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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讲稿
司马迁的审美情趣与《史记》的悲剧精神
漆园丁
《史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述,基本概况不用多说,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主题。
上周刚刚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是现实生活中自然界造成的重大悲剧,现在谈到悲剧性这样一个话题,似乎感觉得很沉重。
我们所说的悲剧性有三个层面,第一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第二是文学艺术的悲剧,第三是民族精神的悲剧性。
三者同属于“悲剧家族”,彼此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
这里讲个人阅读《史记》中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是《史记》悲剧性形成的原因,二是司马迁的审美情趣,三是《史记》的悲剧精神。
管窥蠡测,提供与各位交流。
一、《史记》悲剧性形成的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形成悲剧性的原因,第一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本身充满了悲剧性。
古代的神话传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已经奠定了悲剧精神。
这种悲剧精神不是悲哀、悲惨,而是奋斗,是一种激励奋斗的精神。
现实生活中充满悲剧,古往今来都有,有大自然造成的,也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种斗争从古到今,改朝换代,都是流血的过程,产生过无数的悲剧。
司马迁的《史记》是写历史的,要尊重历史的真实。
对于历史的真实,用什么眼光去看?
司马迁是用一种悲剧的视角、悲剧的眼光去看,把现实中的悲剧提升到美学的高度。
第二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人生悲剧。
司马迁遭受了宫刑,宫刑在司马迁看来是天下最大的耻辱。
司马迁受宫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样一种亲身的经历,使他不得不冷眼看世界,用悲剧的眼光审视现实,加强了对悲剧性历史的认识。
第三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来源于儒道互补,吸取儒家对生死意义的重视和道家对生命存在的珍视。
自然造成的悲剧、社会造成的悲剧,都是和民族悲剧精神、美学艺术悲剧紧密相关的。
一周前在四川的汶川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的灾难,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人力不可抗拒的时候要不要抗拒?
抗拒自然灾害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精神。
恩格斯在《致裴·拉萨尔》的一封信里,谈到一个作品《济金根》,他说什么是悲剧?
那就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什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那就是时代要前进,要变革。
什么是“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
那就是对立的势力还相当强大,不允许前进和变革。
譬如商鞅变革、吴起变法、屈原改革楚国的政治等,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受到强大的旧势力的干预和阻扰,改革变法不可能顺利实现。
一方面是不让你实现,另一方面是非实现不可,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是悲剧性的冲突。
我认为恩格斯的这句话仅仅是针对《济金根》而言,仅仅是针对社会悲剧而言。
如果把它扩大一下,推论到性格悲剧,也就可以说是“性格的必然发展和这个发展的不可能允许存在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譬如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用暴力去经营天下,以暴易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推论到命运悲剧,也就可以说是“命运的必然结局和这个结局的不可能被人接受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命运悲剧最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腊的悲剧作品,比如说俄狄浦斯王,神的预言说他要杀父娶母,他尽力去避免,但是最终没能避免,杀了父,娶了母。
命运不可避免,人为尽力避免,在这个避免的过程中,在追查杀父娶母的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悲剧精神。
汶川大地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目前的科学水平甚至还不能准确地预测,我们没有能力去限制它,把它摁住,不准它发生地震。
在掌握自然规律并征服自然之前,这是一种命运的必然结局。
但是这个结局不能被人接受,我们能不能够逆来顺受地去接受它?
地震你就震吧,你震完了,谁死了就埋了吧,那不行!
我们得全民动员,伸出援手去拯救,与自然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这同样也是一种悲剧精神。
无论什么性质的悲剧,只有表现出顽强的抗争,才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
《史记》悲剧精神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
我发表过一篇论文《司马迁儒道互补说》,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既有儒家成分,又有道家成分,用儒家批判道家,用道家批判儒家,将不合理的部分去掉之后,儒道融合,成一家之言,当然还吸收了其他思想。
儒道互补构成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进而形成悲剧精神。
司马迁的骨子里边是儒家的“三不朽”精神。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什么叫做“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三不朽”的精神是司马迁思想的内核。
很多人认为司马迁是个儒家,也就因为他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是个道家,从东汉的班固到当代的鲁迅都认为司马迁是个道家。
班氏父子说过,“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即论述治国大道,看重黄老思想,轻视儒家六经,这不就是说司马迁是个道家吗?
