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盗版禁而不止原因初探及其应对策略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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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盗版禁而不止原因初探及其应对策略资料
我国图书盗版禁而不止原因初探及其应对策略
【内容提要】我国图书盗版现象由来已久，禁而不止，这源于它深厚的市场基础。
面对日益张狂的盗版，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呢？
本文针对我国图书盗版禁而不止的现象以市场为出发点做一些初步探讨，并建议政府以最大限度减少图书盗版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市场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关键词】图书；盗版；正版；出版；市场
引言
盗版现象由来已久。
尽管我国采取诸多反盗版措施，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采取各种手段来对盗版进行打击，但时至今日，盗版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根除，反而还有日益曼延之势。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呢？
很显然，盗版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相当部分的受众则因为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而不再关注什么盗版正版，而相对于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打击手段，盗版者愿意冒险寻求更大的利益。
于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是什么原因使得盗版现象屡禁不止呢？
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反盗版策略呢？
一、盗版图书的概念及种类
盗版，是指以牟利为目的未经出版物版权所有者同意而对出版物进行翻印或复制。
我们所说的盗版现象，即是在盗版的基础上，“一切生产、销售和使用包括诸如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书籍等的非法复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1]。
盗版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纸介质出版物盗版、电子出版物盗版和其他出版物盗版等，本文仅针对我国图书盗版禁而不止的现象进行讨论。
在此，我们还需要给“盗版图书”定义一个范围，即明确盗版图书到底包括哪些。
一般的，我们可以将盗版图书分为下列三种：
（一）没有正规书号而“借”用正版书号的图书
书号是图书的“身份证”，不存在重复情况,如果出现两本书有同样的“身份证”，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本是盗版书。
这种盗版就是没有正规书号出版发行而“借”用正版书号的图书。
（二）盗版商非法购买书号出版的图书
我国对书号的控制十分严格，每年会根据出版社的规模分配给书号，数量有一二百，四五百个不等。
书号不能转让，只能由出版社自主开发选题，剩余书号不转入下一年度。
就目前而言，我国绝大部分出版社都用不完分配到的书号。
国家对书号的严格控制导致书号资源变成众多图书销售中间商等眼中的稀缺资源，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非法买卖书号”之称，而使用这些非法转让书号的图书，自然是盗版图书了。
（三）以正版为样本直接复制的图书
最常见的盗版图书就是这类以正版图书为样本直接复制的图书。
这种从内容到包装到印刷质量等等相对都有极大差别，多数情况下是一些小型印刷厂或地下印刷厂用低档设备印制而成，是由一些小盗版书商，零敲碎打、游击作战所制作的。
目前市场上的盗版图书大多数是这类低端盗版图书。
二、图书盗版存在的市场基础
盗版现象是一种经济现象，任何经济现象都是有其市场基础的，盗版也不例外。
对我国图书市场而言，图书盗版有着深厚的需求基础和供给基础。
（一）需求基础
经济学研究表明，利益是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消费者在消费时，都在追求“物美价廉”。
因此，尽管“盗版”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绝非一个好东西，应该消灭，但是在一片喊打声的同时，消费者却在行动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就是盗版现象的市场需求基础。
在盗版市场上，存在市场需求是其最根本的基础。
我们可以引用一份关于计算机软件盗版的调查以说明图书盗版的需求基础——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中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对严重的盗版侵权行为设定刑罚有必要的占75.3%，但在事先得知使用盗版软件会导致不利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只有34.6%的人表示将不再购买或使用盗版软件，14.8%的人表示继续购买和使用盗版软件，其于大部分则视别人情况或执法严厉程度而定，处于观望状态。
而认为使用盗版可耻的人，据调查不到5%[2]。
也就是说，在明知商品真假的条件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所以更多的选择盗版图书而不是正版图书，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盗版产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图书的消费价值。
由于盗版图书成本的最低化，使得盗版图书的价格几乎只是正版图书的零头，这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这两者的质价比，两相比较，自然择优而取。
消费者更多的选择盗版图书，从根本原因上看在于这种选择能够给他带来最大效用。
在消费者的购买预算不变的条件下，对消费者来说，购买盗版图书的总效用比购买正版图书的总效用大。
正是这种认识使得更多的人选择盗版图书，这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而商人的趋利使得他们想方设法去满足这一需求以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
