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精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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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精讲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
一、生平和创作道路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里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
他7岁入私塾，学习上很勤勉，除四书五经外，还涉猎了大量的古籍，阅读了大量的野史笔记。
他多次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孩子亲密相处，逐渐了解到农民毕生受到的压迫和他们勤劳、纯朴和坚毅的性格。
13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周伯宜患病久治不愈，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之中，在破产困境中，鲁迅体验到世态的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于是决定“走异路，逃异地”。
1898年5月，鲁迅到南京考进江南水师学堂，不久转入矿路学堂。
在这里，鲁迅接触到了所谓的“新学”，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文化思想，特别是严复译述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给青年鲁迅以深远的影响，他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思想，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他希望中国能够维新，国家能够强盛，他后来到日本学医，跟他这种希望维新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随即考取官费留学的资格,被派往日本留学。
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在仙台学医，打算学医救国。
不料一次课间放时事幻灯片时，看到一个中国人做了俄军的侦探被日军砍头示众，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虽然体格强壮却精神麻木。
这使他十分悲愤，“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
这个认识和决定是鲁迅长时间研究“国民性”探索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
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壮志，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
所谓国民性就是民族性格，而在当时的鲁迅看来又偏重于民族劣根性。
鲁迅所要改造的正是中国“沉默的魂灵”。
于是，鲁迅毅然弃医从文，走“文学救国”的道路。
这一决定，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转折。
1906年，鲁迅返回东京，开始了他一生光辉的文学事业。
他曾和许寿裳、周作人等办文学杂志《新生》，因人力物力不济未果，于是转而撰写文章，评介外国文学作品，和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集《域外小说集》，其间还撰写了重要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批判了抱残守缺、反对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批判了中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各种派别和思想，指出他们“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本”的实质。
对真正的爱国志士则希望他们“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它，他在绍兴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并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文言写了短篇小说《怀旧》，描绘农村封建势力既敌视革命又想投机革命的卑劣行径，显示了作者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讽刺才能。
1912年初，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学监，不久辞职。
1912年2月，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之迁往北京，直到1926年8月。
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北洋军阀手里，当时上演的一系列丑剧——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使社会情况异常黑暗混乱，这时的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新的分化，原来只是以排满为目的来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纷纷复古；而坚定的革命派对当时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仍需新的探索。
鲁迅坚定地站在彻底革命派的一边，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
他反对封建主义，又批判资产阶级，那么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
在苦闷和沉思中，鲁迅度过了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的7个年头，其间他利用工作之余，辑录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不断思索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为后来的学习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照亮了中国解放的新道路，也使鲁迅在“刀光火色”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为摧毁封建“铁屋子”，他开始“呐喊”了。
1918年5月，他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和李大钊等一起参与编辑的《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历史，引起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热烈反响。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后结集为《呐喊》。
同时还发表了论证严密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许多短小精悍的随感录，控诉吃人的封建文化和孔孟之道。
“五四”运动高潮过去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北方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寂寞荒凉的景象，鲁迅又一次有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慨，小说集《彷徨》和散文集《野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
从1920年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师大）等学校兼课，成为爱国青年的良师益友。
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他虽然未参加，却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1924年到1925年，支持并领导语丝、莽原、未名三社，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作家。
