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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散文创作
古代散文创作
【篇一：
古代散文创作】
前人说过：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
”但真正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进行文学创作则是在汉末建安之后。
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山水诗的兴起，山水文也渐渐多起来了，特别到了唐代，出现了独立的完整的游记散文，自此以后，这一古代散文的重要支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在高中的语文课本和读本中精选了十多篇写景散文和游记散文。
本文试图结合一些入选散文作品，简要地谈谈中国古代优秀的游记散文的创作特点。
写景记事简洁生动，是我国古代游记散文的特点之一。
这个特点在早期的写景散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如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
这散文著作虽然属于地理人文方面的专著，但其中许多记述山水名胜、风土人情的精彩篇章，则富有文学价值，对后来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唐以后的游记散文吸取并发展了这一写作特点，简洁精练、生动传神成为古代优秀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色。
如清代桐城派姚鼐的游记散文《登泰山记》，这篇文章在组织结构上就有主次分明、简繁得当的特点：
首尾两段概括地叙述了泰山总的地理形势和冬季自然景象，中间两段则具体地记叙了登泰山的经过和日观峰观日出的情景，而将日观峰作为全文描写的核心。
但此文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以简洁的笔墨勾画出了泰山冬季冰封雪盖的独特景象和泰山日出时的瑰丽图景。
如作者登上泰山绝顶后见到的壮丽景色是：
“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这两句话语言精练而含意深邃。
一个“负”字，将冰雪盖山的静态景色描绘成泰山以它的雄伟身躯背负冰雪的动态画面，写出了泰山雄踞于天地的英姿和傲然挺拔的气势；而在日光下雪山反射出的光芒又照亮了整个南面天空，则写出了苍山、冰雪、蓝天在雪光中联为一体的泰山冬景奇观。
对于日观峰日出景象的描写也很精练，形象生动，精彩纷呈。
“稍见”一句写曙光初现，是隐约看见云海之中的白色的雪山顶。
日观峰下负雪的群峰“白若樗蒲”，这个比喻十分新颖，“白”字还是在写雪。
“极天”二句写亮度增大，这是日将出之时，先是天边一线异色的云，很快变成五彩颜色，“日上”四句写日初出之时，接着就看到红得像朱砂的太阳升起来了。
下边还有红光托着。
虽然只有简洁的几笔，却写得有色彩，有动态，使读者看到了瞬息万变的鲜艳色彩和日出的动态。
“回视”以下四句写日既出之时，由于山的高低不等，有的山峰被阳光照射得成都市绛紫色，有的山峰没被阳光照射到，仍然一片雪白。
“皆若偻”，写出日观峰以西山峰的矮小，反衬出日观峰是“最高”的。
这段描写，重墨浓彩，尽为渲染，却又要言不繁，恰到好处。
这一幅幅画面都异常逼真、生动，而作者仅用了67字。
融情于景，即事寄慨，是我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又一大特点。
唐代柳宗元在贬官永州后所撰写的“永州八记”，既开创了独立完整的游记散文，又开创了游记散文以山水抒写怀抱的一种优良传统。
如其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就在记述作者发现和宴游永州西山的过程中抒发了自己所得到的感受、谴闷舒怀。
作者在本文没有直接写眼中西山，而从多角度写登西山所见所感，采用比照映衬手法突出其高峻峭拔之貌。
如先写“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
再写登上西山始感高险难测，云天相连。
由极目远眺，“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衬其高。
所见之深山低谷，好像土堆洞口，千里之外的景物尤如近在咫尺亦衬其高。
青云萦绕，云天相连浑然一体更衬其高。
由此写出“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的感受。
作者由西山的特立之貌，喻自己卓而不群的人格，表现自己志高不俗的志向。
此时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及大自然中的一切与自己完全消融在一起，物我合一。
作者还写道：
“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表现了作者全身心投入自然万物之中，与天地之气相融，泯灭了主客之差异，在物我同一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愉悦。
