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永久的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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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升值永久的痛
日元升值永久的痛
本周一，纽约汇市美元兑日元比价跌至近3年来最低点，不知对于饱受升值之苦的日本，是不是该又一次“闻之色变”了？
日元升值似乎是日本经济永恒的中心话题，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个焦点似乎从未“褪色”过。
虽然将日元升值与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以因果关系挂钩起来，不免过于简单化，但日元升值肯定在极大程度上加剧了日本的经济衰退。
否则，很难想象，为什么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故事会说服如此多的顶尖学者，并流传得如此之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立坚教授就是“日元升值拐点说”的赞同者之一，作为亲眼目睹“失去10年”的留日博士，对这个问题，他无疑很有发言权。
想当年，日本人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接受日元升值的，孙教授这样描述道：
“似乎每个日本人都沉醉在‘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这样的肥皂泡中。
”然而，随着泡沫破灭，人们认识到这种愉快十分短暂，而带来的痛苦却相当漫长。
升值 又升值
1971年在美国华盛顿，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与日本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进行了一场谈判。
康纳利要求日元兑美元升值18%,而水田三喜男则坚持升幅必须在17%之下，为了渲染日方主张的合理性，水田三喜男讲述了一个有关日元的故事———17%对日元来说是非常不吉利的数字，因为1930年日本重回金本位时，日元升幅就是17%，这次升值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可能是水田三喜男讲故事的能力打动了对手，12月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的西方十国财政部长会议上，日元升幅最终定在%，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基准汇率，上下浮动%。
这就是“史密森协议”，通常被划定为日元升值的第一阶段，以此为起点，日本继续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换。
我们猜想当时水田三喜男肯定是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来讲述上面那个故事的，但后来的一连串事实表明，这种夸张一点不过分，相反，日元升值故事所具有的悲剧色彩甚至要远远超过水田三喜男当初的估计。
资料显示，“史密森协议”签订当年，日本经济曾一度衰退，增长率由上一年的%降到了%，但景气在1972年1－3月达到谷底后立即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增长率保持在19%的水平，贸易顺差额达到51亿美元。
没有达到击垮对手的目的，美国人再度出手，1973年2月宣布美元兑黄金贬值10%，日本只得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
由此，日元升值进入第二阶段，从1973年到1985年，日元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
在这段时期，日本的汽车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日本车以低成本和高质量迅速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1975年，日本一跃而为世界汽车出口第一大国。
可以说，汽车市场格局的严重不均衡引发了日美间长达数年的贸易摩擦，也为日元再度升值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口子越拉越大的巨额贸易差也是美国不能忍受的。
1981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为87亿美元，到1985年增至46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的增加率达74%；80年代中期时，日本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规模抵两个德国；1985年日本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而美国当年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在种种“威胁”之下，美国又一次寄望于汇率。
1985年9月，在美国发动下，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签订了日本人迄今耿耿于怀的“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对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日元被迫升值。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
“美国的政策就是让日本人用自己的锅煮熟自己。
”
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日元汇率此后进入了长达10年的升值周期，这便是日元升值“登峰造极”的第三阶段，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
1升至87：
1，在1995年还达到过80：
1的水平。
后来众多学者公认的观点是：
正是“广场协议”吹启了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泡沫 复泡沫
在国际金融界专家口中，日元升值的故事是这样被讲述的。
自从世界汇率体制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日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开始踏上漫漫“升值路”。
按照在日元研究领域非常有权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农的说法，日本陷入漫长而痛苦的“日元升值综合症征”。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突飞猛进，这跟锁定22年之久的固定低汇率的保护分不开，日企不必理会汇率上下，只需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出口等方面。
因此，“广场协议”带来的汇率比价骤升，使外贸首当其冲受到打击，日货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扬直接削弱其竞争力。
出口增长的放缓导致依靠“外向型经济”的日本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不景气———“日元升值萧条”。
数据显示，1985年10－12月出口同比负增长；1986年出口额减少%，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降至%。
除此之外，国内物价暴涨、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大批制造业企业纷纷转移阵地，去海外谋求生存空间，日本产业“空洞化”现象加剧。
为了扭转经济下降的势头，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开始大幅降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
1986年一年里，日本4次降低利率，累计调低近2%，1987年2月更是一度把官方贴现率降到%的历史低点。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升值预期，“热钱”大量涌入，而日本政府为了维持汇率，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不得不放出大量货币干预市场。
孙立坚解释说，市场上资金过剩，加上低利率，两种因素相加作用，资金自然而然流入了获利最快最高的行业———房地产和股票，房地产、股票的价格随之飚升，泡沫经济由此而生。
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此起彼伏的一轮又一轮泡沫在1989年底达到顶峰。
当时，日经平均股价涨到日元的历史新高。
1986年到1989年，东京市中心地价提高了倍，打个比方，如果把东京23个区的土地全卖了，就可买下整个美国。
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的严峻事实摆在面前，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了，1989年11月25日，日本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试图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
金融缓和时代的终结也宣告泡沫经济走到尽头。
