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这百年》第十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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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这百年》第十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
《郑州这百年》第十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
《郑州这百年》第十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郑州晚报2017-05-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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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抗日战争时期的郑州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在郑州地区，“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抗日爱国局面随即形成。
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于1937年12月迁驻郑州。
1938年6月，侵华日军一部沿陇海铁路东段西进侵犯郑州，国民党军队在郑州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暂时挡住了日军。
1941年，5万多日军先后在中牟、京水、荥泽口等地集中进犯郑州。
1941年10月4日晚，日军占领郑州。
1941年10月底，国民党的河防部队对盘踞在郑州的日军进行强攻，收复了郑州。
日军驻扎在邙山头，和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局面。
抗战期间，郑州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
1944年9月，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的豫西抗日先遣队挺进豫西地区，建立了嵩山、箕山两个专署以及巩县、荥阳、登封等8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1945年8月，豫西八路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日军大举进攻，先后攻克密县、登封等县城，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郑州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
请随我们来……一、日本人与“中国芝加哥”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把郑州建设成为芝加哥或国际商贸城，一直是地方发展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追其根源，日本人因其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早在1920年即认为郑州可以成为中国的芝加哥。
日本势力染指中原，亦可追溯于此。
清末民初，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商贸等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北以及山东一带，在河南较少。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一直觊觎郑州，不断有日资集拢而来，日本的特务组织也经常流窜郑州秘密调查，在日本人的眼里，郑州成为中国的芝加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铁路兴起前，郑州的城区面积仅2.23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万，县城以北53里可通黄河水运。
1905年与1909年，平汉铁路和汴洛铁路（陇海铁路的前身）相继通车，此为郑州一飞冲天之始。
通过平汉铁路，郑州可北达北京，南抵汉口，连接长江水路。
通过陇海铁路向西至观音堂（后至西安等地），向东经徐州北上，通济南、青岛、天津，南下可达浦口、上海，由徐州继续东行即达海州大埔港出海。
因为铁路，郑州逐步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及工业品的转运中心，各省甚至各国商人皆来此做生意。
日本人何时开始青睐并投资于郑州，这个问题也许难以详加考察，但日资对郑州的热情似乎超过其他国家。
在洛潼铁路的修建上最能反映此事。
汴洛铁路修建时，河南巡抚陈夔龙建议修洛阳到潼关的铁路，河南士绅为此决定自办，以免路权外溢。
1908年公举刘果为总理，袁克定、王祖同为协理，成立河南铁路公所（洛潼铁路公司），并合海外留学生，在全省范围内劝股募集资金。
但随着清廷垮台，刚开工一年多的洛潼铁路在动荡中暂告停工。
1913年年初，洛潼铁路被正式并人陇海铁路干线，划归陇海铁路总公司管理。
在随后的几年中，洛潼铁路的修建遇到了资金问题，这时日本人看到了机会，向北洋政府建议，由其承修洛潼铁路，时为1918年。
在此前一年的1917年6月，日本人岛田万之助，在郑州福寿街开设私人医院。
福寿街是郑州市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位于郑州火车站东，全长685米，宽50余米。
福寿街自1904年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郑州火车站建起之后，福寿街一带迅速发展成为商贸区，福寿街两侧的客栈和货栈林立，成为商业性街道，至1915年，商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当时，有一家棉花商行老板的生意在福寿街上非常兴隆，这个老板同情穷人，乐善好施，在郑县商会的支持下建立了“祈寿堂”来接济无家可归的人。
在给福寿街起名的时候，郑县商务会长荆丙炎取“祈寿堂”之意，将此街定名为福寿街。