记述之中既流露出被贬失意抑郁不平的心态，又表现出偶识西山之喜，沉醉之乐，借西山的高峻气势，表现自己高洁的人格，所记山水景物无不融入自己的感情，表露自己的傲世情怀。
这就表现出本文一自然界的山水之美与作者的人格之美相融合的基本特色。
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寄情山水的名篇。
文章先写到亭子的远景，从琅岈山落笔，用“蔚然深秀”表现它的外观，又用“水声潺潺”“峰回路转”表现它的姿态，使人产生赏心悦目之感。
接着写亭的近景，用“翼”作比，有凌空欲飞之意。
然而借释亭名来直抒作者胸臆，道出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奠定了全文抒情基调。
以下从两方面展开；第一，写亭子四周的自然景色，以“乐亦无穷”表现作者纵情山水之意；第二，写滁州官民同乐的情景，极力写出滁州人民在这和平生活怡然自乐和众宾尽欢的情态，并特意塑造了太守醉酒的形象，用这幅生动的风习画从侧面显示出政治清明的景象，也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蕴藏在风景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当中。
作者在山水风景的描写和记录里，不声不响地寄寓以至抒发了作者的性情，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蕴藏在风景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当中。
明人袁宏道的《虎丘记》也是在写景叙事中寄托情怀。
从文中可以感受到，作者钟爱自然，钟爱山水，钟爱名胜古迹，特别是虎丘这一“吴中第一名胜”，可谓一往情深，作者“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足见游兴之浓，对虎丘之爱。
在他笔下，虎丘之美，虎丘之乐，真可谓人间天堂。
从文中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富有平民意识。
这篇游记，取景主要不在景物，而在游人，作者以浓笔重彩抒写中秋之夜虎丘游客欢乐场景，显然，作者以为，百姓之乐与名胜之美是相辅相成的，万众欢乐的虎丘中秋之夜，是虎丘最美的景观。
而且是融入平民之中，同享山水之乐。
特别要指出的是通过记叙最后一次与几位朋友同游虎丘的一个细节，并有针对性地发表感叹，表达愿望。
作者任吴县县令期间，最后一次与几位朋友同游虎丘，“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针对此事，作者感叹“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其痛恨官吏横行霸道、衙役庸俗粗野，体恤爱护百姓之情溢于言表。
文章结尾处，直接表明心迹：
“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
”这是他自己与民同乐的愿望和淡泊名利的情怀。
“今余幸得解官”，一个“幸”字更是情透纸背，掷地有声，无官一身轻，免去官职是一大幸事，其淡泊利禄、清心寡欲的高尚情怀表露无遗。
记游说理，借景立论，是中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再一特点。
游记散文发展到北宋时代，由于受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比较注重务实和进取精神的影响，产生了说理性的游记，反映了宋代散文议论化的倾向。
这类作品虽然大多记述了他们游览的山水名胜，文物古迹，但有的发表游后的感触，记议结合，有的则立意于议论，借记游来说理。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的《石钟山记》就是这类游记中的名篇。
《游褒禅山记》文写的是一次未能尽兴的游览，作者深感后悔和遗憾，照理说，这样的游览没有多少值得写的东西，可是作者却据此得出两点深刻的启示：
一是世上神奇雄伟、美丽壮观的景色，常常在艰险、遥远的地方，必须不避艰险，“尽吾志”以赴之，才能于己无悔，不为人讥。
这里虽然是说游山，实际上是以游山作比喻，说明不论研求高深的学问，还是创建宏伟的事业，都必须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完成自己的意愿。
二是由于古代文献资料的散失，后代以讹传讹，求学的人们对于学问必须“深思慎取”。
这两点都是值得借鉴的。
本文记游后所作的议论，具有深邃的哲理性和积极的进取性，而且两者结合得非常自然，前半篇主要记游，后半篇主要议论，记游是议论的的依据，议论又紧扣前面的游程，由实到虚，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石钟山记》则与《游褒禅山记》先记游后议论的写法不同，作品一开始就主要叙述关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两种说法，然后分别提出质疑，为下文作者亲临其境进行探究提供了依据。
然后写作者亲临石钟山和探究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作者在这段里生动细致地叙写了亲自探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最后写作者探访得实后的感想：
