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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风雨
昨天的风雨
昨天的风雨
———我所经历的“文革”1966、1967、1968（长篇纪实/上部）
序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更确切的时间是196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全民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历时十年，以非正常死亡百万人（叶剑英元帅认为，“文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而R.J.Rummel教授认为，“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在七百七十三万人”;多数学者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贰佰万人左右）为代价，被众多史学家称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
对于这场运动的历史评价，至今众说不一。
毛泽东本人对这场运动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曾经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他对“文革”的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更有人高度赞誉这场运动，认为这场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实践。
不过，中国共产党党史做出的结论，对于这场运动却是彻底否定了的。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笔者还是一名18岁的中学生，也曾怀着一颗虔诚笃信的心，满怀热情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并经历了一个地区的完整的运动全过程。
四十多年过去了，“文革”的烟云似乎已完全被人淡忘，如今的年轻人，听老人说起“文革的事”，也觉得好像听天书一样，不可思议，让人费解。
然而它却真的是历史的事实。
下面，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以亲临的客观事实为内容，力图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不做任何政治方面的评论，带您走进这场“史无前例”也许以后也再不会发生的运动，去体味这场运动带给人们的感觉。
序歌
昨天刮了一阵风，
昨天下了一场雨。
风紧，
雨急。
躲也躲不过，
避也避无处避，
我们行走在风雨里。
风已停，
雨亦去，
天还是那片天，
地还是那块地，
天地间没有留下它的痕迹。
不知道什么时候
风雨还会再现？
不知道他是否会
抹去我们的记忆？
昨夜喝了一顿酒，
昨夜做了一场梦，
糊涂酒，
荒唐梦，
酒苦强下咽，
夜长梦不醒，
我们昏睡在梦中。
酒已消，
梦亦醒，
人还是那些人，
境却不是原来境，
时过境迁人又有新梦，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旧梦又重现？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
再回昏梦中？
2009年10月16日
（1）“文革”前，我在人称“清华、北大摇篮”的K市高中读书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十八岁，在H省K市第一高级中学读高三。
当地人们习惯称这所学校为“K市一高”。
是当时H省的一所重点高中。
所谓重点，人们也都理解为因升学率高而受重视。
的确，能够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应该说大多是初中各校的尖子生，比如我所在的六六届学生，是按五比一的比例录取的，五个里录一个，可见入学之难了。
因为学生入学时学习成绩起点高，加之这所学校有一批精英老师和较好的学习环境，三年下来，通过高考升入大学的学生人数总比其他几所高中多，这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作为这个学校学生，总是感到底气很足，自信心很强，也很自豪，所以人称K市高中为“北大、清华的摇篮”。
同学们平日里很高兴把印制有“K市第一高级中学”的校徽别在胸前，而别的学校的学生则很不喜欢这样做。
（2）学校对我们这一届学生寄予厚望
应该说，一九六六年对于K市高中来说是重要的一年。
因为省市教育部门在上学期开始就为K市高中设计了蓝图，当然主要在升学率方面。
可能是由于上一届，亦即65届学生升学率未能如愿的缘故（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1965年在大学录取中过多地要学生家庭成分“合格”，但恰恰K市高中65届学生许多“出身不好”，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因此未有学上。
影响了升学率），据说，1966年国家教育部门在这方面做了一番修改，有了一些松动。
这使得K市高中的校领导似乎看到了翻身的机会。
于是，从学期开始，学校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励学生在1966年能在高考中有大的作为，即使不能都考上一流大学，也要在全省总的升学率中名列前茅。
学校首先组织了一批往届升入名牌大学的尖子生回校做报告，介绍自己以往的学习经验。
第一批回校做学习报告的有四位；一位是考入清华大学的男生，姓申，，是原来学校学生会学习部的部长。
他的主要心学习得就是要下苦功夫。
他说，学习的效果就在于平时的积累，水到渠成。
所以，他平时就是利用点滴时间，多记多背，有时还开夜车，但总的来说，并没有给我们多深的印象。
第二位，是升入哈军工的一位，也是位男生，这一位看上去虎背熊腰，气势不凡，原来是一位省级运动员。
说实话，我很羡慕他。
