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有科举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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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有科举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
李约瑟问题、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有科举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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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贴打尽
序
作者说明：
以下内容是作者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意淫小说《超级大国的梦想是不是只能在意淫小说里实现》中的一章，该章专门讨论“李约瑟难题”。
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
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
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中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
其实，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梁启超先生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这个观点，我想不会有人反对。
但是，为什么偏偏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曾被介绍到西方，伏尔泰等人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一套非常优秀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非常公平，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那这么好的制度西方为什么不用？
任鸿隽先生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也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那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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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这些都只是“李约瑟难题”的“表面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和西方之间有三个差异：
我们是一个大国，西方是一群小国；我们是农业文明甚至说是小农文明，而西方是商业文明；我们是大陆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
正是这三个差异导致了李约瑟现象的出现。
我们再追问一下，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和西方之间有这三个差异呢？
答案是，我们和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等等）不同。
作者认为，地理环境的不同才是“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
作者这么说，有的朋友可能不同意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地理环境再重要，也只是“外因”，“外因”怎么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呢？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句话当然不会错。
那么，在中西方文明的发展上，什么才是“外因”，什么才是“内因”呢？
作者认为，“外因”是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内因”是文明的个体----“人”。
遥想人类文明初起之时，“内因”是差不多的――黄种人白种人的体质、智商差不多；中西方文明起步时的状况也差不多，都是差不多同时从愚昧状态开始。
而“外因”地理环境上的差别就大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大陆，平原，温带大陆性气候。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群岛，温带海洋性气候。
中西方文明差异如此之大，“内因”上找不到原因，就只能往“外因”上找了。
更何况，地理环境这个“外因”也没有决定中西方文明发不发展，只是影响着她们的发展，影响着她们的发展速度，影响着她们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她们的发展方式，等等。
要证明地理环境是“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就得从这个“最根本原因”出发，看能不能推导出中西方文明的三个差异这三个“根本原因”。
然后再从三个“根本原因”出发，看能不能推导出“科举制度出现在中国而没有出现在欧洲”、“中国人不会归纳法”等等“表面原因”。
在本章里，作者试着进行了推导。
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如果“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地理环境，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把整个国家搬到美国去？
那倒不必。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理环境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已经小多了。
作者今天之所以讨论“李约瑟难题”，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引进、消化、吸收西方文明的状态。
经过一百七十年的艰苦努力，伴随着无数中华儿女的血泪，这种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总算告一段落。
虽然我们离世界最先进水平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但这种距离，已经不象鸦片战争时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那么悬殊――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第一次具备了赶上甚至超过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可能”――注意，仅仅只是“可能”。
那么，在这个历史关头，讨论一下“李约瑟难题”，梳理一下中西方科技几千来的发展轨迹，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自然还是有一点意义的。
特别是，李约瑟难题中一些客观因素还是没有改变，它们依然存在，依然在发挥作用，依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后的发展。
