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史学视角下的新文化运动课堂新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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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视角下的新文化运动课堂新探

计量史学视角下的新文化运动课堂新探

松江一中秦晋婷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基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和开设的公开课，不计其数。

即便如此，新文化运动仍然有可待挖掘的余地。

恰巧，教研员向我推荐了王奇生教授的文章《陈独秀如何把"新青年"包装成畅销杂志？

》，本文涉及到新青年杂志发行量的简单数据，同时提到金观涛、刘青峰对《新青年》杂志中“科学”、“民主”两词出现频度的计量分析；于是我顺藤摸瓜找到了金观涛、刘青峰的文章《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

在教研员的鼓励下，我决定另辟蹊径，在本课大量使用历史数据，从计量史学的角度来重现思考新文化运动。

计量史学或者量化史学在高中历史教育里面较少涉及，原因有很多。

首先，计量史学产生的年代较晚，“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开始发轫，”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其次，计量史学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对数学的深入理解，与此同时，也对计算机相关技术的掌握提出了较高要求，这都使得计量史学具有更多交叉学科的特性，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外，具体到中国，计量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涉及，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比较缺乏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技能的培养训练，特别是高中教育过早地文理分科，导致文科学生数据分析能力的欠缺。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历史教师们都视计量史学为畏途，然而，“计量史学的产生，无论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讲，还是从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上来讲，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过往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么太侧重于朝代史、政治史，此外，以往的历史研究过于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层面，对于历史事实背后的原因下结论的时候，往往只能是猜测性的，而不一定能从统计意义上进行严谨逻辑推论，做排他性实证论证。

”

计量史学对于高中教育来说，必然是一扇全新的打开思维的天窗，即使对于高中生不能做过高要求，但至少可以培养高中生的计量史学的数据证史意识。

以下是教学中的部分环节论述展示。

一、小荷才露尖尖角——初步感受数据使用

材料一：

“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每期印数仅1000本。

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

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

”

材料二：

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振。

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

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一万五六千份的印数在当时甚为可观了。

据称《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也是一万五千份。

——王奇生《陈独秀如何把"新青年"包装成畅销杂志？

》

《新青年》杂志享有盛名，被誉为一代名刊。

这个说法久而久之会让人形成某种误解，以为《新青年》创刊之初就石破天惊，时人趋之若鹜，然而事实上，早期的新青年籍籍无名，非常普通。

通过数据的前后对比，学生很容易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由此，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历史数据可以使得研究更加直观、具体。

通过数据引用，学生可以初步体会数据证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透过数据分析历史、证实历史，感受数据背后的证据价值。

二、横看成岭侧成峰——再次领悟数据之功效

《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内中包含通信、随感录、编辑部通告等各类文字），「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民主」出现了305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和「德先生」的次数，共有513次，如果把用于翻译democracy的「民治」（194次）、「民权」（30次）和「平民主义」（53次）等词加入，总共790次。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

目前史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那么，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占有同等地位呢？

我向同学们出示了该段材料，并请同学们思考，材料中的数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

从数据对比中学生自然得出，新文化运动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但民主和科学并非同等重要，二者也并非没有偏颇。

长期以来的主观印象的虚妄及臆断由此得到纠正。

另外，democracy有诸多不同翻译，证明时人对democracy有诸多不同理解，也就是说时人对于democracy的认知是有歧义的，其概念并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

三、山重水复疑无路——自主讨论探究

为了更好地探讨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金观涛和刘青峰对《新青年》杂志中democracy出现频度进行了统计，对《新青年》中用于翻译democracy的三个词“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分别进行计量和意义分类，然后从总体上看democracy的意义类型变化及使用频度。

经过前面教师使用历史数据分析历史现象的示范，学生可以在此基础上分小组自由讨论、自主探究。

由于相关图表难以分析、解读，我有意识地设计了由简到难的问题链进行引导。

根据图表，请回答：

1、根据图1，democracy在《新青年》杂志中出现的高峰有几次？

出现的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

请对出现的高峰进行图表分析。

2、根据表1，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主要的含义分别集中在哪些类别？

3、分析表2，democracy的负面使用从什么时候超过正面使用？

4、综合以上图表，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图表资料来源：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

