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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阅读资料
一、《三国演义》描写的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活跃在斗争舞台上的主要是人主、谋臣、武士。
作者倾注了巨大热情的就其中的杰出任务，即明主、贤臣和勇士，他们体现了罗贯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那些背弃伦理、庸碌无能的人，作者则“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从反面高标自己的人格理想。
先看人主系统。
人主中有三个最为鲜明的人物形象：
曹操、刘备和孙权。
其中孙权以弱冠之年继父兄余烈，坐镇江东，屈身忍辱，任才尚计，君臣相得，终于鼎足三分而居其一，享国数十年，按毛宗岗的说法，吴是僭国，但罗贯中（毛也不例外）对他不但极少批评，而且溢美之辞甚多（与曹操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符合英雄人物立功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劣迹？
甚少，基本符合人们对明主的要求，这些可以通过曹刘二人的对比予以说明，故从略。
曹操和刘备是“即生瑜，何生亮”的一对对头。
作者对他们的贬褒基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贬褒的价值坐标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主的特殊规定性。
所谓“智仁勇，天下之达德也”，英雄形象的伦理性即在于此。
作为统领群英的核心人物，必有超乎常人的雄才大略，而演义不同于历史，人们有更大的自由度，故能在不伤害美学原则和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人格理想和伦理准则，重塑人物形象，因此，演义更能体现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
在历史小说中，雄才大略的一面往往被淡化了，这是因为，中国百姓一般认为，作为一个明主，最主要的是“仁”，这是小说家们，也是中国百姓寓于他们的理想观念。
“仁”是儒家道德体系的核心，涵盖了忠、孝、弟、恕、恭、宽、信、敏、惠、节、义、廉、耻等各种行为规范，这正符合士人对明主的理想，于是小说家竭力让他们成为仁义礼智信、才胆学识情兼备的“完人”。
通过曹操和刘备的对比，《三国演义》对人主的伦理要求就昭然若揭了。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行为的确有似乎合乎忠、顺、宽、义、仁的表现，但由于他恶劣的动机，尤其是他“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一贯信念和个人品质，使他偶尔为之的“善举”在他人看来仿佛是隐藏野心、视机而动的策略，拉拢人心、自丰羽翼的诡计，沽名钓誉、自我美化的伎俩。
与曹操相对，刘备虽不时流露出枭雄的某些特性，但待人坦诚、仁厚爱民、志向远大，尤其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信念，成为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仁主、明主。
刘备曾说：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
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小说也正是这样将曹操与刘备对照着刻画的。
如刘关张桃园结义情同手足，扶危救困，生死与共。
当张飞贪杯失陷徐州及刘备家小而欲自刎时，刘备一把抱住，说：
“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今虽了失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
”后来刘备伐吴复仇，虽然有损于刘备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雄才大略、审时度势的一面，但他“不为二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的慷慨陈辞，使一个重情重义的帝王形象由此更加高大、悲壮，完成了他美学意义上画龙点睛的一笔，成就了道德自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的一个典范。
而曹操就恰恰相反。
吕伯奢是曹嵩的结拜兄弟，曹操的义叔。
当曹操被通缉逃窜时，吕伯奢热情接待。
曹操因误会错杀吕伯奢家属，还事出有因，但后来怕吕氏将来报复，于己不利，明知而故杀，作者借陈宫之口指出，“大不义也”。
曹操却道：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从感情上看，他绝没有对死者的凄怆，有的，只是刽子手毫无人性的冷酷；从语意上讲，对自己的恶作剧，曹操没有半点解嘲或掩饰的企图，有的，只是经过生活历练总结出来的人生宣言的狂妄，哪里有一点“义”在？
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一个以诚、以仁，一个以利、以诈。
曹操为了得到刘备的谋士徐庶，将徐母骗到许昌，招徐归顺。
徐庶有王佐之才，又知刘备虚实。
孙乾劝刘备强留徐庶，让曹操斩其母，徐必定竭力辅刘攻曹。
