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语用学翻译研究及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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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语用学翻译研究及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

1前言

翻译研究是探讨译者解读原文、在译文中重构原文意义的学问。

现代翻译理论注重如何从变化不定的语境中整体把握原语信息的动态系统,追求非一字一词的对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整体效应或读者感受的一致或相似,这种转变同人们对待语言的观点有密切联系。

从结构语言学到功能语言学到符号学,有关语言符号系统各层次都得以深入研究,也给翻译标准的重新审视提供了基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活动,翻译研究与语用学密切相关,语用学的迅猛发展,必然影响和推动翻译活动。

语用学源于哲学和逻辑学,它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即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

它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本身的意义,而是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的理解的意义以及理解和传达的过程。

翻译研究和语用学理论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

所不同者,前者关心的是文本和书面语言,而后者更重视口语交际及其动态特点。

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妨碍翻译理论研究者借鉴语用学理论来探讨翻译活动,反而能促使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成功的交流。

如果作者认为读者对某种知识或意境不熟悉并且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解释、理解，他就会把这方面写得详细一些，反之亦然。

读者通过阅读作者的作品，获得新的知识、新鲜的感受、经验，与作者达到共鸣，甚至会受作品的影响而采取某种行动，成功地完成作者-读者之间的交流

2语用学与翻译

语用学是语言学各分支中一个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领域，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学问，它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

语用学因其本身的目的性和价值性而不同于语法研究，它是关于人类语言本身的研究。

在语言的使用中，说话人往往并不是单纯地要表达语言成分和符号单位的静态意义，听话人通常要通过一系列心理推断，去理解说话人的实际意图。

语用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意义。

何兆熊先生（1987）在他的语用学概要一书中指出:

“在众多的语用学定义中，有两个概念是十分基本的，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语境。

”从发展的观点看，语用学的崛起是语义研究的发展和延伸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语用学是一种对意义的研究。

语用学研究说话者如何运用语言以达到交际的目的。

从1938年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Morris）对语用学这一术语的提出,历经几十年,语用学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其中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美国语言哲学家舍尔（J.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ActTheory）和美国哲学家格赖斯（P.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是近三十年来语用学的三大主要发现。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当一个人说话时,他的话语同时包含着三种行为:

即言内行为（locutionary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t）。

而言外行为是语言学家关注的中心。

舍尔进一步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言外行为由言外示力（illocutionaryforce）与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content）两部分构成。

格赖斯认为合作原则是会话各方都必须遵守的总原则,它包括质（quality）、量（quantity）、关系（relation）与方式（manner）四条准则。

对这四条准则的违背,则会产生被格赖斯称作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

语用学自70年代兴起以来,已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成熟的、相对独立的领域。

它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使用和理解语言,即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

翻译是一种用流畅的目的语将原文再现的活动。

成功的翻译应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

因此，在翻译实践中，也不能绕开语境和语言的使用者因素。

译者是原文与译文读者的桥梁。

离开具体的语境，很难让读者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因而也达不到翻译的目的。

语用学与翻译有着密切的联系，语境与语言的使用者因素都是两者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

语用学的翻译观就是一种纳入了语境和语言使用者这两大因素的翻译等效理论。

在翻泽实践中，它既能指导译者理解原文，也能指导译者在译文中重构原文想要表达的意义。

翻译过程中主要涉及四个要素，即原文作者、原文读者、译文作者及译文读者。

而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有着双重身份，译者既是原文读者，又是译文作者。

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起着沟通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桥梁作用。

翻译并不仅仅是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语际转换。

原语中原文作者要表达的信息很可能在语言之外，即言外之意。

仅仅局限在静态的语义层面，译者就很难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

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把握原文的动态意义，联系上下文，结合具体语境，形成语用意识。

现代翻译理论注重如何从变化不定的语境中整体把握原语信息的动态系统,追求非一字一词的对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整体效应或读者感受的一致或相似,这种转变同人们对待语言的观点有密切联系。

从结构语言学到功能语言学到符号学,特别是语用学的迅速发展,有关语言符号系统各层次都得以深入研究,也给翻译标准的重新审视提供了基础。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即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

它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本身的意义,而是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的理解的意义以及理解和传达的过程。

翻译研究和语用学理论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

所不同者,前者关心的是文本和书面语言,而后者更重视口语交际及其动态特点。

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妨碍翻译理论研究者借鉴语用学理论来探讨翻译活动,反而能促使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成功的交流

语用学理论对翻译学有着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语境、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等方面。

