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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通例》评析
20世纪初期产生了两部最具影响的文献学著作，这就是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1912年完成，1914年中文稿出版）和余嘉锡的《古书通例》（1937-1940年间完成，1985年出版）。
前者是讨论简牍形制的经典之作，后者是讨论周、秦、汉代书籍体例即书籍编撰方式和流传情况等内在结构的经典之作。
《古书通例》出版后，在简帛文献学界、史料学界、文献辨伪学界的影响日渐凸显。
随着简帛文献出土日多，《古书通例》的论断渐次获得坚挺的证据，而成为人们认识古书体例的基础。
但是关于该书创作的知识背景，学界素乏讨论，而其学术价值，学界尚未给予系统的阐释和总结，本文主要就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古书通例》创作的知识背景
（一）现实知识背景
1.文献辨伪方法
宋代以来，文献辨伪之风逐渐兴盛，并渐次总结出系统的文献辨伪方法。
1918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把辨伪学提高到重要位置。
胡氏把辨伪证据分为内证和旁证二部分。
内证包括史事（即以书中的史事与作书人的年代是否相符来定真伪）、文字（即根据某一时代文字的特点来辨别真伪）、文体（即根据某一时代文体的特点来定真伪）、思想（即根据某人或某一部书的思想脉络是否前后一致或矛盾抵牾来定真伪），旁证是用本书以外的其他材料来定该书真伪。
梁启超关于文献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献辨伪和疑古思潮一起，使古代文献受到普遍的怀疑。
《古书通例》的撰著，就是作者鉴于当时疑古之风甚盛、但是盛行的文献辨伪方法尚不周全而对古书所作的反思。
换言之，余嘉锡试图从古书体例的研究人手，对传统和当时流行的文献辨伪方法的基础进行修正和批评。
2.古文献的发现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境内陆续发现了很多文献：
1899年发现了殷墟甲骨文字，1900年发现了敦煌遗书，1901年发现了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发现了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1909年始为人知的内阁大库书籍档案。
这五大发现，开启了中国近百年的学术史的历程，其中尤以简牍的发现为探讨早期书籍的形制提供了实物。
王国维利用当时发现的部分敦煌汉简，尤其是早期关于简牍文献的记载，并使两者相互印证，完成了《简牍检署考》。
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出版。
但是王国维等人见到的简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性质，所以关于早期图书体例的讨论只是偶有涉及。
余嘉锡虽然没有直接研究出土简帛文献，但是他在论著中多次提及有关研究成果。
《余嘉锡论学杂著?
书册制度补考》（1935年）提及法人沙畹《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冯承钧译本），认为王国维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策之制大明”。
《古书通例》多处显示出参考出土简牍文献的痕迹。
在谈及早期书名通例时，余嘉锡也引用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序》。
不过，从出土文献出发研究古书体例的成果，给余嘉锡带来的参考是非常有限的。
余嘉锡所依据的，仍然主要是传世文献。
3.时贤的成果
梁启超和胡适等学者关于文献辨伪方法的议论，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的非议，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吕思勉。
吕著《经子解题》（自序于1924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和《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二书都涉及了这个问题。
吕思勉关于文献辨伪，胜义良多，例如关于《古文尚书》：
“东晋晚出之古文《书》，虽属伪造，亦多有古文为据。
”在多家诸子书中，作者分别以篇章论真伪；且认为某书为真，而有后人窜入语，不应以局部否定整体。
这样的思路，颇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献辨伪潮流，即古书年代考。
吕思勉《经子解题?
读诸子之法》把当时文献辨伪方法归纳为二个：
一是据书中事实立论，二是就文字立论，认为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专恃”。
可见，吕思勉已经注意到古书的形成过程及体例问题。
吕氏反对当时流行的文献辨伪方法，根据就是周、秦、汉代书籍的编著、流传及其所涉及史实的真实性问题，即古书体例问题。
（二）传统知识背景
《古书通例》绪论说：
“其中成说，多出前修，并加援引，明非臆说。
”前代学者关于早期书籍的形成、流传情况，已不乏精当的议论。
但是这些议论是零散的，其内容也是局部的。
余嘉锡充分利用了陈启源、章学诚、俞樾、朱一新、严可均、孙星衍和孙诒让等文献学大家的成果参互比较，对古书体例进行了系统探讨。
关于古书不题撰人，余氏引用陈启源《毛诗稽古篇》：
“盖古世质朴……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辄系以名氏也。
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
国史得诗，则述其意而为之叙，固无由尽得作者之主名矣。
师儒传授，相与讲明其意，或于叙间有附益；然终不敢妄求人以实之。
阙所不知，当如是耳。
”余嘉锡说：
“陈氏之言，可谓通达。
不惟可以解诗，即凡古书之不题撰人者，皆可以其说推之，学者可无事穿凿也。
”关于古书不皆手著，余氏引用孙星衍、严可均、章学诚、孙诒让等成说。
他们都指出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是在其身没之后由其宾客门人或子孙撰定。
并说：
“此数人者，皆通儒，孙、严尤多读古书，明于著作之体。
”又引俞樾《古书疑义》卷三：
“《国语?
