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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文物[全图版]-上

◆“五星出东方”护膊 

亦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汉晋时代。

      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

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

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

 

       现藏于:

新疆区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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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新石器时代。

 

  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

 

       现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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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鹰鼎 

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

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

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

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

 

  现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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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铜鼎 

亦称:

司母戊大方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

 

  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

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耳侧以鱼纹为饰。

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

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

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

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有“青铜之冠”之称。

 

  现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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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 

西周早期。

 

  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

圆形,侈口,鼓腹 ,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

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

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 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与《尚书 武成》、《淮南子  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现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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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 

西周西周康王时期。

 

  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

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

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

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

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

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

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

 

  现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其内容为:

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

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

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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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季子白盘 

西周。

 

  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

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

四壁各有含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

虢季子白盘被誉为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首。

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

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

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

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

在其后几十年内,凯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

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

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

 

  虢季子白盘先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藏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铭文 

虢季子白盘铭文白话译文:

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

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

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

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

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

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

王说:

“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

”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

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

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

(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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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绿松石象牙杯商代。

 

  高30.5厘米,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形似现侈口薄唇,中腰微束。

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

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

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

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

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

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

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

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现藏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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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苏“编钟” 

西周厉王时期。

 

  编钟为成组的青铜乐器。

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

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

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

 

 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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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 

西周晚期。

 

  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

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鎛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

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

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

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

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

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

内容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

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

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现藏于:

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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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鼎 

西周初期。

通高50.7厘米,口径 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

传系清季山东梁山出土,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

 

  现藏于: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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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出土“朱漆碗” 

新石器时代。

 

  食器,口径10.6×9.2、高5.7、底径7.6×7.2厘米。

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

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

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

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

朱漆碗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

 

  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

 

  现藏于:

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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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出土“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

 

  高8.8厘米 射径17.1---17.6厘米 孔径4.9厘米。

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

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

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

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注:

“琮,瑞玉,大八寸形似车 车工 两字合成一字 。

这是对琮的最早定名。

根据《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

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地神的礼器。

看良渚文化的玉琮, 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

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

在当时,每当丰收或祭日时,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

因此,玉琮是良渚人所用的宗教法器。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反山第十二号墓墓主关骨的左下方,是一件神圣崇高的玉制礼器。

这件玉琮的制作,技术高超,可称神工鬼斧,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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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杯 

战国。

 

  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

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

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

 

  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

 

  现藏于:

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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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出土“云纹铜禁” 

春秋中期。

通高28.8厘米 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

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

 

  现藏于:

河南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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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春秋中期。

 

  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原器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

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

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

圈足上每面饰相对的两虎,器盖口沿饰窃曲纹。

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之龙形,有花冠形角,体积很大,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

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

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

圈足下有双兽,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

承托壶身的兽,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

 

  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

 

  此壶原为一对,一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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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墓“龙纹矩形铜镜” 

西汉时期。

 

  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公斤。

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

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

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

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

 

  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

 

  现藏于:

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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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客“铜鼎” 

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

 

  战国。

 

  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约400公斤。

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

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

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

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 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旋涡纹。

鼎口平沿 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 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

 

  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

 

  现藏于:

安徽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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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然墓出土“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 

三国(吴)。

 

  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

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

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

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

 

  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

 

  现藏于:

马鞍山市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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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 

北魏。

 

  每块长约 80厘米,宽约 20厘米,厚约2.5厘米。

,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读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

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原貌难以辨别,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

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

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

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格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大姐、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捷仔辞成帝同乘辇故事。

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

五帝本纪》。

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

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

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

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 32厘米,高6.5厘米。

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

 

  现藏于:

大同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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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局部) 

北齐。

 

  《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

风嗖嗖,旗猎猎,远征的人儿出发了!

莫道行程远,何惧路奇艰,手执弓,身佩剑,扬锐气,策骏骑,纵然千山万水,也要勇往直前。

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

 

  现藏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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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盘变相碑 

唐代。

碑通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

碑为螭首、龟趺,碑额雕刻众神将护持之须弥山,题铭天授二年(591年)。

正面刻畫涅磐故事六图,分别是难陀供养、双树涅槃、为母说法、双足显圣、送葬、焚棺和天界起塔。

下层刻有施主姓名。

涅盘变相碑,原为山西猗氏(今临猗)县大云寺遗物。

寺宇早毁,碑于1957年移入山西省博物馆陈列。

碑为螭首龟趺。

额部雕众神将护持之须弥山。

碑正面雕涅磐故事六图,上部四图—左面为“纳棺”、“临终遗戒”,右面为“荼毗”、“送葬”。

现藏于:

山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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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阳太尊石像 

唐。

石雕。

高1.5米。

原在山西运城安邑,后藏于山西博物馆。

  常阳太尊石像,又多称之为常阳天尊石像,为道教上仙太上老君的造像。

此像于唐开元七年(717年)雕凿而成,造型丰颐,线条圆润流畅,具有典型的唐代造像风格。

  该造像取料白石,雕成后通高1.5米。

天尊头戴金冠,身穿法衣,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

造像面容饱满,衣纹清晰,神态和穆,气度不凡,足见当时道教造像技艺的成熟以及盛唐时期的雍容之风。

石座下还刻有铭文和供养人姓名,表明年代和造像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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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玉戈 

商代前期。

 

  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

 

  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

 

  现藏于:

湖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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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

  

  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

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

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编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

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

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

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

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

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

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

铭文多数错金。

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

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

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

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

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

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

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

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

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

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

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

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

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

(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

 

  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

 

  现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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