（二）供给基础
有需求就有供给，虽然对于图书盗版而言到底是先有供给刺激需求呢还是需求引起了供给目前依然是一个一直在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可分解的悖论，但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确实强烈地刺激了盗版图书的市场供给。
追求最大利益永远是商家的最高追求。
盗版图书低廉的成本，极高的价格-成本比和庞大的市场需求正好符合商家的这一追求。
与正版图书的生产相比，盗版图书在直接生产费用上存在相当的优势，图书盗版不需要付版权等费用，同时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使用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采用更加简捷的生产工序，使得产品成本大大降低，或者说是盗版图书商将生产成本转化为对社会的负面效应嫁接到社会身上来，由社会和政府共同承担。
从下列正版图书和盗版图书基本成本构成对比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书盗版给盗版书商带来的巨大利润：
一本书的成本结构
正版
盗版
作者版权税
35%
0%
前制费用（包括排版）、美术设计、编辑校对、写订作序等
22%
0%
制版
12%
8%
印刷
12%
8%
纸张
6%
3%
装订
2%
1%
宣传行销
10%
0%
总成本
100%
20%
资料来源：
大众书局提供
这个巨大的利润使得盗版书商甘愿冒任何危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版图书的出版技术要求和我国现有的图书出版制度限制使得生产正版图书的成本大大提升，而国家长期以来的出版管理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出版行业的垄断，使得出版资源大量集中了少数出版社手中，从而限制了更多商家以合法的身份生产图书，这就形成了一个奇异的怪圈：
在出版资源垄断的条件下，源于其垄断优势而产生的巨大利润对其他相关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种诱惑使出版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某些点上；然而，在过高的版权费用和制度硬壁的双重阻拦下，这种集中趋势就转化为生产盗版图书，而在盗版图书的强烈冲击下，生产正版图书的成本因为加强防伪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市场平均价格却在盗版图书的冲击下不断下降，从而使得正版图书的利润价值大大降低，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盗版图书的生产和供给。
于是，越来越多的出版商转向盗版。
三、图书盗版禁而不止的原因
为打击图书盗版，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等加以规范，在上述法律法规基础上，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规定：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0张（份）以上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时，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也加大打击力度，以各种形式对其进行打击，每年的严打、扫黄打非等行动都有针对图书盗版的行动。
据统计，2004年全国各地方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共收缴销毁各类盗版品8505万余件，其中查缴的盗版图书1869万余册[3]，可谓力度空前。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盗版依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在畅销书方面，盗版书和正版书比例至少是1：
1，因盗版问题，全国出版社每年损失10多亿元码洋，减少两三亿元的利润，这应该说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目[4]。
是什么使得盗版禁而不止，让国家社会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呢？
究其原因，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利益驱动
正如前文所说的，利益永远是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消费者追逐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商家则追逐商品的价格。
消费者期望以最少的货币获取更大使用价值，而商家则希望付出最少的使用价值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两相追逐，盗版图书刚好同时满足两者的需求。
目前我国的图书盗版多是低端盗版，但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讯息传播速度加快，在这一基础上的盗版图书出版商，充分有效地利用一切手段，使其盗版的图书质量越来越高，高端盗版图书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极个别的甚至在质量上要高于正版图书，这就使得盗版图书的使用价值大大提升。
相对于正版图书来说，盗版图书的质量-价格比和价格-成本比都要高得多。
这使更多人选择了盗版图书，而这又反过来刺激图书盗版商的生产欲望。
图书盗版是违法的，有被查处并被惩罚的风险。
因此图书盗版在给盗版书商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风险。
对风险与收益的选择，将影响盗版图书供给的多少。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
假定书商在投资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安全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正版图书生产，一是风险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盗版图书的供给，前者的预期收益为无风险或是微小风险的收益A1,A1较为固定但通常也较小，风险或损失可能为B1；后者的预期收益A2，A2的变动较大但在数量上也比A1更大，可能损失为B2，B2的变动一般较大且数值一般也比A1更大。