至1935年，福寿街一直是以棉花市场为主，后来，一批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海外烟草公司进驻福寿街南段，当时的福寿街很是气派，并有巡警维持治安。
文化大革命时期兴起改名风，福寿街改名为胜利南路，1983年又恢复原名。
清末民初时，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排外情绪比较严重。
1919年（民国八年）4月，比利时人克白黎于郑州陇海路十七号私设无线电台，6月，交通部为抵制外人占夺中国电信权，特函示陇海铁路督办令其撤除。
郑州市场上的日商如三井、日信、武林、安部、铃木等洋行专门从事棉花购销，贸木、三宜、高田、黄泰、大仓、汤浅等洋行从事皮毛、杂货生意，生意相当兴隆。
上海《民国日报》曾对日人经营郑州的热情有如下报道：
各国富商已有人筹划经营，其中最为热心者则为日商。
……据中村一郎、山本明道、中藏野之助三人之意见，则谓将来郑州之大发展，仍须黄洛河运之力。
中村等在郑州小住十日即行到汴，与谢交涉员晤商一切。
并闻中村对于荥阳之矿苗，尤称赞不止。
传言该商人已在郑州购得地皮二百余亩，尚恐不确也。
1922年3月31日，北京国民政府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宣布派张凤台兼督办河南郑县商埠事宜。
原本开埠有“以杜外人觊觎”之目的，但在河南督军赵倜谋求开埠的多年时间里，竟一直秘密与日人商谈以商埠为抵押品借款之事。
1919年8月23日至11月18日，河南督军赵倜等先后秘密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经手人为河南督军赵倜、财政厅长郑焯，债权人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
借款总额为100万日元，折合银元为55万元，实收额47万元，年息13%。
由河南省公署与东洋会社共同组成河南东豫实业公司，承包郑州商埠地建设，开封自来水及黄河以南矿山采掘和铁道建筑等。
不难看出，一旦借款条件正式兑现，不仅郑州为日本人掌控，恐怕河南的大部分也将沦为其殖民地。
商埠借款之事发生在1919年的8月，正值反日情绪高涨的一年。
事件披露后，激起郑州和河南全省多地民众的强烈反对。
1920年（民国九年）11月16日，郑州各界3000余人举行国民大会，反对赵倜以开放郑州商埠为抵押条件向日本借款300万元。
1921年，河南省公署又继续向对方借款32.5万日元。
开封《新中州报》很快就披露了此事，激怒了郑州、开封、洛阳等地民众，各地先后举行国民大会，反对赵倜盗卖郑州。
1922年5月，赵倜被冯玉祥打败，借款之事遂无下文。
至1927年冯氏集团再度入豫时，因强烈的排外情绪及严重的军费紧张问题，冯部在向郑州日本棉花支店借饷五六千元被拒后，将该店8000元价值的货物没收。
1922年，郑州全城约有300名外国人居住，其中有铁路技师15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居多，日商约有30～40人。
也在1922这一年，经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设立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二、日本驻郑州领事馆1922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在郑州设立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1927年，冯玉祥再度入豫并任河南省主席，因军费紧张，冯部在向郑州日本棉花支店借饷五六千元被拒后，将该店8000元价值的货物没收，造成关系紧张。
冯玉祥取消了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1933年，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恢复，日方将馆址选定在东三马路80号院。
在此之前，领事馆设在福寿街109号开馆，领事田中庄太郎。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恢复后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就在那一年的10月4日，郑州商界召开对日经济绝交万人大会，提出不与日人做生意，对买卖日货者处以极刑。
全城还下半旗休业半日，以示抗日决心。
不久，在郑州的三井、日信及其他日商侨民连同领事馆成员共计20人离开郑州。
1934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郑州的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游行示威，迫使领事馆再次关闭撤离。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郑州扶轮中学教员段超人等联络中正、中原、明新等中学组成郑州市学生联合会，发布宣言，要求政府抗日。
郑州掀起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23日，在北京南下学生串连下，郑州各学校师生在陇海体育场集会，参加者上万人，举行盛大示威游行。
31日，中正中学学生张璋联络各中学2000余名学生占领车站并进行卧轨斗争，要求到南京请愿。
1936年1月1日，领事馆再次恢复，改名为“日本驻郑县领事馆”，选定东三马路原美孚煤没公司地址为领事馆。
当时的领事是佐佐木高义，武官增田繁雄。
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一直隶属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总领事名叫三浦，先后入驻郑州领事馆的日本人有：
负责社会调查的平山勇、小德林一；负责文件处理和交际的大轮知博；负责情报收集的宾中隆博；汉语翻译昌山正一、罗发森（华人）；武官增田繁雄、成田贡；负责商务的松井益太郎以及山田勇、大泽重英、山野宗松、成相一郎、饭山定雄等人。
还在1935年10月15日，原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新任郑州领事馆佐佐木偕馆员平山勇、永山田专一、昌山正一等到达郑州，以福寿街132号为临时办公地，10月21日，他们还会见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
据河南史研究人员徐有礼的统计，1934年3月到1935年9月，日各类人员以各种名义到郑州、开封、洛阳一带浏览观光、考察商情的接近60人次。