又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班固对司马迁多有肯定,这三句批评被简称为“史公三失”。
其实“史公三失”准确地说到了司马迁的三大特征,三个闪光点,这三个闪光点不同凡响,不同于一般的认识。
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背《春秋》之义”,在给日本学者演讲《流氓与文学》中说: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
”(1991年12月25日日本《飚风》第26期。
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引。
)
其实司马迁对孔子的思想吸取了很多,尤其是孔子的“重名”,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认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最终体现就在于“立名”。
我们读《史记》可能会发现,司马迁称赞某某人,总是要说他“名不虚立”、“名传后世”,“名垂不朽”等,就连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也说过:
“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
”又如范蠡,原来从政,后来做生意,聚财又散财,司马迁说他“三迁皆有荣名”。
孔子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就是司马迁的座右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议论生死,做了很多推论之后,才说出自己面对奇耻大辱为什么不引决自裁: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他又说: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古人有地位,有金钱,但是人死了之后,名声随之就消失了,这样的人记也记不尽,记也记不完。
什么样的人被人们记忆称颂呢?
“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是哪些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以这些历史人物发愤为作的精神激励自己活下去,这样生存比自杀而死艰难千百倍。
司马迁的《史记》里写忍辱负重的人物特别多,与其自身的悲剧人生有内在的联系。
儒家重视节操,而积极进取。
《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可以舍弃生命,成就仁道。
孟子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舍生取义”,中学语文选了《告子上》的一章: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舍生取义”怎么取舍法?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就是一点很少的食品,得到它可以活命,得不到它就只能饿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不要得到?
孟子认为,首先看是否合乎礼义,如果是“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大呼小叫,用脚踢踩,让你吃了活命,这时候“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走路的人、讨饭的人也不会接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种节操观念是刚强的,但是过于刚强,就有它脆弱的地方。
一个人一生中这样那样的屈辱谁没受过啊?
那都该死多少次了?
世界上还有人能活下来吗?
受到一点屈辱就自杀,自杀的人可就多了。
在这种节操观念的支配之下固然培养了很多民族英雄、仁人志士,但也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有一利,也有一弊。
再说过于刚强的节操观念容易向它的反面转化,这篇文章的后边一段说:
“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
万钟于我何加焉?
”一大笔财富,不辨别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它,为什么接受呢?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从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为了住豪华的房子而接受它。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以前宁可死也不接受它,现在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它。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从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为了得到穷朋友的感激而接受它。
过于刚强的节操观往往会向反面转化,贫穷的硬骨头容易变成富贵的软骨头。
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节操观,但并不是全面吸收,还要用道家的人生观、生死观来弥补。
老子讲“摄生之道”,“陆行不遇凶虎,入军不被甲兵。
”行走于陆地,不为猛兽所害;进入兵阵,不为兵器所伤。
为道、德所化育,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生存。
庄子讲养生之道,《养生主》有一段《庖丁解牛》。
庖丁当初解牛,“所见无非全牛”,面对完整的活牛,不知从哪儿下刀。
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
三年之后没有看见过完整的牛,能够透视牛的身体。
到现在又进一层,是用意念杀牛,“官知止而神欲行”,手脚器官可以停止,精神意念就把牛给解开了。
这篇作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
”刀刃不能碰击那些筋肉和骨头相连的地方,何况大骨头呢?
不能碰怎么解啊?
“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薄薄的刀刃进入牛体内的空隙,在里面游刃有余,遇到难为之处,集中精神,轻轻一划就解开了。
庖丁说有三类解牛人。
一类是优秀的杀牛人,他们一年换一把刀,用刀割肉;第二类是普通的杀牛人,一个月换一把刀,用刀砍骨头;第三类是自己,“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杀了几千头牛,而刀刃锋利,就象刚刚在石头上磨过。
《庖丁解牛》让人们学习的不是庖丁,而是庖丁的刀。
“养生主”即养生之道,养刀之生,庖丁的刀永远保持锋利。
怎么保存啊?
就是钻空子,不要碰那些牢固的地方。
这是一种活命哲学,也就是回避矛盾,保全自己。
如同庖丁的刀永远“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活着干什么?
也不干,这一点司马迁不取。
司马迁融合儒家的积极进取和道家的珍视生命,既珍视生命,又有所作为,而且认为必须经受磨炼,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为什么不自杀呢?
他说: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祖上没有足以荫庇后人的功勋。
文史星历与从事占卜和祝祷的人相并列,当作倡优戏子般蓄养着,为皇上所戏弄的,为普通人所轻视。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如果自己接受制裁被诛杀,如同九头牛掉下一根毛,与死一个虫子蚂蚁有什么区别呢?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世人不会把我与死于节操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我罪大恶极,智虑穷尽,不能自免一死,终于接受死刑——那就死得不值了。
为什么呢?
