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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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

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

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

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

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

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

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

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

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

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logic）进行分析。

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

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

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的脉络，孤引之如下：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

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

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

如义理之学是也。

　　由此可知清代考证的兴起乃有儒学自身内部的原因。

盖因“尊德性”发展到了极端不免流入“反智识主义”，各家各持己说不相上下，于是不得不征诸古本以定是非，走上“道问学”的道路。

二者是儒学的两个方面，有其儒学内部的联系，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

　　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相抗衡的角色出现。

余先生首先指出，这乃是出于后人的见解。

在戴、章身处的时代里，时人均认为章学诚远远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

然在章学诚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

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乃在于他提出了与时人（包括戴东原）迥异的两个观点：

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再则是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

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氏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

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氏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东原相抗。

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包括他的桓谭——邵晋涵在内，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

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的真实性。

这即是本书关于章学诚的基本论述。

　　戴东原的心态相对实斋而言稍显复杂。

在论及章氏作《朱陆》、《浙东学术》二文所采取的以“性情”划分学者的理论时，余先生引入了“狐狸”与“刺猬”说。

此说源自古希腊残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英人柏林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柏林的说法简而言之，即刺猬型学者的生活、行为、观念都贯穿在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之中，狐狸型的人物则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其行为、观念大抵是离心而非向心，对各种经验和外在形象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态度。

章学诚自然属于刺猬型的人，而“东原则以’刺猬’而深具’狐狸’的本领，而且一开始便被’狐狸’误认作同类，成为群狐之首……不过，通东原一生论学的见解观之，则东原虽偶有与’狐狸’敷衍妥协之处，而最后并没有丧失他自己的‘刺猬’立场”。

对处于18世纪的戴东原而言，考证是一种职业，因而“我们在讨论东原与考证学的关系时，不能不特别把他对纯学术的兴趣和职业上的兴趣加以分别”。

一个人的形象一旦固定，则此“形象”常常会反过来束缚住他。

东原性本偏爱义理，在时人眼中却是以考证闻名，所以他难以（几乎不能）与考证派公然决裂，因此东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实斋要大。

他作《绪言》（后更名为《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诸篇论性，篇成喜不自禁。

然而却在反复修改，加入许多经典根据以证明自己并非空言著书后，“（诸人）及见《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在他死后，后学洪榜撰其《行状》，载《与彭进士尺木书》，此书东原论及义理，当时大儒朱筠见之，嘱洪榜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

这便是在儒家智识主义兴起背景下戴东原的基本情况。

　　戴震与章学诚本是“刺猬”，却生在了一个“狐狸”盛行的时代。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东原与实斋学术思想上的种种交涉，对清代中期的学术气氛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同时我们亦可清楚地看到，儒学传统从“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种种脉络。

余先生作此书的基本目的可谓完全达到了。

　　内在理路是本书的主要写作角度，作者依此向读者说明了宋、明理学向清代考据转变的内在逻辑。

概而言之，这种转变是儒学本身的要求。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但这两条路径在历史上发展得并不均衡。

宋、明理学发展到巅峰之后，不得不转入文献以求征实，而由于这种转变没有跳出儒学本身的框架（事实上也不可能），其仍具有最基本的儒家关怀——求道。

所以戴东原认为他的考据不过只是“轿夫”，义理才是“轿中人”；章学诚也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持“文史校雠”以立身，只因在他看来“史”亦可入道。

整个乾嘉考据虽少有人谈义理，却没有人能否认考据背后的义理取向。

梁启超所作《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称：

　　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

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

　　之所以“家家谈经“，对经学的整理远远超过其他书籍，依笔者看来决不出乎“六经”乃载道之书的缘由。

由此亦可看到“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远比看上去的复杂，此书主要就从内在理路考察了二者之间纠缠缭绕的关系。

余先生特别强调内在理路亦有其现实原因，概因当时学术界（今日似亦然）普遍认为乾嘉考据的盛行是由于满清统治的政治高压，使读书人不得不钻入故纸堆，不敢轻易表现其现实关怀。

此书出版后所引发的众多讨论也大量集中于其“内在理路”解释的合理性上。

自然，余先生也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清代的文字狱——是有根据的”，但当他秉着“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的迷信”“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这样的观点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

因而，如果单从本书来看，“内在理路”对于儒学传统的转换表述得极为清楚，逻辑明晰，这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儒学传统在明清之际的转变即是由于儒学自身的内在特性所决定。