凡事须亲历而不可主观臆断（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点明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本文以石钟山得名由来作为线索。
先“疑”，后“探”，再“断”，最后是叹”。
文章结构严谨，脉胳清楚，记叙、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是宋人游记常用的写作方法。
本文的特点是记叙内容容量大而条理分明，写景奇特，真切动人，而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探索，阐明了“臆断”有害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臆断”的方式又是多么谬误和浅陋可笑。
这种议论，确定能给人以启发。
《石钟山记》贵在由名质实，实地考察，表明了苏轼不泥古而崇实的精神。
文章不虚耗笔墨，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结合记叙，即事明理，深入浅出地议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至于写景，作者又紧紧抓住景物的特色，作气氛的点染，写出自己的感受，如写暮夜乘舟探绝壁一段，绘形绘声，情景事例，描写十分细腻、真切，写得有物有人，有景有情，有静有动，有声有色，从而比一般的说理文章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
宋代开创的说理体游记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记游说理的作品历代不绝。
【篇二：
古代散文创作】
第八章散文发展古代散文
一、关于散文史的众多著述
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
陈柱的《中国散文史》
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
范培松的《中国当代散文史》
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
缺憾：
第一，郭预衡的本子，陈柱的本子，都是研究文章发展的,时间从文字初始直到明清，内容包括一切文体,实用的,论辩的,审美的等等,--实为古代文章史，而非散文史。
第二，林非的本子，俞元桂的本子，都是研究现代散文的历史的，只限于现代这一个历史时段--属于断代的研究。
第三，范培松的本子，张振金的本子，都是研究当代散文史的。
第四，上述所有的研究，都是史的研究，都是就文本谈文本，就文体论文体，没有结合文艺思想，没有结合文化思潮，去揭示文体何以如此，即没有找到散文发展演变的深原因，只有史的因素，没有论的思考，其深入性是不够的。
二、先秦--艺术散文的结胎期
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文章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简单记事到长篇大论，由官府独占到百家争鸣，从而形成了第一个文章高潮。
然而，对于艺术散文来说，先秦时期只是它萌发结胎的时期。
值此，中国艺术散文的精神基础就已经奠定了--表现,真诚的表现!
（一）先秦艺术散文产生的基础
1、脑力劳动者的出现
从殷商到春秋战国，中国社会出现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大分工，造就一批脑力劳动者，从而为艺术散文的萌发提供了表现的主体。
第一次大分工，分离出中国最早的脑力劳动者。
第二次大分工，社会分为十个等级,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和作用都明显增加。
第三次大分工，形成专职的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士”。
经过先秦社会的三次分工,中国社会成员的第一次大分化完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完全分离,中国第一批脑力劳动者出现了。
脑力劳动者的出现，对艺术散文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样一批高素养高品格的人介入文学,使中国文学有了整理研究文学并参与文学创作的专门人才,使口头文学得以记载于册，便于文学的删改推敲和熔冶锤炼。
从此,中国文学原来仅由劳动大众口耳相传的状况得以改变,中国文学的自发性、盲目性、口头性、大众性和通俗性的特征也逐渐被自觉性、书面性、专业性、艺术性所取代。
※蓝开祥说：
“……虽不是所有的士阶层人物都能著书立说，但真正立说的却都是士阶层人物。
因而士阶层人物在促进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分工，没有士阶层人物从东方地平线上涌现出来，没有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鼓励,是不可能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繁荣盛况的。
”
（蓝开祥:
《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繁荣的原因》，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4期,p126。