几乎一眨眼的工夫，日经平均股价从万日元跌至1990年2月至4月的约万日元；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价也一路下探，根据标价，1991年、1992年间，东京地区住宅土地的降幅为22%，大阪地区为36%，名古屋地区为13%。
日本人为升值、为泡沫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泡沫破灭后“消失的10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严重的通缩、过剩的商品、资产价格无底线地下滑……最严重的，10年中，日本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指标都创下战后最坏纪录，在战后西方经济增长格局中保持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对美国的优势地位，也丧失殆尽。
低点 再低点
从“广场协议”到“日元升值萧条”，从“泡沫经济”到“消失的10年”，日元升值给日本上的这堂经济课真是“代价惨重”，作为深刻反思的结果，“低日元”已越来越成为日本汇率政策的主导取向，甚至成为日本政府整个对外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内容。
外交学院经济系主任江瑞平认为，为了达到阻止日元升值或诱导日元贬值的目的，日本不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典型案例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日本官方操纵下，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995年的高点79：
1贬到1998年的低点147：
1，这相当程度上直接诱发并恶化了亚洲金融危机。
而现阶段，日本政府又是故伎重施，不断动用大量资金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成功地被稳定在116至12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
日本财务省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截至7月底，日本已投入9万多亿日元干预日元汇率，超过了历史最高的1999年全年万亿的投入。
为减轻国际社会对此的批评和谴责，从今年开始，日本还将公开干预改为秘密干预，原来，日本政府在委托中央银行干预市场前，会提前公开表示，事后还会宣布何时、何地、动用了多少资金进行干预。
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希望日币贬值再贬值，但谁都明白，有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有意义的是，如何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让1985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轻易退守的历史重演。
（陆绮雯）
来源：
（责任编辑：
李欣玉）
“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2005-04-1114:
43转载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舒英
日元升值的历史，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布雷顿丛林体制解体。
但对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影响深远的则是“广场协议”，以至在探讨近10连年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时，人们还不时提到该协议。
那么，“广场协议”究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如何的影响呢？
“广场协议”与日元大幅度升值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长会议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馆举行。
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决定5国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以矫正美元估值太高的局面。
这项联合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较，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别离为：
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加拿大元近11%。
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
为了避免美元贬值过度，1987年2月22日，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了7国财长会议，决定将汇率稳固在那时的水平。
可是，日元升值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末，进入1989年才开始有所回落。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国际收支的影响
“广场协议”前，日本对外收支盈余急剧增加。
198二、1983和1984年，日本的常常收支盈余别离为亿、亿和350亿美元；贸易盈余别离为亿、亿和亿美元。
日本贸易盈余的绝大部份来自美国，同期，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别离为亿、亿和亿美元。
美国期待通过日元升值来抑制日本的出口攻势，增进日本扩大入口，纠正两国间的收支不平衡。
可是，这种期待却落了空。
“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扩大之势并未减弱。
198五、1988和1992年，贸易顺不同离达亿、亿和亿美元；同期，常常收支盈余别离为亿、亿和亿美元。
日本的外汇储蓄由1984年的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亿、2000年的亿美元。
到2003年8月末，日本的外汇储蓄达5551亿美元。
统计数据表明，日元升值并未起到纠正日本对外收支不平衡的作用。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贸易结构。
在出口贸易方面，日本出口商品的96%以上是工业制成品。
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加速向知识技术集约型的产业结构转变。
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加工精细、附加价值高的商品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
一些产品活着界市场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因此，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不会因日元升值而大幅度减少。
在入口贸易方面，一个相当长的时刻里，原材料占日本入口总额的70%以上。
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升级，低级加工品和劳动集约型产品在入口中的比重逐渐上升。
但原材料在入口中的比重仍占50%左右。
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品结构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原材料消耗呈相对减少之势。
虽然日元升值使入口变得廉价，但对入口原材料的需求量不会因此而增加。
可是，并非是说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没有什么影响。
三、“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副作用
第一，日元升值全面举高了日本产品的本钱和价钱。
过去曾以物美价廉驰骋世界市场的日本产品，一下子全都变成了商品世界中的“贵族”。
虽说日元升值对那些具有无可替代性的产品出口影响不大，可是，日本的出口产品中，毕竟还有相当一部份是能够替代的。
日元升值会抑制国际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从而对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造成冲击。
这种冲击还会通过产业链条波及其他产业，乃至有可能形成对日本经济增加的全面抑制。
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担忧的“日元升值萧条”。
第二，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的入口价钱。
这固然能够使资源欠缺的日本用较少的支出换取所需要的资源，可是，廉价的外国制成品也同时涌入日本，冲击着日本原有的产业结构。
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对维持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日元大幅度升值引发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兴趣，使日元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对象。
