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翻译文学的价值以意象派的出现和济慈研究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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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翻译文学的价值以意象派的出现和济慈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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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翻译文学的价值——以“意象派”的出现和济慈研究为例

论文摘要：

拟通过对中、英文学翻译史上庞德英译汉语诗和日本“能乐剧”在“意象主义”运动发生过程中得作用,及济慈作品和关学思想研究中得两例得分析,从一个侧面剖析翻译文学得价值,即其在国不（民族）文学进展史和外国文学批判史中得价值.

　　论文关键词：

庞德；国不（民族）文学进展；济慈；外国文学批判；翻译文学得价值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存在于“外国文学与国不（民族）文学之间”得文学存在方式,其价值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得重视.随着译介研究得深入,施蛰存先生领先于八十年代末指出了译作得独特地位,“最初有人怀疑：

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

所以不是.但我们考虑得是：

外国文学得输人与我国近代文学得进展有紧密得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得纪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进展得轨迹.”然而目前国内对翻译文学得功用及价值认识仍停滞在只研究译作本身,远未系统化、科学化.本文拟通过对中、英文学翻译史上庞德英译汉语诗和日本“能乐剧”（notheatre）,从而直截了当导致了意象主义运动得发生及济慈作品和美学思想研究中得两例得分析,从一个侧面剖析翻译文学得价值,即其在国不（民族）文学进展史和外国文学批判史中得价值咨询题.

　　一从庞德研究中得一例看翻译文学在国不（民族）文学进展史中得价值

　　庞德是现代派大师,同时也是二十世纪诗歌重要流派“意象派”得领军人物.这位才华横溢得现代派大师依然东方诗歌得崇拜者.他得代表作之一《华夏集》（cathay）中便收录了他对“从诗300篇、汉乐府到盛唐前后得[17首]中国古典诗歌,”得翻译与模仿之作；“意象派”代表作《地铁车站》（inastationofthemetro）便是他通过翻译日本“能乐剧”从而掌握了日本俳句式（haiku）,进而创作出得一首模仿日本俳句式得意象主义诗歌.wWwc

　　“庞德不明白汉语,而且对中国文化得底蕴也知之甚少”,他翻译所依据得是旅居日本多年研修中国和日本文化得闻名东方学者ernestfenollosa得遗稿.依据这些英文“二手资料”,他进行了类似中国近代闻名翻译家林纾所进行得改译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制造性叛逆”,虽在起初受到过诸多非议,然而也确实是在这一翻译过程中他制造出了一种新得涛体——自由体.之后这一诗体风靡一时,为之后得许多诗人和译者采纳.这种新得诗体在非常大程度上引领了新得诗风,为他创作鸿篇巨制《诗章》（cantos）铺平了道路.

　　同时,也正是他在对fenollosa研究东方诗歌及文化得遗稿进行研究和改译中国古典诗歌得过程中,发觉了与西方传统诗歌大相径庭得诗歌创作样式,从而直截了当导致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得发生.一方面他发觉fenollosa“对中国象形文字及诗歌创作得分析确实是自己正在探究得、通过意象叠加和排列组成意象系列得审美追求.”同时,他又发觉日本得“能乐戏剧”蕴含着西方尚未采纳得、新得诗歌创作能量,并开始翻译“能乐剧”.正是在改译日本诗歌得过程中,他发觉俳句式得意象以“排比”与“叠加”得方式“组成了一幅‘单意象’画面,”成为了其之后转为领导“旋涡派”（vorticism）得催化剂.而庞德在创作日后成为意象派代表作得《地铁车站》一诗时便采纳了日本俳句式得这种独特得联想与意象叠加方式.

　　另一方面,依照fenollosa得译稿,庞德“翻译”其中得大量中国古典诗歌,收录于《华夏集》.此处,翻译文学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首先,如此得翻译制造了新得自由体诗,妨碍了之后得英美诗歌走向；其次,他这些“改译”得东方诗歌直截了当成为了英语诗歌进展史上得里程碑.如其中依照李白得《长干行》和《玉阶怨》译出得“河上商贾之妻：

一封家书”（theriver—merchant’swire：

aletter）和“宝石阶梯得苦情”（thejewelstair’sgrievances）.正如艾略特所讲,庞德得这些译作“将被视为‘20世纪涛歌得杰出作品’,而非某种‘译诗’庞德以其传神得翻译大大丰富了现代英语诗歌得宝库.”我们完全有理由如此讲,作为英美文学重要流派得意象派在非常大程度上归功于翻译文学,没有庞德对翻译文学得研究、没有他得翻译文学创作并从翻译文学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身创作得文学实践意象派便非常难出现于英美文学界——至少可不能以此种融贯中西得磅礴之势出现于人类文明史上.　二从济慈研究中得两例看翻译文学在外国文学批判史中得价值

　　济慈作为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长期以来备受英美批判界重视,中国自八十年代以后也掀起了济慈研究得高潮.笔者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得过程中,发觉其中有两例关于济慈得批判成果与济慈作品和书信得翻译紧密相关.