齐语》是齐国史记，《小匡》一篇多与《齐语》同；盖管氏之徒刺取国史以为家乘。
”余嘉锡说：
“此真明于古人著作之体矣。
”关于古书书名，余氏引用程大昌《考古编》卷一：
“盖采诗者摘其首章要语，以识篇第，本无深义。
”关于古书多造作故事，余氏引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子书虚造故事。
”诸子书“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皆所不计”。
余嘉锡称赞说：
“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关于古书文体，余氏引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序》：
“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
”并说“斯言信矣”。
（三）个人知识背景
余氏读书博而用功勤，治学严谨，功底深厚（陈垣序）。
他花费50余年阅读并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平生精力尽于此书。
1937年，他整理《四库提要辨证》史、子二部出版（自序）。
他撰写多部文献学著作，例如《目录学发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册制度补考》（1935年）、《太史公书亡篇考》（1941年，该文对于古代续书的体例多有发明），尤以《四库提要辨证》使他对古书知识的积累和嘹悟达到很高的境界。
《古书通例》所总结的一些通例，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已有所阐发。
李零认为《古书通例》是余氏从四大本《四库提要辨证》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前言），良非虚语。
余氏多次引用《四库提要辨证》和《目录学发微》中的内容作为《古书通例》的论据和结论。
例如：
“……举之更仆不能尽（详见拙著《四库提要辩证》。
国强案“辩”当作“辨”）。
”“故《鬼谷子》不别著录也（此为拙著《四库提要辨证》之说）。
”“不可谓之善读书也（余作《辨证》已驳正之）。
”“以议其姓名卷数舛刺错谬（以上所言均详《目录学发微》）。
”“《兵录》者，校定兵书之目录（说详《目录学发微?
目录源流考》）。
”
二、《古书通例》的价值
《古书通例》共四卷。
卷一案著录，卷二明体例，卷三论编次，卷四辨附益。
该书是未成稿。
未完成的部分有三处，分别是《辨附益》篇、《辨真伪》篇和《法家》篇①。
《古书通例》的初衷是指导古书校读法。
但是，该书的影响实际上远远超越了读书界，而成为学术史界和文献学界的必读书。
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都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
（一）系统揭示了古书体例及其成因
作者认为，研究、了解古书体例十分重要。
首先，不知古书体例“不可谓之善读书”。
其次，不知古书体例无以论古书之真伪，否则就是“执曹公之律令肃慎氏之不贡桔矢，先零之盗苏武牛羊业”。
再次，不知古书体例而好执当时之例以议古人，考辩详说，不胜纷纷。
最后，不通古书体例“不可以与之论是非”。
《古书通例》揭示了如下古书通例，同时也探讨了古书体例的成因：
（1）古书不题撰人。
只有师师相传，才把学出于某氏者作为著者。
如果时代久远或学未名家，那么传者就会失其姓名。
“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
”古书书名，不皆出于作者之手，多后人所追题，只有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才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
因为官书不作于一时，不成于一手，非一家人所得而私，所以举著书的意图以为名。
古人著书，都由宾客弟子或后学编次，往往以该学派的创造者为书名。
（3）把单篇或一书编人全集，另题书名，或者把单书附入他书，弟子书附先师。
（4）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
周、秦、西汉之人，各有主张，书疏论说，也是发明学理，继承其学者，把这些单篇文章和相关文献汇编在一起，以成一家之学，与后世文集相同。
（5）古书多造作故事。
“若夫诸子短书，百家杂说，皆以立意为宗，不以叙事为主；意主于达，故譬喻以致其思；事为之宾，故附会以圆其说；本出荒唐，难与庄论。
”（6）古书多单篇别行。
书不作于一时，篇章先后也无次第。
随时所作，即以行世。
（7）古书不皆手著，其中多有附益。
古书既多后人所编定，编者把诸子平生行事、最有关系之议论、同时人之辩驳等都编入其中，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
余嘉锡所揭示的古书通例，多能暗合于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图书体例，这种卓越的洞穿能力，使我们想起清代段玉裁的文字校例很多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王国维主要从传世文献出发研究简牍形制的大多数结论，也暗合于出土简牍。
（二）古书体例的研究为史料学提供了基础
古书体例研究和古书的作者、年代和真伪都有关系，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基础。