其中，1934年10月21日至30日，日本人八谷实在翻译帮助下，在郑州、开封一带窥视地形要塞时，被当地民众逐出郑州。
1936年下半年，日本为全面侵华暗中积蓄力量，在中国各地增设大量特务机关，重点就在黄河南北。
当年夏天，由日本驻天津的驻军策划，日本人志贺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奉命来到郑州，在大同路通商巷9号百花银楼后院，以“文化研究所”的名义作掩护，设立特务机关，在豫陕甘三省收买汉奸，收集情报，一时间特务活动极为猖獗。
1937年8月9日，以“外交”之名，行庇护违法活动、参与贩运毒品、配合掩护特务间谍开展活动之实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终于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降旗闭馆，偷偷撤离郑州。
早在当年1月，河南当局曾成功破获了一起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案，确认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同日本天津驻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缴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其中包括：
策动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的计划；勾结土匪，供给枪械，预谋暴动的活动方案；编印造谣迷惑民众的反动口号；搜集到的中国军事秘密文件、地图等；组织特殊无线电班，妨害或窃取中国电讯的计划和活动等。
这起间谍案涉及的情报都是通过领事馆传送出去的，而且领事馆注意到任何不利于该间谍机构的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该机构让其作出应变。
这充分说明日本领事馆其实是日本间谍活动的庇护所。
在大量的确凿证据面前，日方被迫承认其活动非法，并表示道歉。
领事馆从事特务活动的消息披露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严肃处理有关人员。
1937年1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当月的31日，枪决了汉奸赵龙田。
日本驻郑州“文化研究所”和“日本驻郑县领事馆”先后关闭，领事佐佐高义、警察长平山勇被引渡回国，志贺秀二受斥责在华总部剖腹自杀。
如今位于郑州市东三马路80号院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这是抗日战争前期日本在中国内地城市为数不多的外交机构之一。
虽然，郑州当时还不是一个省会城市，其政治经济地位远不及当时的省会开封，也不及古城洛阳。
然而，郑州地处中原，商业发达，交通便利，辐射东西南北。
野心勃勃的日本选择郑州作为领事馆的所在地，企图以郑州为据点，作为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类情报，搜集中国军事机密、从事特务活动的重要场所。
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
后来，这里曾当过郑州向阳区（即今天的管城区）区政府的办公场所，区政府搬走后又成为市饮食公司的用房，开起了数家商店和超市。
直到2001年，河南省文物局下文，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底，郑州市对“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内的建筑物进行了翻修和整理。
2006年6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建筑共有南、北两座楼房，南为一号楼，北为二号楼，房屋共52间，建筑面积约78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92亩。
当时主要机关设在二号楼。
一号楼紧挨路边，砖木结构，面阔五间，屋顶铺小青瓦，进深两间带后廊，明间安有两扇带铆钉的红漆铁门。
一层是水泥地板，二层为木地板，木楼梯；二号楼也是砖木结构，一层和二层各有11间屋子，除一层的三间地面为水磨石外，其余房间均铺设木地板。
前檐下有东、西带垛墙的阳台，后檐东、西山墙外还各有一个木制小阳台。
当时主要机关设在二号楼，楼内筑有地下室。
整座建筑的房间面积都不大，仅有五六平方米，体现了日本人的居住习惯。
今天，在银基商贸城繁华喧闹浮躁的氛围之中，它依然以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和简洁精致的造型设计，鹤立鸡群，出类拔萃，足以令不少所谓的现代建筑家们汗颜。
2004年年底，郑州市对这座曾记录下日本在郑州不光彩历史的旧址进行了翻修、整理。
旧址于2005年8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
2004年6月份，郑州市文化局在修复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期间，在领事馆遗址的二号楼二层地板下发现了当年一份日本兵的花名册。
当时发现的一页花名册，是第三小队的名单，这个小队分成了五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4名士兵，小队长的名字叫作内喜三郎。
在这份名单上，清楚地标明了夜班、白班执勤战备的时间，并有专门负责联络、传令的士兵。
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当年日本军队发动侵略中原的军报，由于年代久远，报纸的颜色已经变成了黄色，局部虽有破损，但字迹清晰。
军报是16开的纸张，共有7页，翻译后，共译成中文5000多字。
位于郑州市东三马路80号院的日本领事馆旧址其中有一篇名为《洛阳完全占领》的消息，标注有《阵中通讯第二十号五月二十六日，郑州保寿街七十一号，同盟通讯社郑州支局》字样（“同盟通讯社郑州支局”是侵华日军在郑州设立的最大军媒总部），内容为：
1944年春，日军大举进攻中原，以洛阳为重点目标，进行多方位进攻。
汤恩伯部20多个师从禹县溃退鲁山、嵩县以西山区，洛阳外围部队撤到洛宁、卢氏、陕县一带。
洛阳第一战区蒋鼎文几个师、第八战区（卫立煌部）两三个师以及胡宗南的野战军被包围。
双方激战后，洛阳吃紧，最终被日军完全占领。
在维修现场还发现一份印有50个女性名字的名册。
