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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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

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

　　环境管制收益与成本的计量问题，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领域，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管制的收益与成本牵涉到现成市场计量措施无能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观美感改善的价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类生命价值”这类的货币计量手段，来评估环境管制的得与失。

当然第二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环境经济学家在评估“非市场化”的环境服务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环境革命”至今，环境经济学在收益与成本计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两点进展：

首先，环境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利用环境质量与各种市场化产品之间关系的技术，即间接市场法。

这些方法允许我们从市场化产品，以及以各种方式与其相关的物品的价格，来推测环境质量改善的价值。

其次，环境经济学家还借助于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存在争议的个人直接调查法，即直接问询个人对环境服务的估价。

如个人直接调查法中“或有评估”法，能被用来引出明确而可靠的环境质量改善的个人评价。

　　在转入评述之前，需简略说明我们是如何界定这个文献评述的。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尝试对“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一划分。

自然资源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是，它专注于可再生的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跨期配置。

自然资源经济学理论是运用动态控制方法来分析跨期资源利用问题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

的一篇开创性文章。

此后，关注渔业、森林业、矿产业、自然能源、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大量涌出。

我们评述的对象不包括这类文献。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划分界线是相当模糊的。

然而，为了使文献评述易于处理，我们将集中于环境管制的两个重要方面：

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来展开评述。

　　一、环境质量变化价值的评估

　　环境经济学文献的标准方法，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导致的污染，作为“公害”来处理。

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将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产品生产函数及环境质量水平函数，表述为如下基本关系：

代表性个人的效用被表示为消费品向量和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环境质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

环境质量水平被表示为废物排放量的函数，随着废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

产量被表示为传统投入品向量、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函数，并随着传统投入品、废物排放量以及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在这个函数关系中，废物排放被简单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降低废物排放量将意味着，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将被用于废物削减活动，从而减少了用于产品生产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不难理解的。

简言之，降低废物排放量将导致产量的下降。

产品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水平作为一个自变量，是因为污染对产品生产产生负面效应。

在最简化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视为所有生产者的废物排放量减少的总和。

　　这里有两种情形值得关注。

第一种是，如果消费者将环境质量视为非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能定义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值，然后，根据污染水平的变化，来推测居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

第二种情形更为复杂。

有时通过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响。

例如，药品可用来减轻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呼吸道疾病症状。

这样，就必须改写环境质量水平函数，在改写后的函数中，自变量有污染水平和用来减轻损害的投入品。

这样，必须评价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评价，因为居民的评价不再是外生的了。

　　对厂商而言，环境质量变化的价值，是当环境质量变化时厂商利润的变化量。

不论所讨论的是厂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还是厂商对环境质量下降的赔偿接受意愿，这个数量是相同的。

对消费者而言，污染水平变化的价值依赖于初始的产权配置。

如果消费者被视为必须为环境质量的改善而

　　三、评估环境质量收益的或有估价方法

　　尽管上文所描述的间接市场方法，能用来评价许多污染削减的情形，但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却不适用。

在适当的预防行为不存在时，间接方法不能用来估算因污染削减引致的发病率下降的收益。

另外，有一类收益－－非使用价值，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能用间接市场方法来估算的。

非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们普遍拥有为改进和保护那些即使从不使用的资源的支付意愿。

如保护濒危物种，或提高某一名胜古迹所在地区的能见度。

就名胜古迹而言，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损失将是巨大的，即便对那些从未参观过，并且也可能永远不会去参观的人来说。

因为这一价值不是产生于直接使用或潜在使用，它代表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类型。

这表明直接调查在估算污染控制收益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典型地，直接调查或或有估价研究，问询受访者对某一产品的评价，如对钓鱼或打猎一天愿支付多少等，而不是就污染浓度削减本身做出评价。

用或有估价方法评价的物品例子有：

某地水质改善使得捕鱼和游泳活动变得可行、削减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能见度、保护濒危物种的价值、以及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天数。

　　任何或有估价研究必然包括：

对所要估价商品的描述；支付方式；以及引出受访者的估价的方法。

在对与娱乐相关的物品估价研究中，假设的支付可能采用使用者费或增加税收的形式；在改善能见度的情形下，可能采用公用事业费的形式，因为空气质量恶化可能是由发电厂的污染引起的。

为决定个人愿为环境改善支付的最大数额，访问者可简单地问询这一数额是多少，或访问者要求受访者在几个给定的数额选项中选择一个。

末端封口的问题对于受访者容易回答，因而比末端开口的问题能得到更为可靠的信息，特别是当被评价的物品是非传统市场物品时。

这一点似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对于一个受访者从未评价过的物品，例如能见度的改善，末端开口的问题经常使得受访者的回答，分布在最低端和非常大的数字这两个极端。

