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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个十年

第一章第一个十年

1917-1927

概说

教学目标

•了解“五四”运动之前的晚清小说及其他文学的发展变化。

•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及实绩。

•各个文学流派的大致主张与影响。

年代分期的意义

•这门课所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尽管这些年学术界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建议，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必须适应现有的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以及现有的学术。

研究格局，在未做全国性的变动之前，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钱理群）

•“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

一从晚清到五四的现代因素传承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又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所谓古典与现代、新与旧，难于做一刀切的划分。

•80年代末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试图涵盖百年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就更多注意到文学革命之前已经出现的某些向现代变革的趋向。

•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

•早在上一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

•黄尊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

•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谭嗣同、梁启超）

•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

•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

形式革命（梁启超）

文学与现代中国理想

•隐藏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内源或外源因素讨论背后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经由一个断裂还是再发展而发生，是经由革命还是进化？

•真相大概居于两者之间。

我们拿文学体裁的转换来作例子，汉学家普实克（捷克）把这个转换指为一种现代文学在中国发生的表征。

•这个转换并非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发生，而是在之前几个世纪中，当仕途无望的文人们开始转向戏剧和小说时就已出现。

明朝开始的现代因素

•诗歌和散文适合于闲适与冥想，因此对于拥有田产的士大夫文人来说就是最雅致的表达手段。

•当科举取仕同文学在明代（1368—1644）开始分离时，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出现了。

有一些文人开始为“市场”工作和“出售”其产品。

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戏曲的流行，还不能仅由作者地位的改变来解释。

•随新时代的开始，中国生活变得日益复杂。

发达的货物流通有利于城市发展，因而导致一种“城市”文化形成。

•出现一个数量可观的观众群体，更喜欢将生活散文化地记录，而非诗意的加工处理。

•作家似乎也更偏爱一个行动的而非沉思的主人公。

于是，在中国就如同西方一样，诗歌艺术开始让位于小说和戏剧。

•诗歌的革新。

•虽然长篇小说在这段时间占了上风，其他体裁譬如诗歌和戏剧同样开始在经历种种变化。

•譬如诗人黄遵宪（1848—1905）的一大功绩就是在传统框架内，从语言、主题和形式上都踏上了新大陆。

他的著名口号“我手写我口”，尽管不能全照字面上去理解，然而黄遵宪在他的旧体诗中表现了他在外交使途中于世界各地看到的巨大变化。

不仅是新的技术概念或其时的日常俗语得以进入这有着将近两千年历史的古老诗歌形式，而且“中国和世界”、传统和变革的复杂关系也被反复触及。

•将黄遵宪和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与话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大致可用关键词“当代和经验”来作概括的现象。

•要的是真情实感而非掉书袋，是干预投入而非闲适静观。

•梁启超的小说观念

•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梁启超（1873一1929）在1898年流亡日本途中，受维多利亚小说和日本政治小说的启发而认识到小说对于实现政治影响的作用。

他于是在1902年提出“小说界革命”，步古老的孔子功利观之后尘，文学特别是诗歌在传统上就遵循着这种观念。

他在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写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小说应成为一种出自政治意识和国家信念的新意识形态的载体，于是不仅一种国民文学的形成有了可能，而且可以激励读者，去为实现中国作为国家立于国家之林的新角色作出其贡献。

•翻译带来的一系列革新。

•1895年对日战败让文学成为了变法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迄今为止人们还认为，技术和军事的现代化能够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平等伙伴，现在他们就清楚地看到，一种精神上的更新和实际改革同样要紧。

这里西方小说的译介也应担负一个重要的先驱者角色。

•翻译活动不仅为世纪之交的中国长篇小说繁荣作了铺垫，而且帮助改变了剧坛。

•在世纪之交渐渐成长起来的话剧则需要另外的蓝本来适应其改革尝试，在像《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茶花女》之类翻译中它找到了范本，将它们挪用于中国情境并为演出进行了改编。