在这个名册上，清楚地标明着四个街道、八个门牌号的50个年轻女性的名字。
这张名单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用毛笔小楷从右到左竖写成两排，共11“户”。
这些名字后面的字都是“凤”、“花”之类传统的女性名字，还附有各自的年龄，从15岁到21岁不等。
名单里涉及她们居住的地址，分别是“新春里街8号、19号、22号”、“新里街14号、8号、甲5号、7号、9号”、“瑞祥巷2号”、“三兴里9号、7号”等。
其中，瑞祥巷在东起二七路，西至西一街的位置；新春里街和新里街在老坟岗一带；三兴里则位于今天的东起西一街，西至铭功路这一段。
据当地老人介绍说，白天，日本领事馆基本不开门，二楼阳台上有日本兵站岗，端着枪不停地向四周巡视。
到了晚上，小楼里灯光通明，常有日本人带着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进进出出。
这很可能是一份日本慰安妇的名单，或是一份妓女名单，但有待考证。
二号楼有地下通道相连。
在院内，还发现了一处隐藏在领事馆楼下曾经残害中国抗日爱国人士的秘密地牢。
越过5米深的踏步进入洞内，地牢修得像迷宫一样，洞高1.8米，宽0.5米，洞中曲折迂回，纵横交错，若无照明工具，很难进出。
有一个约8平方米的狱室，墙壁上还遗留着悬挂刑具的钉子，修缮房屋的工人曾在室内发现一副日军制式手铐。
狱室顶部覆盖着厚约4米的钢筋水泥。
从该室南端向东下坡延伸，到达13米深的第二个层面，这里有四五个小房间，每个约2.6平方米，这是地牢的核心部位。
经过清理，从地牢里搜出不少烟盒、药瓶、安全套等物品。
另外，2013年上半年，成都市档案馆向郑州市档案馆赠送了一批珍贵的民国时期的电子档案，就是当年郑州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发出的情报电文的译文。
这份译文长达32页，内容涉及日特活动及经费支出、策划黄河以北各县独立计划、贩卖毒品、编印反动传单、搜集军事秘密等间谍活动。
另外，还有内容显示，1935年11月，日本人片冈聪、和田忠二人化装成工人，由山西垣曲渡过黄河进入河南渑池境内，在前往县城和车站途中，对地貌、建筑物、河流等进行拍照。
这些档案充分展示了当时的日本间谍在河南及郑州从事间谍活动是何等的猖狂。
三、1938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真相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为开展全面抗战，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战区及战斗序列，成立五个战区。
12月，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迁驻郑州。
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所划分的此战区，最初所辖范围为长城以南，以山西，河北、山东、江苏为主，后来视战争实际情况及日军占领区域，分别于1938年、1939年与1944年做过三次相当大规模的更动。
就战略与兵力言，1937年的战区划分，是以第三战区为重心，保卫京沪杭，期间也发生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
1938年战区划分，则以华中地区的第四、第五、第六战区为主，整编主要是为了“持久抗战，巩固武汉核心”，战略目的则在于“东保津浦，西守道清”。
“战区”的编制原为军事委员会为抗日所作的军事作战部署，抗战前夕为五个战区，至1945年增至十二个战区。
这些战区分别受到各地行营指导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一指挥全国陆、海、空军。
行政院所属的军政部、海军部，归军事委员会兼管。
国民革命军战区划分图（1937年8月）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14日，日机十五架分三批侵入郑州上空，投弹60枚，车站商业区悉成灰烬，死伤居民达500多人，这是抗战以后日机首次轰炸郑州。
2月17日，日军攻占新乡。
为阻止日军南下，国民党新编第8师于19日拆毁郑州黄河铁路。
3月6月，日机多次出动飞机轰炸郑州。
3月8日，日军出动飞机12架，对郑州火车站附近投弹数十枚，炸毁房屋数十间，死伤居民多人。
5月13日，日军在郑州投弹数十枚，炸毁房屋300多间，死伤居民89人。
5月中旬，日军攻陷豫东永城，发起豫东战役，企图西取开封、郑州。
蒋介石由武汉赴郑州督战，指挥豫东抗战。
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作战略撤退，同时下令决黄河堤，以阻日军前进。
1938年5月，郑州岌岌可危。
被日军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
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
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决口的地点选在郑州花园口。
掘开花园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
4日，商震派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在中牟县赵口决堤，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
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
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39军新8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在此过程中，明知扒堤受损最大的是中原百姓，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部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6月6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
1938年6月9日，新8师蒋在珍部在花园口决堤成功，这次决口使豫、皖、苏三省44县遭水淹，89万人丧失了生命。
不久，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撤到洛阳。