因为他不但学习好，还多次在省、市田径运动会上为学校争光，是位品学兼优的市级三好学生，他的主要经验是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令我羡慕的是另外两位，他们同时考入了同一所学校，即北京航空学院，这是我心中早已向往的学校，说起来你可能回会感到可笑，我之所以非常羡慕这所学校，是因为我曾经从从某份画报上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穿了由国家统一发放的全身蓝色夹克装为校服的，那种神气真叫人眼馋。
当然，学校是培养航空技术专业人才的，能进入这样的学校，当然都是优秀人才，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一年后我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许多优秀分子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即使你有多大的能力也是进不去的。
当时的学生家庭身份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家庭出身为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等所谓“出身好”的学生档案，这些学生可以报考机密专业学校，如北航、哈军工、北京二外等。
而二类档案是指出身相对好一些的小手工业者、中农、小商贩的学生档案，可以报考一般机密专业院校，如各工业、轻工业、交通等院校。
三类档案是家庭有问题，但不是大问题，如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可报考师范、普通大学非机密专业。
四类档案是指学生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的这类学生。
考得再好，也不能录取。
每年都有这样的学生，考分很高，但上不了大学。
不过，这次来校作报告的不是“蓝夹克”而是绿军装。
学校也按部队建制，红领章、红帽徽，更令人羡慕，因为在那个年代，解放军战士更是青年学生心中的偶像。
不过他们的报告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但是学校的这种举措，确实是起了作用的，高三同学在1966年初就立下了志向：
一定要考所心中向往的大学上，并且似乎人人志在必得。
学校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把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调到高三来任教，因为他们有了多年升学辅导的经验，能驾轻就熟。
尤其是他们各自有在教学方面教赢得学生敬佩的教学手段，更使得学生得到心理上的自信心。
第三项措施就是从下半学期开始，就提前完成学业，转入复习和测试。
这个学校的档案室藏有许多套经众多专业教师多年分析、研究、整理的试卷，现在叫做模拟试题，加之在往年高考基础上的猜题和押题，从另一方面确保了升学率的提高。
从学期开始到5月份毕业考试，这中间曾经有三次测试，每一次测试都是模拟高考。
比如用吹号来代替铃声，设严格的监考制度。
应该说，66年上半年开始K市高中的学生已经登上了高考的战车。
（3）这时的学校生活还是井然有序的
尽管学习生活很紧张，但是学校并没有忘记以文体活动来调节学生的课余生活。
学期开始学校就组织了全校春季运动会。
高三学生也不例外都参加。
因为当时有“学习好，身体好，品德好”的三好要求。
表现突出的学生可以免试直接报送入大学。
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他在校春季运动会三级跳远不但拿了第一名，还破了校记录，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
若不是后来发生的“文革”，他极有可能保送到北体大。
由于他在篮球比赛中运球姿势优美而有效，大家叫他赵运球，可惜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了强刺激，患精神病，多次自杀未果。
（4）我们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只待高考
这年的四月下旬，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
虽说是毕业考，可这次出题的内容，方式是按照高考式样出的，可以看出这是学校有意识的引导我们步入高考战场。
学习成绩出来后，学校校长非常兴奋，我们从我们班班主任吴老师（一位资深的数学老师）口中得知，校长认为，若按这次毕业考试推测，7月份面临的高考，成绩肯定比去年强，学校打翻身仗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同学在议论填报志愿的时候，胃口都很大。
当然，也有成绩不如意的，这多是来自农村的学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平时成绩就上不去，多有自卑心理，如来自某县的王某，干脆就准备领了毕业证回家务农。
我心仪的学校是北京航空学院，那时我还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吃惊的发现，即使那年没有发生“文革”，我心中的梦想也不会实现，当然不是因为学习成绩。
这件事我将在后面提到。
毕业考之后，为了能更好的加强分类辅导，学校开始分文理科填报。
我从班长那里得知，我们班在填报的过程中，全班40人有39为填报理工科。
只有1人报文科。
据说他希望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外交学院。
这就是老周，我们班团支部组织委员。
后来在“文革”中，他成了全校闻名的一支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多种场合的辩论与演讲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
（5）高考备战，我们胸有成竹
五月上旬，高三学生进入了紧张的高考备战阶段。
班里没有了教师上课，只有科任教师辅导。
同学们都制定了自己的复习计划，全部三年的功课，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全部翻过来看一遍，也够大家伙儿“吃”的。
为了促进复习效果，班里推广了学习委员李某（我们以后叫他“眼镜李”，因为他是高度近视，佩戴的眼镜片很厚）的学习方法。
老李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入校考试总成绩的第一名。
他个子较高，大概在1.75米左右，人很瘦，看起来很文弱，平时也不爱讲话，但是一讲话来却常让人惊奇。
