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琉璃探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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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琉璃探源

中国琉璃探源

作者：

韩克新、李军勇等8名琉璃大师

关于中国琉璃的起源，自近代以来就有“西来说”和“自创说”之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加拿大多伦多考古学助教怀特在当时河南洛阳的基督教区司教时，曾于1928年一次大雨过后的古董摊上，见到一些惹人喜爱的琉璃珠子和镶嵌半片珠子的铜方壶、铜镜和带钩等在出售。

这些珍奇文物引起了他的兴趣。

于是，他便全部买下。

经了解，得知这些文物的出处是在洛阳市东北方20余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其中的琉璃珠子出自战国墓葬。

后来怀氏从他搜集到的琉璃样品中选出试样寄到英国，托赛利格曼和贝克二人代为分析鉴定，赛、贝二人对怀特寄到的试样进行了分析，鉴定结果为：

这些战国时期的珍奇珠子都是用玻璃制成的，其式样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只在成分上有其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含钡较多的一种铅玻璃，即由铅钡所组成的玻璃。

这与他们先前所坚持的玻璃“西来说”的观点大相径庭。

为了自圆其说，二人又用汉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玻璃，同时作了分析对比，其结果是：

在汉代以前的54例中，含铅的有52例（占总数的96.3%），含钡的有39例（72.2%）；在唐代以后15例中，含钡５％以下的有7例（占总数46.7%），不含钡的有8例（占总数的53.3%）。

结果是找到了西方玻璃中的钠钙成分。

这让二人稍感欣慰，他们想，只要从西方出土的玻璃中，找出含铅钡的成分来，仍然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

结果却仍与愿违。

最后只勉强找到了公元７世纪前后，罗得群岛和其周边诸岛上出土过含铅量近乎这种成分的，连钡的痕迹丝毫也没有见到。

[1]

根据以上事实，又综合中国和西方琉璃的器型、生产技艺等的不同，干福熹在《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提出：

铅钡玻璃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大创举，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玻璃“自创说”的看法[2]。

杨伯达根据对文物出土资料的分析，支持“玻璃自创说”的观点，并认为西周时期可能是我国自制玻璃的起点[3]。

而中国的琉璃起源于何地，却是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明嘉靖《青州府志》载：

“琉璃器，出颜神镇，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煎成之。

珠穿灯、屏、棋局、帐钩、枕顶类，光润可爱。

”

清康熙十一年《益都县志》载：

“其器用：

淄砚、琉璃、磁器。

颜神镇居民独擅其能，镇土瘠确而民无冻馁者以此。

”

颜神镇，就是今天的博山。

这座城市，似乎注定与琉璃有着不解之缘。

这里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这里有全国最早也是唯一的炉神庙；这里产生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琉璃专著；这里有中国第一家琉璃博物馆；这里有中国第一家平板玻璃厂；2006年9月21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正式授予博山为“中国琉璃之乡”……世界平板玻璃最大的生产商美国康宁公司博物馆在收藏的古代玻璃藏品中，有十六件来自博山，其中一件被摆放在大厅的中央位置。

因此，当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试图探寻中国琉璃的起源时，他们的目光似乎始终无法避开博山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城市。

1982年，博山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考古事件，那就是在博山第一百货大楼基建工地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经专家论证，为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

这一事件，甚至惊动了故宫博物院研究琉璃的资深专家杨伯达先生前去考察。

时隔近30年，当时的考古现场早已被重新掩埋于高楼之下，当我们试图重新审视这一琉璃界的重大考古发现时，只能借助于刊登在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上由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一文。