花园口，位于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
民间传说，最早这里不叫花园口。
那是在明朝时期，天官许某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花园，方圆540余亩，种植四季花木，终年盛开不谢，远近男女争往游览观赏。
后来黄河南滚改道，滔滔洪水，把这座美丽的花园吞没。
从此，这里就成了黄河南岸的一个渡口，老百姓便称之为花园口。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淹死了89万人。
花园口由此名扬天下，人人皆知。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终于被扒开。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
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
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
其实，蒋军早有决堤设想，只不过决堤的最后决心是在桂永清和黄杰两支蒋介石嫡系部队逃跑造成战局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作出的。
如果蒋介石当局心中装着老百姓，早就可以用其它理由将可能受到水淹的群众事先撤走，以策安全。
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从军事上看，这次封锁消息不通知群众的做法也是完全没必要的。
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3倍，因饥荒、瘟疫造成的死亡在300万以上，而日军有据可查的溺毙只有4人，花园口决口是人类历史上单次规模最大的死亡事件，也是最大规模的屠杀。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颍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
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
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
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因此死亡的人口和国民政府征发1400万壮丁造成的死亡超过了抗战期间被日军杀害的人口。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
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
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彻底改道。
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最终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
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
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因此丧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
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
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结果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才终于完成。
不久之后，蒋介石为了进攻中原野战军，又一次意图决黄河之水淹没解放区军民，称“可当40万大军”，幸而中原解放军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挺进大别山，才使中原民众避免了一场新的没顶之灾。
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算是回归了故道。
但是黄泛区的生存环境仍然十分恶劣，耕植条件严重恶化，继续给当地民众造成灾难，直到解放后经过长期的治理，才得到好转。
在大陆时，蒋介石从来不敢承认是自己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后来台湾编写的“抗日战争史”承认了这件事，总算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但却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成是抗战的需要。
不过，无论怎样辩解，“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黄泛区”这两个词也成了蒋介石的终生大忌，从来不愿提及。
蒋介石和他的嫡系势力更不敢提及的是，正是因为以桂永清、黄杰为代表的蒋介石中央军的叛卖行为，才使得兰封战役以至整个豫东战局不可收拾，这是造成花园口决堤这一人间惨剧的直接诱因。
四、抗日战争开始后的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
不久，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撤到洛阳。
中共郑州中心县委撤销，部分党员转至洛阳。
当年12月，中共密县地委成立，隶属豫西省委，密县地委辖区包括密县、郑州、荥阳、汜水、广武、洧川、尉氏、新郑、禹县、长葛、中牟等11县。
地委书记纪西（康国光），副书记刘清源，组织部长苗树棠，宣传部长楚书范。
是年，郑州豫丰（和纪）纱厂迁往重庆。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2月21日，为了防止日军西进，国民党当局开始拆除郑州至潼关段陇海铁路。
3月9日，郑州各界救济难民委员会具呈经济部称：
自平汉路拆毁后，铁路员工失业者达2000余人。
郑州豫丰纱厂停工后，失业工人达3000余人，急待救济。
4月下旬，中共密县地委调李毅章接任郑州工委书记。
8月3日，因叛徒告密，中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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