、法律以及道德）和自由性的社会责任（自由决定的策略性责任及自由决定的慈善性责任）。

Besley和Ghatak（2006）认为公司实现在竞争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同公司的社会责任二者具有内在的异质性。

原因在于，当公司关注社会责任、实施社会责任投资，卖出有机产品、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产品时，不但那些关注社会责任的顾客会很高兴的购买，而且对于那些不关心社会责任的顾客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这样就可以提高公司的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知名度和声誉，增加公司无形资产。

因此，公司实施社会责任投资在整个社会层面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理性的公司应该重视社会责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实施社会责任投资。

以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企业理论及企业契约论均为基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强调企业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企业应追求财产权所有者利益最大化；而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除了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外，还应该重视人权，承担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追求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全面结合的趋势。

尽管如此，由于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可能存在冲突和竞争，对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哪些”的问题仍未有一致答案。

笔者认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在权衡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政府等相关利益群体利益的同时，而且采取多种措施，降低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处理好企业同自然的关系，促进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价值最大化。

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生产力、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等方面不断变化而变化。

因此，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必须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国情，另一方面必须考虑主流的、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依此为指导来设计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物质生产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意味着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最终实现生产发展、物质富裕、生态文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共产主义是最高目标。

这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还需要构建生产发展、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的新局面。

因此，可以从企业需要承担的同人类社会相关的责任，以及从企业需要承担的同自然相关的责任两个方面来构建企业社会责任。

（一）与社会相关的利益群体的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生

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不同的要素提供者应该得到不同的回报，并以回报的形式和数量来衡量企业对其所承担的责任。

如用企业向政府提供的税收衡量政府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所得到的回报，用特定期间企业向债权人所支付的利息来衡量企业向债权人的回报，用企业向股东支付的现金股利及股东所获取的资本利得来衡量企业对股东的回报，用企业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及各类福利总额来衡量企业对员工所承担的责任大小。

用这些利益相关群体所获取的回报之和来衡量其所承担的责任。

上述分析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角构建了企业对内部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的评价指标体系，称之为内部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但由于企业生产具有外部性，企业私人边际纯产值和社会边际纯产值存在差异（庇古，1920），单独采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评价指标并不全面。

萨缪尔森认为“当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成本或效益时，外部经济效果便产生了，外部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

”针对公司所产生的外部性Coase（1960）认为通过产权界定、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以及转移支付，外部性完全可以内在化，他同时指出“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

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应考虑总的效果。

”可见，政府出于总效果（规制成本和规制收益的权衡），并不能利用规制把所有的外部性内部化，因此这些外部收益或外部性成本并不能形成企业的资产或负债。

处理外部性的态度和行动，不但是利益分配策略问题，还最终影响企业整体社会价值大小。

可以从两个方面构建指标来衡量企业所承担的同外部性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

一是企业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支持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以补偿企业在此方面所获取的外部性收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这些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用企业为减少产品后续处置成本、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投入的资金来衡量企业为承担同外部性相关的责任成本。

（二）与自然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指标设计思路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熊皮特，1934），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资料的劳动能力之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论述用于解释企业发展也具有可行性。

企业技术水平及员工水平的高低综合体现了企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技术先进、员工素质高，企业生产力水平较高，能够更加高效地发挥设备潜能和利用原材料，这样对自然资源利用更加充分、产出投入比更高，这无疑节约了资源，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降低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一种体现。

从企业微观角度讲，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为企业取得较好经济效益奠定了基础。

Fish（1904）把自然环境视为环境资本，包括构成直接生产成本的人、才、物等资源，则财务上的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之差可以视为环境资本的增值部分，称之为环境资本回报。

较高的环境资本回报率意味着微观企业主体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

这样可以通过选择指标计算环境资本回报，并依此来衡量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二，企业加大环保投入，虽然降低了股东的短期价值，但可因此减少企业后续的处置成本，降低产品对环境的破坏，实现股东长期的价值增长，这样企业既承担了对自然的责任，还有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

因此可将相关的环保支出指标作为衡量企业承担自然责任的第二个指标。

三、结论

笔者首先提出了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然后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演进路径等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发展规律。

其次，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及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提出需要从企业所承担的同社会相关的责任以及企业需要承担的同自然相关的责任两个方面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这将有利于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

最后，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需要从哪些具体方面来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

在构建同社会相关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时，企业不但需要考虑其所能够满足或帮助利益相关者实现其利润的程度，还需要考虑其所能够消除的其所产生的外部性的程度。

在构建同自然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时，既需要考虑企业利用自然资源的产出效率，还需要考虑企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或者为改善环境所作出的贡献。

当然，上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相关指标或者构建思路，没能进一步详细研究。

即使如此，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具仍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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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