期间，围绕着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等斗争，鲁迅一次又一次痛斥封建军阀及其主谋的凶残，撕去走狗文人为虎作伥却貌似公正的面具，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正义斗争，赞颂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同时希望战斗者能学到“别种方法的战斗”，要“痛打落水狗”。
在不断的思索中，此时的鲁迅开始对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还认识到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鲁迅《华盖集·导言》）。
可见，在鲁迅的世界观中，无产阶级思想在不断积累，尊个性和进化论的旧思想在不断减弱。
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和《坟》后半部分记录了这些可贵的斗争经历和思想发展。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在这里他继续写些回忆往事的散文，后来结集为《朝花夕拾》。
此外，从参加战斗到现在，他还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四本杂文集，一本散文集《野草》，并且翻译了很多作品。
从这些作品轨迹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鲁迅正逐渐酝酿着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
由于厦门毫无革命气息，1927年1月，鲁迅又来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在这里，他有机会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比过去更密切的交往。
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血雨腥风中，他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战斗，也看到了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为营救被捕的40多名党员和进步学生，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多方奔走，据理力争，但营救无效，于是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这一事件警醒了鲁迅，后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现在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了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血的教训使他的“思路因此而轰毁”，他觉悟到不能再把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的思想武器。
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
此后几年，他在不断的实际斗争中，逐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终于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他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确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1928年，鲁迅加入革命互济会。
1930年，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且是发起人之一。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战斗的文艺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一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光辉文献。
1933年，鲁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上海分会的理事，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6月，不顾危险到万国殡仪馆吊唁被特务暗杀的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铨，出门不带钥匙，表示了勇于牺牲的决心。
9月，与茅盾等联名发表宣言，欢迎世界反帝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当时国民党“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鲁迅也遭到围攻、通缉、盯梢，但他明白表示：
“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书信集》下卷《致山本初枝》）。
在左联工作期间，他先后编辑《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书刊。
他领导新兴的木刻运动，关心和培养木刻青年的成长。
在文化战线上，他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坚实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
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种病态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鲁迅也给予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提高国民的认识，并把斗争的锋芒最终指向产生这些现象和心理的社会根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调集军队侵入关内，威胁整个华北。
年底，党中央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鲁迅积极响应，明确宣告：
“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1936年），还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口号，组织领导文艺界，纠正内部错误，揭露批判托派阴谋，促使文艺界很快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实际斗争中，鲁迅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情谊，不断加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
他曾书写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与瞿秋白，并庄严宣告：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深切表达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竭诚奋斗的崇高信念。
他满怀信心地投入战斗，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最后10年，由于政治、思想斗争的需要，鲁迅要求自己像“感应的神经”一样起而应战，他不得不放下计划写作的论著和长篇，而以杂文为武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
这些杂文后来结成十个集子，即《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三集，还有一些散篇收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
此外，他还写了《理水》等五篇历史小说，和以前写的三篇合成《故事新编》的集子。
在翻译方面，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法捷耶夫的《毁灭》、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果戈里的《死魂灵》等。
这些都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中华民族甚至世界的珍贵财富。
长期的艰苦战斗，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5年底，他感到身体的不适，1936年写出了可视为遗嘱的《死》，对生死看得“随随便便”，对怨敌却表示“一个都不宽恕”，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和彻底革命精神。
1936年10月19日，病魔夺去了鲁迅的生命。
他不幸在上海逝世。
鲁迅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鲁迅一生的战斗业绩和精神作了崇高的评价。