也有的朋友会说，“李约瑟难题”压根儿就是伪命题。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中国的“科技”发展就是按照这种“没有科学，只有技术”的方式走的。
中国古代取得了那么多辉煌的“科技”成果。
事实证明，这种“没有科学，只有技术”的方式是可行的，这就是中国式的“科技”发展之路――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问题是，这条曾经非常正确的中国式“科技”发展之路，为什么到了唐宋以后就走不下去了呢？
比如说，“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发明的。
“四大发明”诞生几百年后，在中国没有一点儿进步。
但是，“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以后，倒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四大发明”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开始领先中华文明的标志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又是蒸汽机。
那么，中国有那么多能工巧匠，为什么这么多能工能匠里就没有一个人能造出蒸汽机来呢？
在本章里，作者试着做了解答。
看到这里，有的朋友也许已经烦了――你说了半天，说的不是“科学”就是“技术”，“科学技术”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比较两个文明，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吗？
就是比谁的船更坚，比谁的炮更利吗？
那么非洲、拉丁美洲的音乐、舞蹈等等等等还是不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呢？
有的朋友甚至更会对“科学技术”、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式进行质疑，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带来了那么多副作用－―核武器、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环境污染、肥胖症，等等等等。
这些副作用是与西方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
这些朋友的意见也对，讨论“李约瑟难题”，当然也不能忽视这一点。
（美丽的双螺旋）
考虑到小说完工还需要一些时间，而“李约瑟难题”又是朋友们很关心的问题，本章较整部小说来说又相对独立。
所以，作者决定，提前发布这一章。
本章及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大量借鉴了前人包括网友们的成果。
有的列出了出处，如范岱年先生的《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范先生的文章对中国大陆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作了简单的回顾，很值得一读。
但更多的，实在是无法一一列举，只能在此笼统地表示感谢。
“李约瑟难题”非常重要，欢迎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作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保留本章及整部小说的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
一生只做一件事”。
――“一生只做一件事”2010年12月5日写于安徽巢湖
李约瑟难题
题记：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象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
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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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
杨若水的办公室。
杨若水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一张草稿纸，正在发呆。
周秘书走了过来，他敲了敲门，杨若水没有反应。
“想什么哪，这么专心？
”周秘书有些好奇，悄悄地走了过去。
只见那张草稿纸上写着“地理环境”、“大国VS小国”、“农业VS商业”、“大陆VS海洋”，等等――‘地理环境’上还被划了一个圈。
草稿纸的顶部，好象还有个标题，但被杨若水的手遮住了，一时看不清楚。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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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
”杨若水这才注意到周秘书，倒有些吓了一跳，“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
――几年前，杨若水大举进军房地产业时，就已经和周秘书混得很熟了。
“临时有个会，今天正好有点儿时间，就过来看看你们。
”
“欢迎，欢迎！
不过，鑫鑫刚好不在，到外地去了。
”杨若水解释说。
“见到你也是一样。
”周秘书笑笑，“只是坐一坐，下午还要接着开会呢。
”
“那好，你先坐一会儿，我交待他们几句。
”说着，杨若水出了门。
周秘书坐到杨若水的座位上，开始端详起那张让杨若水出神的草稿纸，草稿纸的最上方写着5个大字――“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详见本章的题记，这是英国着名生化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在1964年提出的问题――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近代，剧降为只占0．4％――反差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李约瑟难题”象一个“迷”，吸引了很多人去研究。
这些人里也包括周秘书，上大学的时候，他还专门查过这方面的资料。
今天，看到杨若水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他顿时也来了兴趣。
杨若水回来了，给周秘书倒了杯茶，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若水，研究‘李约瑟难题’哪？
”周秘书打趣道。
“谈不上研究，只是有些想法。
”杨若水笑道。
“那你觉得‘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周秘书问道。
“地理环境！
”杨若水非常肯定地说。
周秘书笑了笑，摇了摇头。
杨若水继续，“我认为，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是出现‘李约瑟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不同的地理环境也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你看，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大陆，平原，温带大陆性气候。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群岛，温带海洋性气候。
也因此，我们和西方之间出现了三大差异：
