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聚首津门共商世界史学科发展大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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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导聚首津门共商世界史学科发展大计

博導聚首津門共商世界史學科發展大計

孫詩錦龍秀清

2005年3月10—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和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天津聯合舉辦了我國首屆“世界歷史博導論壇”。

來自全國25所高校與科研機構的近七十名世界史博士生導師參加了會議。

論壇期間，學者們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討論：

一、世界史體系探討

世界史體系的構建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北京大學何芳川教授就此提出了新思路。

他認為，儘管目前構建世界史理論體系的條件尚未成熟，但我們學人的主觀努力是條件成熟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首先，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有鑒別地汲取當代國際史學界及社會科學的新理論和方法，吸取當代史學界及社會科學的新成果，考察人類文明形成及發展的整體軌跡，揭示其律動的階段性，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構建起具有我國特色的世界史體系。

概而言之，馬克思主義不丟，中外成果全收，人類文明進步為軸，世界歷史體系蓋樓。

其次，以人類文明為經緯來編織世界史體系時，我們應該拋棄歐洲中心論、亞洲及中國中心論，同時不否認某一時期中心的實際存在。

整個世界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最初是無中心的前文明時代；到古典文明時代，形成地中海與中華帝國兩大文明區域，居中的兩河文明區、印度河文明區起著溝通東西和雙向輸流的作用；進入中古文明時代，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以儒學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均進入了高水準的發達階段。

前兩者之間以衝突為多，後兩者以交流為主。

近代文明時代是西方首創的資本主義時代，此時有一個中心即歐洲中心或西歐北美中心，同時也不可忽略東方、亞、非、拉在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構建中的貢獻。

到以二戰結束為界開始的現當代文明時代，人類文明再次從歐美一個中心走向多元，並以其為起點向著文明全球化進展。

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從不同角度闡發了類似的思考。

他說，世界史不是國別史的拼湊，更不是除中國以外的域外史，而應是從整體上考察人類發展史的一個歷史分支學科。

他將人類文明的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

首先是遠古文明時期，這是人類文明的產生期，此時文明僅在個別點上產生，猶如茫茫黑夜裏的一支或幾支蠟燭；其次是古代文明時期，這是文明的發展與固化期，此時人類文明經過發展，已由第一階段的星星之火演變為一個個的區域性文明，並在世界上形成了幾個文明圈，它們分別是東亞的儒家文明、南亞的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歐洲基督教文明，以及中南美文明。

由於文明的載體在政治上體現為帝國，文化上體現為價值觀，而中南美文明缺乏成文的價值體系，所以不能視為完整的文明。

中古文明時期是各個文明圈的鞏固與發展時期，各文明圈均在內部經歷了巨大發展，可由於各方面的原因，文明圈之間交流相對薄弱，從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

最後一個階段是近代文明時期。

地理大發現開始了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從而使世界由分散走向相互聯繫的整體，組成現代化的世界體系。

東北師範大學朱寰教授認為，現行的世界史體系尤其是世界史分期有不合理之處，首先，modern一詞本意為“現代”，卻被人為地賦予“近代”和“現代”兩種含義，應正本清源；其次，現行的分期是按照五種社會形態來劃分的，這既不完全符合世界各國歷史的實際，也是對馬克思理論的誤解。

基於此，應該以馬克思三大社會形態（“人的依賴關係”、“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人

的全面發展”）的理論作為基礎來改革世界歷史分期，以15世紀末作界限，把迄今的世界歷史劃分為古代史與現代史兩段，前一段是前資本主義時期，後一階段為資本主義時期。

二、構建體系的理論與方法問題

世界史體系的構建離不開理論問題。

其中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就是，近代文明以前，世界是單線發展的還是多線發展的？

何、錢二先生認為存在不同的文明或文明圈，顯然是多線發展的，那麼一直在中國史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五種生產方式說”，以及“封建”普遍性問題就無法回避了，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亦無法回避。

