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docx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docx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docx（3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

——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

王学典

摘　要：

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叙事基调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迁：

1945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史料考订派为中心的叙事，1949年至1980年代末，基本上是以唯物史观史学为中心的叙事，而1990年代以来，学术史叙事的分裂是空前的，但总体趋势向史料考订派倾斜。

左右学术史叙事的基本因素有意识形态立场，因路数不同而形成的门户之见，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学术好恶，不同学派所特有的方法论自恋，对学术史叙事公正性威胁最大的因素看来是方法论自恋。

有“偏见”的历史叙事并不必定是坏的历史叙事，“偏见”有时也很可能构成洞见。

“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既非是以“史考”为中心的叙事，也非是以“史释”为中心的叙事，而是兼顾史观、史料和方法的叙事。

学术史叙事的终极指向是史学的理想状态，一部中国现代史学史叙事所达到的“客观性”程度，就看对史料与史观、考据与义理、实证与阐释、思想与事实、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等几对矛盾的平衡程度。

客观的学术史叙事的终极可能性，归根结底不是主观或觉悟问题，更不是史家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要建立起一种公正的交流、评价和比较机制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现代学术史；　客观性；　史考；　史释

　　历史大概永远不会自己说话，更不会自我呈现、自我表达、自我诠释———历史永远都是被叙述出来的。

学术史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永远是被叙述出来的，而不是自我呈现的。

不过，学术史与普通历史有一重大差异，即学术史的原生态在被“历史”化后仍然存在，如文献书籍、期刊报章等依然存在下来供后人检视，而普通历史则仅仅存在于时人和后人对它们的记录之中，它们本身则在这种记录完成之后灰飞烟灭。

学术史的主体是“学”，普通历史的主体是“人”，“学”可以完全寄托在文献中，“人”则死后如灯灭，无以整体寄托。

这样讲绝不意味着学术史比普通历史更可靠。

20世纪刚刚过去，这一世纪的书籍杂志期刊绝大部分都还摆在那里，但是阅读不少20世纪学术史著作之后，我们依然会无所适从：

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学术背景，或同一时期、不同学术背景，或同一学术背景、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同一学术背景的论著，其中关于史家、史学流派、史学现象的评估差异之大，以及以这些评估为依据所绘制的20世纪中国史学版图的面目各异之显著，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这同一个研究客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描述?

对这个问题，学界迄今还没有一个较好的解答。

[i]笔者对此问题也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

1990年代中期，在出版《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时，笔者对此问题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自觉。

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所谓“国学复兴”和所谓“重写学术史”、“重续学术谱系”之后，到写作《顾颉刚与他的弟子们》一书时，这一学术现象才在心中逐渐深刻起来，所以在该书“小引”中，我简要表达了对此一问题的看法。

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也未能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直到写作《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时，我才真正稍稍思考了这一现象，并试图给予解答。

笔者的核心关注是：

客观的学术史叙事究竟有无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下面提供给大家的，当然仍只是初步的思考。

　　一、20世纪中国史学叙事的变迁

　　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叙述无疑应该在这一史学形态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

20世纪中国史学与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一同问世，到了1920年代，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古史论战”之后，中国史学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对它的总结和反思，于是开始。

　　最早对20世纪中国史学进行“回顾”且有较大影响的，当属王国维在1925年所写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

[ii]王国维认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发现和整理代表了最近二三十年的新学问；而且，前四类合在一起，可与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汲冢书的发现并列为中国学问上的三大发现。

王国维如此高度评价新史料之开发和研究，明显地影响了此后的学术史书写，初步确立了以史料工作为本位、以史料派为中心的叙事模式。

王国维此文，只是一次演讲的整理稿，严格来说不能算作有意识的学术史研究。

有意识的学术史研究发端于1930年代。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中心，史料考订学派迅速壮大，取得了不菲的业绩。

这为以“古史研究”为中心的史学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史学在人文学术各部门中异军突起。

齐思和正是选取了这段时间，从“地下史料之发现”和“出版之史学书籍”两方面，总结、赞扬了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取得之成绩，[iii]他显然是以史料派为正宗和主流，虽然这不是当时史学界的唯一声音。

