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就在眼前发生了我却什么也没看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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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就在眼前发生了我却什么也没看到

背叛就在眼前发生了，我却什么也没看到

来都说：

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一些不堪的事情就在你眼前发生了，可你丝毫没有察觉？

在日后的某个契机，记忆的碎片才开始拼接成完整的图景。

美国心理学家弗尔德和比勒尔为此创造了一个词：

背叛盲视——它意味着你没看到或看不到眼前真切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当被亲密的、值得信任的人背叛时。

尽管盲视是个无意之举，但这种行为背后有着强烈的动机。

这一观点在他们合著的《看不见的背叛：

爱与痛的挣扎与疗愈》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今天的文章即摘编自该书的其中一章。

你、我、我们都可能会被别人背叛，这一点很让人大为恼火。

大多数人会觉得如果受到背叛了，我们会当即抓个现行。

毕竟我们都是聪明人，不是吗？

可惜的是，这和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

希拉里·克林顿无疑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但她知道比尔和莫妮卡的丑闻吗？

据她的传记作家盖尔·西莉所说，希拉里控制自己不去了解这次丑闻：

“这种选择在她过去发生过无数次——对已知的事情罔若无闻。

”

她的“无知”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公众都知晓这件风流韵事，比尔才不得已向她坦诚，希拉里也再不能装作一无所知了。

据西莉透露，希拉里和比尔两人都逃避比尔的不忠行为对婚姻的影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莫妮卡并不是唯一一个与比尔偷情的人，还有很多段混乱的关系是希拉里没有发觉的，即使出轨证据就在她身边。

希拉里是一名聪颖、坚强、极其有才华的女性，也很善于对背叛选择盲视。

2003年拍摄的纪录片《追捕弗雷德曼家族》调查了对背叛持有的知之与不知的复杂心理。

20世纪80年代末，阿诺德·弗雷德曼是一名计算机老师，他被指控性侵班上的10多名男孩。

儿童色情图片在邮寄给阿诺德的途中被截获之后，他才首次出现在相关部门的视野中。

执法者获得许可去搜索他的住处，发现了大量儿童色情图片。

后来，影片中阿诺德的妻子伊莱恩（Elaine）在警方搜索的时候，交代自己最初看到儿童色情图片明目张胆地被摆在房间里时，自己仿佛像看不到这些图片一样：

当拿索郡警察给我看这个杂志时，说：

“看看这个杂志，看到了吗？

”然后他们拿给我看。

因为里面有那种照片，所以他们也有点不好意思。

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

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

因为，当事情全部尘埃落定时，律师又给我看了杂志，那时我才看到。

我第一次真正看到。

然后，我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哎，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世上竟然会有这种东西，竟然有这种杂志。

我的意思是，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受过教育、幸福美满的家庭，是吧？

这个从何而来？

当伊莱恩说：

“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

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

”

她的话是对背叛盲视的准确诠释。

正是因为看不到眼前明摆着的东西，所以我们用盲视这个词表达。

背叛盲视除了发生于眼睛看不到之时，也发生在我们听不到、感觉不到、或者不知道那些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之时。

而且，失明的人比看得见的人更能感知到背叛的发生。

背叛盲视并不是一场游戏。

有时我们对背叛心知肚明，却假装不知道，这是为了缓和人际关系。

史蒂芬·平克描述了当人们知道或觉得若是将某些事情讲出来，会冒太大的风险时，他们彼此会“打太极”。

打个比方，一个人不会直截了当地贿赂一名警察，而是使用更加谨慎的语言暗示贿赂的想法，比如，“我现在可以付款吗？

”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衣”，所有人都知道皇帝是裸体的，但是没有一个敢讲出来。

然而，一旦这种话说出口，一切都会改变，不是因为人们知道了皇帝原来是光着身子的（他们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晓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平克指出，当消息扩散到人尽皆知的地步（意思是你知道我已经知道你知道了，等等），一个人就不会对事实假装否认了。

延伸到背叛领域——比如婚姻中的背叛——一个人可能知道背叛的发生，但觉得如果挑明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便选择“假装否认”。

当伊莱恩·弗里德曼被要求看丈夫的色情杂志时，她描述了这种盲视：

“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

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什么也没有。

”不是假装看不见，而是没有看到。

飞机上的女孩2008年8月，我们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参与联邦刑事法庭的一场审判。

詹妮弗·弗尔德是这次控诉的顾问和鉴定人。

她负责向陪审团传达我们从调查中得到的讯息——受害者对性侵的反应。

我们认为专家证词是必要的，因为公众和候选陪审员对性侵的认识还不到位。

我们的研究只有被合适的人所知，才能体现其价值。

在审判情况下，合适的人就是陪审员。

如果知识不普及的话，经过这次审判之后，受害者可能会再次受到背叛。

很多人不但对受害者的心理状态缺乏正确的认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认同研究者所谓的“强奸误解”和“儿童性虐误解”。