这次发掘共发现大炉1座、小炉21座。

大炉的用途是矿石熔化成玻璃汁，小炉则是每座生产一种产品，其产品主要为簪、珠、环等。

根据在遗址中发现的瓷器特点和一枚“洪武通宝”铜钱，认定该遗址年代应为元末明初。

在该遗址下面的文化层中，出土了瓷器、瓷窑窑局和“开元通宝”、“政和通宝”、“至和元宝”“元□□宝”铜钱各一枚。

开元，为唐玄宗时的年号；至和，为宋神宗时的年号；政和，为宋徽宗时的年号；以元字开头的年号，在宋、金、元时有多位皇帝使用过，时间最早的为宋神宗使用过的元丰。

根据该文化层出土的瓷器特点，专家将该文化层定为金、元时期。

但为什么在该文化层中出土唐开元年间的铜钱，而没有将该文化层的时间定为唐代，文章没有解释。

这恐怕是与没有唐朝的典型器物出土有关。

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断，唐朝以前在这里已经有频繁的人类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于是抢救式发掘，清理的时间和面积都有限，仅限于工程地槽范围内的403平方米。

而该范围距现在的孝妇河，尚有70米，而东、南、北三面距河岸最远的近千米（遗址位置三面环水）。

仅一次发掘就发现大型炉1座、小型炉21座，倘若作全面的发掘，当然远非此数，这足可以推断当时颜神镇琉璃业的生产规模。

元代存在不足百年，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古代社会，一个行业发展到如此规模，绝非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1982年发现于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不会是博山琉璃的发端。

博山琉璃的起源，应在元代以前。

这恰恰印证了在博山琉璃业中广为流传甚至是众口一词的博山琉璃发源于姚家峪的说法。

姚家峪，在博山城西三公里处。

虽名为姚家峪，但举村没有一户姚姓人家。

根据村中苏姓《苏氏族谱》记载，苏姓为明初自直隶枣强迁发至此。

按照地名的命名方法和民间流传，当为姚姓先在此定居，才得名姚家峪。

据此推断，姚姓在此居住的时间，当在明洪武初年山西、河北居民迁往山东之前。

也就是最晚在元代。

博山文史学者张维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编写《琉璃志》，曾进行了大量的民间走访活动。

当时姚家峪72岁老人刘玉鸾告诉他，1985年春天，他在自己承包的菜地里挖土时，曾挖出一个院圆柱型的坑，坑的四壁有烧过的痕迹，直径、高低有现在用的硝罐那么大，随即他就将坑填平了。

如果老人的话是真实的，那么他所挖出的坑就与琉璃炉极其相似了。

然而，时代久远，当时的菜地已无从寻找，这无疑又为琉璃起源的探索留下了一断疑案。

那么，我们是否能从博山的琉璃世家孙氏家族中寻找答案呢？

《颜山杂记》的作者孙廷铨是一个琉璃生产世家。

《颜山杂记》载：

“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

”“隶籍内廷，班匠事焉，故世执之也”。

《重修颜山孙氏族谱序》中也说他家是“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

”明代宫廷中的内监各有职守，分属于“四司、八局、十二监”，统称“宦官二十四衙门”。

其中的“内官监”，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其职掌是“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日取给焉”。

据《重修颜山孙氏族谱》的序文记载：

“吾族原籍枣强，洪武三年，祖克让迁居青州府东南隅，后又迁居笼水（即今博山）……应内官监青帘，造珠灯，珠帘，供应内廷。

”

匠籍制度是始于元代的一种户籍制度。

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

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

匠籍若想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

孙氏家族自枣强迁徙到博山，是因为元末战乱造成的山东人口的急剧减少。

而查遍各种资料，没有发现元、明两代直隶枣强就有生产琉璃的书证和实证，这就说明，在洪武初年孙氏家族迁往博山之前，博山可能就有琉璃生产的基础了。

而作为为宫廷服务的匠籍，是不能随意迁徙的，既然没有资料证明孙氏家族在迁往博山之前就从事琉璃生产，那最合理的解释恐怕就是他们是在迁往博山后才入的匠籍。

这同样可以证明博山有规模的琉璃生产至少在明朝以前的元代。

元朝的手工业作坊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

官营手工业局院遍布，涉及手工业的主要领域，使民间手工业产品丧失了大片市场。

而民间能工巧匠或被大批拘刷，或轮番入局，按统治者的意志出卖自己的劳动与技能，民间手工业又失去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同时民营手工业生产受到种种限制。

在产金之地，“有司岁征金课，正官监视人户，自执权衡，两平收受”。

政府对铁产品实行严格管制，流通也受到很大限制，如“江南铁货及生熟铁器”曾“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