持另一取向的学者，如朱谦之、冯友兰等，则取消了史料派的中心位置，只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方面，而将史学的未来寄托于更新的学派。

　　朱谦之认为，考证史学成绩固然不少，但“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见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且误将作为历史辅助学科的史料学看作史学的全部，理应受到唯物史观派的“无情批判”。

而唯物史观派也有“理论多而事实少”，“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的缺点。

朱氏遂主张发起“现代史学运动”，以纠正当时考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偏颇。

[iv]冯友兰将当时的史学界分为三个趋势：

信古、疑古、释古。

[v]他认为“信古”“最缺乏批判精神”，所以持批评态度；而“疑古”虽然“对于史学也不无有所相当的贡献”，但是却有“抹杀一切”的短处；只有“释古”，“用一种批判的精神，向可疑与可信的各方面探讨，兼有疑古与信古的两种精神”。

[vi]在冯友兰看来，“释古”正是“史学的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

[vii]与初出茅庐的齐思和相比，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对当时史学界的观察深刻得多，影响也大得多。

尤其是依据“研究的特点”划分出“信古”、“疑古”和“释古”等史学流派，可以说是193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一大进展。

　　1930年代的这些学术史研究还不能说很成熟，但其叙事已经出现了分流：

在齐思和看来居于首席的史料派，在朱谦之笔下却只占一席之地，而且应让位于新学派。

进入1940年代，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结和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叙事的差异也更加明显。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是继冯友兰之后从划分史学流派的角度描述史学界的重要文章。

钱穆按照治学路径和治学目的，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三个流派：

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

他认为“记诵派”与“考订派”的史学，“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而“革新派”由于其“能具系统”、能“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等，所以“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viii]对考订派史学评价如此之低，在当时的主流学界，是不多见的。

　　作为一部中国史学史名著，1942年出版的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首次将中国近现代史学放在整个中国史学的大脉络中予以考察，从“史考”与“史纂”两个重要角度，认为“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与“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是近代中国史学并驾齐驱的两大趋势。

进入金毓黻视野的史家有：

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李济、董作宾、郭沫若、陈寅恪、何炳松、陈鼎忠、曾运乾、柳诒徵、朱希祖、罗家伦、陈垣、顾颉刚、陆懋德。

在他笔下，梁启超是新史学的第一重要人物，因此在两个脉络中都重点论及梁启超；胡适、吕思勉、钱穆三人只在“近世努力于专史之著”列表中露了一次面；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领袖傅斯年，好像还没能露面。

唯物史观派史学一字未提，郭沫若虽屡被提及，也都是缘于甲骨、金文的研究。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叙事进程中，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以“20世纪史学”为对象的经典之作。

该文特别着重从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这一独特视角考察1900—1941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行程，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把新史学的发生和发展看作是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是其基本预设，而认为近代史学存在着“史观派”与“史料派”两个系统，则为此后的史学史界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

此文的目的不在论述“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同异与对立，所以文章并未专门论述“史料”和“史观”等问题，但是从对胡适、王国维、李济等人的赞颂与对郭沫若、陶希圣等人的批评中，仍可以看出周予同的学术偏重。

1945年，“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

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1845年以来百年中国史学的专著，该书视野开阔，既兼顾大家，又包容各派，广义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尽收眼底，较为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

而顾颉刚自己所言“对于百年中最有成绩的学术———史学来作一个总结算”，更能说明其价值所在。

[ix]因此，该书无疑是现当代中国史学史叙事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而该书最有价值之处，是作者以专家的身份，对各个时期的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甚至各个方向上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和代表成就给出了一个大致判断和排队，使得本书既具有史的总结的性质，又具有研究指南的价值，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学意义。

此后，几乎所有论述20世纪中国史学的作品均无法绕开这部著作。

此书当然算不上客观的学术史叙事，其局限和偏见也将在下文专门论及。

　　虽然顾颉刚、金毓黻、周予同等人在具体论述当中也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怎样看待“史学编纂”方面的分歧较大。

