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祝福》的女性意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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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祝福》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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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的人家都完全活埋下去”[3]P123。

在这种亲身实践和社会背景下，鲁迅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了《祝福》等有关许多妇女命运和解放的作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凯特·米勒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受压抑和压迫的根源是男权制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在受到男权制的约束[4]P147，从而失去了在社会中的独立性。

在男权制的社会里，一个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往往由于丈夫的存在而存在，由于丈夫的消失而消失：

丈夫是处于男权制社会里的女性的全部内容。

《祝福》并没有直接描写祥林嫂与她的两个丈夫的婚姻状况，既没有说两个丈夫虐待她，又没有说她两个丈夫优待她，这是因为丈夫的存在与否是祥林嫂的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男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一般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祥林嫂没有她自己的名字，人们用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名字称呼她。

“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5]，甚至于她后来另外嫁了人，“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这个名字一直跟随她到死，这是封建礼教所谓的从一而终，鲁迅首先通过“祥林嫂”这个名字，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荒谬绝伦和在封建社会里的女性对男性的绝对依附性。

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鲁镇，直接原因是死了丈夫，家也就没有了，婆婆于是就可以卖掉她。

祥林嫂就只好逃出来到鲁镇做工。

但还是最后被婆婆掠去，卖给了贺老六。

卫老婆子却认为“现在是交了好运了”。

但是，当贺老六死于伤寒，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了，家也就消失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光身了。

大伯来收屋，又赶她。

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

”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存在很在程度上依靠着男性的存在。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爱情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就是重婚姻而轻爱情，如前所说，《祝福》并没有正面描写祥林嫂两次婚姻的情况，祥林嫂死了第二个丈夫后，她最怀念的当然也就是她的儿子阿毛了。

这就是鲁迅说过的“无妻性”：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子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结合。

”[3]P420

古人说：

“妇者服也”。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完全被剥夺了独立性，只有依赖性，即封建礼教的“三从”。

女人出嫁前靠父母，出嫁后靠丈夫，丈夫死后靠儿子。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女儿性和母性的结合，实际上还是无妻性。

男权制不仅体现在家庭里，它同样体现在一个社会。

正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可以离开“玩偶之家”，但她未必能逃离整个社会，祥林嫂可以从婆婆家里逃出来，但她不能离开整个男权制社会。

除了鲁四老爷这个典型的男性形象外，在《祝福》里，我们还可以在其它地方发现男性在社会里占统治地位。

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里辛勤劳动时，人们不自觉以男性作为评判的标准，“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一个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

”魏老婆子在拜年时说祥林嫂“真是交了好运”，而这种“好运”也是以男性为标准的：

“她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男人所有是力气；”而“冲茶的短工”对祥林嫂死在“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祝福时的漠然和不屑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男性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

三

西方女性主义者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和弗罗伊德的心理分析认为抹煞女性存在的最有效的手段是男权制社会的表意手段——语言。

她们认为，人类社会没有共同语言，现有的语言完全受男性的控制，表达的是男性的体验和意愿，从而是一种男性语言（包括身势语言（bodylanguage））。

她们在分析了女性在西方话语中的地位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所有的男权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女性在男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6]P3。

凯瑟林·贝尔西（CatherineBelsey）指出：

争得主体地位就是夺取话语位置，即争取说话的权利，建立一种话语模式，用话语表达主体意识。

“男性的代名词就是对人们的森严的权力等级以及对万事万物的主宰。

而两性之间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男性总凭借话语优势以牺牲女性为代价而提高自己的特权地位。

”[7]P146米歇尔·富科（MichelFocault）也认为，话语不仅暗示着欲望，而且其本质上也是某个欲望的东西，话语就是力量（Discourseispower）[8] P221这就指明了话语的深刻内涵。

在男权制社会里，由于男性控制了话语权，女性失去了意识的独立性，最终使女性“不能发音”（unpronounceability）或“陷于困境”（awakwardness）[9]P207，女性的解放也就只有以死亡而告终。

在《祝福》中，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男性话语的优势来表达男性作为统治者的父权制思想。

鲁四老爷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讲理学的老监生”，却是男权制的一个典型象征。

在整篇小说中，鲁四老爷似乎和祥林嫂之间没有什么话语，但他以其特殊地位夺取了话语权利，从而以牺牲祥林嫂为代价以提高其地位，并压抑和压迫祥林嫂，而最终使祥林嫂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直到死去。

祥林嫂第一次逃到鲁镇做工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鲁四老爷只是“皱了皱眉”，而当祥林嫂被夫家的人劫走的时候，鲁四老爷只是说了“可恶！

”“然而”；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的时候，鲁四老爷“照例皱过眉”，而且“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女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当祥林嫂最后死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祝福中时，鲁四老爷却是“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

’”

鲁四老爷的两次皱眉（身势语言）三次短话，尤其是在鲁四老爷听到祥林嫂死于“祝福”时夕而说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表露了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话语控制权，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赵太爷骂阿Q的话：