盗版图书的供给就取决于出版商对不同投资效用的评价。
对于风险偏好型书商来说，当较高预期收益带给它的效用大于损失时的负效用，即A1-B1＞A2-B2时，他将倾向于进行盗版图书的供给。
在我国，由于现行制度规定的缺陷，市场的人为分割，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以及执法者的寻租和麻木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盗版活动的人非常容易逃避检查或逃避处罚，盗版的实际风险（即B2）极低，这就造成了盗版预期收益（即A2）的极度扩大，也使得投资效用极大扩张，当（A1-B1）和（A2-B2）的差值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风险就会被忽略，图书盗版也就无法遏制地曼延了。
这是造成我国图书盗版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制度弊端
目前，虽然说我国的出版社多是半事业半企业单位，但从根本上来说，出版社更接近于事业单位，出版社的自主权被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决定权更多的是依从于政府机构。
这就造成了两种极端，一是出版资源过度集中造成出版业行业垄断，一是竞争力缺乏造成出版业的整体亏损。
从以下数据，我们不难看出这点。
根据2003年年底参加出版行业高管研讨会得到的一些数据。
中国图书行业利润的百分之九十集中在占据出版社总数百分之五的出版社手里，如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邮电出版社等。
排名靠后的一百六十七家小出版社一年的平均毛利只有区区的六十万元左右，这一百六十七家小出版社一年毛利润的总额还不如一家中等出版社半年的毛利。
也就是说，出版行业处于一种全面亏损的状态。
只有一些大社凭借垄断优势和优势资源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一些小出版社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挣钱，自己靠着新闻出版署和地方管理机构的一些救济政策艰难度日。
前文已经提到，大型出版社或出版集团的垄断优势和资源优势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出版管理政策造成的。
这些优势造成了混乱的出版行业的整体亏损，而政府反过来又要弥补这个亏损，养活那些出版社。
这又形成了一个怪圈。
由于意识到这个怪圈造成的危害，国家逐渐放宽对出版社的要求，然而，长期的政策扶植又使得那些大多数出版社失去了竞争生存能力。
而图书出版的利润又是一个如此大的诱惑，在自身的竞争力和资源又不允许的情况下，相当部分的出版社将目光转向盗版。
垄断使得资源过度集中，巨额利润又使得行业的目光过度集中于有限的点，在垄断者占有资源优势的情况下，盗版即是另一种方式的资源优化配置。
而垄断者又依仗其资源优势，抬高商品的价格以获取更大利润，这样的结果使得购买者更多选择了“物美价廉”的盗版图书，更多出版商包括垄断者也倾向了盗版，以弥补其损失。
与此同时，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我国图书市场被人为的分割，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要求对地方出版社进行的地方政策保护，存在默许甚至怂恿盗版的因素（如山东某地机关，年底经费吃紧，党组竟开会决定盗印10万册《新华字典》），以及执法者的徇私和麻木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盗版活动的人非常容易逃避检查或逃避处罚。
这使得反盗版几乎成为空话，而那些法律法规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从出版资源和印刷能力上来说：
一方面，我国出版管理是审批制，出版资源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印刷厂多，印能过剩（截止2003年底，我国在册印刷厂40余万家，底下印刷厂也不少于40万家）。
有限的出版资源和无限的印刷资源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印刷厂为了生存，盗版印刷也就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了。
（三）监督不利
由于我国图书市场的不规范，图书市场被人为的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等等因素，我国现行监督制度显然不能对图书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加上监督制度本身的弊病和监督人员的可能存在的徇私、麻木等因素，这就造成了我国图书市场在总体上监督不利。
监督不利一个重要原因来自立法。
我国出版社大多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关于出版业的立法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依靠的，是需要一步一步不断摸索的，因此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可避免存在比较多的漏洞。
立法上的漏洞使得追逐利益的商家有了低风险谋求暴利的可能，也使得我们的反盗版行为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也不能根据相应的法律条规对相应的盗版行为进行有效打击。
监督不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监督力量不足。
中国泱泱大国，13亿多人口，图书市场相应也是十分庞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图书市场，我国截止2003年底全国做版权维护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总共只有两三千人，而且这两三千人并不是只管图书出版市场。
可以想象，区区两三千人，如何控制得住这偌大的市场？
监督不利另外一个原因来自我国现行的监督管理制度。
正如全国范围内的其他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扫黄打非一样，我们对盗版图书的监督也是一种模式，即：
抓了罚款，罚款了放人！
更加可笑的是还要定一个固定的时间作为什么“打击盗版月”之类，在这一期间紧抓，过了时间又放松。
然而在这个月里紧抓又能如何？
还不是抓了罚款，罚款了放人！
这样的监督制度，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抓标而不治本，盗版也就肆意横行了。
当然了，造成图书盗版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很多方面的，上述只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