他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8页）
二、小说
㈠《呐喊》《彷徨》
《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1918年4月至1922年10月间创作的小说14篇（初版15篇，1930年第十三次印刷时抽去《不周山》，改名《补天》后收入《故事新编》）。
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端午节》、《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彷徨》1926年8月由北京新书局列为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出版，收1924年2月到1925年11月间创作的小说11篇，按写作顺序依次是：
《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曾这样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由于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对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也看到了几千年封建主义的统治，养成了人民的愚昧和不觉悟的精神状态。
他倡言“改良这人生”，即发扬国民的精神，就是要人民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敢于起来反抗一切。
因而鲁迅的启蒙主义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他关心最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命运和觉醒，这是超出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地方。
那么，他希望被压迫人民起来抗争又是什么性质的抗争呢？
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跟农民结合起来，鲁迅还没有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的小说《呐喊》和《彷徨》，正是为了解剖中国社会，为广大被压迫人民寻找革命的出路而创作的。
《呐喊》着重揭露封建宗法社会的残酷统治及其在精神上毒害人民的罪恶，集中沉思旧民主革命，痛心辛亥革命失败，对农民的革命力量则在怀疑中进行坚毅的探索，它的战斗的声音像号角一样震醒了封建“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密切配合了“五四”时期思想革命的进行。
由于写在五四高潮时期，又自觉遵奉革命前驱者将令，因而基调高昂；《彷徨》继续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讽刺封建余孽，并着重对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探索，批判他们的个人主义和软弱性，痛心先觉知识分子的沉沦。
由于写在五四退潮时期，文学革命阵营正在分化，鲁迅深感忧郁、彷徨，“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却得不少”（《自选集·自序》）。
当然，这“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的思考，仍然反映出作者在追求中战斗，在探索中前进。
恩格斯说，在欧洲，“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
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也像1300年年间的欧洲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历史也给了我们一位新的但丁似的人物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新纪元的诞生，这个人物就是鲁迅。
他贡献了划时代的杰作《狂人日记》，不仅惊醒了沉睡的人们向吃人的旧世界宣战，而且展示了五四运动狂风暴雨的惊心动魄的壮丽前景。
可以说不止在文学领域里，甚至在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鲁迅都是中国旧时代结束和新纪元开端的一个闪光标志。
他的贡献很多，首先，他是第一个立足于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高度，真正从被压迫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角度来提出反封建的要求，塑造了闰土、七斤、阿Q、祥林嫂等普通农民的丰满的艺术典型，揭示他们的苦难，挖掘他们的愚弱，甚至本能的反抗和潜藏在骨子里的革命性，透过这真实的描写揭示反封建的主题，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
《狂人日记》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篇作品，它揭示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把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揭示和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巧妙地结合起来。
狂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又都真实地揭露了生活的真相，从而显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它剥开了“仁义道德”的伪装，控诉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割股疗亲”等残酷罪行，尖锐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各式各样的黑暗势力，不仅被个别地写出，而且作为一个集团来表现，是被彻底否定的一种社会势力。
作品还揭露封建黑暗势力对农民等被压迫群众的精神上的毒害。
狼子村的佃户也在帮同吃人，帮同大哥来对付狂人。
这些被压迫群众遭到知县绅士迫害时，并没有什么反抗的颜色，倒是在对付狂人时，表现得这么怕人，这么凶。
面对黑暗的现实，狂人憧憬着未来，预示未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预示“真的人”要出现，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总之，鲁迅先生渗透在《狂人日记》里的思想是杰出的。
第一，他揭露了吃人的现实，挖掘了吃人历史，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的家族制度和礼教。
第二，他宣布了昏睡中的中国人民的开始觉醒，开始反叛，开始为勾销四千年的吃人的旧帐去努力改变吃人者的本性。
第三，他呼吁人们“救救孩子”，渴望拯救被吃的中国人民。
他的"救救孩子"正是救国救民的一声痛心的呐喊！
继《狂人日记》后，鲁迅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
在这些篇章里，鲁迅先生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至死都不醒悟的落魄文人孔乙己、买蘸了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一家，更对准了逼孔乙己走向绝境的封建宗法制度，正是这延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才培育出了孔乙己、华老栓这样麻木的人，才有了那些一样贫苦却嘲弄着孔乙己的鲁镇的群众及那些像鸭子样伸长了脖子观看革命者就义的看客。
该用什么“药”才能医治这不觉悟的一群人的灵魂呢？
在以后的《风波》、《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中一直渗透着作者这种忧虑，当然，更主要的还有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及其脱离群众的教训的总结。
《风波》以张勋复辟为背景，描写了这一事件在江南水乡所引起的风波。
农民七斤在辛亥革命时被剪掉了辫子；传来“皇帝坐龙廷”的风闻，赵七爷挟嫌报复，恫吓七斤，结果是弱小的八一嫂和六斤成了牺牲品，特别是新的一代六斤，在辛亥革命后又重新裹上脚“在土场上一腐一拐的往来”。
《头发的故事》则哀叹辛亥革命的流产和群众对辛亥革命的冷漠：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故乡》一开头便点染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破败景象：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而从前机敏的小英雄闰土也被残酷的生活、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折磨得成了“木偶人”。