“你怎么会姓赵？

——你那里配姓赵！

”人的姓氏或死于某个时候，这是本人无从决定的事，鲁四老爷却用他的男性话语权表达了他的地主逻辑。

奥地利文学批评家彼埃尔·Ｖ·齐马认为，社会方言是“一种社会方言暂时可以被确定为一套代码化的词汇，也就是按照一种特定的集体合理性形成结构的词汇。

”[10]P161 “社会方言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交互压迫是造成祥林嫂的悲剧的根本原因。

”[11]在男权制社会里，男性还控制了社会方言话语权，女性必须服从男性。

当听说祥林嫂是逃出来的时候，鲁四老爷就说“这不好”。

后来婆婆劫走祥林嫂回去的时候，鲁四老爷就说“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这些看似自然的、不经意的话语，表明了男性的社会方言对女性拥有无可争辩的至高权力，以及女性对男性的隶属关系。

四

   宗教原本就是精神鸦片，麻痹了被压迫者的斗志。

但是，当宗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而得到恶性发展后，无形中就成了束缚被统治者的精神枷锁。

封建宗教和神权在压迫女性发挥着极其恶劣的作用。

《圣经》有关人类来历的神话表明，上帝本来只创造了男人，考虑到男人太孤独，才又从他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让它变成一个女人。

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是西方男权制传统中最根本的论据，因为它为男女两性本无差异的观念提供了最雄辩的论据：

女人本是男人的一部分。

对此，女性主义者不无辛酸地评论说：

上帝也在为男人服务。

玛丽·埃尔曼（MaryEllman）在她的《想想女人》（ThinkingaboutWomen）中剖析了男人心目中所谓“女人气质”的十一个特点*，其中的崇灵性（spirituality）指的是为宗教或神灵之物所吸引并为之献身的一种精神状态[12] P521。

    如前所说，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的解放只有以死亡而告终，但是，对于祥林嫂来说，死亡并不是被奴役的结束，相反，由于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崇灵性，死亡不是解脱，而是变成了被压迫的延续。

祥林嫂先前对宗教（神）或许知之不多，而是通过和她一样处于被压迫的女性“柳妈”的谈话而得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崇灵性的普遍性）。

柳妈和祥林嫂关于捐门槛一事的谈话，或许主观上不带恶意，但客观上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祥林嫂心灵上带来了严重的恐慌。

所以第二天“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求捐门槛”，到年底的时候，“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

但不到一顿饭时候，他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格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然而，在当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纵便是捐的门槛是“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还是不能如柳妈所说的那样能够“赎了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冬至的祭祖时节，祥林嫂虽然“做得更出力”，然而四婶慌忙大声说：

“你放着罢，祥林嫂。

”——这是对祥林嫂一生的挣扎和努力的最后总宣判，至此，祥林嫂对自己的一生彻底绝望！

祥林嫂在“我”回家路上的一连串的提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

”表明了生前哀哀无告的祥林嫂最终带着极大的恐惧走向死亡：

死亡不是解脱，而是压迫的延续；死亡不是悲惨生活的结束，而是一种更大恐怖的开始。

于此，中国封建女性的崇灵性可以略见一斑。

五

暴露封建旧礼教、揭露“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灭绝人性的本质，在鲁迅作品中屡见不鲜的题材，但《祝福》“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3]P209，不仅从一般的情感层面切入经济与社会层面，更是直迫现代女性问题的核心——女性思想与意识的独立，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从女性的思想和意识探讨中国女性命运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意义。

祥林嫂的悲剧是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维护和支持下的男权制的产物。

在男权制社会里，祥林嫂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要受到男权的控制和压迫，在经济上毫无独立的可能。

男权占有祥林嫂的躯体和灵魂，占有她的生前和死后，这是鲁迅对中国女性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认识。

问题探究

对这篇小说的主旨历来争论较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四大绳索说。

典型的观点是“《祝福》描写主人公祥林嫂的悲剧命运，这是个在夫权、父权、族权、神权的交并压迫下，被摧残至死的妇女典型”。

持这种说法一般都引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论断，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夫权、父权、政权和神权是套在妇女身上的四大绳索。

（2）奴性说。

持这种说法一般都引用鲁迅先生的论断，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者之间浮沉。

（3）批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说。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钱谷融先生，他说：

祥林嫂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致死的”（《祥林嫂是怎么死的？

》，载《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

小说中的鲁四老爷就是一个程朱理学的奉行者，小说批判的，例如三从四德、一夫而终、男尊女卑、中庸之道、因果报应、鬼神之说无不是程朱理学的理念，所以，祥林嫂的死是对程朱理学的血泪控诉。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你愿意进行深入探讨吗，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探究思路：

对于《祝福》的主题，从50年代中期起，大多数人都把它归结为揭露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极大的绳索”对劳动人民的残害。

这是套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论断：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