强奸误解是错误的认知，它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却免除强奸犯的罪行。

例如，很多人认为受害者的穿衣打扮是强奸案的起因。

还有的认为男人通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性欲。

儿童性侵案也是如此，错误的观念认为孩子行为处事或穿衣方式是性侵案的导火索。

这些误解深深地影响着法官，致使已经受到背叛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再次遭受背叛。

弗尔德作为鉴定人参与的这起刑事案件是发生在飞机上的不正当性接触罪。

受害者是一名16岁的女孩，被告是她的32岁教练。

案件由联邦法院受理是因为此事发生在洲际的飞机上。

被告向FBI调查员承认确实施行了性行为。

作为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两人之前并没有谈情说爱、挑逗或者引诱。

他们刚参加完一场运动会，正打道回府。

受害者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盖上毛毯沉睡，被告坐在她的邻座。

夜晚时分，飞机上昏暗无光。

教练将手伸向她的毯子底下乱摸，她被惊醒了。

在这样的窘境下，受害者只是消极反抗，或者“无能为力”去反抗。

联邦性侵案件的法定年龄是16岁。

被告试图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凭借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如果她不想受到性侵，为什么不积极反抗呢？

在结辩陈词中，被告律师提出，受害者和她的教练在那架飞机上共同编织了一个“亲密泡沫”，后来泡沫爆破了，受害者内心觉得羞愧，遂声称性行为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在美国法庭上，性侵案件中的认同问题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不情愿的性行为：

恐吓的文化和法律的失责》指出，“在16世纪，只有当盗贼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实施暴力将物主的财产移走，盗窃的普通法才能保护物主的财产。

”然而，“虽然起初很慢，但法律逐渐完善起来，填补了令人无奈的空缺”，如今的律法“惩罚了所有在未经物主真实的许可之下，干涉财产权的行为。

不过，有关性侵的法律却没有得到完善和更新”。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前门未锁，当你蜷缩在角落里的时候，有熟人进入你的房间，拿走你的笔记本电脑，这就属于犯罪行为，除非你明确地提出允许这种行径。

不能因为你的前门未锁、以前展示过你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别人在偷盗过程中你保持沉默，就意味着你含蓄地默认放弃你的财产。

而在性侵案中，公众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衣着上，并且责备受害者没有积极反抗。

再者，目前的性侵法在同意性行为的年龄界限上表述含糊，并且对权力的其他方面（如权威和权势扮演的强硬角色）不敏感，这些均使受害者声明自己是否真得自愿接受性行为上处于劣势。

在弗尔德的证词中，她引用了对受害者做的调查研究，向陪审员挑明在性侵中所做出的消极反抗已屡见不鲜，并且揭示了这一反应背后的因素，诸如害怕以及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背叛的概念。

就飞机上的女孩而言，她依赖教练的帮助和训练以稳住在运动员队伍中的位置，她十分信任教练。

教练比女孩大两旬，他照顾着她。

她的消极反抗与背叛盲视完全吻合。

在结辩陈词中，公诉人提醒法官，受害者往往都会消极反抗，她拿出了所有实质性证据反驳被告所谓的两厢情愿的说法。

法官最终判定被告有罪。

马克·沃克尔：

另一起背叛案件2011年4月，联邦假释官马克·沃克尔承认在2006年至2009年间，对自己监管的多名女性假释犯实施性接触和性虐待。

沃克尔利用自己的职权操纵、强迫女性与他发生性关系，即便她们不情愿。

沃克尔是个厚颜无耻、专横跋扈的作恶者，借用职权满足自己的私欲。

至少有15名女性指控沃克尔的不正当接触，她们都曾受到沃克尔的监管。

这种虐待行径涉及诸多背叛，而其中许多背叛是出于社会体制的疏漏。

沃克尔性侵的女性无力反抗的原因如下：

第一，许多人曾经受到过身边人的虐待。

背叛之所以毒害人心的一个方面是它设计圈套让受害者再次被侵犯。

第二，她们的命运全在沃克尔的掌控之下。

他可以予以她们方便（比如不需要药物检测），或者他可以惩罚她们（比如向上级报告她们违反假释条例），轻而易举地让她们重返监狱。

在这起案件中，詹妮弗·弗尔德再次担任联邦诉讼的顾问。

起诉方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有罪答辩之前，受害者最初并没有爆料他的虐待行为。

FBI花费了好长时间调查沃克尔犯罪的程度。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女性好像默许了性行为，因为她们起初并未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