他知识很广博。
同学们有时有争论不休的问题，就让他评判。
你尽管放心，他说出的结果可以有百分之一百零一的正确。
他的学习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善于总结。
关键是脑子好使，过目不忘，谁比得了？
大家伙都认为，他是未来科学家的材料，他有一个哥哥就是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
不过他的家庭成分是小手工业者。
同学们猜想他的父亲一定是个精明的商者。
老李的数理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
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不但是理科教师，文科老师也一样。
尤其是政治课沈老师，沈老师当时50多岁，是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他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讲辩证法。
他讲辩证法中“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好事可以变坏事”以他自身为例，说他年轻的时候为寻找生活饭碗曾热衷于投考国民政府的盐务官，可是由于时间错失，未能如愿。
当时还很苦恼，不得已和后来的同学结伙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成就了他今后的前途，坏事变好事。
他每讲此事的时候都很兴奋，却不知自身的故事却会给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留下祸根。
他最得意是，在分析当时印尼局势中苏加诺与印尼共产党艾地的关系时，曾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问题，让同学们预测印尼政治走向，结果我们班学习委员眼镜李提出，“当形势发展到会侵害他们的阶级利益时就会反目，去收拾艾地一伙共产党人”，事情的发展果如所料。
196年月，印尼果然发生了苏加诺政府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艾地神秘失踪！
老李也因此出了名。
但是老李不会想到，一个月后，“文革”开始后受到的第一个冲击着，不是“走资派”，也不是被成为“牛鬼蛇神”的教师，而是他。
（6）风雨初现，我们并无强烈感觉
1966年上半年，当社会上激烈争论关于京剧《海瑞罢官》是不是大毒草的时候，对学校的触动并不大，因为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纪讲，月月讲，天天讲”大形势下，文化界不只是争论一出海瑞戏，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到底忠不忠？
京剧《谢瑶环》以及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不是毒草？
等等都在争论之列。
许多文化、历史学者涉入其中。
对于当时的高三学生，大家起初只是看热闹，心中想的最多的还是高考。
因为高考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三年寒窗，高考一搏，大家最大的希望还是升学。
谁也不会想到文化界的争论背后还有那么大的背景，还有那么严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家都觉得，社会上的斗争离我们学校还很遥远。
可是，5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516通知”。
当许多同学还是一头雾水的时候，教育部门又发布了“停课闹革命”的信息。
这时候，同学们沸腾了，因为大家明白了。
这个所谓的“停课”，也就是推迟了“高考”的时间，紧张的复习马上会停止。
高考一搏，不复存在。
大家多少日子的付出顷刻就会冷却。
面对这一现实，同学们起初大多表现了沉默，只有少数人兴奋异常，他们多是班上的干部和学习成绩不佳、对升学不报希望的学生。
当然也有抵触者。
眼镜李就是其中一位，当团支部书记在课堂传达了《通知》时，眼镜李脱口嘟囔了一句：
“净耽误事，马上高考了，考完了再说不行吗？
”这句话恰恰被团支部一位姓冯的组织委员（我们以后称他冯组织吧）听到了，冯组织立即予以反击：
“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无条件执行，谁反对我们就要和他斗争到底。
”这一句话的效力灵验得很，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
冯组织原来是位很随和的同学，大家平时还喜欢与他谈心，尽管做为团的组织委员，三年来班里只发展了三位团员，大家对他有意见，但他平时和颜悦色，同学们并不责怪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当众有那么大的脾气。
他的话起到了威慑作用，我们隐隐约约感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来了。
果然，很快，学校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成员是学校和班上的干部，然后，分班分组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都要表态。
学习讨论接连进行了两天，眼镜李还在会上做了检查，虽然团支部原谅了他，但对他的言论做了严厉批评。
起初许多同学还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讨论并不热烈，而听一些关心世事的同学讲社会新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的大字报。
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
我们班也在班里共青团员和班干部、活动积极分子带动下，全班同学召开讨论会，人人表态，纷纷表示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7）校园里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