虽然这或许不是余先生的本意，但本书的确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是不容否认的。

依笔者看来，余先生采用此种写法自有其现实关怀，但书中对“内在理路”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使得此书显得有些证据有余而说服不足了。

　　本书的另一个“内在理路”是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

余先生在《引论》中提到“以前研究东原与实斋的学者对他们两人论学的心理背景还不曾做过有系统的发掘，这却是本篇所要特别加以注重的所在”。

这或许来自余先生的老师——钱穆教授的教导，钱先生曾说：

　　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

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悟到其人之学。

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重其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

　　心理分析虽有其客观性，却也有其局限性。

书中对戴、章二人大量的心理分析，尤其是对二人学术交涉重要关节的心理分析，有时不免使人产生疑问。

如余先生在论及为何章学诚晚年要做《浙东学术》追认自己于“浙东学派”时，他指出“从心理层次看，实斋十分需要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他自己的后盾，不然他将无法与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东原相匹敌”，此说暂不论对否，余先生随后给出的证据颇有可商榷之处：

一是《浙东学术》篇云“梨洲虽与亭林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流长”。

余先生认为此语有夸大之嫌，因为顾氏之学上宗朱子，下有东原也是源远流长，何谓黄氏之学在传承上优于顾氏呢？

二是同篇亦云“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有卓也”。

余先生认为，浙东学派的学人并未有一个明显的史学传统，实斋此言显夸大了。

据此，余先生指出，实斋之所以对浙东学术进行夸张，乃在于其内心孤愤，欲为自己寻一有力学术源流为依托以于东原抗衡。

笔者以为，余先生此说未免有些不太恰当。

首先对第一条论据而言，顾氏实其并没有明确师承。

梁启超说“亭林既老寿，且足迹半天下，虽不讲学，然一时贤大夫，乐从之游”“说亭林是清代经学之建设者，因为他高标’经学即理学’这句话，成为清代经学家信仰之中心……其纯以经学名家，而且于后来经学家学风直接有关系者，或者要推阎百诗，其次则胡朏明和万充宗”。

而黄氏的师承关系则相当明了，上接刘宗周、王守仁，下开万氏兄弟，师承确比顾氏更长。

在《朱陆》篇中，实斋所溯清的实是东原在学术传统上的源流，而非确切的师承，而在《浙东学术》篇中，他则直云“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这一直接的师生传承了。

两文虽都旨在辨明学术源流，但对源流的取向实异；再则实斋言“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有卓也”，其主要目的仍是强调不可空言不切于事，这个观点贯穿《文史通义》全书，在《浙东学术》中亦言之“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与大雅也”等等。

况且从“此其所以卓也”这一句来看，只是本之实斋一贯思想所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反常的赞扬。

至于对浙东史学的夸大之嫌，在叶瑛对《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的注中云：

　　王、刘皆言性命，至黄、万、金则究于史，王守仁称’六经皆史’已有究于史之意。

　　我们或可称实斋此句不那么严谨，但若说他有意夸张则未免过于苛刻了。

　　陈寅恪在《<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王船山亦有类似的名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

大凡欲构成一系统者，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局限。

余先生为了完善其“内在理路”的逻辑系统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入手，或不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因而在论述过程中反被心理分析所束缚，某些不是很顺畅的解释也似有强为之说的意味，这就造成了本书的一点小瑕疵了。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言及清代学术，章末论曰：

“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

此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有提及：

：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

简单言之：

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端见焉。

　　他的论点即是说清儒有一套“科学”的考据方法，不是空言著述，以“复古为解放”。

这与余先生所提“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极为类似。

梁启超将明清之际儒学传统的转变同西方“文艺复兴”相比较，对笔者而言实是一个莫大的启发。

然在笔者看来，二者之间还有一点绝相类似，即儒家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中的“人之发现”。

　　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人之天性的禁锢是众所周知的。

陆王心学则讲究“心即理”“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初看起来似乎很重视人的能动力，其实若从较深的层次考察，就会发现其具有一种余先生所谓的“反智识主义”。

这种只讲究重视“德性之知”，以为只此即可见道的理论事实上也是对“人”本身天性、能力的束缚，同样禁锢着人的发展。

而到了明清之际，对“道问学”的提倡鼓励人们走出已成一潭死水的理学，发挥人的能动性，去发现、发明新东西，因而学术界显现出一股活泼的新气象。

然而虽然大多数人不尚谈理，仅仅就事论事，程朱理学在社会中仍若隐若现地有其道统地位。

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诸篇的出现，大谈理欲之说，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在后期更是与程朱学派公然决裂。

在蒋方震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作序言中曾提出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是“东原理欲之说震古烁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

‘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兹言而在中国，岂非奇创?