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受访者在回答时没有一个参照标准，不愿经过必要的推理来发现要他们评估的物品的价值。

相比而言，回答给出选项的问题较为简单，类似在传统的市场上购买商品。

　　必须承认，尽管或有估价方法自出现以来，经过了不断完善，但是许多人对这一方法仍心存疑虑。

也许最有力的批评是对或有估价问题的回答是假设性的，它们代表声称的而不是实际的支付意愿。

已有一些文献将或有估价问题的回答，与对同一商品的实际支付进行对比研究。

声称的支付意愿与实际支付意愿的差异，取决于商品是共用物品还是私人物品、问题设计的技术、以及是支付意愿还是补偿接受意愿。

对私人物品的声称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意愿的对比实验，发现两者的均值之间并没有显着的统计性差异。

当所比较的是声称的补偿接受意愿和实际的接受意愿时，结果并不是这样。

在三个涉及到对捕猎许可的补偿接受意愿的实验中，Bishop、Heberlein和Kealy发现有二次实际接受意愿，显着地统计性低于声称的接受意愿。

当所评估的商品是共用物品时，声称的支付意愿不同于实际的支付意愿。

对或有估价方法的其他批评集中于以下三点：

个人在回答问题时可能会策略性地行事，即，如果虚报支付意愿能提高改善的可能性，个人便会虚报支付意愿；或如果低报支付意愿能减少个人的成本份额，个人便会低报支付意愿；对所要评估的物品不熟悉的事实；对一种物品的支付意愿通常远远低于对失去这种物品的补偿接受意愿。

在验证对共用物品的声称的支付意愿，是否随着所使用的融资方法不同而变化的实验室试验，检测到了回答者存在着策略性行为。

VetnonSmith表明策略行为并不构成问题，因为有效的策略行为需要付出努力。

如果所要评估的物品并不为受访者所充分了解，或有估价的回答可能是不可靠的：

回答的数额差异过大且分布过散，甚至回答者对一项正常物品，可能表现出“少”比“多”好的倾向!

这是一个严肃的批评：

人们对所要评估的地下水污染或生物多样性真的充分了解吗?

幸运的是，通过观察回答是如何随所提供的关于所要评价物品的信息量而变化的，对这一批评做出回应是可能的。

如果价值被很好地定义，平均起来，它们不应随信息量微小的变化而变化。

这项工作中的一个惊人发现是，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通常比对同等程度的环境恶化的补偿接受意愿小许多倍。

这有时被解释为调查方法不理想所造成的。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另一个解释是，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不一致，是由个人对同一项交易买与卖的了解程度不同所导致的。

他们在实验中发现，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易以后，支付意愿与接受意愿趋于一致。

Kahneman、Knetsch和Thaler发现，对交易双方都很熟悉的商品，经几轮交易后，支付意愿与接受意愿的不一致性并未消失，他们认为两者的不一致性，来自于财产权的初始配置。

　　四、环境管制成本的度量

　　环境管制的成本，可用与度量环境管制收益相同的概念来度量，即，利用与管制、价格或收入变化相关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来度量。

当环境管制影响像电力这类重要的中间品生产者时，度量环境管制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需要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去准确地度量环境管制的社会成本。

Hazilla和Kopp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计算1981－1990年间，美国实施《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

在模型中，厂商能通过改变它们的收入和产出的选择来适应这些管制，这些管制对企业的影响被模型化为向上倾斜的厂商成本函数。

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社会成本的估计量，与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企业执行成本估计量相比是非常有意义的。

美国环境保护局估计1981－1990年间企业的《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执行成本是425亿美元。

Hazilla和Kopp估计的成本是283亿美元。

较低的数字反映了环境保护局所使用的支出法忽视了替代的可能性。

然而，在长期，《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社会成本超过了简单支出法的估计量，这是因为收入下降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了影响。

。

Jorgenson和Wilcoxen。

在对环境管制对美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中，度量了这一效应。

利用美国经济的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orgenson和Wileoxen估计出在1973－1985年间，实施污染控制使美国每年GNP增长率下降了个百分点。

张友国和郑玉歆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2003年7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的排污费改革进行了模拟。

模拟的结果表明，在获得环境效益的同时，排污费改革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率的不利影响十分有限。

单一的排污费改革只不过使经济增长率降低了个百分点；即使将排污费收入专款专用，经济增长率也只降低了个百分点，在这种情景下总就业增长率也只降低了个百分点。

　　五、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分配

　　除了考察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之外，知道谁为污染控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