[x]但是，说他们基本上都偏重史料考订，则不会存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后主流学界的其他几篇论著，在观点上与这些文章显著不同。

　　邓嗣禹《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一文，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考察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发展。

[xi]他既不站在史料派的立场，亦不站在史观派的立场上进行叙事，而是力图中立和超脱，严谨客观地评论了各派史学史家，特别是指出史料派与史观派各自的优点与不足。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两派是可以而且应该互相补充的。

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为依据，邓嗣禹也给所论各个领域的史学家排了坐次。

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说，此文是“会通派”学术观点趋向成熟的标志性文献。

[xii]它突破了此前学术史的叙事基调，也预示着新学术史叙事基调的出现。

对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史学进行了一个堪称全景式的扫描和判断，是邓嗣禹此文的最大贡献。

他认为胡适、梁启超、顾颉刚、何炳松等这些“疑古派”为新史学运动做出了贡献，尤其是胡适，在历史研究等领域为青年树立了典范；而“考古派”一派，如王国维，对中国上古史及中世纪戏剧研究的贡献卓越；邓嗣禹对甲骨文、敦煌文书、明清大库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也很看重，并给予专章论述。

在这些方面，他与顾颉刚等人并无太大出入。

邓嗣禹最大的突破是把唯物史观派纳入了视野：

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是“过去10年中两大史学流派”之一；其次，认为唯物史观派的论著虽然“很不成熟，也常带有先入之见”，但是仍然承认“他们的确为摈弃王朝体系的传统编纂方式做出了切实功绩，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阐释”。

[xiii]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本书中一字未提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在邓嗣禹一篇论文中却被专段论述，明确指出了它们的优缺点。

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史前期中国社会》也被提及。

　　1949年发表的另外一篇重要文章，是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

此文只比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晚了四年，但是对于20世纪史学发展的概括则大为不同。

如果说邓嗣禹对史料考订学派学术史叙事基调只是突破，那么齐思和此文则是颠覆。

在他笔下，民国以后的史学版图已由顾颉刚笔下史料派的“一统江山”，“改旗易帜”为唯物史观派在北伐后向中央位置进军了。

虽然齐思和也给予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何炳松等几位史家较高的学术地位，但是规模已经大大缩小，像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公认的学术大师，甚至连专段论述都没有；虽然齐思和也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影响巨大，但是只给予了半节的论述，并放在全文最后；虽然齐思和也论述了“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等人，但是只有区区不到半页，而且对陶希圣颇有微辞。

齐思和在弱化史料的开发与整理，突出史学编撰的同时，一改此前非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批评，认为“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

[xiv]在较为详细介绍郭沫若之外，李大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也被重点论及，给予赞扬。

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董作宾、李济等人则一笔带过，傅斯年、陈垣等人根本没有进入文章。

齐思和这篇论文，是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史学的第一篇，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叙事第一次变迁的发生。

　　尽管史料考订派受到了冯友兰、钱穆等人的批评，但是在顾颉刚、金毓黻、周予同包括冯友兰、钱穆、邓嗣禹看来，史料考订学派占据了史学界的主流地位，是一个事实。

在他们绘制的学术版图中，史料考订学派自然居于中央。

如果说各幅版图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史料派内部的安排、或史料考订这个中央辐射的范围不太相同。

即使在齐思和的笔下遭到重创的史料考订学派，至少还保留了半壁江山。

但是，在唯物史观史学家笔下，情况恰恰相反，“五四”以后居于史学版图中央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抗战爆发，特别是进入1940年代后，唯物史观派学术阵营里的一些史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行程也进行了一些总结，譬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初版于1938年8月长沙新知书店）就对此前的史学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看法，[xv]但这方面第一篇重要文章则是叶蠖生1941年8月发表的《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一文。

作为当时延安的革命史家之一，叶蠖生带有强烈的战斗气息，并首次将政治斗争引入史学史的叙事中。

他从政治立场出发，运用政治标准将当时的史学界分为两大营垒四大派。

[xvi]叶蠖生认为，唯物史观派随着抗战不断发展，“它正走向独占中国历史园地，击溃一切非科学的历史方法的道途之中，正因为它已成为历史学中的主力，因而起着主导的作用”。