天津師範大學侯建新教授指出，構建我國世界史體系必須解決這一重大理論問題。

以往，關於五種生產方式說，堅持者認為這是馬克思歷史學的經典解釋，不容改變；反對者則認為這不是馬克思的本意而是史達林所為。

他認為實事求是的解釋是，馬克思關於前近代社會認識存在著不同的兩種傾向。

馬、恩早年受古典進化論的影響，將社會經濟形態演進劃分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幾個時代，確有單線進化論傾向。

但縱觀馬克思恩格斯平生著述，不難發現他們的多線歷史發展觀，這在他們晚年成熟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在《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地將前資本主義生產分為亞細亞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種所有制形式，各種形式是並列，既不存在依次演進的“邏輯公式”，也不存在一個產生一個的歷史必然性，所謂封建（feudal）僅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一種而已，而且馬克思將其嚴格地限定於西歐，並未把東西方社會發展模式混為一談。

今天，當我們建構新時期世界史體系時，應當領會經典作家理論的精神實質，擇善而從。

東北師範大學吳宇虹教授則從另一角度否認了“封建”的普遍性。

他師從其師林志純先生之說，以為世界各國歷史均具有由原始社會村落而奴隸制城邦而奴隸制帝國的共同發展規律，中國古代也不例外，也是由原始社會進入奴隸制城邦和帝國，但沒有由奴隸社會演變為西歐式的封建社會，而是從秦漢至清末，始終在奴隸制社會的軌道上緩慢前進。

任何一種體系的構建都無法回避中心問題，西方中“中心論”因而也引起熱烈地討論，多數學者強調應批駁此論，同時也應避免“中國中心論”，警惕史學中的民族主義傾向。

華東師範大學餘偉民教授提出，要厘清歷史事實上的“中心”、表達研究者視角的“中心觀”與作為被考察對象結構特徵的“中心論”的區別，對於“西方中心論”也要做具體分析。

多數學者對此表示質疑。

山東師範大學王瑋教授認為，無論是中心論或是中心觀，都是主觀的，都體現了學者個人的表達；清華大學劉北成教授也認為，西歐中心論在國際史學界已有約定俗成的含義，就是指用西方的價值觀作為評判標準來評判世界歷史，不應該輕易改變它的含義，做新的解釋。

南開大學王敦書、天津師範大學龐卓恒兩教授也認為，我們批判的不是中心本身，而是西方的價值觀，具體來說就是西方優越論。

復旦大學黃洋教授則認為，由於目前西方中心論佔據話語霸權，壓制了其他的中心觀，因而也就壓制了其他的話語方式，所以，我們要做的是發展自己的、有強有力說服力的中心觀，來與西方中心觀抗衡。

與此相關的還涉及到以何種方法與視角構建體系的問題。

對於何芳川教授提出的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體系，劉北成教授認為不妥，世界史體系應該具有普適性，不存在哪個國家的特色，強調建構中國特色的體系不利於與世界史學的對話。

王敦書教授認為，所謂中國特色是寫出中國特色的書來，不是誇大過去中國天朝大國在世界史當中的作用，而是反映客觀的事實，把中國的地位和貢獻和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寫好，外國人寫的書沒有對中國給予充分的肯定。

中國人民大學李世安教授認為，由於世界歷史不是某一個民族、某一個國家的曆

史，而是包括所有人、所有民族的歷史，在無法面面俱到的情況下，必須運用全史觀來找出某一個時代的主要潮流與時代中心，進而觀察各個國家如何回應它，兩者共同構成歷史發展的脈絡。

上海師範大學舒運國教授強調，在構建新的世界史體系時，應該重新審視非洲（撒哈拉以南）在世界歷史體系中的地位。

首都師範大學徐藍教授認為，無論以何種體系與框架撰寫世界歷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視野，具有歷史學和相關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理論與方法論的修養，以及深切的現實關懷。