刘备说：
“不可。
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
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可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颜良连折曹操二将，无人能敌，而曹操欲留住关羽故意不启用他，因为关羽投降后曾说：
“吾足知曹公待吾甚厚……必立功以报曹公，然后方去。
”程昱进言道：
“丞相又爱之，又疑之，何不取来，两强相并？
如胜则重用，如败则决疑。
”曹操一听：
“妙！
”真可谓用心险恶、权诈用尽。
二者优劣，分分明明。
至于杀杨修、弥衡、孔融、荀攸等人，更无情义可言了。
刘备曾得一的卢马，据说妨主。
徐庶教刘备禳法：
“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将此马赠之，然后乘之。
自然无事。
”刘备闻言变色曰：
“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
”子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之谓也。
再看曹操，想杀弥衡，又怕坏了他求贤若渴、虚怀若谷的名声，就想借刘表、黄祖之手报复，睚眦必报，二人品性可谓不啻云壤之别了。
对待百姓，曹操也是一个两面人，但共用的还是一个脑袋。
为父报仇，一意屠城徐州。
文中写道：
“且说曹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行人。
”面目狰狞，浑然是一个食人魔王。
后来讨伐袁谭，想征百姓以代军劳，结果百姓听说，都逃入深山之中。
“操大怒曰：
‘捕得百姓来，斩之。
’百姓闻得，乃亲往营中报首。
操曰：
‘若不杀尔等，则吾军令不行；若杀尔等，吾无仁心也。
尔等快往山中逃避，休被吾军士擒之。
’百姓皆垂泪而去。
”他也知道于成霸业，须收人望、得民心，于是不时耍点奸雄手腕。
刘备则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最终目的，以人为举大业的根本。
当曹军追击刘备，刘备不以十几万新野百姓为累赘，誓同存亡。
刘备说：
“举大业必以人为本。
今人归我，奈何弃之？
”结果被采军追上，杀得只剩百余骑突围，可谓“仁者爱人”的典范。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安喜、徐州、新野等地的人民对他的衷心爱戴就是刘备爱民的明证。
在创业的手段上两者也有所不同。
曹操主要是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即所谓的“霸道”，刘备则到处标榜仁义，即所谓的“王道”。
刘备三拒陶谦让位之请，又因刘表、刘璋同是刘氏宗族，迟迟不忍夺其地以为基业。
俗话说：
“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
”曹操虽然显得更加精明强干，但人民理想中明主还是刘备，这是由民族性格决定的，就如宋江，文不如吴用，武更无缚鸡之力，胆子也小，处处卑躬屈膝，见人就喊“小吏小吏”，照样坐稳领袖群雄的第一把交椅，无非是因为他“忠义”。
在小说家们看来，“仁义”是足以维系英雄群落关系的巨大凝聚力，“明主”本不需要多方面的政治军事才能，但善于识人、用人、团结人却是他们自身必备的美德和成就事业的先决条件。
因此，作品总是过于突出他们仁厚待人的性格侧面，并以此为主导规范其他性格因素，致使寄寓在“明主”形象中理想与历史任务实际的性格因素之间形成对立，失去必然联系。
刘备因义而亡，终于感动神灵。
而曹操临终前，曾见伏皇后、董贵妃费、二皇太子和董承等冤魂二十余条索命。
作者列举的这些冤魂，都是汉朝皇亲国戚和忠义之士，而没写袁绍、吕布等人，正是暗示他一生所为有违忠义。
在历史小说中，道德观念是作为高于其它一切的准则，是被树立起来的旗帜。
为理想砍掉现象，为道德牺牲功利，乃是作品本身显示出的一个原则，这就使问题回到作者的创作意图上来了。
实际上，作者既无意于将他们写成能征善战的英雄，只是要把他们作为“仁”的观念的直接体现者，使个性更多的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因此，对人主这类人物应以伦理观念为主脉进行把握。
鲁迅说：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8]这种效果却是作者始料不及的作者的主观意图决不是要揭露他的虚伪，而是要美化他“仁厚”的品质而过于夸张。
再看谋臣系统。
谋臣系统中杰出人物是智谋型英雄。
老百姓理想中的谋臣形象是手把羽扇，头着纶巾，通天文，识地理，知军情，明兵势,口若悬河，料事如神，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亦儒亦道式的人物，而这些实际上都是诸葛亮的形象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巨大投影。
为什么他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
没有比较就没有区别。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已将智谋之士一一罗列，他们无疑的都是智的化身。
我们仔细搜索《三国演义》中关于谋臣的诗赞不难发现，作者对这些智谋之士的评价，纯粹谈智谋的只有郭嘉和杨修二人，另加关于诸葛亮的第三首，并都含着深深的惋惜。
作者还嘲讽了诸葛恪的聪明好杀反自误。
而绝大多数之所以流芳青史的智谋之士仍离不开一个德字，其中又以忠为首。
如陈宫，虽然“不识游鱼不识龙”，但“生死无二志”，照样流芳百世。