低年级同学最先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表示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字报”这一形式，最早出现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
后经领导人肯定，认为是人民群众参与阶级斗争的较好方式推广到社会，人人可以使用，既可以表示自己的决心，抒发豪情壮志，也可以表述揭露或谴责的情绪，至于所表达的情绪所产生的效果，谁也不会去考虑从法律方面的去评判。
低年级同学动起来了，二年级、三年级同学当然不会示弱。
紧接着，高年级同学也纷纷表态，革命运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据我所知，三年级相当一部分同学尽管贴了大字报表决心，心中是有抵触情绪的。
但是在“革命潮流”的涌动面前，谁敢螳臂挡车?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指令。
什么是“牛鬼蛇神”，当然是坏人。
可是具体的对象是什么人，权威不告诉你，只说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地”指地主，“富”是富农，这两者是农村的产物，城市的学生对乡间事知之甚少，没见过。
就是“反革命分子”，同学们也只是在电影中看到，“反右派”斗争发生在1957年，那时候同学们都还小，对“右派”也没有清楚的概念。
至于“阶级异己分子”，同学们就更弄不明白了，这里的阶级当然是指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可是无产阶级的分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还不明白，异己分子就更不用说了。
还是革命小将有办法，可以查呀！
查历史，查档案，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学校的档案室。
那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着学校里每个教职员工的过往历史。
于是，同学们开始对学校档案室进行了革命行动。
按照规定，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档案不经上级部门批准是不可以动的，档案工作人员是有严格的纪律的。
为坚持纪律，档案室一位李姓老师不让同学们进。
可这个时刻，在气势汹汹的众小将面前，他岂不是自不量力。
起初，同学们还只是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要钥匙，两分钟过后，就是一场武戏开打。
一阵推搡之后，档案室门开了。
于是，“牛鬼蛇神”很快现了“原型”。
（8）“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
第一个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的是一位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姓魏，年级约50多岁，他个子不高，却肥胖。
走起路来步履蹒跚。
他是地主出身，加之平时爱在教师中间开玩笑，比如，他说过今天要吃那个人的腿，明天要吃那个人的腰…….在农村参加劳动时怕苦，嫌在农村吃饭吃得不好，农民生活很苦，还说五年大跃进干了不少蠢事，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等。
平时在教学中，还说过来自农村的学生学习成绩差，脑子笨，要对他们“分槽喂养”！
于是他很快就被愤怒的农村学生拉到在课桌垒起来的临时台子上批斗。
接着，二年级同学也以很快的速度，就出来了第二个“牛鬼蛇神”。
这是一位英语老师，他的罪名是出身资本家，崇洋媚外，向同学宣扬“外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他平时只说外国语，“会几国语言，就是中国话说不好”。
他不但被揪上台挨批斗，头发还被同学用剪子剪去了一半,说是“还他的真面目”：
半土半洋。
第三个被批斗的牛鬼蛇神，是校图书馆姓范的一位50多岁女教师。
她是复旦大学图书系毕业，平时工作很负责任的。
比如说，图书馆规定，学生每人限借两本书，一周之内归还。
范老师执行得很严格，若是还得迟了，她总要厉声说几句。
其实我理解她的用心是好的，希望图书尽快周转，让同学多看书。
对于有的她喜欢的学生，她很宽容，可以借三本，无形中也得罪了一些人。
她是上海人，有南方妇女爱干净、爱打扮的习惯，这当然更引起了农村学生的反感。
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了同学发泄的对象。
同学们似乎都象是服了兴奋剂，谁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把过去一向认为很不错的教师迅速推向“阶级敌人”的一方，理由就是他或她出身不好，还或许是说了一些不符合“革命形势”的话。
这个时候的学生经过多年的思想教育，做到了对党、对领袖的无限忠诚，只要是党和领袖说的，要求做的，一定要做，并且要做好，否则就认为是不忠。
但是在细节上，在具体的问题认识上，没有任何社会经验。
这个时候的社会秩序包括学校里的秩序没有任何的规范，只有“革命”的要求。
只要是被认可“革命的”，一切都可以做，否则就要坚决推翻，彻底打倒。
这个时候，学校里同学们信奉的是一种常备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家的所有言行，都要用语录去判断对错，因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做些什么，怎么做，所以就只有让同学们自己去评判。
形式的发展异常迅猛，连多数同学们都想不到的事也会发生：
一直被认为学校最优秀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师沈老师也被揪了出来。
即使他在政治课讲课中成功地引导学生分析到了印尼政变，高明地传授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也没能逃过自己眼前的一切。
他在一次授课中讲辩证法中的“坏事可以变好事”。
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做论据，说自己年轻时曾想考国民党政府的盐务官，结果因错过了报名的时间未能参考，当时非常懊恼，可是这又是一件好事。
正是没有考取盐务官，他才和同学一道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