）
2、诗文的发展
在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两大主潮--诗歌和文章迅速发展和完备。
诗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诗文自身，它对中国文学的诸多品类的萌发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尤其是对艺术散文的萌发提供了厚实而肥沃的文化土壤。
没有诗文的发展，就没有先秦艺术散文的萌发。
①文章的发展
文章沿着三个方向延续发展，一是记事之文，二是说理之文，三是传奇志异之文。
一是记事之文。
说理之文包括巫卜记事和史家记事两类。
史家记事都是史官造写的典册和钟鼎彝器的铭文，也有一些是野史和杂史，还有《春秋》、《国语》、《左传》等。
记事之文历来被冠以“历史散文”的名号。
其历史散文的“散文”一词，与我们今日所言的散文一词，绝非同一概念。
二是说理之文。
最早的说理之文是《易传》，此后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诸子之文历来被冠以“诸子散文”的名号。
其诸子散文一词，与我们今日所言的散文一词，绝非同一概念。
三是传奇志异之文。
其典型著作是《山海经》。
它对唐代传奇的影响颇大，有人说它是中国小说的早期胎芽。
先秦文章的这种发展，为中国艺术散文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先秦文章的成熟与发展，没有其在布局谋篇、语言运用诸方面的成果和经验，那么文学与史学哲学的彻底分家将是不可能的。
艺术散文也就失去了萌发的土壤。
②诗歌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诗歌得以成熟，出现了北方现实主义和南方浪漫主义两大主潮。
北方现实主义潮流的代表是《诗经》。
它有三个方面特点：
第一，浓厚的表现性。
第二，擅长于比兴。
第三，富于音律美和节奏美。
南方浪漫主义潮流的代表是《楚辞》。
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浓厚的艺术表现性。
第二，极工描写，善于铺张。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和文字的产生发展，诗歌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这种局限对于文人来说可能尤显突出，他们发现仅仅用诗歌来表现情感，已远远不能满足自身情感表现的需求，于是，就自觉不自觉地尝试着突破诗的形式，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样一来,篇幅加长了，内容增加了，句式灵活了，韵律变通了，韵语中杂有散语，长短句交错，种种这些突破，无形中构成了向“文”靠拢的趋势--诗的情韵美与文的丰富性被融合为一体。
（二）艺术散文的胎芽
1、《老子》
《老子》中的某些充满了强烈情感的片段,是先秦艺术散文的不可忽视的叶片。
※比如十八章中：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批判现实社会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表现,而虚构理想社会同样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表现,这段文字就是通过对结绳时代的留恋,通过对家和、国安的向往,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和鞭挞。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说：
“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
”
※郭预衡说：
“《老子》是哲理文章，谈玄论道，本来不必抒情。
但是，综观全书，五千言中，也时露感情色彩。
”
（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p30。
）
2、《庄子》
透过《逍遥游》的字句的背后，可以看到它所表达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否定，可以看到它所表现的渴望自由和光明的浪漫情怀那些描绘的文字并不是为描绘而描绘，那些充满理性的文字，也并不是为言理而言理，它们都在指向作者的心灵内心，是作者情怀的真实体现。
《逍遥游》不仅是充满感情的，而且它的情感内蕴是积极的，而非悲观的；《逍遥游》中有着浓郁的情感表现性和突出的文学形象性，情感的表现性与文学的形象性的结合，使它成为先秦艺术散文的一个叶片。
3、屈原、宋玉的赋体杂文
《楚辞》之中收集的并不全都是诗。
有的近于诗，而有的则更近于文。
像《天问》《渔父》《卜居》《高唐》《神女》《风赋》《对楚王问》等，从构思和结体上来看，更近于文的特征，因此，郭预衡把它们统称为赋体杂文，他认为，“在散韵不甚区分的时代，屈、宋这类赋体杂文，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章形式。
”
《楚辞》中那些融诗文因素于一体的篇什,有的是先秦艺术散文的胎芽，有些甚至是很典型的艺术散文雏形。