陪审团可能会对这种沉默困惑不解，如同飞机上的女孩那个案件，她在遭受性侵过程中也是消极对抗。

然而，我们可以从背叛盲视方面理解这种反应。

这些女性完全在沃克尔的掌控之下。

许多人最初是信任他，想让他喜欢她们。

有些时候，女性最初并未意识到她们受到虐待的程度。

再者，一旦她们觉察到这一点，她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将事情抖出来，人们会不相信。

她们起初保持沉默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实际上，受到性侵时消极反抗是儿童和成人的普遍反应。

研究表明，在性侵过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成人和二分之一的儿童消极反抗，甚至是毫无反抗。

人们自然而然会困惑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对性侵进行实证科学研究时，发现将动机和原理分开看待的话，消极反抗实属常见。

在关于性侵的科学文献中，这类消极或零反抗的反应有时被称为“强奸引发的瘫痪”。

有的研究试图解答受害者“为什么”和“如何”消极反抗的问题。

很多因素（比如力量悬殊和背叛盲视）与消极反抗相关。

这些因素包括：

由于反抗的危险，受害者综合判断之后会做出消极反抗这个清晰的决定，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还有受害者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比如思想分裂，以及麻痹或僵住这种无意识的生理反应。

有时，受害者会完全或部分忘记自己受到的性侵经历。

无数的研究表明，有些受害者会在某个时间段忘记性侵事件。

忘却甚至可能发生在铭记一段时间之后。

1997年，戴安娜·艾略特发表了对多种创伤经历的记忆研究结果，此次研究仔细调查了美国人中的代表样本。

艾略特发现，在不同的创伤类型中，17%的参与者表示部分忘记，15%表示有一段时期对此完全丧失记忆（总共有32%参与者表示延迟回忆）。

某些人际间的受害经历（诸如儿童性侵和强奸）会比非人际间的创伤经历（比如车祸）的遗忘率高。

当受害者原本信任、亲近或依赖于作恶者时，性侵经历便常给受害者带来背叛创伤，而这种背叛更容易被受害者忘却。

通常，受害者根本不会透露性侵事件，或者多会在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后提起。

有时，受害者拒绝提出法律诉讼。

无数研究发现，保守秘密、放弃诉讼、延迟披露事件是性侵的普遍反应。

大多数经历儿童性侵的人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会披露真相。

同时研究表明，作恶者与受害者关系越密切，他们保守秘密、延迟披露时间、放弃诉讼的可能性越大。

背叛盲视的原因是让人们看不到亲人对自己的伤害，这也会激励受害者保持沉默。

背叛盲视的特殊案例：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一群银行职员被劫持为人质，长达6天。

举世震惊的是，有些人质竟然对劫匪心生好感，甚至在劫匪被捕后，出面为他们辩护。

你可能会疑惑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术语正是描述那些被劫持为人质的人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反常反应的举动。

这种反应的特征是受害者对劫持自己的人有着正面的情感。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适用于一种特殊的案例：

个体或一群人被绑架作为勒索赎金的人质，在充当人质之后，与劫持者发生感情。

从理论上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的反应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背叛盲视。

与大多数的背叛盲视相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遭受绑架之后竟腾升出一种强烈的情感依恋，就算不再受到绑匪的关照也依然如此。

执法人员认为，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是劫匪对人质友好视之（或者，至少不残忍）。

从背叛盲视的角度来看，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友好本身，而是劫匪对人质的关照以及人质隐约或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生死掌握在劫匪手中。

所以我们认为，受害者若要与劫匪培养出情感依恋（这也是一种背叛创伤），他们便很可能会将劫匪视为关照他们的人，视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一旦劫匪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看管人，类似于儿时的情形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例如，受害者有充足的理由对劫匪心生依赖，从而强化劫匪的关照行为。

正如孩子那样，受害者对劫匪的背叛选择盲视。

为了平安渡过自己所处的困境，受害者扭曲现实，以积极正面的观念看待劫匪。

FBI网站上有一篇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文章，文中支持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出现的核心前提是受害者的依赖和生存需求。

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案件中，劫匪几乎剥夺了人质所有的自主权，完全掌控着受害者的生命以及生存的基本需求。

一些专家认为，此时的人质可能退回到婴儿时期的状态：

哭着要东西吃、沉默不语、依赖性极强。

与此同时，劫匪扮演着妈妈的角色，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外面世界的威胁，包括执法人员的致命武器。

受害者从而为生存竭力奋争，依赖着劫匪并统一作战。

受害者会忘掉所受到的虐待，假装没发生过一样，因为与此相比，保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

竭力抗争会让绑匪更加残暴，或者不再给受害者提供生存所必需的东西。

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有能力说“不”的情境中，你通常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但是如果绑匪是你维持生存的唯一来源，这时你若疏远他，那倒霉的就是你。

本文摘编自《看不见的背叛：

爱与痛的挣扎与疗愈》作者：

弗尔德&比勒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