五、对图书盗版的应对策略
图书盗版是一种已经长期存在的现象，为了一个健康有序的图书市场我们必须将反盗版进行到底。
然而问题是，我们现有的制度和法规不能有效的遏制盗版的势头，那么，面对日益张狂的盗版，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对待盗版的态度、政府反盗版的尺度、我国出版业相关制度以及有效运用市场机制等方面给予一些建议。
（一）端正对盗版的态度
必须承认，图书盗版是一种已经长期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的社会经济现象。
前文已经说过，图书盗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规的打击垄断的行为，因此想要从根本上杜绝和铲除无疑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杜绝盗版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遏制图书盗版的曼延并力图减少之，尽可能的削减盗版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正如前文所说的，一方面，只要图书盗版现象产生的市场基础存在，那么它是不可能人为取消的；另一方面，图书盗版活动复杂多样的影响，图书盗版与毒品泛滥不同，虽然它会带来诸多的不良影响，但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图书盗版也为社会经济、文化传播和社会福利带来一定的好处，这就决定了完全杜绝盗版行为本身也就同时消除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
因此，减少盗版的数量，将盗版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这才是政府要做的。
（二）把握反盗版的尺度
考虑到反盗版的成本与效率比问题，政府的反盗版行动过度严厉和过分宽容都是不理性的。
政府的反盗版行为应是贯穿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全过程的，贯穿于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研究，到相关法规的制定、监督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置，再到对盗版行为的处罚或判罪。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国家版权局、省级版权局和地市版权局的三级著作权行政管理体系。
在此基础上，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加大了著作权行政执法力度，在执法过程中加大与公安、工商、海关、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的合作，逐步形成相互配合打击侵权盗版的执法机制。
如2004年的一系列反盗版行动中，就动员了文化部、广电总局、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局、新闻出版署、解放军总政治部等众多部门，并与各地司法、执法和暴力部门一致行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表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中表示，中国的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对打击侵权盗版活动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5]。
那么让我们大致估算一下这一过程中的巨大消耗，固然收缴销毁了大批盗版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图书盗版并不会因为收缴销毁了一批而消亡，打击盗版并没有达到治本的目的，打击力度与效果的增幅不成正比。
但在过程中，政府所必然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全部费用的增幅却远远超过打击力度的增幅的，也就是说，反盗版成本随着打击力度增加而呈几何倍数递增。
这一巨大花费，归根到底是来自出版业自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极大增加了出版成本，增加了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既大不到杜绝图书盗版的可能，又使政府和社会的负担极大扩大，这样的反盗版，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我们反盗版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反盗版成本和盗版成本总和的减少。
社会究竟应该对盗版行为采取什么程度的反盗版行动，显然必须进行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一项理性的反盗版行动应该使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之和达到最小。
可见，政府的反盗版并非越严格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宽松越好。
（三）改革出版制度
我国现行的出版制度是审批制，控制得十分严格，这就使得国内出版单位相当稀少。
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册出版社不足八百家，这个数字在出版业相对较发达的国家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弹丸之地台湾，总共也有出版社两千余家，从数量上是大陆的几乎三倍，其中大出版社的规模有几千人甚至上万，最小的出版社就是一个夫妻店，两个人。
再比照一下中国大陆，大陆地区超过二百人的大出版社几乎是凤毛麟角，而低于二十人数规模的小出版社几乎没有。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社普遍存在一种“养不大、放不小”的尴尬境地当中。
由于审批制和半事业半企业单位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全国即便只有近八百家出版社，却也很难面对市场独立存活，在这些出版社中，存在大面积的亏损现象，许多出版社一直以来都是靠着政府养活的，这又造成了政府的重大负担。
而一旦政府想要放手，无法生存的他们，不难想象会走上什么样的路。