而“唯心论的历史学者，则走向消沉没落的道路……实验主义的历史家……也全然失去它过去在历史学上权威。

毫不为人们所注意了”。

[xvii]这篇文章，当然满足了当时文化斗争的需要，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该文初步奠定了此后50年间中国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对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的叙事基调。

　　叶文发表三个月后，金灿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一文。

金灿然将中国史学分为封建时代史学、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唯物史观初步运用下的史学三个阶段。

他认为，资产阶级方法支配下的史学，是在西洋资本主义文明输入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它尚没有开出灿烂的花朵时，便已经凋谢了”。

“五四”以后，尤其是自“社会史论战”起，“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上，唯物史观的方法占了统治的地位，在这个光辉的方法论面前，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显得暗淡无光，失却了活力”。

[xviii]从金灿然这篇文章开始，“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等概念正式成为唯物史观史学史叙事里的核心概念。

唯物史观派这一时期另外一篇较重要的学术史文章是胡绳的《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

此文是对1941年至1945年间唯物史观派史学成就的总结。

胡绳认为这期间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客观的成就（当然主要是唯物史观派取得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泽等人的古代史研究，侯外庐、杨荣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华岗、严中平、李平心等人的近百年史研究，就是优秀的代表。

胡绳还赋予这些成就重要的意义：

“不仅表现着历史研究这一个部门内的进步”，而且“是学术研究风气转移的一个重要契机”。

学术研究“可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基础，那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才能使洋八股和洋教条完全‘休息’下来”。

[xix]

1949年后的30年，由于种种原因，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的研究陷入停滞。

这30年里，大陆史家在20世纪史学史叙事上，基本延续了叶蠖生、金灿然创立的基调。

学术史研究的重新启动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此后的十多年，学术史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白寿彝与尹达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两人在延续叶蠖生、金灿然创立的20世纪史学史叙事基调的同时，也有所调整、增补。

　　白寿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而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是大陆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篇重要的现当代史学史论文。

该文只用了大约380字来论述民国期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将其划分为“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史学上仍然有他们的成绩”和“政治上反动”的两类。

第一类在政治上并不是敌人，所以得到部分的承认。

这一类史家提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吕思勉、冯承钧，虽然每人只有一句话，但在当时已属不易；而政治上反动的史家连名字都没有提及。

[xx]白寿彝此文中的主要观点在1983年出版的《史学概论》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

该书说：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流并进，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流更成为支配的力量。

”而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诸流派，则要么是“旁流”、要么是“逆流”。

梁启超、顾颉刚、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主流以外”的“旁流”，而胡适则“代表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是趁着时代的大变动，披着伪装而在混水中摸鱼的”。

[xxi]因此，白寿彝在文中一再强调，虽然顾颉刚与胡适都属于“疑古”一派，但是顾颉刚之“疑”与胡适之“疑”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1985年，尹达主持编写了有相当影响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

该书现代部分差不多是以正统的形式确立了叶蠖生、金灿然、白寿彝之叙事基调，甚至可以说是将这种基调推到了顶峰。

与叶蠖生《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相比，此书有两处重大突破，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归宿。

换句话说就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正统地位；二是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四”以后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这三十年历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史学从此走上了真正科学的轨道。

”[xxii]对于“资产阶级史学”，尹达并未全部否定，而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予以取舍：

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因为“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新史学发展的集中反映”，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得以保留一个专节。

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这些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史家被挤在“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爱国和进步倾向”一节里，其中陈寅恪约683字，陈垣约732字，吕思勉约560字。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领导者傅斯年的名字，只在论述抢救明清大库档案时出现了一次。

而胡适、陶希圣、蒋廷黻、钱穆、林同济等人，则被斥为反动。

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概论》，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最权威、最系统的论述。

因此它出版后立即成为中国史学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指导性文献。

此后十多年间，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以及相关论著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一叙事基调。

[xxiii]这一新叙事基调，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与顾颉刚等人截然不同的20世纪史学版图：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占据了“五四”以后史学的中央，并占据绝大部分版图，而其他学派则只在版图边缘得以存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术史重写活动不但在大陆展开，同时也在海外展开。