“素所自树立使然”,是因为我向来从事的卑贱工作使人们这样看待。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还重,有的死比鸿毛还轻,关键是看为什么而死,司马迁特别重视死的目的和意义。
司马迁的生死观可以归纳为:
不为节操轻死,不为天年苟活,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前提,生者顽强,忍辱负重,发奋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
强烈的生命意识,崇高的价值观念,孕育出华夏民族的悲剧精神。
在任何自然或人为的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将永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抵御灾难,修复创伤,这就是悲剧精神。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
悲剧精神是一种崇高美,这种崇高美不是指道德崇高,而是指美学崇高,使人感受到的是“怜悯和恐惧”。
悲剧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逆来顺受。
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
表现出怯懦和屈从的,不管怎么悲怎么惨,都不能构成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元明清时代产生的广义的悲剧,严格地说大多是“苦戏”,而不能叫做悲剧,“苦戏”的主人公一般都逆来顺受,加上作品因果报应的说教,这就淡化了悲剧精神。
英国美学家司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
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
只有当它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只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
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
”司马迁以其特有的悲剧视角来审视历史,所以悲剧人物是《史记》的主要描写对象。
全书描写悲剧人物有一百多位,以悲剧人物作为篇名的作品就有将近六十篇。
这些历史上的悲剧人物遭遇悲惨,有的自杀,有的被杀,有的终生困顿,有的晚景凄凉,他们都具有顽强抗争的悲剧精神。
二、司马迁的审美情趣
司马迁的审美情趣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关于语言艺术方面这里不涉及。
第一是阳刚之美。
阳刚之美是指积极入世,锐意进取。
《史记》中无论大人物、小人物,选取人物不分级别。
大如天子、诸侯、重臣,小如刺客、游侠、医生。
春秋争霸、战国称雄、秦朝统一、楚汉之争、文景之治、武帝政治等,各个阶段都有豪迈进取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具有阳刚精神。
譬如战国策士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回到家里,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他责备谁呀?
责备自己。
他说“是皆秦之罪也”,这都是我苏秦无用。
所以他能够发奋努力,获得成功。
成功后父母郊迎三十里,这不像做父母的,儿子成功了,三十里外去迎,张乐设饮。
妻子吓坏了,想看看官人什么模样,不敢看,侧目而视;想听听官人打什么官腔,不敢听,倾耳而听。
嫂嫂最狼狈,像蛇一样地爬到他面前,四拜自跪而谢,五体投地。
苏秦喟叹曰,“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一个人没钱没路走,父母不把你当儿子;有钱有地位了,父母亲人都怕你。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
“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一个人活在世上,地位、权势、金钱,怎么可以忽视呢?
这个结论道德上并不可取,美学上却体现出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
《史记》中有许多阳刚十足的人物,道德并不崇高,行为并不正确,他们的悲剧往往是由错误造成,但这并不削弱悲剧精神。
第二是阴柔之美。
司马迁也吸取道家思想,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认为进取必须先退让。
就好象拳击师格斗,总不能老伸着胳臂,只有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所以欲取先予,欲进先退。
阴柔之美体现在政治上,是主张温和宽厚,适宜休养生息。
《史记》十二篇本纪有一篇《孝文本纪》,是皇帝的楷模。
《孝文本纪》写的汉文帝刘恒是一个道家皇帝。
刘恒的母亲失宠于刘邦,刘恒从小就由母亲带着到北方做代王,什么继承大统,想都别想。
他真的不想吗?
吕太后死后,吕党被镇压,大臣们选择刘邦诸子中谁来做皇帝呢?
首先选皇子他娘,选中薄太后,她不会干政。
刘恒一再谦虚表示,我有何德何能?
怎么能继承大统?
可他暗中派人在京城打听,有什么动向立刻回报。
大臣们把他请进了皇宫,让他坐上皇帝的宝座,他还要再三谦让。
这位皇帝做得好,首先他实行了很多让步政策,废除苛捐杂税和残刑酷律。
一个小姑娘缇萦上书,说父亲犯了法,他没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我愿意卖身为奴,为父亲赎罪。
皇帝感动了,竟然把肉刑给废掉。
文帝穿着粗布黑衣,认为结实耐穿就行,不求华美。
让最宠爱的慎夫人裙子不能拖在地上,那是浪费。
宫殿里的帏帐不准绣花纹,因为绣花纹能够引诱奢侈。
每到春天,他扶犁率耕,身体力行,告诉天下农民抓住季节种地。
吴王称病不朝,就赐给他龙头拐杖,让他就别来。
群臣有受贿者,则“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
汉文帝以柔克刚温和治理措施体现出道家的阴柔之美。
第三是坚韧之美。
坚韧之美是阳刚与阴柔的有机融合,既有积极进取,又能退让忍耐,表现出坚忍不拔的毅力。
司马迁最欣赏坚忍不拔的人物,满怀激情地描写他们,譬如伍子胥、蔺相如、韩信、魏豹、彭越、季布、栾布等。
《廉蔺列传》论赞说: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
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
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
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知道自己将死,一定会勇敢地面对,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死定了反而不怕。
死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怎么处理死。
当蔺相如抱着和氏璧斜望着柱子准备撞上去的时候,当他怒叱秦王左右的时候,最多也不过杀头。
假设秦王不怜惜和氏璧,撞就撞吧!