尔后日元汇率的大起大落和日本股市的动荡，都有国际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
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稳固因素。
四、“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关系
依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日元升值必然带来经济萧条。
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加转变的政策。
在财政方面，从1986年度到1988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重要政策课题。
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持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
另外，日本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扩大公共投资规模。
但是，原有产业结构下的日本经济增加已趋饱和，迅速增大的货币供给无法被产业吸收。
在“土地拜物教”、收益预期的驱动，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
于是，地价爆涨，股价扶摇直上。
日本出现了超级严峻的泡沫经济。
到1989年末，日经225种股票的平均价钱高达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倍。
从表面的因果关系和时刻顺序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有某种联系。
“广场协议”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成为改变日本经济增加基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转折点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始点。
但从另一方面看，“广场协议”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美元升值。
可是，那些国家并无发生像日本那样严峻的泡沫经济。
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无必然的联系。
诸多研究功效表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本源在日本内部。
这些原因包括：
在追赶型经济增加结束后，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加转变，制度和体制老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原有结构下的经济进展已趋饱和，但却人为刺激景气，造成经济虚涨；金融体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风潮中，银行监管缺位；对剩余资本流向缺乏引导，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等等。
五、“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踊跃作用
受日本舆论的影响，人们过量地注意到了“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的消极作用，而对其踊跃意义估量不足。
其实，即即是对于日本而言，“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也具有重要的踊跃意义。
第一，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即便在欧元诞生后，日元仍然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货币之一，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蓄中的重要币种。
第二，日元升值有助于日本克服资源对经济进展的制约。
在战后的经济进展进程中，日本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形：
经济快速进展→入口资源增多→触及国际收支天花板→采取紧缩政策→降低经济增加率→入口减少→国际收支恢复平衡……。
这种循环反复出现的本源在于资源的制约。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其经济发展成立在入口资源的基础上。
日元升值后，日本以较少的费用即能够入口足够的资源，加上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已再也不是日本经济进展的制约因素。
第三，日元升值使日本的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
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的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买资产，成立生产基地。
日本在海外的纯资产迅速增加，1986年达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1465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
尔后，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维持了世界最大纯债权国的地位。
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达1753080亿日元，按昔时12月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4338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相较，增大了18倍以上。
第四，日元升值有助于提高日本活着界经济中的地位。
日本的GDP在OECD中的比重由1984年%上升为1988年的%。
日本的人均GNP于1987年超过美国。
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总面积不足中国云南省的日本，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学习时报》2003年11月3日第2版
许小年：
日本经济萧条非日元升值所致
2003年10月29日07:
40新华网
10月28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在“2003国际金融论坛”上指出，日本十年经济萧条并非日元升值所致。
许小年的观点与时下一种比较流行的“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十年经济衰退”的观点正好相左。
许小年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期，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货币对美元都有一定程度的升值。
虽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也看到本币
升值造成了金融泡沫，但是金融泡沫破灭之后，使得经济长期陷入萧条的只有日本一个国家。
我们不能够把日本过去十年的萧条完全地归咎于日元的升值，以及升值所造成的金融泡沫。
许小年还表示，我们始终认为一个国家有权根据他自己国民的利益选择汇率制度。
汇率是一项国家主权，我们反对将汇率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中国不会在外界的压力下来改变它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国只会根据最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选择哪一种汇率。
蒙代尔曾经指出，汇率制度的选择服从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三项目标中独立地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这三项目标中一个国家只能选择两项，而不能够选择三项。
许小年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选择了后两项，港币的汇率定在1美元兑港币，而且香港因为是国际金融中心，它的资本账户是完全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监管当局就不得不放弃独立自主货币政策，而跟随美联储来制定香港本地的利率。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他们因为面临的是一个大国经济，需要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的运行。
所以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选择的是自主的货币政策，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在汇率上就选择了更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
许小年说，对中国来讲，我们知道从一个很长的时期来看，对于蒙代尔的三项，只能要两项。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项中间选哪两项。