贪图名利、背主求荣者，如杨松，作者借曹操之手斩之，仍让人觉得痛快，再如暗中投靠刘备的张松，虽然为刘备夺取蜀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他的身死族灭，作者也没表示多大的同情，只是一句不冷不热“一览无余世间稀”而已。
另如董卓副将李儒，助纣为虐，作者更不回放过：
“将李儒绑在街市时，百姓过者争啖其肉。
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欣，歌舞于道。
”
传统的伦理道德理想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又决定了理想人物“应该”的行为。
“哈姆雷特固然没有决断，但是他所犹豫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
”[9]罗贯中笔下的几个智谋人物，相当程度的概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他们的行为和归宿，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在冲突。
兹举陈宫、贾诩和诸葛亮三人为例。
陈宫显然是那种“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不甘寂寞于世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曾自称到洛阳求官。
不过，他有感于曹操的义举，视万户侯为粪土，不怕私纵巨犯的罪名，毅然离开老母妻室，跟随曹操弃官而去，诚如自身所言，不是一个俗吏，“亦有冲天之志，奈何未遇其主尔。
”所谓“学成文武义，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他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选择，毕竟“立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大举措。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游说张邈，后来又追随吕布。
追随曹操是陈宫政治生活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当曹操杀死吕伯奢后，陈宫指责道：
“知而故杀，大不义也！
”曹操却极其无赖又极其狂妄地说道：
“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对此，陈宫不得不作出他政治生命的第二次重大选择。
他可以杀死曹操为吕氏报仇，这样他就是一个侠士；他也可以继续跟随曹操，这样他就是一个政客。
但是，他最后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舍他而去。
他的理由是：
“我为国家，跟他至此，杀之不义，不若弃之。
”不忘一个“义”字，以“好人”和“狼心狗行之徒”为取舍标准，仍逃不脱书生本色。
后来曹操为父报仇，迁怒于陶谦，提大军尽赴徐州，发誓要将陶谦所辖之地杀得寸草不留。
陈宫此时为东郡从事，离徐州很远，因为与陶谦有旧，又以为曾救过曹操一命，草草会卖他个面子，就星夜前去劝说曹操罢兵。
曹操还是记起了旧日之恩，让他见了尊颜，但不赐座。
当陈宫说“州县之民皆大汉百姓，与明公有何仇恶？
杀之不祥”等语时，曹操勃然大怒：
“尔昔日弃我而去，今有何面目相见？
”好象陈宫是他家养的奴才。
宫默然而去曰：
“吾亦无面目为汉之官也。
”（毛本改为“吾亦无面目见陶谦也。
”）驰马投陈留太守张邈。
子曰：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用彼相焉？
”陈宫此举，书生所为。
《史记》说：
“今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按毛本所改，陈宫又带有侠士的色彩了。
陈宫说动了张邈使图霸业，并辅佐投奔张邈的吕布。
陈宫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战术家，曾数次挫败曹操，是之不敢正视，濮阳城中还差一点烧死曹操。
陈宫忠心辅佐吕布，甚至不。
惜谋害当时仁义著于四海的帝室之胄刘备，真正是“组织（主人）利益高于一切”。
可惜吕布一介莽夫，有勇无谋，贪恋妻室，又惑于陈氏父子，听不进陈宫的忠言。
其时曹操和刘备正暗中共谋吕布，形势危如累卵。
陈宫暗自伤叹：
“吾忠义之心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
”“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面对这种形势，他“欲待弃之，又恐天下人笑。
”他怕别人笑他什么呢？
不怕别人笑他无谋，而是怕别人笑他“食人之禄，不能死人之事”，笑他不能“威武不能屈”，小他见风使舵，失节。
“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这一功利性语言，他不是不识，而是不耻。
从《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宫出场的篇目并不多，除去出谋划策之言，“义”、“忠”与“仁”等字眼频繁地从他口中说出，可见他即使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仍十分笃信三纲和五常的。
而且把它们视为行动的指南，结果命殒白门楼。
田丰说：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