古代的文献辨伪学、近代以来的疑古思潮都从怀疑的角度审查史料，但都离不开古书体例研究。
中国近代以来史料学的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三大学问。
一是罗（振玉）王（国维）之学，侧重古器物和古文字的研究；二是疑古派，侧重古史传说和文献史料的审定；三是田野考古。
“这三个方面，有内在联系，也有内在矛盾。
‘三分归一统’是百年梦想。
”疑古还是信古这种世纪性的争论，“光在古书里面兜圈子，未必就能解决（很多问题要诉诸考古）。
但古书体例和类型的研究对消弭分歧会有帮助，对通向这一目标会有推动”。
检讨古史史料学的基本概念，核心问题是对古书成书情况的正确认识。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一文（1988年）通过对《古书通例》内容的介绍与补充总结了根据对出土简帛文本的了解所得出的关于古书形成情况的新认识。
2004年李零出版了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就直接节录《古书通例》作为附录，可见他对该书的推崇。
（三）古书体例的研究为文献辨伪学建设提供了基础
余嘉锡批评了传统文献辨伪的三种方法：
其一是“考之史志及目录以定其著述之人，及其书曾否著录”。
但是周秦之书不必手著，目录所载书名撰人不免有讹误，官私书目都收录不全，可知历代书目不尽可凭。
其二是“考之本书以验其记载之合否”。
但是古书往往杂出众手，内容繁杂，多有抵牾，甚或杜撰事实，造作寓言，可知此法“容有未尽也”。
其三是“考之群书之所引用，以证今本是否原书”。
“然古书皆不免阙佚”，传写校刻中删并刊落、节钞辑佚甚至多所疏漏，所以此法“尚非其至也”。
余氏认为，由此会产生四种误解：
“不知家法之口耳相传而盖斥为依托”，“不察传写之简篇讹脱而并疑为赝本”，“不明古书之体例……而律以后人之科条”，“不知学术之流派，而绳以老生之常谈”（绪论）。
作者指明了传统文献辨伪方法的谬误，“若因其非一人之笔，而遂指全书为伪作，则不知古人言公之旨。
譬之习于豪强兼并之俗，而议三代之井田也”。
这是说，古书不成于一人一时，不能因为文字古近、事实抵牾，就定为伪作，这样恰恰是文献辨伪者不了解古书体例，用人们熟知的唐宋以后的著作体例来衡量周秦汉代古书。
即使《汉书?
艺文志》定为依托的著作，也不是伪书。
通过余嘉锡对于古书体例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周、秦、汉代书籍状态的特殊性，现有的文献辨伪方法并不适合古书。
传统文献辨伪学是以较晚近的唐宋以来的书籍流传和体例来考量周、秦、汉代书籍的，但是问题是，这两个时期的书籍生成情况恰恰有很大不同，这使得以后世文献样态为基础建立的传统文献辨伪学面对汉代以前书籍，犹如攻击大风车的堂吉诃德。
早期图书的形成过程是动态的、复杂的，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结晶；在传写过程中增删改编是随时发生的常态。
《隋书?
经籍志》等后世文献对周、秦、汉代文献的误改（例如把西汉前复杂的著作方式概改为撰或著，把本未题写作者的书强题写作者）不能由后者负责。
现在，余嘉锡证明了汉代以前的书籍无论是作者署名还是书名，还是由于附益而造成的文字近古不一、事实多有不合，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与真伪没有关系。
（四）为重新认识早期的图书馆形态提供了资源
汉代以前的图书体例既然与后世大有不同，那么图书的流传、典藏和著录自有其特点。
我们以余嘉锡揭示的古书体例为起点，来重新认识一下当时的图书馆的面貌。
第二，《汉书?
艺文志》为后世提供了西汉国家藏书的数量――1.3万余篇（卷）。
“这个数字是中国有史以来关于典籍统计的第一个确切的数字，既显示了先秦至汉代中期文献的基本数量，也为后世文献的聚散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数字基础。
”但是，这个数字只是刘向整理后的国家藏书数量，余嘉锡指出还有一些书没有被《汉书?
艺文志》著录，出土简帛文献中也有不少未见于《汉书?
艺文志》，进一步证明了余氏推论的准确。
汉代的文献数量当不止此。
第三，既然古书不题撰人，所以当时的书目应该大多是没有著者事项著录的，即使有，也是很混乱的。
《汉书?
艺文志》“六艺略”于经不著录姓名，诸家传记章句有著有不著，而“术数略”，十之八九无姓氏。
第四，当时流传的图书多无书名，有书名者也往往是传其学者或收藏者为了收藏或诵读的方便自己加上去的；标题既很随意，同书异名应该也是常规。
刘向整理藏书时，新命名了很多书。
从出土简帛书籍来看，古书大多没有标题。
例如临沂银雀山竹简中的《唐革（勒）》、江陵张家山竹简中的《脉书》、《盖庐》，都有可能是抄书手或收藏者加上去的。
当然，在主要以传世文献记载为研究基础的条件下，余氏所揭示的古书通例只能是假说。
后来大量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除了证明余氏的推断基本正确，还出现了余氏未能揭示的其他现象，显示出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宁可辛苦一阵子，不要苦一辈子。
2、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3、蔚蓝的天空虽然美丽，经常风云莫测的人却是起落无从。
但他往往会成为风云人物，因为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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