宏觀體系的構建需要揭示歷史發展的動因。

王敦書強調了人的基本需求是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認為基本需求推動了人的實踐活動，實踐活動又推動了生產及生產力的發展。

北京大學高毅教授反駁說，生產力背後的推動力是交往。

人有一種互相交往的欲望，交往既指聯繫，也指衝突，如文明衝突、宗教紛爭，甚至階級鬥爭等等。

如果只強調需求，就不能體現人和動物區別的本性。

龐卓恒與李世安兩教授都支持需求說，認為交往背後還是以需求為背景，如沒有人的物質生產發展為基礎，交往如何進行。

交往背後還有推動的東西，就是人的生存本身的需求。

本能是不同的，人性和動物是有區別的。

動物是一種本能的生存，人是一種能動性的生存。

吉林大學劉德斌教授認為，交往的貢獻在於產生了互相競爭，造成了一種淘汰的壓力。

南開大學陳志強教授則從人與環境和資源關係的角度揭示了歷史發展的恒定原因。

他認為，前人關於人類社會生活的研究大多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衍生出來的各種制度與思想成果，而把人與自然資源、人與生存環境的關係置於次要地位。

而事實上，整部人類歷史即是人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改變生存環境的歷史，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發展史。

由此，人類歷史經由了採集、遊牧、農耕與工業製造幾種生產生活形態，並衍生出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與後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

三、世界史學科創新與展望

世界史學科的創新也是學者們廣泛而深入地討論的問題。

何謂創新？

首都師範大學齊世榮先生認為，創新應分成幾個層次，最低層次是史料的發掘、發現、考證與新解，修改前說、重新解釋也是創新；第二個層次就是提出了較前人更進一步的看法，對歷史事件、問題的進一步看法也是創新；更高層次的創新是創立學派、學說、體系，像沃倫斯坦，現代化理論等等。

北京師範大學劉家和先生進

而強調，現在廉價的創新太多，泡沫太多，需要對創新重加界定，任何創新必須有兩點，一是能否確實找到前沿問題，找准了前沿問題，能有一個回答就是一個創新，能有兩個回答就是兩個創新；二是能否提出真正有價值、有意義、深刻的問題，也是創新。

如何創新？

首先，創新離不開歷史的傳承。

南京大學楊豫、東北師範大學徐家玲等教授一致認為，創新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沒有繼承談不上創新，任何創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要注意解決好創新與傳承的關係。

其

次，創新離不開適度的選題。

南開大學李劍鳴教授強調，由於我國世界史基礎薄弱，在現有條件下，尚不利於展開宏觀史的研究，在研究選題上應“小題大做，以小見大”，應從扎實的資料入手，從小處著手，作小問題，揭示大事件。

再次，創新需要關照現實。

武漢大學向榮教授強調了研究取向上的現實關照，他從憂患意識、法律意識及政府行為等方面分析了近代早期英國社會較少動盪的原因，認為穩定的秩序是英國社會順利轉型的保障，英國近代和諧社會的構建對當代中國具有現實意義。

最後，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比較。

黃洋於此深有感悟：

歷史的比較研究儘管已取得一些進展，但仍然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索、有可能獲得較大突破的領域。

另一方面，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是我國的古代史研究者形成自己獨立的問題意識、在學術上真正有所創建的一把鑰匙。

通過比較研究可以形成和發展自己的學術話語，在世界史研究中形成中國中心觀，防止被西方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與學術話語體系牽著鼻子走。