这时候他就得撞死,要做好死的准备。
这一死名动天下,是难逢之机,死得其所,就该视死如归。
不当死的时候,就要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廉颇争位于朝,争路于市,蔺相如上朝就请病假,大路上碰到就躲开,门客们脸上无光,想另谋高就。
蔺相如问门客,“廉将军的威风比秦王怎么样?
”门客认为廉颇比不上秦王。
蔺相如说: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独畏廉将军哉!
”“我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这里“先”和“后”不是时间先后,而是“重视”和“轻视”。
不是说先解决国家的危机,后解决个人恩怨,而是说看重国家危机,看轻个人恩怨。
廉颇为相如的大智大勇所感动,以致负荆请罪。
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评价,表明他欣赏坚韧之美。
伍子胥困窘困于江上,沿途乞食;韩信受胯下之辱,魏豹、彭越受辱而不羞,季布卖身为奴,栾布趋汤如归,他们豪迈进取,不畏惧死亡,同时都能够忍辱负重,表现出坚韧之美。
第四是悲壮之美。
悲壮之美与阳刚之美有紧密的联系。
荀子说:
“强自取祝,柔自取束”,过于刚强则自取灭亡,过于柔弱则自取束缚。
项羽、英布、韩信、彭越、魏豹就是这类人物。
《项羽本纪》用一个“勇”字贯穿全篇,成也勇,败也勇。
其中有三段文字最为精彩。
第一段是“巨鹿之战”,写以一人之勇激发天下人之勇,凭借这个“勇”推翻了暴秦的统治。
第三段是“垓下之围”,写以一人之勇征服天下人之勇,因为这个“勇”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第二段是“鸿门宴”,写反秦斗争与楚汉之争的转折关头,刘邦与项羽之间的一场明争暗斗。
这里项羽的弱点暴露无遗:
目光短浅、沽名钓誉、优柔寡断、刚愎自用。
对“志不在小”的刘邦,宴前当击不击,宴上当杀不杀,宴后当追不追。
项羽与刘邦性格上的差异,见识上的高低,汉兴楚败的必然趋势,都昭然若揭。
项羽有奇异之美,“重瞳仁”就是一奇。
司马迁听说虞舜是重瞳仁,项羽也是重瞳仁,于是推测项羽可能是虞舜的后代,有遗传基因,否则如何解释项羽的迅猛兴起灭秦呢?
写“重瞳仁”,其实是烘托“何兴之暴”的疑问,为赞美项羽的奇功张本。
“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白手起家率领诸侯灭秦,行驶分封大权,是近古未有的奇人。
司马迁在此基础上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志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自矜功伐”意谓居功自傲,老子最反对自矜功伐。
项羽具有纯阳刚的个性,缺乏道家的阴柔和缓,企图用暴力征服天下,终于自取灭亡。
死到临头他也没有醒悟,还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司马迁认为项羽将失败归咎于天是荒谬的。
项羽认为自己的结局是命运的悲剧,而司马迁指出他是性格的悲剧。
这就是前面推导出来的“性格的必然发展和这个发展不能被人接受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项羽的性格继续发展下去,就是第二个秦始皇,这是不可能被人接受的。
项羽自刎乌江令人惊骇,悲壮得出奇。
别姬时的无奈,溃围时的自信,拒渡时的理智,赠马时的从容不迫,自刎时的镇定自若,都表现出英雄无悔,惊心动魄。
血肉横飞的厮杀中,项羽将自己的头颅赠送给故人,乃自刎而死。
汉军争夺项羽的尸体互相残杀,五个将领分别夺得头和四肢,被封为五个诸侯。
这一悲壮出奇的结局,特别能产生“恐惧和怜悯”。
第五是奇异之美。
司马迁生性爱奇,西汉晚年的扬雄在《法言·君子》中最早评论说:
“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
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就是说,文章华美而缺乏实用的,是司马相如;喜爱奇异而不忍割爱的,是司马迁。
孔子有很多爱好,归结起来是“爱义”;司马迁有很多爱好,归结起来是“爱奇”。
爱奇,选择立传人物自然要拒绝平庸,无论愚贤善恶,无奇不写。
西汉第二代皇帝汉惠帝刘盈是个善良人,在位七年,却没有本纪,就因为他是个平庸之辈。
刘盈的母亲吕太后没有做皇帝,且为人自私残忍,却破例被列入本纪,就因为她是个奇女子。
七十篇列传的首篇《伯夷列传》写殷末周初的义士,第二篇《管晏列传》突然跳到春秋时期,其间整个西周没有一篇列传,这是因为伯夷、叔齐有奇言奇行、奇节奇德。
可以说,《史记》人物都有“奇”的地方。
《屈原列传》奇在哪里?