文献材料补充：

“

民主：

结合《新青年》文章与当时其他文章，有“与君主对立”和“西方榜样”的含义。

民治：

结合当时文章，民治具有平等、反纲常等多重意义，其中存在着一个核心，即经济平等和道德上的多数。

由于“民治”的各种内容基本上可以被社会主义所包涵，1921年5月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勃兴，该词不再常用。

德谟克拉西：

1920年后，人们更倾向于直接音译，德谟克拉西的用法越来越普遍。

结合《新青年》杂志的文本，（democracy）负面引用主要用于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在正面引用中指渉无产阶级专政或民主专政（达22次）

——资料来源：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

问题1-3题学生充分讨论之后是可以得出结论的。

由图1可得：

democracy第一个高峰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间，其主要成分为民主。

第二个高峰1920年1月至1921年4月，其主要成分为民治。

第三个高峰出现在1924年至1926年，其主要成分为德谟克拉西。

三次高峰对应的其实分别是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的高峰；由表1可得：

民主的含义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主要集中在“与君主对立”类别、民治的含义1919-1921年主要集中在“多重意义的民主”类别、德谟克拉西的含义1924年至1926年时候主要集中在“民主党或资产阶级民主派”类别；由表2可得：

democracy的负面使用从1920年开始大量出现，1921年5月后超过正面使用。

第4个问题于学生而言是一个挑战，需要全面分析图表、数据及文献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综合。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以上三个图表显示的信息，我设计了以下示意图：

在此示意图及补充文献资料的帮助下，部分学生可以推论出：

综合言之，民主专政的概念逐渐在democracy的多重含义中凸现出来。

至此，课堂经过学生的讨论探究达到了高潮，此时引入计量史学的概念和提出数据证史、互信取证的史学方法可谓是水到渠成：

“我们之前对于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查阅文献，解读文献，获得结论。

今天我们发现对于历史进行数目字的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不但可以纠正我们的一些缪见，使得历史研究更加精准，还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结论。

计量史学就是运用自然科学中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让史学趋于精确。

”

“另外，从数据上，我们可以得出新青年转向支持民主专政的结论。

查阅新青年杂志，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1919年，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起创办者之一，《新青年》后来则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文献和数据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

四、终诗卒章尚馀音——课后拓展思考

为了让学生在课后继续感受计量史学的魅力，同时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能存在的困境和问题，我设计了以下的课后探究习题，鼓励同学们继续查阅更多的资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材料一：

总人口

平均识字率

接受新式教育

4.4～4.8亿

10%～20%

5.2%

（2400万）

材料二：

1915年至1926年的阅读阶层统计情况如右图，

限定青年指12-25岁的青年，即1890年至1914年出生的青年。

估算：

已知早期《新青年》杂志1000本/期，1919年《新青年》最高销量达15000本~16000本/期，结合以上数据，是否可以推算阅读《新青年》杂志的可能人数？

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困境和问题？

——数据来源：

邓金明：

从《新青年》到“新青年”——五四青年对《新青年》杂志的阅读研究

此题目完全为开放性题目，有同学认为据此可以推算出当时阅读《新青年》杂志的人数和大概状况（假设阅读青年一人买一本《新青年》杂志），亦有同学对题目中的数据资料来源和统计方法产生疑问，同时认为数据本身并不充分，况且历史过程中变量太多，无法进行估算和统计；即使对当时阅读《新青年》杂志的青年做了较为精确的统计，也无法知道各个青年受《新青年》杂志影响的程度和结果。

继而，从该题拓展出去，同学们对计量史学形成了如下简单共识：

1、数据作为史料，同样需要甄别，其来源和统计、运算方法需要进行判断。

2、计量史学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是定量的研究，应该与文献的定性研究相结合；单纯定量的研究并无法展现历史的全貌。

3、计量史学解决的“是什么”、“如何”、“怎么样”的问题，并不能解释“为什么”。

4、即使是计量史学，也不能排除史学家的主观因素，以不同理论作指导的历史学家会从不同角度选取自己所需要的史料。

（同学也对课堂中金观涛、刘青峰研究的主观动机提出了质疑。

）

5、计量史学的研究无法完全精准，不过可以反映某种趋势。

6、计量史学可能还存在尚未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五、路漫漫其修远兮——教学反思

在不断深入的备课过程中，我发现计量史学的引入对于高中生固有的历史思维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学生们普遍认为历史学是基于文献的解读和阐述的学科，从未把数学和历史挂上钩，也从没有思考过两个学科关联的可能性。