一，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二，大国和小国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可以说是小农文明，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
我会向你证明，正是这三大差异导致了‘李约瑟现象’的出现。
”
“地理环境是‘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我不能接受。
”周秘书摇了摇头，“不过，中西方文明之间有三大差异，我倒是完全同意。
”
见周秘书不是很同意自己的观点，杨若水微微一笑，他也不着急，“李约瑟难题实际上包含两个疑问：
一、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二、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在西方，而没有产生在中国？
或者，为什么中国后来落后了？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第一个疑问很好回答。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欧洲文明起源于古希腊。
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比古希腊更适合粮食作物生长。
在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黄河流域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人口越多，取得科技成果的概率也就越大。
取得了更多的科技成果，又可以回过头来提高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高了，又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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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自然我们的发展比他们快了。
”
“我们的地理环境较欧洲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吗？
”周秘书问道。
“是啊，我们是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
就黄河流域来说，虽然由于植被破坏，这一区域变得干旱。
但即便如此，这一区域还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之一。
而欧洲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气温的年、日较差都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月平均气温在0℃以上，最热月在22℃以下。
阴雨日极多，但强度很小，光照不足，不适宜于粮食作物生长。
”
杨若水顿了顿，“数据也可以支持我的观点，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世界第一。
历史上，公元元年左右，汉朝的人口就达到了五、六千万，就已经和现在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的人口差不多了。
”
“如此说来，‘人多力量大’这句话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周秘书笑道，“人口多还是有优势的。
”
“要适宜，太多了也不好。
”杨若水道。
“对，对，对，要适宜，太多了确实不好。
”周秘书忙道。
大国和小国的差异一，科举
“第一个疑问的解释我可以接受，”周秘书想了想，道，“那第二个疑问呢？
中国为什么后来发展慢了呢？
”
“这就要谈到这三个差异了，”杨若水指了指草稿纸，“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差异，大国和小国的差异吧。
这个差异可以是相当重要呢！
为什么中国有科举制度，而西方没有呢？
我认为，最关键原因就是这个差异。
”
周秘书一怔。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大国人口多、面积大，统治难度大。
”杨若水继续，“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历代统治者都没有遇到的统治难题――秦帝国纵横几千公里，人口3000万，这么大的国家，怎么统治？
不要忘记，那是公元前221年，那个时候交通手段落后，通信手段落后，生产力水平落后（书写用的纸都还没有发明）。
以那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怎么统治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国家？
试想，边疆发生战事，消息传到京城，那是好几天以后了。
而军队如果从京城出发，赶到事发地域，恐怕还要个把月――这种统治上的压力，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秦帝国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这个空前绝后的统治难题，秦朝没有解决，统一六国15年后，秦帝国灭亡。
秦亡于暴政，历史早有定论。
但我想，秦的灭亡，统治难度太大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说到统治，个人感觉，两个群体很关键----‘侠’和‘儒’，‘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
对这两个群体，秦帝国的解决方案是，‘收天下兵，铸十二铜人’和‘焚书坑儒’。
秦帝国仅仅维持了15年，秦帝国的教训警示着后面的朝代，这条路走不通，你们还要想别的办法。
较之于‘侠’，‘儒’更关键。
在历代统治者的眼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让他们又爱又恨又畏惧的群体。
可‘焚书坑儒’这条路又走不通，那该怎么办呢？
‘焚书’太笨了，后面的统治者很快就明白了，‘焚书’不如‘修书’。
‘坑儒’也太笨了，汉朝吸引了秦亡的教训，把‘坑儒’改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棒杀不如捧杀。
而隋唐的统治者就更聪明了，‘独尊儒术’的升级版出台――儒家经典学得好，你就可以当官――着名的科举制度就此出笼。
隋唐的时候，科举制度还是1.0版，还不是很完善。
科举所用的教材还是孔孟的原版着作，还没有来得及‘修订’。
而孔孟的原版着作里还有很多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与统治阶级的需要还不太‘和谐’。
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朱熹就对四书进行了‘解释’。
这种‘解释’当然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
所以，南宋以后，科举所有考试的标准答案用的都是朱熹写的对孔孟的解释。
（插一句，宋朝新儒家的兴起是不是也和科举制度成熟化有关？
）
科举制度就此登封造极，影响了中国上千年。
”
过了一会儿，杨若水接着道，“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统一是第一位的。
为了统一，我们可以牺牲很多东西。
科举制度对中国也是有贡献的。
西汉维持了215年，东汉196年，算是长寿的。
而唐290年，北宋168年，南宋153年，元90年，明277年，清268年，也算是长寿的。
而汉朝到唐朝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却都很短命，也没有形成大一统。