这些都表明，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社会性质，更没有给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生活。
《阿Q正传》更是全面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尤为重要的是鲁迅挖掘出了潜藏在中国贫苦人民身上的革命性，尽管还是出于本能的、盲目的，（如阿Q）仍不能不让我们佩服！
揭示农村劳动者的苦难最为深刻的是《祝福》。
围绕着地主阶级典型人物鲁四爷家的四次“祝福”，鲁迅塑造了祥林嫂这样一个勤劳、纯朴而又愚弱的劳动妇女形象，封建礼教的“四条绳索”剥夺了她最起码的生活权利，让她最终死在了新年的祝福声中。
祥林嫂的所有不幸几乎都发生在春天，她是个没有春天的女人！
她最清醒的挣扎和反抗就是临终前对灵魂、地狱产生的动摇。
和她不同的是，《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小说中反封建意识最强烈的劳动妇女形象，她不信奉封建等级观念，不讲“三从四德”，敢于用战斗的方式争取妇女合法的地位和权利，她不堪丈夫的虐待和遗弃，她还要离婚，而且闹了三年！
她不畏权贵，大胆泼辣，敢骂敢打，只可惜的是在七大人和慰老爷相互勾结的封建思想势力面前，自然形态的民主思想萌芽不会成为反封建思想的可靠力量，即使大胆如爱姑，仅凭个人反抗，还是注定会失败的。
在旧中国，劳动妇女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揭示她们的苦难，无疑能更深刻地揭示问题。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是真正从被压迫的农民角度出发，反映了农民不能不革命的悲惨生活地位和他们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的革命觉悟两者之间的矛盾，说明辛亥革命没有担负起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责任。
其次，鲁迅在小说中还成功地塑造了新旧两代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一代是受到封建传统教育的旧知识分子，又包括两种类型：
一类是封建文痞，如《肥皂》中满口“风雅”，骨子里都是荒唐淫乱的四铭；《高老夫子》里满腹“国粹”，实际上只知吃喝嫖赌的高尔础，鲁迅对这些封建卫道者是无情揭露。
另一类是不第文人，鲁迅对这些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有讽刺，但更多的是同情。
孔乙己在以传播孔孟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的长期毒害下，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视高人一等，鄙视体力劳动，好吃懒做，结果越过越穷，以至弄到了将要讨饭和偶然做些偷窃事的境地，即使如此，他还是那样可笑地自高自大，那样迂腐，那样麻木，他根本不明白究竟是谁，或者什么力量使他落到这个境地，一直到死他却都没想反抗，不怨不怒，奴性十足。
如果说《狂人日记》描绘的是一幅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那么，在《孔乙己》里，鲁迅就是在用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来进一步揭露和控诉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了。
还有《白光》中的陈士成，连考十六回不中，最后疯死在万流湖中。
他们的遭遇虽引人同情，但人们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任何希望。
鲁迅更多关注的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首先觉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并把他们作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力量加以表现，但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软弱性、妥协性使他们势单力薄，在强大的封建思想势力面前无法取得根本胜利，因此，鲁迅着重表现了他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是反映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作。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
在旧的革命高潮时代，作品的主人公曾经是首先觉悟的人，有理想有作为，但当革命退潮，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地压迫着的时候，他们软弱了，甚至妥协了。
吕纬甫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物，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不能自拔，他觉得自己不过像蜂子或蝇子那样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了回来了。
而魏连殳几乎被逼得为社会所不容，几乎要挨饿，要求乞了，他只好当了一个师长的顾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然而，他是痛苦的，他把自己和周围隔离开来，成了一个冷漠、阴沉的人物，以愤懑的心情和玩世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一切，其实这只是个人主义的消极反抗和自我戕贼，实际上是投降。
自暴自弃的结果使他造成了自己的死亡。
《孤独者》以魏连殳给孤独的祖母送葬开始，以封建势力给魏连殳送葬结束，开头是魏连殳的哭祖母，结尾是“我”的感受：
“……天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是对先觉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同情，更是对封建势力的控诉，同时也是鲁迅对个人主义的孤独作战的最严厉、最尖锐、最无情的批判。
鲁迅描写知识分子灵魂的历史的另一篇杰作是《伤逝》。
在“作品分析”一节中将作重点分析，那里我们将进一步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说的“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悲剧。
此外，在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中，还有新旧交替时代的民主革命战士形象，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里坚决要吹熄封建社会“长明灯”的“疯子”，《药》里的夏瑜，虽然他们不是体现反封建思想革命道路和力量的正面理想人物形象，但总可以表明烈士的血不会白流的美好意愿。
在艺术表现上，《呐喊》、《彷徨》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木刻纪程》小引）开拓了现代小说的新民族形式，主要表现在体裁运用、人物塑造、结构情节、语言驾驭等方面。
鲁迅是现代小说体裁的开拓者之一。
他的小说体裁多样，有的是日记体和对话体，如《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有的近似速写和小品文，如《示众》、《兔和猫》；有的像童话，如《鸭的喜剧》；有的是改造了的章回体，如《阿Q正传》。
正如茅盾所说：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读〈呐喊〉》）。
在人物塑造上，都有典型化的过程，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和“画龙点睛”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鲁迅认为，典型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专用一个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出关〉的“关”》）。
运用这种方法在于“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答〈戏〉周刊编者信》）。
这一手法在阿Q形象塑造中运用得最为成功。
写二十年后的闰土，只通过他叫“我”老爷，让儿子磕头，要香炉、烛台和普通应对等简单情节反应他的落后麻木，则是典型的“白描”；而《祝福》中通过祥林嫂眼神的变化透视其心灵历程，孔乙己教孩子“回字有四样写法”等细节描写又都是点睛之笔。
在情节结构上，打破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以故事情节为主转向以人物性格为主；由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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