南北两区气候地貌的差异造成了中华民族气质的两大主色调，即南方长江流域诸民族具有神秘的、冥想的特征，他们自由奔放，富于浪漫气质，对世界的认识偏于主观方面；而北方黄河流域诸民族则具有功利的、实际的特征，他们谨严庄重，富于现实精神，对世界的认识偏重于客观方面。
中国古文化就是在这两大主色调上孕育产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长江流域的南方古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北方古文化这两大文化板块。
※朱维之在《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中说:
“气质既然不同，在学术思想上也自然形成了两种各异的倾向来，在古代哲学上北方孔孟，和南方老庄相对；在文学上诗经和楚辞相对。
后代的戏曲则有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的相对。
在绘画上则有南宗北宗。
……在书法有北碑南帖两派。
”
（朱维之：
《中国文艺思潮史略》p11。
）
南方古文化中存有较多的表现艺术的质点,这些质点恰好为以艺术表现性为核心、富于内视特征和情韵美的艺术散文提供了孳生繁衍的基础，从而使先秦艺术散文的胎芽多见于南方。
朱维之指出: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颗文学明星，光辉灿烂，可与日月争光，比之世界任何国家的最大的诗人都无愧色。
而当时的北方却没有这样伟大的作家出现，只是保守着几百首民间歌谣为至宝罢了。
”“散文方面如孙子、老子、庄子等为中国古代散文放万丈光芒的作品，实不可多得。
北方作家中荀子那样有组织有文采的深刻的作家，也是受过南方文学的洗礼然后产生的。
因为他久处楚地，老死于楚，著作于楚，并曾染指辞赋。
”
（朱维之:
《中国文艺思潮史略》p31。
）
南方文化与艺术散文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4、记史之文
这类文章绝大多数是纯粹记史的实用性文章,不过其中也还有一些文章并不是纯粹的记史，它们既有记史的实用因素，也有表现艺术的因子，记人叙事形象生动，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历史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具有深厚的情感表现性。
它们是先秦艺术散文的胎芽，开创了中国艺术散文记人叙事的先河。
※比如《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弭谤”一段：
厉王虐，国人谤王。
召公告王曰：
“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
以告，则杀之。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
“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
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也。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
王弗听。
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该文表达了一种情绪，它借助一个故事的记述，表达了人们对虐王暴君的不满，对明君圣主的向往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尽管文中没有直接表现情绪的字句或段落,但在冷静的叙事背后暗含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故事的叙写而被暗示出来的，不是作者特意地指示出来的。
暗示作为一种表示题旨的重要方法,在先秦文章中被屡屡用及,而在记史文章中则运用得更为普遍和巧妙。
一些记史之文，既记述史实以达备忘之目的，又表达和暗示一种情绪，寄托一种情感。
这些记史之文,在中国文章发展史中堪称是实用文的前驱，在文学发展史中又开文学记人叙事的先河,是艺术散文记人叙事的胎芽。
这些胎芽在《左传》《战国策》等记史著作中时有显现。
（三）先秦艺术散文的特质与不足
1、特质
中华文化从一开始诞生就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北方古文化与南方古文化两大板块,北方艺术散文与南方艺术散文两大阵营。
因此，我们讨论先秦艺术散文的特质，分别论述和研究南北艺术散文各自的特质。
①北方艺术散文
北方艺术散文是北方民族精神的结晶。
北方艺术散文产生于寒冷干燥的北方平原,它不可避免地带着北方民族精神的烙印，其特质有:
第一，以暗示方式表现情感,有深沉蕴藉、博大恢闳之气。
对情感的表现主要采用暗示的形式，并没有直陈明述，然而正是因为没有直陈明述，才没有把它的内蕴限定在由一些固定的符号组成的字句之中，使读者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情感积累，去补充和完善没有明述的内容，从而扩大、加深和丰富了情感内蕴。
语言是有限的，暗示是无限的，北方艺术散文表现情感主要采用的是暗示的方式，从而使北方艺术散文意味绵长，耐人咀嚼。
北方艺术散文的这一特点，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明清以来的叙事记人的文章大多是承续着这一脉线而来的。