•文学的通俗化

•通俗化、市场化的转换促进了包括了印刷事业、图书市场、学校建设的拓展，城乡间开始的交流互动，当然也还有改变了的艺术的地位。

•这样做自然并不能将政治立场排除在外，然而取何种政治态度就不再是由官员立场出发，而是源自一个私人。

•高雅和低俗文学的严格划分开始松动，出现了一种朝着普遍性“通俗”文化发展的趋势。

小说开始涉及到一些私人方面，因为小说越来越努力想抓住个别家庭和人物的生活细节。

如《金瓶梅》、《红楼梦》。

•小说叙事及功能的革新。

•在意识形态上，突破了通常传统的叙事者和他的观众的不断交流。

常常有一种个人性的或暧昧的视角潜人到故事内容中，而且不必代表着大多数人的观念。

•叙事者的意图是要展示帝国风雨飘摇的状态，为社会改革准备舆论基础，这就会突出当前的直接现实和自身经验。

•社会批评和毫不掩饰地剖析当下现实，其实从远古以来都是诗歌的职责，反之小说的讲书人宁愿选择遥远的过去作为他们的故事素材。

（评书）

•就是说，长篇小说从世纪之交以来改变了其功能，从一门纯粹消遣艺术转变为了教导的艺术。

•“现代”本身的暧昧不明。

•譬如报刊不仅是要启蒙，也提供收费的消遣。

•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以连载形式发表，为了照顾观众的记忆就需要传统的引子和尾声。

•小说以报刊形式的系列化除了牟取稿费外还意味着一种专为此目的的写作。

许多采取这种方式的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完，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大概是物质利益而非为了艺术的关系。

•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由主题上可归为四种演绎方式，具体体现上述一点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从西方人角度看，“谴责小说”要优越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

•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意识形态上，它都是一个中间物。

它的价值也正在于这个让人既可看出同传统的断裂也能发现朝着现代的变革的中间位置。

•片断性和未完成因此就成了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一个特别标志，它是一个时代的表达，这个时代看到了旧事物即将结束，可是又不能充分地估计新事物的到来。

碎片因此比完整还更有趣。

•《老残游记》。

刘鹗它以一条将要覆没的船为例被表达出来中国的危机。

•将沉的船可以被理解为对于正在沉沦的中华帝国、对于社会混乱和市民面对灾变时的惊惶失措的比喻。

•老残是那样一个人，他生活在“残”中，却以补残也就是创造秩序为己任。

因此他成了游走江湖的郎中，他首先要医治的那人象征的不是其他，正是黄河也就是中国。

如果这儿的病愈还仰仗了祖先传下的法子，那么挽救帆船就必须得靠西方技术的投入。

•破船化成了中国国家的象征，这国家充斥着狭隘、紊乱、无责任心，以至于断送船客的与其说是来自外面不如说来自内部。

•现代化这一20世纪主题又被另外两个主题所框囿，疾病主题和群众主题。

中国那时候被当作“东亚病夫”，中国人时常也把它作为自我指称。

譬如小说《孽海花》两位作者中的一位就自号东亚病夫。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作家把自己想象成医生，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此时，刘鹗还未懂得将其提升为理论的，是群众的角色。

小说中，群众反感一切新事物，当涉及到自身利益时甚至甘作其压迫者的同谋。

对此，鲁迅在1911年革命后对群氓投入了特别关注，提出了他的“奴性”命题。

•晚清小说的救国初衷与商业化倒退

•曾朴（1872-1935）的长篇小说《孽海花》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双重性。

•它描写了一个青楼女子，一朵花（“花”也是“华”，即“中华”之喻）的故事，尽管不时地有些极为革命的表述，却终归属于艳情和伤感小说的范围。

•曾朴在1928年谈他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时说，他的起意是要借小说女主人公赛金花（傅彩云）的例子来把握中国30年中的变化（1870-1900）。

•所有出自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现象他都“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