有人说它漏洞百出,显然是夸张,但确实存在叙事不详,照应不周的问题。
然而这是《史记》全书最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篇,议论和抒情多于叙事。
哪是给屈原和贾谊写传啊?
简直就是给自己写传,这是第一个“奇”。
先秦古籍里找不到屈原的名字,以致后世有人怀疑屈原是否确有其人。
怀疑和否定屈原的文章流传到日本,日本人编成“屈原否定系列”,将屈原否定论写进文学史教科书里。
当时司马迁依据什么为屈原作传,这是第二个“奇”。
先秦时代的学术大师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没有什么“祖国”的观念,更别说纵横家朝秦暮楚了。
孔子祖籍宋国,出生鲁国,周游列国,做过齐国高昭子的家臣,哪里都可以高就,其他人更是如此。
他们有“大一统”的华夏民族观念,而不事奉某一个诸侯国。
但屈原身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鬼,始终忠于一个楚国,这是第三个“奇”。
司马迁对屈原的爱国之“奇”表示不能理解。
《屈原列传》论赞中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这里表现出对屈原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同情,但“又怪屈原以彼其材而游诸侯,何国不容?
而自令若是!
”屈原凭着自己的才能去游事诸侯,哪个国家不容纳?
为什么要使自己走到这个地步?
可见司马迁敬佩的是屈原的人格,而不是他固守楚国的爱国精神。
如何理解司马迁对屈原的这段微辞呢?
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屈原处于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国晚期,当时必由某一大国来完成统一,而楚国具备了统一的基础。
后来秦国统一了天下,秦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全是楚国人,可以说汉朝的建立就意味着楚国最后战胜了秦国。
《项羽本纪》里记载有楚南公的话: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应该说楚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屈原的爱国情结很有关系。
司马迁生活于大一统的汉代,不同于周代对诸侯的失控,自然要淡化诸侯国的概念,因而司马迁对屈原的爱国情结表示不理解,而不理解也是“奇”之所在。
淮南王刘安喜爱文学,汉武帝与之同好,就让刘安作《离骚传》。
《离骚传》只保存下来一段,见于《屈原列传》和《文心雕龙·辨骚》: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离骚》所称道的帝喾、齐桓公、商汤王、周武王等,都是华夏民族的明主贤君,可见屈原向往着天下统一,爱国情节并不狭隘。
司马迁引用《离骚传》来赞美屈原的人品和作品、人格和风格,认为屈原的人品人格峻洁无比,影响到作品风格的清丽隽永,这是第四个“奇”,也是最重要的“奇”。
司马迁审美情趣中的阳刚、阴柔、坚忍、悲壮等特征,都是以“奇异”作为衡量标准,只有出奇的阳刚、阴柔、坚忍、悲壮,才值得立传,值得全力贯注地去描写。
《史记》中有许多细节著录怪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中说:
“积善余庆,阴谋阳祸,《史记》一贯之旨。
”据此可以认为著录怪异是唯心主义的表现。
从“爱奇”角度来看,这也正是司马迁审美情趣中喜好奇异之美的反映。
三、《史记》的悲剧精神
《史记》具有悲剧性不容置疑,这种悲剧性蕴含着什么样的悲剧精神?
总体来说就是“抗争”二字。
表现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顽强抗争,顽强抗争具有目的性、坚韧性、超越性、彻底性等特征。
再来看《陈涉世家》,这个作品对陈涉做了充分的肯定。
《史记》末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也是《史记》的自传,它逐篇介绍了《史记》每篇的写作动机。
理解《史记》作品,最好先读《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说《陈涉世家》的写作动机: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