[4]因而，民间手工业作坊的生存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我们不排除博山元末明初琉璃作坊有着官营的背景。

这也正是孙氏家族迁入博山加入匠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而根据明万历年间的《炉神庙碑》记载，参与创建炉神庙的39人中，孙姓2人；“施财善人”11人中，孙姓1人。

同样是明万历年间的《醮会碑记》载，与会14姓23家，孙姓1家，而姚姓、徐姓各4家。

这充分说明，孙氏家族并非博山琉璃业中最大的家族。

只不过因为孙氏家族出了孙廷铨这样一位大官，因而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孙氏家谱罢了。

而其他家族的家谱或毁于元末的战乱，或因家族的败落而散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种种迹象表明，至少上推至元代，博山的琉璃生产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博山是目前可以认定的中国琉璃的发源地之一。

那么，在元代以前，博山是否具备从事琉璃生产的各种条件呢？

正如《中国琉璃艺术简史》所载：

“颜神镇一直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玻璃生产中心，那里出产马牙石、紫石、凌子石、硝及丹铅、铜铁等多矿石，具备生产玻璃的天然条件。

”下面，就从琉璃生产的各要素来一一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首先，博山是历史上早期的人群聚居地之一，具备琉璃生产的生产力条件。

1981年9月18日，文物普查人员在距博山10公里处的沂源县土门镇九会村骑子鞍山石灰岩裂隙中发现了著名的“沂源猿人”头盖骨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及北京大学等权威机构鉴定，“沂源猿人”距今约四、五十万年，与“北京猿人”属同时期。

1960年在博山石马水库出土石斧、陶片等文物，经考古部门鉴定为龙山文化遗址。

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沂源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遗迹，经有关古人类专家论证，这些都是“沂源猿人”的延续。

1985年4月文物普查时，在博山南博山、北博山镇等地发现猿人居住地和龙山文化遗存，证实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在六七千年前，古人类就在博山境内的淄河、孝水两大流域地带，参与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创造。

1954年至1960年，在博山峨嵋山出土陶罐、陶豆、折口尖底罐、涂彩壶等文物，经鉴定为周代遗物。

这标志着博山早在遥远的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一个成熟的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古代北方地域文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5]而且，在距博山以北20公里处的淄川城区，就是汉代般阳县的故址；在距博山以东淄川区城子村，就是汉代莱芜县的故址。

这充分说明，自古以来，博山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之一。

其次，博山有着悠久的煤炭生产历史，具备琉璃生产的燃料条件。

博山的煤炭最早开发于何时，国内的文献没有确切的记载。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出兵占领山东时，日本间谍曾到淄博矿区进行了数次极为广泛详细的调查。

青岛守备军山东铁道部技师浅田龟吉在其所整理的调查报告中说：

淄博煤田，特别是博山煤田早从唐朝就已经被开采了，这一带煤田所以被较早开发，是与制陶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还指出现今的博山山头、八陡、福山等在当时不仅是制陶的中心，同时也是最适宜土法采煤的地区。

[6]解放初期，淄博矿物局对其所属各矿区的古井曾作了普遍的调查，在调查资料中也记载博山煤田从唐朝就已经有开采了。

并指出唐代古井的遗迹在今博山城东北“周田二地走马岭”之处。

共有五个古井。

[7]宋元时期，博山的煤炭开始由官方组织开采，有力地促进了当地陶瓷琉璃业的发展。

自乾隆年间，清政府允许山东省产煤之地听民自行开采以来，博山的煤炭开采业得到长足发展，与陶瓷、琉璃逐渐成为近代博山的三大支柱产业。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披着地质学家外衣的德国人李希霍芬在其《旅华日记》中用了整整3页来描述他在博山的观感，“沿坊子、博山一路西行，形成年代相近的煤层连绵不断，在博山以南，煤层又在黑色的山脊中起伏，矿脉时隐时现，向济南府方向延伸……博山城的路几乎是煤屑铺成的，大路扬尘，空气里混合着一股硫磺味儿，驾车的骡子不习惯地侧头打着一连串响鼻”。