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
”虽然无智不明，辅佐的只是“游鱼”，但作者对陈宫牺牲现实自我以“尽节尽忠”的“壮举”还是由衷赞赏。
赞他“辅主真堪敬”，又对他忠孝不能两全表示惋惜：
“辞亲究可哀。
”“太上有立德”。
“立德”须以牺牲功利乃至生命为代价，但最终实现了精神自我。
在“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的伦理规范下，所谓忠。
其最大意义乃是道德自我之完成。
“忠也者，发己自尽之谓也”。
陈宫这种不计成败，尽其在我的道德自我之实践，正蕴涵了“忠”的精神实质。
与陈宫“生死无二志”不同，贾诩是“无可无不可”，只要你听得进我的良谋，我就跟随你，帮你最大限度的谋利益，若和不来，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细观三国演义不难发现，“相木”次数最多的就是贾诩——李榷、汉帝、张绣、曹操父子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在他那里“无是亦无非”，他唯一的目的似乎只是展示他的才智。
辅佐董卓的爪牙李榷搞得朝廷鸡犬不宁；暗中答应帮助汉帝有偷偷瓦解李榷军马；为了李榷、张绣的利益又建议他们投降曹操；张绣再反时又辅佐张绣杀得曹操元气大伤；后来成了曹魏智囊团的重要人物，曹丕能继承曹操的权势，他起了关键作用；在曹丕废帝自立的过程中，他也是一个重要角色。
在《三国演义》中，他可以说是识时务第一，若说谯周是劝降专家的话，他就是劝降大王了。
他无是亦无非，无可无不可，随虎则为虎作伥，随龙则行云布雾，遍施甘霖，所有的道德是非观念在他那里都消解了，他活在世上玩弄的只是一个“智”字，立德与他毫无关系，然而一生又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是一个似道非道、似法非法式的人物。
从他那里，我们仿佛看到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身影，具有高度的智慧，但他写他时只是零度感情，从这可以看出罗贯中的感情倾向。
如果说陈宫是以书生的身份参与政治，贾诩就是以政客的身份参与政治，于是乎游刃有余。
诸葛亮呢，则是以帝王之师的身份出现。
演义明主仁的需要，往往显得胆怯、优柔，而谋士是有之则成、无之则败的重要角色，客观上提高了谋士的地位，以弥补明主的不足；又因为是帝王之师，他又具有明主所具有的一切优秀素质。
诸葛亮是中国人民心中军师的典范，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追求。
诸葛亮是在大段大段的背景中慢慢登场的。
他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个逸士。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但一开口，就知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战略眼光异常高远。
诸葛亮虽然自称“苟且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实际上是藏器待时。
他最终十分谨慎地选择了刘备，一是因为“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而最重要的是刘备乃“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无论是德行、名分还是对人才的态度，都符合他心目中的明主条件。
无疑地，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
他不仅知己知彼，还知彼之知己，因此往往高人一畴。
他还无所不通，似乎学究天人。
虽然鲁迅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0]，但这个国百姓就喜欢这点妖气（不如说是仙气），譬如姜太公、徐茂公、刘伯温等等。
而且，其神乎其神正暗示了其行为合乎神秘的天意。
诸葛亮的智慧在刘备生前已有充分的展示，而最使人感到悲壮的却是刘备死后，因为他后期的努力含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成分。
刘备三顾茅庐时，孔明挚友崔州平曾说：
“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尔。
岂不闻顺平者逸，逆天者老；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只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司马徽也曾说：
“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
”像诸葛亮这种“通天文、晓阴阳”的高人长期与之相处，对所谓的天命应该有所知。
但他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实现刘备未竟的理想，成为顽强的命运的反抗者。
刘备托孤以后，他鞠躬尽瘁，忘我奋斗，虽然六出？
山均无功而返，但精神感人至深。
他在《后出师表》中说：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染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这种不屈服于任何艰难险阻，不向天命低头的精神，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体现了上古神话《精卫填海》、《夸父逐日》中就出现的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坚定信念。