与大陆独尊唯物史观不同，海外的现代学术史叙事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其中，美国的余英时和香港的许冠三最具代表性。

余英时作于1979年的《中国史学的现阶段：

反省与展望》一文，可以说是继周予同《近五十年的中国新史学》之后，中国现代学术史叙事的又一篇经典之作。

此文的最醒目之处，是以“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冲突为线索，全面检讨了现代史学的得失。

余英时对“史料”、“史观”两派同时提出批评，认为史料派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唯物史观派史学与时代绾合得过于密切，以至于达到了极端的“影射史学”。

但是他认为这两派“在史学上各有其坚强的立足点”，是“与史学俱来的基本要素”，因此“同为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xxiv]他号召在吸两派精华、弃两派糟粕的基础上，把“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及其发展的过程”当作今后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1980年代后期，许冠三在香港出版的《新史学九十年》是一部影响颇大的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名著。

此书论述了90年间的六个流派，17位史家。

[xxv]在许冠三绘制的20世纪史学地图中，张荫麟、朱谦之、常乃惪、雷海宗取代了钱穆、吕思勉、何炳松等人的位置；而唯物史观派史家虽也有四位入选，但与尹达、白寿彝等人描绘的学术版图相去甚远。

许冠三全书落脚在以殷海光和他自己为代表之“兼重方法、材料与理论，而又以材料处理为根本”的“史建学派”上，不但照应了所选各学派所占的比例，而且突出了自己主张的以“科际整合”、“多元史络”为重心的史学主张。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198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严格说来都处于从属地位。

而到了1990年代，学术史研究在大陆则一跃而成为中心，成为学界的“热点”、“焦点”，成为1990年代最大的学术中心。

正是在这十年，学界完成了对现代学术史的一次最大规模，也是空前深刻的改写。

这次改写的要旨，是“绕过占主流地位长达40年之久的唯物史观派，直接承袭中央研究院的学术传统，在学术风格、治学理念、作业方式和致知门径诸方面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接轨”。

总之，19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的全面反动。

这一动向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明显与这一时期的“重估民国史”的社会思潮互为表里。

　　“中国现代学术史”在1990年代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史料派”从边缘走进了“中心”，而“史观派”则从“中心”退为陪衬。

具体说，“史料派”重返现代学术版图的中央，而“史观派”则被逐渐放逐到边缘位置。

而陈寅恪和郭沫若的易位则是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事件。

前面说了，无论在白寿彝还是在尹达的笔下，郭沫若都绝对处于中心地位，在尹文中，现代部分尽管有限，郭沫若仍独占了一章的位置，陈寅恪只有区区600字。

而现在一切都倒过来了。

不但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实现了完全的“翻身”，成为学术中的“正统”，陈寅恪还取代了郭沫若，成为这一“正统”的象征。

甚至可以说，陈寅恪这位已故史学家，在“国学”复兴的大潮中，被塑造成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学术偶像。

“陈寅恪”这三个字这时早已超出了对他本人指称，而具有学术符号的意义。

如何对待陈寅恪的问题这时事实上已经变成如何对待学术本身的问题。

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学术界连续编辑出版了多种陈寅恪学术纪念文集，而传记和传记材料如《史家陈寅恪评传》、《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解读陈寅恪》等，超过10种之多。

这是包括章太炎、王国维在内的任何国学大师所享受不到的殊荣。

陈寅恪被推许为一代“国学大师”、“学人魂”、“自由主义史学”的开山、“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中心人物。

　　在1990年代的相关著作中，有几篇文章最值得注意：

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钱宏的《国学大师丛书·重写近代诸子春秋》、戴逸的《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等。

刘梦溪在纵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及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等收入这一丛书的学者之学术。

在此文中，他把陈寅恪置于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中心位置，认为他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镇，这一点当时后世鲜有异词”。

[xxvi]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将陈寅恪喻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是“‘真正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伟大学者”。

[xxvii]钱宏认为，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

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先回到康有为、章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