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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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吗

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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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吗

相对均富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标志，更是市场机制的目的和标志，两极分化本身就已是最高级别的资源配置失衡和最大程度的资源配置扭曲。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财富过度集聚都是资源的浪费，甚至人生意义的扭曲。

两极分化既非社会主义，也非市场经济，更非自由社会，甚至连起码的幸福社会都不可能是。

事实上，两极分化也导致最被称道的市场效率的消失。

　　　　——题记

2015年元月,《人民日报》刊发《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报道，引起各方关注和热议。

文章不仅提到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而且有专家表示，我国的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刚性,并形成阶层和代际转移,乃至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造成阶层流动通道的堵塞。

这不仅符合通常的现实观感,而且有数据的有力支撑，最典型的恐怕要算家庭财产差距比居民收入差距更迅速地扩大。

有数据显示,２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１%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完全可以讲,贫富差距如得不到节制,不仅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流为空谈,而且会影响甚至拖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进程。

两极分化:

市场理论与现实的悖反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迅速扩大乃至形成两极分化之局呢？

问题的原因被不约而同地归结到市场经济，反对市场经济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支持市场经济的人也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

自由市场的理论祖师亚当·斯密就毫不含糊地表示：

“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

”斯密甚至用数据具体表示,一个巨富的人意味着至少500个穷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鞭挞林林总总,但首先应该就是贫富分化，即所谓“一边是贫困的积累，一边是财富的积累”。

贫富分化似乎成了自由市场的宿命,极力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曾情不自禁地感慨: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

”

但实质上,认为自由市场导致贫富分化比窦娥还冤,因为自由市场正属于均衡机制。

在自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两方进行自由博弈，谁也无法强买强卖,但在有限的时空内，双方的自由博弈不会永无休止，最后将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点,这就是所谓的均衡价格。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不只是为供需双方的自由博弈求解了均衡价格,而且把均衡价格的问题一般化了,这就是“一般均衡”——更准确讲，应该叫“全局均衡”。

也就是说，均衡不是个别的，更不是偶然的，乃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没有均衡，就无所谓自由市场，均衡是自由市场的归宿。

为什么不是能力不同导致分化

这就是理论与现实的悖反,自由市场本质上是均衡机制，但现实上却导致了两极分化的严重不均衡——为什么呢？

原因是不是均衡在现实上缺乏保障,进而导致自由市场南辕北辙呢？

至少从理论逻辑上，均衡不是缺乏保障，恰恰相反,对均衡的保障非常给力。

从基本层面讲，市场属于自由交易，拒绝以力服人，不扭曲任何一方的意志,这不是正是均衡的有力基础吗?

从技术层面讲，市场讲究双赢，如果一种行为剥夺一方的既得利益,不管是不是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都非“帕累托改进”，这不正是均衡的有力护法吗？

机制上可以讲，自由市场尽管“私”心一枚，但全身流淌着却是“公”的血液，始终以服务他人来实现自我，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张维迎先生的话讲:

“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

”事实上，这一点用不着理论上高谈阔论，拿最简单的一对买卖关系来说，一方老是大赚，另一方老是大亏，能持续么？

真正要基业长青，任何买卖都必须均衡双赢，有饭大家吃。

可微观上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自由市场还导致宏观上的贫富分化呢?

这是一般经济学人不曾思考的，正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破天漏洞。

油然而生的答案可能便是能力不同！

“一母生九子,连娘十个样。

”毫无疑问，人不可能都一样,必定存在能力高低强弱之别。

能力高强者创造的价值大,所以价值高;能力低弱者创造的价值小,所以收入低,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贫富分化再自然不过,甚至可说天经地义！

但这不过貌似而已，因为问题显而易见,最简单的，什么是能力高强低弱呢?

“我”认为拥有Ｘ是能力高强,可别人不认同呢？

如“我”认为光明正大是能力高强，可别人认为阴谋诡计是能力高强,尔奈其何!

即便拥有X的确就是能力高强，可就因为别人不拥有,他打死也不认呢？

不认同的权力：

两极分化的防火墙

类似的答案还很多，一般还会包括家庭出身和教育经历之类。

“我”出身于权势家庭，大有经济社会资源;别人出身于平民家庭,缺乏经济社会基础,所以别人在自由市场上竞争不过“我”，这难道有什么好怀疑？

但问题是：

为什么经济社会资源就与价值高低正相关呢?

“我”认为的经济社会资源，别人根本不认同，甚至反而构成负面包袱,就像“文革”中所谓“地富分子”天生输人一筹一样呢?