在登陆中国不久的李希霍芬看来，浓烟冲霄的博山城“是我迄今看到的工业最发达的一座城市。

所有的人都在劳动，都有活干。

这个城市有着众口皆碑的工业城镇的声誉。

这里的优质煤蕴藏在景色美丽的地方，这些煤很早就用于各个工厂，而这些工厂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而李希霍芬所记述的这些工厂，其中就有很多是琉璃工厂。

第三，博山有着丰富的矿石资源，具备琉璃生产的原料条件。

《颜山杂记》载：

“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

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而后生。

”“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马牙石也；紫如英，扎扎星星，紫石也；棱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

白者以为干也；紫者以为软也；凌子者以为莹也。

”可见，琉璃生产需要多种矿石原料。

马牙石、紫石、凌子石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种。

博山多山，境内山岭起伏，层峦叠嶂，地质条件的复杂性，造就了博山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

根据《博山区志》记载：

博山有莹石矿2处、重晶石矿9处、长石石英矿3处、铁矿20处、铜矿2处、铅矿2处。

紫石即莹石。

另据古书记载，马牙石产于博山两平和淄川昆仑，凌子石产于博山甘白峪、奎星楼等处。

也就是说，古法琉璃的各种原料，博山基本都能自给自足。

第四，博山有着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具备琉璃生产的技术条件。

琉璃的产生与陶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琉璃学术界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

已知的中国古代玻璃配方有铅钡、高铅、钠（碱）、钾、钠钙等五种成份，而这些正是陶瓷釉料经常出现的原料。

战国珠的釉料中，石英的成分较多，所以琉璃可以看作是一种釉料，也可归为陶瓷材料的范畴。

[8]西周到战国时期，釉砂、玻璃的制作技术特别是成型和助熔剂的选用和中国的陶、瓷烧制技术关系密切，着色剂铜则可能来自青铜冶炼的矿渣。

[9]除了原料成分的相似之外，陶瓷与琉璃的窑炉和烧成方法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传说博山有一位制造陶器的工匠，有一次从窑中取出陶盆时，看到陶盆中一块有亮晶晶的东西。

这位聪明又细心的工匠，经过一次次试验烧制，搞清了这亮晶晶的东西的成分，于是发明了后来的琉璃。

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在拍摄关于博山琉璃的专题片时，也引用了这一传说。

博山陶瓷历史悠久，据考证，博山陶瓷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了宋代，陶瓷生产已著称于世。

不仅有白釉、青釉、黑釉及各种雕塑品，而且还有驰名中外的“雨点釉”、“茶叶末釉”。

在瓷器生产中还运用剔花、划花、印花、手绘、绞胎作装饰。

明、清两代，博山逐步发展成山东省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陶瓷与琉璃的生产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因此，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来看，博山有着琉璃生产的成熟技术条件。

综上所述，在元代以前，博山就具备琉璃生产的各种条件。

而且，现在博山有着国内最早的元末明初的古琉璃遗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山不仅是现在的中国琉璃之乡，而且是古代中国琉璃的发源地。

正如《颜山杂记.物产》所载：

“孝乡山多田少，而生齿日益繁。

生齿繁则食粟多，山多田少则得粟难。

若是不疾作也则饥甚。

故其民力力焉凿山煮石，履水蹈火，数犯难而不息，凡为饥驱也。

此虽不耕不织，犹夫自食其力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博山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博山琉璃的产生和繁荣。

参考：

[1]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006年第4期。

[2]干福熹，黄振发，肖炳荣。

《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6期。

[3]杨伯达，《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5期。

[4]白寿彝，《中国通史》，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5]贾清江、穆若信，《从地上地下文物话博山历史衍变》，《灵泉》，2009年第1期。

[6]（日）浅田龟吉：

《博山煤田》，大正九年，见铁道部业务课调查系编；《山东之矿业》，大正十年，抚顺矿物局档案室藏。

[7]山东大学、淄博矿物局编，《淄博煤矿史》，198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

[8]《中国古代陶瓷首饰探源》，孙谷藏。

《古董首饰》，李英豪。

[9]李青会、董俊卿、干福熹，《中国早期釉砂和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和工艺特点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