然而，“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和智能的社会，极需具有思辨及创造能力的人才。

”创造能力首先表现为跳出常规思维的窠臼，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需要有多元发散思维。

另外，21世纪的社会越来越信息化，并逐渐发展成为大数据时代。

对于数据的敏感和分析在未来社会显得更加重要。

据我所知，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课堂就非常偏爱大数据。

而由于技术的进步，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历史资料进行运算、统计变得并非难事。

历史的教学也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并反映时代趋势。

再者，面对高考新政，课程也应该有所改革。

本课可以说是课堂转型的试水，把史学前沿与教材有机结合。

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仅仅是课堂转型中的一个小小探索案例。

具体到本课渗透的计量史学方法，史学界一直都有质疑的声音，其中小阿瑟·施莱辛格说道：

“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恰恰是因为它们不能以计量作答。

”反对者认为，计量史学抹杀了历史本身的人文性。

然而英国计量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德却说：

“历史学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永远面对着不完备的证据；我们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解释或描述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在贬低计量化的重要性时，历史学家将计量证据排除在外或者将它降到一个附属的地位，那么他就是在进一步缩减他所得到的已经不完备的证据。

计量证据几乎肯定不会提供一个全面的答案，但是它很可以提供一部分的答案，而把这部分的答案视若无睹地丢掉，既是浪费也是不负责任。

”关于计量史学的争论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之后学术界的学术分野：

“现代哲学中存在着众多流派，但他们基本上依然可以分成两大哲学思潮，即理性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即后来所谓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两大类。

”计量史学正是现代理性主义思潮即科学主义对历史学冲击的结果和产物。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说过：

“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得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计量史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是宏观的社会问题，“计量史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不是个别的个体行为，而是整体的群体行为和社会行为。

它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数据统计、分析和研究，力求探寻历史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统计规律的本质在于舍弃个别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之上寻求同一性和共性。

因此，宏观的整体研究势必要舍弃某些局部的信息，而去把握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

计量史学的另一方面可以从细节上对文献资料和既定的历史结论进行印证或者反证。

一个结论只有经过反复的论证才能被证明是可靠的、科学的，历史结论同样如此。

有更多的手段助力历史学的研究，其学科地位和科学性也就更加为大家所认可。

“与定性和印象主义的历史学相比较，计量历史学的优点在于它的分类的体系和方法，它所用的假设和设立的类型都是被宣明而清楚的。

由于资料的分类和排除是一目了然的，人们没有必要去窥测历史学家的内心或追随他的思路以理解计量历史学。

”

对于高中生而言，无需系统学习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中生历史科学意识和计量史学意识可以是空白。

高中历史教育至少可以培养起初步的数据证史思维方式，注意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中的数量和数量关系。

高中历史课本中并不缺乏数据，各类史料也记录或隐含数据，历史发展的众多因素，需要用计量的方法来精确度量，如规模、程度、比较、变化等。

这些都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数据的作用，并指导学生学会辨别、整理、分析和运用数据。

这些历史数据多散落在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史料中，将其串连、整理出来，并互相印证、补充，很好地呈现事物规模、程度，理清发展脉络，揭示本质和发展规律，帮助学生全面、深入、透彻地理解历史事物。

与此同时，在运用数据证史的过程中，辨别数据、制表读表等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观察、比较、运算、表达、分类等能力。

数据证史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借助历史和数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深化对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而且，将历史因素数量化，可以深化学生对事件的认识，避免随意性判断，可以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态度。

遗憾的是，“历史学研究中的论证，现在依然处于一种由个案举证到概括整体的论证水平，这种论证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途径，但在具体论证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它的合理性问题，因而时常发生以偏概全、以个案替代整体的现象。

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是需要一定的严格程序的，可惜我们很少注意这一点，往往以跨越的思维方式、用缺乏严格的逻辑程序的方式对它进行推断和处理。

这说明我们缺乏严格的逻辑训练。

”

当前，社会科学或文科教育，特别是历史学教育急需填补的空白，就是要加强对学生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培养和训练，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只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才能分清什么是科学结论，什么是猜想。

“从由一般的思想火花产生的猜想到科学的证明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没有得到严格证明之前，无论有怎样的材料来支撑它，它也只能是猜想，而不是科学的结论。

”

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