同样的，受到出版审批制的影响，全国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近百万家印刷单位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生存问题，出版资源的稀缺，使得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盗版。
因此，出版制度的改革已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首先，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
目前我国出版单位被牢牢地控制在相关部门的手中，这造成了出版社存在两个顶端，即社长和党委书记两个顶端，这对出版社而言是十分危险的。
一方面，权力过度集中；另一方面，两个顶端存在权力交叉重合。
权力过度集中使得出版社对两个顶端过度依赖，也使得出版社过度依从两个顶端的意志；权力交叉重合则严重影响出版社自身的合理运行，使得不良企图有机可乘。
盗版，于是有了更大可能。
因此，打击盗版，需要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
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包括两方面，一是经营自主权，一是管理自主权。
参照德国等出版业发达国家经验，结合自身具体特点，我们可以利用出版社内部职能部门的独立管理来分化两个顶端过度集中的权力，使得出版单位分为几个有效的部门如策划部、市场部、生产部、销售部等各司其职，而社长则行使对外代表出版社等职能，党委书记则起思想建设及思想审核等职能而不能干涉出版社日常经营和管理。
权力的分化，才能使不良企图的机会最大减少。
其次，放松审批制度。
利用审批的适当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行业垄断。
使得行业竞争多面化，促使行业细分化，有效引导行业将经营目光扩散，而不是大量集中在某些点。
其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前文已经提到，我国出版业相关立法显得相对不成熟，正处在探究阶段。
基于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尽快的完成这一探究阶段，完善健全出版业相关的立法，使得出版事业有法可依，也使得打击盗版有法可依。
其四，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
我国现行的监督对于庞大的出版市场而言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要对盗版进行有效打击遏制，则必须建立独立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机构，专门进行出版业相关的管理监督。
这个部门应当是政府与出版业合作的产物，其运行资金应当由出版业自身部分分担，这样既可以提高监督的积极性和力度，又能减少政府的负担。
有效的监督，是遏制盗版的有效手段。
（四）有效的运用市场机制
无论是用行政监督也好，法制管制也好，制度约束也好，我们首先要承认，图书盗版是一种经济现象，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有效的利用市场提供的一切条件将之遏制，一切的立法等行为理应建立在适应市场要求的基准之上。
我国的盗版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出版行业的垄断“功不可没”，如果说图书出版资源的垄断是盗版的主要根由，那么反盗版就是要反垄断。
前文已经表述，我国图书行业利润的百分之九十集中在占据出版社总数百分之五的出版社手里，资源的集中也就造成了垄断，而迫于生存的出版社在利润的诱惑下将目光转到图书盗版上。
因此，运用市场竞争来反垄断已经是大势所趋，因而用竞争来反盗版也可能成为政府的优选策略。
结语
我国图书盗版现象由来已久，并将长期存在下去，我们的反盗版工作也将长期地进行下去。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正常的图书市场环境，政府大可以借加入WTO的机会，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机会，以最大限度减少图书盗版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市场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注释：
[1]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2]赵国玲王佳明韩友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3]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2005年4月21日
[4]截止2003年底据《中国出版》杂志
[5]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2005年4月21日
参考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5月30日国家版权局发布
[3]《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1月2日国务院令第210条，1997年2月1日起施行
[4]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发表于《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5]（德）霍尔格·贝姆加布里尔·哈特赫尔曼·舒尔茨约亨·韦尔纳合著邓西录译《未来的出版家——出版社的管理和营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6]罗紫初汪林中宋少华著《出版发行学基础》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7]吴汉东《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
[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12月21日
Butnotonlythereasonisvisitedforthefirsttimeandcountermeasureofpiratetabooofbooksofourcountry
[Abstract]Ofourcountrybookspiratephenomenonlong-standing,itprohibitstobebutincessant,thiscomesfromitsdeepmarketfoundation.Inthe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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