我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不能放弃的，要运用货币政策调整宏观经济的运行。
剩下的就是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之间选择。
我们希望能够进行认真的研究，来探讨从比较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到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它的过渡条件是什么，应该如何去进行改革，而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转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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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回顾日元升值历史教训指人民币勿重蹈覆辙
2003年09月24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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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24日电近来日本一些政要四处活动，目的似乎是要达到一项类似1985年强逼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逼令人民币升值。
人民日报近日发表了外交学院经济系主任江瑞平的文章，介绍了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
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丛林体系解体后，日元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1的固定低点升值至240∶1。
但美国政府对日元币值如此大幅上升仍很不满意，委派财政部长贝克于1985年9月22日召集了由西方5大国财长达到“广场协议”，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外汇市场的一路干预，促使其他4国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
迫于美方压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忠实”履行了“广场协议”，开始与美国一路大规模干与日元汇市，日元兑美元汇率随之急剧爬升，专门快于1985年末冲破了200∶1，1987年初再冲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
这意味着在不到两年半的时刻里，日元兑美元已整整升值了一倍。
文章指出，日本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大在必然程度上是成立在日元低汇率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严峻冲击，以致严峻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专门快陷入了一场“日元升值萧条”（意即日元升值带来的萧条）。
为摆脱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壮大的政策办法。
其中之一，就是推出了战后空前的“金融缓和”政策，日本银行通过持续5次下调利率，一举将官定利率降至%的“超低”水平。
在金融自由化全面推开、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缩小的背景下，超低利率致使的大量多余资金纷纷涌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结果是以股价和地价爬升为中心的经济泡沫急剧膨胀。
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元升值引发的经济泡沫突然破灭，日本经济由此陷入空前严峻的衰退当中，迄今仍未能从衰退中完全走出。
文章写到，在必然程度上能够以为，以“广场协议”强逼日元升值为开端，美国通过连年尽力终于打倒了其在国际经贸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
文章谈到，从日元被迫升值到日元升值萧条再到泡沫破灭衰退，给日本带来的教训是超级惨重的。
作为对这一惨重教训的深刻反思，“低日元”已愈来愈成为日本汇率政策的主导取向，乃至成为日本政府整个对外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内容，为此乃至不吝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其主要举措就是诱导日元贬值或阻止日元升值。
文章最后指出，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还要将强逼人民币升值作为其“低日元”政策的重要一环。
如在今年2月的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就试图策动达到一项类似“广场协议”的协议，逼令人民币升值。
以后又在7月的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宣称人民币汇率太低“是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力图与美国联手强逼人民币升值。
但问题是，即便假定人民币被迫升值，中国经济极有可能蒙受类似日元升值那样的冲击，日本经济却少有可能享受其试图追求的利益。
日元升值的影响和教训
2007-08-0714:
44:
27
-日元急剧升值致使其出口减少，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1986年至1987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苏醒走向高涨阶段，日本经济却出现“高日元萧条”。
日本是二战后唯一因货币升值而出现萧条的国家
-据有的美国学者统计，自二战结束后日本从美国取得的贸易盈余，随着泡沫经济破灭又如数归还美国
-进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实力和经受能力不强，更要慎重对待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和升值贬值的幅度和机会，一旦决策失误，将造成严峻后果
二战后日本经济一片废墟。
从1949年起，日本实行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单一固定汇率制。
其后的20连年里，日元汇率波动较小，这使日本经济与美欧经济加速接轨，对日本经济全面振兴和从头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迅猛进展。
到196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但从80年代末开始，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到90年代初“泡沫破灭”，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
在最严峻的1998年，日本经济负增加%。
日本经济增加由强转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80年代日元的盲目升值。
日元面对压力升值
日元大幅升值始于1985年9月22日西方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行的“纽约广场饭馆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为使外汇汇率更准确、更适本地反映各国的经济状况而展开紧密的协作，与会的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政府协商决定介入外汇市场，用政府力量诱使汇率向预定方向变更。
这次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促使日元升值、纠正美元的太高比价，从而实现能使各国贸易收支平衡的适当汇率水平。
广场饭馆会议是在美日欧经济进展出现新的不平衡背景下召开的。
从1964年起，日本对外贸易出现盈余。
1986年日本对外贸易盈余从1985年的131415亿日元增加到153143亿日元，这两年美国外贸逆不同离达1485亿美元和1697亿美元，其中对日本贸易逆差从498亿美元增加到585亿美元，占美国外贸逆差的1/3。
日本同欧洲和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域的贸易盈余也都大幅度增加，日本成为“众矢之的”。
1986年3月19日，日本银行自“广场协议”以来第一次进行逆向干与，即甩卖日元、买进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长贝克发表发言，表示听任美元贬值，致使美元汇率加速下跌。
从1985年到20世纪末，发生两第二天元大幅度升值。
日元升值致使日本经济萧条
据统计，1985年9月，日元对美元汇率为240日元兑换1美元，1987年12月为日元兑换1美元，即在两年多期间日元升值近1倍。
随着日元急剧升值，出口减少，日本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1986年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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