代表們對目前創新中存在的問題表示了普遍的關注。

廈門大學王旭教授等提出，創新要根據個人能力與研究對象，不能一味追求創新；同時也需要厚積薄發，需要時間保證，不能追求快速創新。

但目前卻存在著用行政手段強迫創新的普遍現象，把創新納入行政管理的範疇。

如申請專案，規定了創新占多少以及創新的時間；又如要求理科的創新平臺與文科的創新基地在三四年內取得達到世界水準的成果；這不符合學科本身的規律。

這種行政導向的誤導，不利於創新。

武漢大學李工真教授引用韋伯的話說，“閒情逸致是一切創新的源泉”，創新的關鍵是時間，在行政壓力下是很難創新的。

這也是與會代表們的共同心聲。

與會代表們一致認為，現行的學科分類劃分不盡合理，歷史學被定為一級學科，下轄八個二級學科（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考古文博，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世界史只是八個二級學科之一，發展空間過於狹小，致使世界史學科發展出現萎縮現象，這不符合時代潮流。

代表們一致呼籲，恢復上世紀80年代世界史領域三個專業的設置或將世界史學設為

一級學科。

四、博士生培養問題

學者們還就在現有條件下如何培養世界史專業博士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西北大學彭樹智教授在論文仲介紹了其學術個性化培養博士的經驗：

讀個性化的、高層次學術性教材，最好是代表導師學術水準的專著，更理想的是有學派性內涵的開山之作；充分尊重其自立獨立意識、個性意識等，引起學者們的濃厚興趣。

在此啟動下，代表們就一系列問題展開了討論。

首先是博士生培養條件問題。

東北師範大學於群、天津師範大學劉景華等教授都認為，目前世界史博士生培養的條件比較差，表現為生源來源多元化，許多學生動機不純；中外文基礎不足；很多學生沒有必要的專業基礎；有些學生缺乏最基本的禮貌與素質。

這些都為博士生的培養帶來了難度。

其次是培養的過程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徐浩教授、北京大學董正華等教授強調導師要嚴格要求學生，傳授知識主要應該是交給學生理論和方法；要因材施教；並適當延長博士的學制至5—6年。

北京大學彭小瑜、吉林大學張廣翔等教授強調要加強博士生學習第二外語尤其是古代外語的能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湯重南研究員則著重提出，應擴大教學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使“世界史專業的博士生成為全國所有世界史博士生導師的學生”。

在論文要求方面，北京師範大學郭小淩教授特別強調，不宜作太大的題目，宣導從具體、微觀做起，從學術史的分析、資料的搜集、文獻的閱讀分析批判入手，做出大體符合國際標準、嚴謹扎實的論文就可以了，不一定需要有多少創新；同時應該嚴格答辯制度。

東北師範大學王晉新、華中師範大學晏紹祥等教授對博士期間發表論文的要求提出了質疑。

劉家和教授與朱寰教授對大會作了簡潔而精當的學術總結。

劉先生在總結發言中著重指出，學術創新必須要注意傳承與創新的關係，傳承之於創新有雙重意義，首先它是問題的來源，其次它是創新的動力與資源；在選題上要注意宏觀與微觀的關係，我們需要有小題大做的精神，從小處入手，但是要宏觀鑽研，往大處做，要把握好小處和大處的關係，在微觀與宏觀中間構成一種張力；在研究視野方面，任何人研究歷史都有自己的出發點與視角，我們應該用中國的視角去學習世界史，然後寫出自己的世界史，構建自己的世界史體系；同時要批判西方中心論，其要害在於把日耳曼文明看成是規律，是歷史發展的最高點，而把中國文明視為一塊活化石，這種情況違背了歷史。

劉先生據此認為，本屆論壇對世界史體系的構建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討，不僅對新體系作出了初步的勾畫，而且對構建體系中涉及到的一些重要理論與方法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提出了一些頗有啟發性的看法，並達成一些共識，如多數學者都贊同何芳川教授構建體系的態度。

朱寰先生則強調，在本屆論壇期間，研究不同階段、不同地區的世界史專家進行了成功的對話與交流。

他們本著學術討論的精神，暢所欲言、相互交流，真正營造了一種自由、平和、輕鬆、真誠的交談氣氛，真正體現了和而不同的君子風度，從而使這次學術盛會實現了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的學界理想。

作者簡介

孫詩錦（1970—），女，華南師範大學政行學院講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龍秀清（1968—），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