事情应该相应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开来，帮助实现一个“大事的全景”。

然而小说从没有完成，反倒是一个劲地被续写下去。

•今天关于《孽海花》还能留下来的，常常就只有关于赛金花（1872-1936）和瓦德西伯爵（1832-1904）可能的情事问题了，后者在1900年作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统帅驻在北京。

•此外这位妓女的风月事件过多地遵循着传统中国小说的法则，情事一桩又接一桩，而“救国”却暧昧不清了。

世纪之交的小说的两种发展趋势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指责，世纪之交的小说还是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笼而统之地定性为成功或是不成功。

•人们要看到，它的起源要归溯到报纸，这个起源从一开始就是受外界左右。

最终是报业决定了它的命运，要么要求它是严肃文学，要么要它提供消遣。

•在小说走下坡路的时期（1905一1915）一些杂志和小说家改弦更张，青睐一种艳情和犯罪的文学。

梁启超在1915年对于小说日益堕落表示的失望就不难预见了。

•世纪之交小说走上了两个不同方向。

一方面，逐渐起来的通俗文学成了它最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张恨水（1895—1967），另一方面它的评判性和进步潜能汇入了1912年到1918年之间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创生中。

•尽管有这样那样明显缺陷，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对于一种现代文学在中国形成还是起了确定关键走向的作用。

•从语言方面来看，这就是危机和幻灭、改良和革命的主题，进一步就是其间出现的向单一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集中。

•不足之处，是材料集中不够，情节过于分散。

（《苦学生》）

•这些要直到短篇小说在1919年“五四”运动才改变。

正是对于材料的驾驭和精细人微的塑造，也造就了一种人和作家的新形象。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晚清“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

‘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仓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第56页）。

二“现代”的真正开始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

•和以往历次变革不同，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

•1、《新青年》的巨大作用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

•1917年迁京后，《新青年》集结了一批推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并且在1919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

•《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

•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

•此后，《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

•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

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发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一家学说来维护帝制，“易演成‘独夫专制”心），指出以“重阶级尊卑”的纲常伦理为特点的那种孔教思想在当今已经阻断了中国向民主共和迈进之路，所以反孔大有必要。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

•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欧化为是”，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都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

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

•2、一些文化保守主义的抵抗。

•1）最初有林纾（琴南）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

•这位古文家在晚清曾用古文翻译过大量外国小说，影响和贡献甚大，如今他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纤公开信中则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李大钊、鲁迅等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

《新青年》还将林纾含沙射影诅咒文学革命领袖的小说《荆生》全文转载，逐句批驳。

•林纤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2）1922年，又发生了与“学衡派”的论辩。

•此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

•“学衡派”更相信靠伦理道德的理论来凝聚中国，所以他们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行为甚为反感。

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梅光迪写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有《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有《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有较为系统的批评意见，代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从文化积累与学理建树的角度看，也确有一些独立的见解，但其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

•他们也甚为激烈地贬斥新文学提倡者无非是“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标袭喧嚷，侥幸尝试”，“提倡方始，衰相毕露”。

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抓住一些实例以揭破此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

•3）1925年与“甲寅派”的论争。

•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争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说什么“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甚至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强弩之末，要重新提倡“读经救国”。

•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撰写了许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批驳了“甲寅派”阻挡新思潮的本质。

•3、文学革命的重大影响。

•首先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

“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那些最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等，也都采用白话文了。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文学革命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语体变革拓展了广阔的天地，并迅速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

1924年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已经收有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第二，是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人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呈现出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

•第三，是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4、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

•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并采用了现代意味的手法与样式。

随后，鲁迅又连续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小说，都显示了深切的思想和完整的现代小说特色。

•《新青年》、《新潮》、《学灯》等报刊上陆续推出一些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其中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

》、杨振声的《渔家》、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春雨之夜》、郁达夫的《沉沦》，等等。