说当时若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盐务官，如今定然成了“改造对象”，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上？
但是他没有想到，有同学没有在意他的“坏事变好事”，而发现了他“想投靠国民党”！
这还了得，尽管你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
政治课教师老沈的被揪出，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原因就是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
“他们常常披着革命的外衣，剥去他们的外衣，狐狸尾巴就会露出来”。
刹时，学校学生以极大的兴趣开展了“挖阶级敌人”的行动，各个年级都在行动。
一夜之间许多老教师成了隐藏的“地富反坏”分子，有的是“封资修”的鼓吹者。
一些年轻教师则是走白专道路的急先锋。
学校80多位教师，几乎有一半成了批评对象。
可笑的是，一个在学校里工作了多年的食堂大师傅也被揪出来了。
引发原因是一位同学说他平时给学生打饭，女生给得多。
尤其是盛面条，男生面少汤多，女生却不是这样！
当然，更理直气壮的原因是，经查实，这个炊事员来自农村，家里曾经是地主。
果然，这名老炊没有几天就被老家的人把他抓了回去批判。
象是燃起了干柴，别的班都点着了。
唯独我们班没有动。
我们班被认为是保守的班，遭到了别的班的同学的讥讽。
在这种烈火的燃烧和激流的涌动中，没有行动是不行的，很快我们班的几位激进人物就出动了。
最先革命的是我们班团小组长邹学武和语文课代表牛小伟。
这两位平时在班上就是活跃分子，邹学武是我们三年来发展的三名共青团员之一，后来居上，成了团小组长。
牛小伟则是在公共场合非常喜爱表现的一位，他文章写得好，从初中到高中，作文比赛屡屡得奖。
在他们二位的鼓动下，我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了我们的班主任。
我们的班主任姓吴，是一位50多岁的老教师。
这是一位平时同学们都很敬重的老师。
他平时很庄重，不苟言笑。
但是，授课却很专心，很认真。
平日里我对这位老师很有好感，这是因为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大约是一年级时，他就教我们代数课。
由于他是外地人，讲课中常常地把英文字母A读成“埃”。
一次上课他提问我，我答不出，就自找理由说是老师把A说成“埃”我没有听明白。
下了课，他很郑重的找到我，很诚恳的感谢我提出了这个错误。
而这这后，我们竟发现，他真的不再出现原来的读法，这令我很感动。
还有一次，是我无意中解了一道数学作业题，用的方法很简便，而他在备课中使用的方法却很繁杂。
当他发现了之后，把我叫到教研室，得知我是自己在未看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独自做出答案的之后，他当着众老师的面兴高采烈地夸奖我，给我印象极深。
原先我数学基础并不是很好，在这之后，真的是他的夸奖鼓励了我，使得我在理科知识方面投入了激情，学习成绩上升很快。
以至多少年后我竟还成了教授理科的教师。
吴老师是那天晚上被揪上批斗台的。
所谓批斗台就是在操场上用10多张课桌临时拼凑在一起的高台。
和他一起被揪出的还有七、八个老师，其中还有一个较年轻的女教师，罪名是平时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还爱穿戴，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候，我们的头脑都是一片空白，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有什么理直气壮的理由，在革命就是一切的气氛里，人们似乎只剩了一根神经。
批斗吴老师的时候，有人领着喊口号。
让他交代问题，他嘴唇哆嗦着，声音很小，不知讲些什么。
其实大多同学心里都很清楚。
他平时除了讲课，是个少言寡语，很拘谨的人，绝对不是爱倒弄是非的人。
很快，我们发现他小腿也开始抖起来，他身体很弱，我们班同学也都知道的。
兴许是台上揪斗的同学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大声喊：
“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阶级斗争标准口号。
接着，就用力按了按他的头，让他“滚回去好好交待”。
“滚回去”的地方是一间腾空了的教室。
里面铺了草，有几张桌子。
凡是被揪斗了的人员，就送到这里，不准回家，就在这儿写书面交待材料和揭发他人的大字报。
里面已经住了许多人，有二三十个，有同学在这个教室门上又贴了一副对联：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窝”。
（9）“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时也闹了笑话
就在批斗了吴老师的第二天，低年级革命小将策划了一起全校牛鬼蛇神大游街，这也是他们从外校学来的经验。
据说，h大学的百余名教授级大牛鬼蛇神已经搞了两次大游行，所以我们这块被资产阶级争夺的热土地里，若不搞这样的革命行动，革命群众是不答应的。
于是，我们的牛鬼蛇神也被集中起来。
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最大的是一位数学老师，姓韩，一头白发。
其实，三年级同学很喜欢他讲课。
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但他的名气很大，在市里还是市里教学协作小组的组长。
他脖子上被挂了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最小的二十出头，是一位化学女老师，外地人，操南方口音，是低年级的课任老师。
突出的印象是平时很干净整洁，正因为如此，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臭小姐”，也被人挂了牌子。
最显眼的是语文组胖子魏老师和图书馆范老师，两个人被剪了“阴阳头”，头发被剪得一片一片的，非常狼狈。
为了加强“牛鬼蛇神”大串游的出行效果，有革命小将不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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