唐宋元明清都是开科举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没有科举制度的。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
周秘书苦笑。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
”杨若水继续，“大国的管理难度和小国的管理难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我们打个比方吧，就说管理十个人和管理一百个人，表面上看，这是‘量’的区别，实际上是‘质’的区别。
管理十个人是‘直接管理’，管理一百个人是‘间接管理’。
管理十个人，有一个勤快的组长，足矣；而管理一百个人，除了组长，还得设副组长，还得有骨干，得成立一个‘组织’。
管理十个人，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措施；而管一百个人，就得制定一些‘规定’，就得给他们一个‘愿景’――这就涉及到制度、文化、思想范畴了。
管理十个人和管理一百个的区别尚且如此之大，那管理一个小国和管理一个大国的区别呢？
治大国若烹小鲜！
不容易的！
既然不容易，就得想一些特殊的法子，而这些特殊的法子里，最有效的当然是控制思想！
怎么控制思想，科举制度！
而欧洲那些小国的管理难度就没有这么大。
所以，中国有科举制度，而西方没有。
说完了，杨若水叹了一口气。
周秘书也叹了一口气，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良久，周秘书道，“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我也是这个看法。
”
杨若水点点头，科举制度对中国人思维的禁锢，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大国和小国的差异二，科研人员不同
“谈到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关键原因就是这个科举制度。
”杨若水说，“中西方古代科技发展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科研人员不同。
中国的科研人员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人民，而欧洲那边除了劳动人民外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
试想，科学是理论范畴，理论怎么可能由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呢？
！
”
“中国古代的科研人员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在科技进步中发挥多大的作用。
他们缺席了，那他们干什么去了呢？
”周秘书喃喃自语，“忙着参加科举考试去了。
”
学好了儒家经典，就可以当官。
科举制度就这样影响了知识分子们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们都忙着科举去了，哪儿还会有人搞科研呢？
杨若水继续，“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中国古代取得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实践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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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很好解释了。
因为，中国的技术成果，象‘四大发明’啊、冶铁啊、耙啊，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创造的。
而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需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不是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的劳动人民可以做到的了。
不错，中国也有象沈括、宋应星、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科技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这样的人一来太少，二来，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把民间的科研成果进行汇总，原创的要少一些了。
而欧洲呢？
阿基米德、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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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
没有这些科学巨人，就没有西方‘科学’。
”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研的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的创作者是谁已经无法考证。
指南针是谁发明？
传说是黄帝；火药是谁发明的？
不知道；冶铁术是谁发明的？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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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知道。
中国伟大的劳动人民取得了那么多辉煌的科技成果，却没有在科技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
“再多说几句。
”杨若水道，“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你看对不对，较之于自然科学，中华文明更重视社会科学。
举个例子，科举制度考的是儒家经典，而不是数理化。
考察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
其一，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太早熟了，太先进了。
象‘四大发明’，象‘种痘’，象‘耙’，等等等等，动辄领先西方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中华文明早早地取得了这么多科技成果，也因此早早地陷入了科技发展的瓶颈。
换句话说，一来，中华文明的科技发展是超前的，我们不缺乏科技；二来，再取得新的、革命性的技术很困难。
所以，从政府到民间，对自然科学一直不是很重视。
其二，几千年前，中华文明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科技成果，也因此对科技的副作用有了充分的了解，加之中华文明已经取得了超前的科技成果，所以对中华文明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洋枪洋炮’、‘种菜’这些具体的技术，而是如何保持国家稳定、统一。
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是也。
老子说过‘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等等，对科技持否定态度。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孔子如何种菜，孔子取笑他――把国家管理好，创造出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强于多少人种菜。