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无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又何故?

”此问若结合余先生书中的结论“东原和实斋的义理系统正是为他们（考据派）的存在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证据”就甚为明显了：

东原的“理欲”之说实其已道出了时人尚朦胧却不敢大声宣扬的新理念，因而他们少赞成亦少反对了。

　　戴、章两人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前已就此约略述及。

但余先生为何选取此二人为样本考察清代前中期的学术思想史，仍是一个值得读者细细品味的问题。

书中余先生反复强调章学诚对当时考据学派（即东原）的挑战乃在于他们学术的基本路途不一。

然虽然治学的基本取向有异，其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同时二者的本质皆是“刺猬”，有着类似的共同关怀。

中国思想史上大抵有两种人，一种是在当时影响很大，自然也波及到后代；另一种则是在当时默默无闻，到后代则大放异彩，这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有详细阐述。

戴震与章学诚似又恰恰符合这两种类型，余先生是否就因此选取此二人了呢？

然而“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直为忘本耳”，稍用心观察即可发现，东原在当时是以训诂闻名，而近代他的“再发现”却是由于他的义理！

民初胡适撰《戴东原的哲学》掀起研究戴学的热潮。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戴东原章大部分也都在讲他的义理。

而余先生此书则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戴东原对义理的偏爱和应对考证的压力。

如此一来戴东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愈发明确：

作为当时考据派的领军人物，他内心却承受着压抑义理的煎熬，这或许是清儒“道问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选择，又或者是“尊德性”在清代的隐秘体现，但无论如何，戴震作为身兼“道问学”和“尊德性”两大才能的清学巨擘，其对当时学风具有不可替代的代表性。

章学诚则是一反常人对清代学术的普遍印象，他虽未曾明言反对训诂，其一言一行却颇不合当时潮流，因而也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这样又恰成了“尊德性”在“道问学”为主流的清朝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的最有说服力的样本。

概而言之，余先生此书的基本旨趣是在观察清代中期学术史的过程中，探明宋明理学士如何转入清代考据。

戴、章二人的上述特性恰恰极为符合余先生考察对象的要求。

即“他们的学术基地在考证，另一方面，他们的义理则又为整个考证运动指出了一个清楚的方向”，因而“如果允许我们把清代的考证运动比作画龙，那么东原和实斋正好是这条龙的两只眼睛”。

如此一来，余先生选择戴、章二人的原因也就清晰明了了。

　　前已提及，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抗衡的角色出现，而余先生此后的论述也莫不以此为基本立场。

但综观全书，笔者以为这个基本立场还须细加考察。

　　章学诚从未明言反对训诂考证，相反，他自己相当注重征诸实事。

《文史通义》开篇即曰“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政典也”。

余先生也详细论及此点，“他是要把考证从经学家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它也成为史学（包括文史校雠）中的一个必有的环节”，因此“深一层看则不免与东原的经学考证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笼罩下的学术产品”。

余先生认为“六经皆史”是“对亭林义理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兹将此系统的要点归纳如下：

　　一、“六经皆器”，并非专是载道之书。

　　二、六经不足以尽“道”，“道”亦在文史，亦在“天下事物人伦日用”。

　　三、“道”并非“死的过去”，而是“活的现在”，“理无定形”，随处而见。

　　综观以上三点，我们或可得出实斋具有这样一个逻辑：

“道”是活的，因而存在于历史之中，六经只是先王的历史，不能尽“道”。

若承认这个逻辑合理，那么可看出实斋与东原最原始的区别乃在于对“道”是否变化的理解上。

这种理解的不同似不能谓之“对抗”，仅是别持一解而已。

当然，余先生所谓的“对抗”也许并非意味着“对立”，可若我们能持一种较宽容的心态，未免不能将实斋的“六经皆史”视作对“经学即理学”的发展。

因为

我们的历史给予的最根本的价值标准。

无论是戴震还是章学诚，亦或是余英时先生，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位学人，都未尝没有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

虽则实现的程度不一，却终究是中国式学者不可抛开的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