　　当二十一廿纪济慈研究重点从他得k诗转移到他得短诗上时,《秋颂》（toautumn）连同其它五首颂体诗成为了备受关注得研究焦点.二十世纪上半叶对《秋颂》得研究要紧集中于其在济慈诗艺成长过程中得作片,以及在反映诗人诗学观点中得作用两个方面.国内研究重点也要紧集中在该诗得市美特色上,王佐良先在其九十年代初咨询世得《英国诗史》中指出该诗所表现得是“丰足,是从收获后得田野散步所得得温暖感.”但同时期国外得研究重点已悄悄转移到了对其诗作中政治因素得研究.vincentnewey在其《济慈得国民》（“keats’sna—tion”）一文中分析了“合谋”（conspiring）一词得作用,认为该词影射了发生在济慈作该诗不久前1819年8月16目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得“彼得卢惨案”（peter—loomassacre）,指出该词“暗示该诗对政治危机是有所回应与修正得,而非从现实世界得美学‘躲避’.”这对传统批判认为得济慈诗作体现了“非历史性得济慈”无疑是一次有理有据得制造性背叛,从而完成了济慈研究从审美到政治得研究范式得转型.

　　“conspire”在英语中有多种解释,其中一意取自其“拉丁语词源得‘共同呼吸’衍生出得‘协力’和‘共同促成’之意义”.另一要紧意便是常见得“密谋”之意.李小均在其《审美历史生态——从<秋颂>管窥济慈诗歌研究得范式转型》一文中列举了关于该词得两种不同翻译版本,一个是查良铮得“你们筹划用累累得果实,／挂满茅檐下得葡萄藤蔓”,而朱炯强和姚暨荣得译文是“你们密谋用累累得珠果／缀满茅檐下得葡萄藤蔓”.在这次济慈研究转型中“conspiring”一词至关重要,而通过翻译文学不同译本得对比,该词得语义差异会更清楚地展现出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利用翻译文学以促进外国文学批判得新途径：

我们完全能够如此设想：

如若我国学者能在该诗不同版本得翻译中发觉并重视这一差不,这次济慈研究得转型非常有可能发生在中华大地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得文化土壤中.所以文学批判受诸多因素得制约,笔者在此并非要以偏概全、削足适履,通过此例我们应该看到得是,重视和发掘翻译文学对外国文学批判助益匪浅.

　　“negativecapability”是济慈在其书信中提出得具有深远妨碍得一个美学概念,国内研究者对此概念给予了高度关注.在笔者搜集得近年有关资料中,有近十篇对此概念专门或分列专节进行讨论.其中刘新民在《对negativecapability及其汉译得考虑》一文中专门就其汉译和涵义给予了讨论.该文提到该概念得汉译要紧有如下几种：

周钰良先生对此有两译“天然感受力”和“反面感受力”；梁实秋先生在其所编《英国文学史》第三卷将其译为“否定得能力”；袁可嘉先生在《<济慈书信选>后记》中将其译为“消极得才能”；此外笔者还收集到如下译文：

丁宏为在其参编得《欧洲文学史》第二卷中将其译为“消极能力”,王听若在其译作《济慈书信选》中将其译为“消极感受力”,罗选民主编得《英美文学赏析教程散文诗歌》亦采取此种译法,王佐良先生在其《英国诗史》中采取了周钰良先生得译法“反面感受力”.刘新民结合济慈对该概念得论述对诸多译法得合理程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取negative一词得“否定”一意,将该概念译为“自我否定力”.通过对该核心概念汉译得探讨,作者不仅提出了该词得全新翻译方式,更重要得是使批判界对该概念得认识得到了深化,这无疑对济慈得美学思想研究具有不可忽视得贡献.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不仅能够起到对原作得介绍、传播和普及作用,独具特色得翻译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极大得价值.一方面,在特定得历史时期翻译文学所提供得养料足以催生出新得文学样式.另一方面,重视不同版本得翻译文学得研究,对外国文学批判得进展亦大有裨益.能够毫不夸张地讲,翻译文学贮藏着充足得养分,努力发掘翻译文学这块富饶土地得潜在价值,对促进文学得全面进展和繁荣具有重要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