所以当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出使清朝，把火枪等技术送上门，乾隆等都不是很重视。
统治者们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如果鼓励民众科研，热衷于搞‘洋枪洋炮’、‘自鸣钟’这些‘奇技淫巧’，而忽视了‘圣人之言’、‘道德文章’，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应该说，这种思想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个人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水平上升了，但是道德素质滑坡了，很多社会问题出现了。
关键原因就是高估了科技的作用，忽视了‘道德文章’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正应该重新回味老子、孔子的话。
这个，我们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不管怎么说，中华文明因此对自然科学一直不是很重视。
与之相反，西方一直是非常重视自然科学。
在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孔子也说‘君子不器’。
没有知识分子愿意从事具体的科研活动。
中国认为，从事这些具体的科研活动的人都是‘匠人’。
而在西方，由于科技的进步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科技人员的地位很高，象阿基米德就是国王的座上宾。
对比之下，在西方，自然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投身科研，也因此，能做出大量的成绩了。
大国和小国的差异三，火药
“大国和小国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还有很多，比如说火药吧。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用它来做爆竹；而西方人用它造出了洋枪洋炮，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反过来侵略中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
”
“那你说为什么呢？
”周秘书问道。
“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多数时间，我们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而欧洲一直没有统一，一直是一些小国。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主要是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还有就是就是中原政权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打仗；而欧洲历史上的战争除了内部的起义外，更多的是小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还是和平的时间长，战争的时间短。
对中国的中央政权来说，只要没有农民起义和蛮夷进攻，中国就没有了军事上的压力，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自然也就没有再改良武器的必要了。
而欧洲的小国之间虎视眈眈，不是在战争就是在准备战争。
小国之间的实力也差不多，打仗打的就是武器。
所以，欧洲对武器技术的需求比中国大得多。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社会一旦有了某种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可以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就是说，社会一旦需要某种技术，就会有很多人来研究它，大家都来研究的结果就是科学水平大大提高。
欧洲的小国之间竞争的压力很大，对军事技术的需求就大，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来研究，自然也就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而从火药改进到洋枪洋炮还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造出了大炮，也就心满意足了，虽然后来，中国的枪炮技术还有提高，但是由于需求不大，发展很缓慢；而火药传到欧洲，欧洲人如获至宝，改进，打仗，再改进，再打仗。
他们拼命改进的结果就是，洋枪洋炮诞生了。
周秘书点了点头，“是啊，明朝在每代皇帝执政期间，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事。
所以，明朝的火器甚至比清朝还要先进！
”
“对！
”杨若水道，“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向乾隆进献火枪。
英国人把火枪免费送上门了，乾隆都不是很重视――这种火枪做工精细，价格昂贵，量产很困难。
关键是，我费那么大的劲改进火器打谁呢？
打天地会？
打周边那些‘蛮夷’？
都用不着啊，朕的‘八骑’足够了――这就是没有竞争的压力的结果。
还有，17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初年，有个人叫戴梓，他发明了一种早期的连珠枪，叫‘连珠铳’。
它的火药和弹丸均贮于枪托，共28发，以二机轮开闭，扳第一机时，火药及铅弹丸自动落入筒中，第二机随机转动，磨擦燧石，点燃火药发射铅弹丸――虽然比机枪差一些，只能算连珠枪，但也比美国的斯宾塞连珠枪和温彻斯特连珠枪早了近2个世纪。
这种武器的复杂程序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工业水平，造价也比已经很贵的鸟枪高，因此无法装备军队。
”
杨若水顿了顿，“1674年，戴梓献上了自己的发明‘连珠铳’。
估计，当时的‘连珠铳’一来造价高，二来技术上可能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并没有普及开来。
我们设想，如果1674年以后，还不断地有大规模战事。
那么，‘连珠铳’就会不断地改进，最终肯定会有普及的一天。
如果‘连珠铳’能普及，那‘鸦片战争’或许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但1674年，正值‘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之后，清朝的大仗也打得差不多了。
”
“当时，满人对汉人不太信任应该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周秘书说。
“不完全是这样，”杨若水摇摇头，“如果1674年，清朝就遭遇英人入侵。
满人就是再不信任汉人，‘连珠铳’也要推广啊。
还有就是，武器装备的作战效果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的乘积。
如果一支‘连珠铳’的造价抵得上一百支鸟枪，那你是会选择一支‘连珠铳’还是选择一百支鸟枪呢？
”
过了一会儿，杨若水接着道，“火药这个例子的影响不仅仅只在军事上。
我们知道，在人类的科技进步史上，军事科技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比如原子能、航空航天、因特网，等等，都是先应用在军事上，在推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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