诗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惠的风》，等等。

•这些作品大都是1919—1922年间发表的，不够圆熟，却都充溢着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都追求现代性品格，给文坛带来青春气息。

•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

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1、外国思潮影响下的重要文学主张。

•1916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经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对西方传统诗歌繁绵堆砌风气的反叛，及其形式上追求具体性、运用日常口语等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多相似之处”。

正是在“意象派”的启发之下，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章八事”。

胡适还引发了“意象派”诗人庞德关于诗歌要靠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象”的“新诗”倡为白话新诗运动。

•陈独秀写《文学革命论》，也开宗明义，号召要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

其“三大主义”中所要求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也是以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为蓝本的。

•胡适、陈独秀等人最初提倡文学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文学历史进化论，就是从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主要学说之一的进化论脱胎而来的，是西方思潮的直接产物。

他们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取替，是因为旧文学“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在提倡“人的文学”时，就首先大力介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如何“发现了人”，人道主义如何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西方和俄国一些人道主义作家严肃地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品又如何区别于我国古代文学等等。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一套观念，完全是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当时日本文坛兴起的“白烨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

•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所做的历史唯物论的初步解释，则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

•另外像《谈新诗》（胡适）等具体讨论各种文体新文学创作的文章，也都直接间接地运用了外国文学的经验和理论。

文学革命初期关于如何建设新文学的理论探讨，是在外国文学思潮理论影响下展开的，而这种理论探讨的开展，又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介绍传播。

•2、对外国相关文献的翻译

•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还通过作品翻译来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向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新鲜的现代气息。

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青年》从第一卷开始，就先后译刊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契河夫、易卜生等各式外国作家的作品。

•文学革命前后的文坛还基本上被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占据，甚至到192I年，新文学创作还不是很多，因此这些比较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发表，在实际上起着扭转风气的积极作用。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都是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的，正和“五四”精神吻合

•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学作者也都曾经从仿效易卜生写“问题小说”和“问题剧”人手，而转向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在《新青年》的带动下，翻译活动迅速开展，其规模和声势超过了近代任何时期。

几乎所有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工作，如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瞿白、郑振择、耿济之、田汉、潘家询、黄仲苏等人，都是极为活跃的译介者。

《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等许多刊物，也都大量刊载翻译作品。

《小说月报》还专辟《小说新潮》。

•3、西方思想的涌入

•在“五四”后短短的几年内，可以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人中国。

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等，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

•在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潮都有一个“中国化”的“变形”过程。

•就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影响最大，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主流；浪漫主义也有较大影响，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属于现代主义范围的各种思潮也曾吸引了许多作家，做了多种试验。

•4、西方思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具体影响。

•鲁迅参照外国近代小说的格式，在现实主义这一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广泛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手法，写出《狂人日记》等一批堪称中国现代小说基石的作品。

•郭沫若杰出的浪漫主义诗篇《女神》，也受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华格纳等外国作家创作的多元的影响。

郁达夫《沉沦》等“自叙传”抒情小说，则是取法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以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产物。

•新文学初期的所有作家，几乎都直接、间接受到过西方文艺思潮和文学手法的影响。

“五四”后还从外国输入了一些新的文学体式，如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写易卜生式的“问题剧”、“问题小说”，冰心、宗白华等模仿泰戈尔诗歌和日本徘句创作“小诗”，语丝社作家融会英国随笔、日本徘文写法而提倡的随笔小品，都曾经风行一时，使新文坛大为活跃。

5、各种文学社团的成立

•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

从1921年初起，外国文学的译介形成高潮，文学社团的组建也层出不穷。

•几乎每一个文学社团都创办一种或数种文艺报刊作为12标帜与阵地，文学发表的园地骤然增多。

•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

而到1925年，文学社团和相应刊物激增到100多个。

•新文学社团的纷纷建立，标示着新文学运动已从初期少数先驱者侧重破坏旧文学，而转向大批文学生力军致力建设新文学。

•文学研究会

•于1921年1月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