实际上，像能力、家庭出身和教育经历之类的回答,十分似是而非，实质上都是市场已判定后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要追溯到市场判定前,乃更高抽象后的探讨。

不妨想像一下：

“我”和别人被空投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贫富分化要怎么产生呢？

不论什么因素,显然都需要“我”和别人的共同认定，要不然,一方就可以不认同的权力反制另一方。

在自由市场上，由于以力服人被排除，也由于认同与不认同的权力的平等,不只是财富上的两极分化是不可设想的，甚至别的类型两极分化也是不可设想的。

认同与不认同的权力是人在与人相互作用中最基本的权力，即便别人对“我”客观上存在明显确凿的优势及贡献，“我”也可以行使不认同的权力,就像“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一样，“我”不买你账，奈何!

不认同的权力为“我”赢得协商谈判权,从而制约任何差距乃至分化的产生，构成两极分化最强大的防火墙。

为什么不是收入不同导致分化

另一个容易让人想起的答案应该是收入不同。

在自由市场上，如果不为别人创造价值，“我”就不可能有收入。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要提示的是:

难道别人就没有收入吗？

如果别人没有收入，“我”的收入从哪来呢?

“我”为别人创造价值又怎么体现呢？

显而易见,就像“我”一个苹果交换别人一个香蕉，别人和“我”都认为各自有了收入，“我”可以主观上认为自己的收入比别人的大，别人也可以主观上认为自己的收入比“我”大,可客观上谁大呢?

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并没有答案，这又是一道新难题!

必须回到基本层面来思考!

何谓交换?

不论“我是什么”，都要与别人进行交换，都不能“我”自己说了算，都必须征得别人的认同，具体取决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

即是说，就像价值度量一样，交换也必须克服“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的歧异，如果没有“我”和别人的认同，交换就不会发生。

这就需要“我”为别人带去价值享用,如别人没有获得价值享用，异就不能克,同就不会来。

彻底讲,交换实质上也是价值共享,没有共享,没有交换，交换是一次共享完成的动作。

如果说收入，此中收入相等，因为共享的价值当然相等。

均衡的要害在限定系统

交换是价值共享，这从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机制的均衡本质，自由市场的的确确就是公有制，从而问题也变得更加尖锐：

究竟微观上均衡大公的自由市场是如何导致宏观上两极分化的呢?

症结是在于自由市场没有限定系统，迟延了均衡大公的实现。

理论上讲，不管系统多大，相互作用都能够达致均衡，自由市场都能够达致均衡，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现实上讲,市场主体也就是一个个“我”都是有限的，有形的一切都有限,“我”只能进行有限的自由交易，均衡只能够在限定系统内达致。

如果系统超过一定的系统，在固有的人际相互作用下，均衡最终也一定能达到,但时间太长、波折太深、代价太大，有时候积重难返,极大阻滞均衡的实现。

就像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分化太大且长期得不到化解的话,社会就可能崩溃，甚至通过革命的爆发达到新的均衡。

事实上，限定系统是自由市场达到均衡的当然前提，没有限定系统,就不会有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唯有在限定系统内,市场主体也就是“我”算计才可能长远，博弈才可能深化,信息才可能对称，资源配置才可能优化,两极分化才可能避免。

稍微观察大自然也知道,凡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生机。

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由市场原本也是共生对称机制,不仅不导致两极分化，反而能避免、节制、弥合两极分化。

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博弈，但家庭之所以更有人类的美德,原因就在于家庭是一个限定的系统,家庭内部博弈属于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更加容易催生美德。

不管是什么系统,只要系统得到限定，人际相互作用必定深入,赋予一定的时间区域,均衡至公是必然的。

两极分化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邓小平同志说过: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实际上，共同富裕或相对均富，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标志,更是市场机制的目的和标志,两极分化本身就已是最高级别的资源配置失衡和最大程度的资源配置扭曲。

吴仁宝先生的座右铭说得好: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财富过度集聚都是资源的浪费，甚至人生意义的扭曲。

两极分化既非社会主义,也非市场经济,更非自由社会,甚至连起码的幸福社会都不可能是。

事实上,两极分化也导致最被称道的市场效率的消失。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表示：

“在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１9８0年以后。

”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衡量国民收入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越来越大，200８年一度达到0.４9１的高点，接近于0.5的国际警戒线。

这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而且也违背改革开放之初“共同富裕”的郑重承诺。

当务之急是深刻反思发轫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坚持走自己的路，既以自由机制为追求,更以均衡机制为侧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类社会创建真正的自由市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