诸葛亮形象的核心和动人只处绝不仅仅在于“智”，也不仅仅在于属于封建伦理的一般意义上的“忠”，而在于“忠”的最高升华——对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
作品描写孔明在逝世之前，“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塞遍视各营，自觉凉风吹面，彻骨生寒。
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曰：
‘吾不能临阵讨贼矣！
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一声长叹，使天地为之悲凄。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圣贤事业，辉丽万有，大行大愿，无有穷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正如《周易》终之以“未济”卦，诸葛亮“未济”的悲剧精神充塞天地之间，而圣贤人物几乎都是命定的顺受未济的洗礼，这正中国思想中理想人格的特质之一。
之所以说诸葛亮是中国人民心中最完美的贤臣，还因为他的形象具有最广泛的涵盖性。
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范蠡和张良的淡泊飘逸，看到姜太公和徐茂公的通天彻地，看到岳飞的精忠报国（主），看到文天祥的不屈不饶，看到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看到吕端的谨慎，看到一切正直官吏的勤征爱民、奖惩无私……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儒家的忠贞和进取，道家的淡泊和飘逸，法家的谋略和法术，乃至阴阳家、兵家的一些优秀品质。
他是集中各种智者的各种特征之后创造出来的近乎于神的贤臣的化身。
而他的这种超凡，是伦理化构思和类型化描写的必然结果。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即歌颂“生死无二志”，也不否定“良臣择主而事”，表现了忠的伦理内涵在动荡年代的复杂性。
中国忠的伦理内涵有从公到私的演变过程。
所谓公忠，即竭诚无私地为国家之利益而献身，国君（人主）与国人的关系是以国家而非君臣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判断标准的。
私忠规范私臣政治伦理，它是基于个人关系的“不二”，即专心一意、毫无保留地服从君主，为之奉献。
公忠和私忠是“忠”的伦理内涵的两个极端。
事实上，帝制时代一般人对忠的观点大都是徘徊于此两极端之间，甚或是两类型的混合，因此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现出某种程度的暧昧性和矛盾性但又不必然冲突，所以毋宁说它们是对人臣的双重要求。
陈宫、田丰、审配等表现的私忠，诸葛亮则是公忠与私忠统一；至于贾诩，他属于尚贤思想促成的游士集团，其出仕的目的，或“志在为王者师”，或志在富贵。
既然贾诩辅佐的是奸雄曹操，除了权术就毫无可取之处了，所以罗贯中并不欣赏他。
武士系统。
武士型英雄最显著的特点是“勇”。
他们是力的化身，他们将肉体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至，他们的“疯狂”是对自然束缚的示威，他们超凡的武勇是“人定胜天”的物质前提，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是人类杰出的代表，而他们披坚执锐、临危不顾的勇武形象永远是人们心中英雄的模本。
他们的形象已上升为一种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感形式，表现了人的不可战胜。
只要人类还在与客观规律作斗争，只要人类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勇士们的威武形象就不回失去其动人心魄的魅力。
然而，勇还不可以仅仅限定在力的层面上，它还必须有“性格”，如太史慈的爽直，黄忠的自尊，张飞、许褚的粗豪……尤其是张飞型性格，在中华大地上最有生命力，最受老百姓欢迎，如程咬金、刘皋、李逵等等，在他们粗豪威武的气质中又浸润着重义的品格，在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看来，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互助、忠与友谊、救困扶危的美德。
因此，一个流芳百世的勇士，“勇”仍是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赖以存在、得以发扬的载体，其它性格因素都是这一性格基质的外射。
在三国群雄逐鹿的年代，即有“不事二主”，也有“择主而事”，作者对此是两可的。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高度赞扬那种不忠也不必无义的人。
徐晃知所事杨韩二人非立业之人，听了满宠的劝告，决意背杨韩而就曹。
但当满宠提议让他杀杨韩二人以为进见之功时，徐晃严词拒绝：
“以刹那杀主，大不义也。
吾不为之。
”徐择主而事对故主来说无论如何算不得忠，但不杀故主以讨新主之欢，仍不失为义举所以满宠称徐晃“真有德之士”。
于禁在水淹七军之前任劳任怨，深得曹操赏识，但临危不能尽忠，使以前所有的荣耀都消弭殆尽。