语用学的翻译观认为,一部完美的翻译作品应尽可能在词法,语义,语用三个层次实现等值转换,以再现原作的意图。

翻译的过程也不再被认为仅仅是对文本进行解码-编码,而是一种语际交际与信息交流的动态过程。

译者作为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再通过译文将此意图明示给译文读者,满足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实现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

3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发展

3.1语用学翻译研究的由来及现状

最早用语用学来研究翻译的学者有Hatim和Mason以及Gutt。

Hatim和Mason[1]在DiscourseandtheTranslator（1990）一书中所提到的中心思想是：

语篇作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功能”，是“为了对某一特定环境作出反映，并因此达到一个整体的修辞目的”；而Gutt[2]在TranslationandRelevance：

CognitionandContext中明确提出了关联论翻译观，由于这一理论对于翻译交际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因此自其提出起至今在国内外翻译界的影响较大。

由LeoHickey[3]主编的学术文集ThePragmaticsofTranslation是语用学翻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

该论文集收录了13篇文章，包括有关翻译方法的言语行为和言外功能，合作原则与文学翻译，对相关理论在翻译中的思考，礼貌原则与翻译等多方面的内容。

该论文集涉及了语用学基本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是对语用学翻译研究所进行的一个全面概述，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翻译学是一门正在崛起的新兴学科,其介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边际而又同时具有这三种特征,其和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有着一种对话关系。

（韩家权,2004）目前从多学科跨文化的角度对翻译学进行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趋势。

从我国翻译学现状来看,明确地把翻译学与语用学有关问题相结合研究的并不多。

就国外的语用学翻译研究而言，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奠基之作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语用学翻译研究。

在俄罗斯语言翻译学中，语用问题作为诸多语言学问题之一而被学者们所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他们主要从语义对应的角度来分析语用意义的传达和翻译的语用意义。

三位俄罗斯翻译理论家对翻译中的语用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是巴尔胡达罗夫、科米萨罗夫和什维策尔分，他们的研究涵盖了诸如：

语用关系、原文发出者交际意图和译文接受者接受能型、语用意义的传达以及翻译语用学的构成和翻译语用学的研究类型等多个议题，他们三人的翻译语用学思想对于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国内的语用学翻译研究思想可以追溯到旅美学者赵元任，他提出语义要根据语境决定，强调功能和语用对等。

如今，国内学者或者运用语用学理论结合翻译理论进行研究，或者借助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的现象进行解释，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然而，在看到语用学翻译研究所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将翻译的研究与语用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语用学翻译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无论在理论框架的构建上还是在重大学说的创立上都没有形成气候。

3.2国外典型的语用学翻译观

国外最早用语用学来研究翻译的为哈特姆与梅森（Hatim&Mason）写的《话语与翻译》。

哈特姆与梅森从语境的语用学翻译角度讨论了言语行为与翻译、合作原则与翻译,同时认为,译者要根据语境对原语的语义进行推理,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原语与译语的关联、译文与读者的关联程度,充分挖掘原文的意图,最后把原文的意图在译语中充分传达出来。

但该理论较少涉及实际的翻译操作。

奥·希金（Leohickey）汇编的《语用学与翻译》从多方面探讨了语用学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与影响,如合作原则与文学翻译、言语行为的各种语境和方式、语义前提和语用前提、礼貌原则、关联原则、新信息与旧信息、前提与指示、时间指示与空间提示、模糊限制语、话语连接词等制约翻译的因素。

奥·希金指出,语用学有助于获得译文同原文之间的语用等值,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等同的理解和感受。

3.3国内典型的语用学翻译观

国内语用学翻译理论研究较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张亚非1987;何自然1988）。

张亚非指出,双语翻译要注意原语与译语的语言结构等值、语义等值和语用等值。

曾宪才（1993）结合语义、语用和翻译阐释了语用翻译观。

他认为,翻译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是再现原文的意义。

翻译语义就是翻译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

语用意义包括表征意义、表达意义、社交意义、祈使意义、联想意义、比喻性意义以及形合意合语用意义中的风格意义、主题意义、突显意义和时代意义。

语用意义是翻译的难点,我们可以采用字面法、变通法和改换法。

何自然教授（1997）把语用翻译看作一种等效翻译观,语用等效翻译分为语用语言等效翻译和社交语用等效翻译。

他的语用翻译观建立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译事是一种包括原语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

译者要重视原文的语境,寻找最佳关联,并灵活地运用各种语用策略处理原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异。

钱冠连教授（1997）的“语用翻译观”认为,翻译活动中语言使用人被视为“翻译者”,而翻译者研究应处理混成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干涉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的语义隐含,原语的隐含意图必须保留在译文中;隐含意图的处理必须依靠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智力干涉的帮助与实证,并在忠实原著或话语的前提下进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