（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 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这种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教材进行解读的方法，未能体现《祝福》这一具体作品的特点。

事实上，《祝福》并没有把主宰着旧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命运的“四种权力”统统概括地反映在作品中。

例如，“地主政权”在《祝福》就没有加以具体反映。

人们往往把鲁四老爷作为地主政权的代表，这是很勉强的。

因为，地主政权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并不是任何地主阶级分子都可以代表地主政权。

鲁四老爷未参与国家机构，甚至也没有勾结地主政权对祥林嫂加以迫害。

至于“奴性说”，更是有些牵强，因为作品中的祥林嫂不只是当不了奴隶，而是当时的社会根本就没有她生存的空间和权利。

正确解读一篇作品的主题，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

《祝福》的主题，只能通过对祥林嫂的悲剧命运的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祥林嫂“怎么死的”？

小说在结尾回答得很明白：

“我”的这个“疑虑”“全被祝福的空气一扫而光了”，显然，作者告诉我们，祥林嫂是被“祝福”“吃掉”的。

“祝福”先吃掉了祥林嫂的灵魂，然后又“吃掉”了祥林嫂的肉身。

绝对不能把小说中的“祝福”简单地看作是封建迷信，本质上它是包括封建迷信在内的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象征，正是这种愚昧的专制的罪恶的封建文化吃掉了祥林嫂。

《祝福》中的鲁镇从风俗制度，从思想到宗教，从日常生活到行为准则都是旧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小说以民俗意味极其浓厚的“祝福”开篇，又以《祝福》结尾，自始至终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封建文化的氛围，赋予鲁镇一种带有原始神教意味并杂糅儒道释多种文化成份的混沌性质。

鲁迅曾经指出，“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士大夫将《论语》、《孟子》、《孝经》、《老子》、《维摩诘经》统为采收，作为谈资。

鲁镇正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代表。

鲁四老爷是鲁镇文化的核心人物，小说描写他的书房，一个陈抟老祖的大“寿”字，一幅 “脱落”的朱熹的对联，一部“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摆在案头的《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这些都充分暗示了鲁四老爷既信儒又信道，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

祥林嫂为什么备受鲁四老爷和鲁镇人们的歧视？

就是因为祥林嫂嫁了两个丈夫，既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触犯了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教条，所以在鲁四老爷和鲁镇人的心目中，祥林嫂“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

柳妈的那番导致祥林嫂精神彻底崩溃的谈话，就是释教因果报应思想的翻版。

最后，小说中“我”与祥林嫂在河边的那段关于鬼魂有无的谈话，正是朱熹的那个“说不清”的命题最后夺去了祥林嫂的生命。

鲁迅曾经尖锐指出：

“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

”可见，鲁四老爷所代表的鲁镇文化是建立在“巫鬼”基础之上的儒道释合一的愚昧野蛮文化。

鲁迅通过祥林嫂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揭露了程朱理学的罪恶。

这篇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它告诉人们，封建的愚昧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潜势力，正如许寿裳先生说：

“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

”

应该说，小说的主题本来是比较清晰明朗的，所以产生争议，其原因是人们解读〈祝福〉的视角不同，有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有的是从文化的角度。

这不只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关系着我们今天读这篇小说还有没有现实的意义。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解读，把小说的主题理解为揭露“四大绳索”，显然，随着三座大山的推翻，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也已经解除，小说的现实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把小说的主题理解为揭露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那末小说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当我们为祥林嫂抛洒同情之泪的时候，自然也会引发这样的反思：

祥林嫂身强力壮，算得上女中强人，完全可以争得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为什么会是那样悲惨的结局呢？

读完小说，我们不难看出，她是套上了太多的精神枷锁，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像无形的绞索，把她牢牢地套住，使她无可逃遁，最后窒息而死。

由此，我们知道，鲁迅通过这篇小说，向人们暗示了一条深刻的教训，必须留心精神的枷锁。

须知，这是无形的杀手啊！

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造就了我们民族的辉煌，但是它的消极的东西也造成了我们民族近一百多年以来任人宰割的耻辱。

许多传统的东西制约了并且正在继续制约着我们民族的发展。

例如，我们在《祝福》中所看到的传统文化的崇拜意识，崇拜神灵、崇拜权威。

我们曾经用这种传统的潜意识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崇拜的心态来诠释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曾经极尽所能大树特树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威，用“一句顶一万句”来表达我们的虔诚。

可是，当我们越是“虔诚”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便成了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精神枷锁。

再以科技领域为例，正如许多科学家指出的，“我国在创新的力度及能力方面远远比不上世界先进国家”。

这并不是中国人在先天智力水平上比外国人差，而是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消极部分禁锢了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今天读《祝福》，必须好好想一想：

我们是否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对这些无形的杀手是否有着高度的警觉？

对它们是否进行过或正在准备进行认真的清算？

因为我们不能戴着镣铐跳舞，我们不能背着这些沉重的包袱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征途。

2012-11-30  人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