“三十年来或旧交，可怜临危不忠曹。
知人未向心中识，画虎今从骨里描”。
即使武勇如吕布，只要贪生怕死，不忠不义，一世英名也将付诸东流。
一个武士若想流芳百世，仍必须以德为首。
关羽就是义、忠、勇完美结合的典范。
关羽智谋不敌吕蒙，武勇则逊于吕布，但他才武将中顶天立地的第一奇人。
因为他报主之志坚。
关羽对刘备忠心不二，千里单骑寻刘备就是其集中表现。
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曹操百般笼络都毫不心动，而他谢曹操送赤兔马，最终还是为了一个义字。
他酬恩之谊重，义释华容道既是。
报主之志坚的义由于搀杂名分上的义务，所以才需要不避艰险，忠不顾死。
酬恩之谊重的义虽然只有良心上的约束，但产生于超出原则的恩遇之上，其中的恩是可以厚薄轻重计算的，所以酬之有尽。
如关羽为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辞曹时称“尚有余恩未报”，待来日偿还。
这里义像还钱一样数目分明。
因为关羽是一个光明磊落、重信然诺的大丈夫，所以不惜牺牲自己以成就道德自我。
这是用中华民族“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道德来逆转读者的政治态度。
而《三国
演义》臧否人物本来就是道德标准高于政治功利的。
毛宗岗说：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
青灯对青史，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
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报其神威。
千里独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只谊重。
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
月光风。
心则如赵忭？
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历名将中第一奇人。
”[11]关羽后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封，以至与“僭越”，无非是利用他忠义的品质和他在下层人民中的影响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而他忠义尤其是重义的品质能得到封建统治者和下层人民的欢迎，是和他义的多义性密切相关的。
他报主之志坚的义，是基于共同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是作为人与社会、国家（在封建社会具体化为君臣）关系的准则，他有名分上的义务，只要名分不变，只有死而后以。
而他酬恩之谊的义源于恩遇，是作为一般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具有平等的一面，并只有良心上的约束，但不予报答会有良心上的不安。
因此前者是忠义合一，后者是“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各取所需。
二、三国主要情节
诸葛亮:
三顾茅庐
关羽:
败走麦城
曹操:
隔岸观火
刘表:
上屋抽梯
张飞:
树上开花
曹操:
釜底抽薪
诸葛亮:
草船借箭
吕蒙:
手不拭卷
吕蒙: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吕蒙:
笑里藏刀
三、写人：
1、外貌：
例如第1回写刘备“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写关羽“丹风眼，卧蚕眉”；写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第10回写马超“虎体蕴臂，彪腹狼腰”；第15回写周瑜“姿质风流，仪容秀丽”；第38回写诸葛亮·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53回写魏延“面如重枣，目若朗星”；第57回写庞统“浓眉掀鼻，黑面短髯”。
2、内质：
例如第一回写曹操“有机谋，多权变”；第8回写孙策“招贤纳土，屈已待人”；第58回写西凉兵“人人勇建，个个英雄”，第117回写诸葛亮妻“上通天文、下察地理”。
3、动作：
例如第5回写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第20回写关羽“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第41回写荆州百姓“中箭着枪，抛男弃女”；第42回写曹军“人如潮涌，马似山崩”；第55回写东吴军“势如飞马，疾似流星”；第7l回写赵云“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纭，如飘瑞雪”；第87回写蜀军“饥餐渴饮，夜住晓行”；第9l回写蜀兵“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
4、环境：
例如第37回写天气“朔风凛凛，瑞雪霏霏”。
写景色“山如玉簇，林似银妆”；第41回写襄阳“城上遍插旌旗，壕边密布鹿角”；第9l回写泸水“云收雾散，风静浪平”；第102回写蜀军“鼓角喧天，火炮震地”；第103回写蜀军“地雷不震，火器无功”；第116回写天气“清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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