第二，情感意象的现实主义特色。
北方艺术散文与南方艺术散文在选择意象方面便存在了较大的差异。
北人历来务实，北文注重对客观世界的展示和再现，北方文学也以现实主义为文学之主流,由此,北方艺术散文便充分体现了北方文学的现实主义特点,其情感意象大都是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可见可感的东西，或实物,或实人,或实事，通过再现客观世界来表现主观世界,通过刻画实物、实人、实事，来达到表现思想感情的目的。
※比如《左传》的《晋侯梦大厉》：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
“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
”坏大门及寝门而入。
公惧，入于室；又坏户。
公觉，召桑田巫。
巫言如梦。
公曰：
“何如？
”曰:
“不食新矣！
”
公疾病，求医于秦。
秦伯使医缓为之。
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
“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
”其一曰：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医至，曰：
“疾不可为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
公曰：
“良医也！
”厚为之礼而归之。
六月，丙年，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
召桑田巫，示而杀之。
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
遂以为殉。
围绕真实人物杜撰而成的，它以人物的真实性和史笔的真实性，创造出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气息的意象来，不加夸饰，不做雕琢，把一段逸闻写得如史实一般确凿可信，令人笃信不疑。
像上例这样的情感意象，在记史文章中时有可见，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人真事（偶有逸闻轶事）作为表现情感的意象，客观地描述和再现，以期通过再现来达到表现的目的。
第三，语言质朴自然。
北方艺术散文基本摆脱了先秦诗歌韵律的束缚,句式灵活,多用散语,单句渐多，语言质朴自然。
从而为中国艺术散文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②南方艺术散文
南方艺术散文是南方民族精神的结晶。
南方艺术散文产生于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水乡,它不可避免地带着南方民族精神的烙印,其特质有:
第一，表现情感率直而热烈。
南方艺术散文表现情感大多直接抒发的方法，无一保留地宣泄情感，同时还调动各种修辞手法，烘托、渲染和强化情感的力度，使情感表现得率直而热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比如《卜居》:
世溷浊而不清：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最后一句以反问句的形式直抒自己感世不遇的不平之情，毫无隐晦，绝不曲折，言之中的，抒之尽性，从而与北方艺术散文的善于运用暗示方法、寓情于事及感情蕴藉的风格形成明显反差,充分体现出南方艺术散文热烈率直的特点。
第二，情感意象的浪漫主义色彩。
南方艺术散文不象北方艺术散文那么富于现实感,它的意象大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有的甚至还怪诞离奇。
对此，刘师培说: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
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
（刘师培:
《南北文学不同论》
这“实际”与“虚无”的区别，正是南北民族的区别,也是南北文化的区别,可以说,南北艺术散文在选择情感意象方面的差异,也正源出于此。
第三，语言精美细腻，富于音乐美。
南方艺术散文在语言上擅长描状，用词精美繁缛，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有的甚至带着浓厚的诗歌谴词用语的特色，以至于使后世常常引起即诗即文的争议来。
2、不足
第一，创作主体的表现意识不强，作品的情感表现性不足。
先秦时期，写作活动大都带有明确而突出的实际功利目的，人们尚不能自觉地采用文的形式去表现情感，从而致使艺术表现性不纯，胎芽弱小。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北方艺术散文之中。
第二，没有摆脱诗歌的干扰和束缚，作品的散体语式欠缺。
先秦时期，人们形成了用诗来表现情感的思维定势，在尝试着用文的形式去表现情感时，总难免受到诗的影响，从而致使散体语式不足，未能构成纯粹的艺术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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