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企业家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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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全球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

深刻影响全球商界、政界高层人士的著作彼得.德鲁克论述了管理的新范式如何改变和如何继续改变我们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基本认识。

　　书中不乏远见卓识和超前思维，它集丰富的知识、广泛的实践经验、深邃的洞察力、精辟的分析和拨云见雾般的常识于一身，这些都是德鲁克著作的精髓和管理学的里程碑。

　　［德鲁克的影响］我们身边耳熟能详的人物，无论是第五项修炼的倡导者彼得.圣吉、市场营销之父菲利浦.科特勒、领导力大师约翰.科特，还是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鲁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克.韦尔奇……他们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彼得.德鲁克的启发和影响。

　　［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先生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不仅因为他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目标管理的创建者，他在市场、创新、变革、战略、知识管理、21世纪管理者的挑战等方面的真知灼见，也让诸多管理大师和成功企业家从中受益。

　　海尔集团张瑞敏同样深受教益：

我也成了德鲁克迷，到处搜集他的著作。

　　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因为常常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这本《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更是爱不释手，不知读了多少遍，常读常新。

　　尤其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和全球化竞争的困惑时，总能从书中得到新的启示。

　　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之作。

　　这是一本基于创新但又强调行动的书，这一点是本书最精华的地方，创新如果停留在观念、思想和制度上，如果没有转化为行动和结果，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陈春花彼得·德鲁克对企业界的深远影响。

　　读德鲁克的书是一种享受，常常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海尔集团张瑞敏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我认为彼得·德鲁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了这一点。

　　——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

　　他的著作和思想非常清晰，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人群中独树一帜。

　　——英特尔主席安迪·格鲁夫德鲁克相信企业家精神对所有机构而言，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对这些机构的生存而言也是必要的。

　　而如何管理企业家精神则是本书的全部内容。

　　——Venture杂志内容简介人人都知道创新的重要性，激烈的竞争，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技术已经让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关键问题是，该如何进行创新呢？

创新是每位高层管理者的职责，它始于有意识地寻找机遇。

　　如果你懂得在哪里以及如何寻找创新机遇，你就能系统化地管理创新；如果你懂得运用创新的原则，你就能使创新发展为可行的事来。

　　这就是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为我们揭示的重点。

　　如何寻找创新机遇？

将创意发展可行的事业有何原则和禁忌？

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才能使机构成功地孕育出企业家精神？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机构如何组织和配备人员？

如何成功地将一项创新引入市场，赢得市场？

德鲁克在经典之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首次将实践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所有企业和机构有组织、有目的、系统化的工作，并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

　　作者简介彼得·德鲁克，彼得·德鲁克1909年生于维也纳，1937年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家，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

　　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

　　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就的管理者》、《管理：

使命、责任、实务》、《旁观者》等几十部著作，已传播到全世界130多个国家。

　　其中《管理的实践》一书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的经典。

　　2002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目录书摘插图企业家从事创新，而创新是展现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

　　创新活动赋予资源一种新的能力，使它能创造财富。

　　事实上，创新活动本身就创造了资源。

　　人类在发现自然界中某种物质的用途，并赋予它经济价值之前，资源这种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时，每一种植物皆为杂草、每一种矿物皆为岩石而已。

　　100年前，从地下渗出的石油以及铝土矿（即铝的原材料）都还不是资源，当时，它们只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因为它们让土壤贫瘠。

　　过去，青霉菌也是一种有害的细菌，而不是一种资源。

　　当时的细菌学家在做细菌培养的时候，必须费很大功夫才能保护培养菌免受它的侵害。

　　到了20世纪20年代，伦敦的一名医生——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Fleming）发现，这种有害的细菌就是细菌学家苦苦寻找的细菌杀手。

　　从此，青霉菌才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

　　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情况亦是如此。

　　在经济领域中，没有比购买力（purchasingpower）更重要的资源了。

　　而购买力则是创新企业家的创举。

　　19世纪早期，美国的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购买能力，因而也无力购买农业机械。

　　当时，虽然市场上已有各式各样的收割机，但是无论农民多么需要，也无钱购买。

　　于是，收割机发明者之一的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McCormick）发明了分期付款购买方式。

　　这种方式使农民能够以未来的收入支付购买收割机的费用，而不必仅仅靠着过去菲薄的积蓄。

　　于是，突然之间，农民就有了购买农业机械的能力。

　　同样，凡是能使现有资源的财富生产潜力发生改变的事物都足以构成创新。

　　将卡车车身从轮子上卸下来，放置于货运轮船上的想法没有包含多少新的技术。

　　集装箱这个创新并不源于科技，而是来自于将货轮视为一种物料运输设备而不是一艘船的新认知，这意味着真正重要的是尽量缩短货轮在港口停泊的时间。

　　但是这项平凡的创新，却使远洋货船的运载能力大约提高了4倍，而且可能因此而拯救了船舶运输业。

　　如果没有它，世界贸易近40年来的巨幅增长就不可能发生。

　　（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主要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

　　）真正使学校教育遍及世界各地的，不是对教育价值的普遍承诺，也不是对在校教师进行的系统化培训或灌输的教育理论，而是一项不起眼的创新：

教科书。

　　教科书很可能是捷克伟大的教育改革家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的发明。

　　夸美纽斯在17世纪中叶，设计并使用了第一套拉丁文入门教材。

　　如果没有教科书，那么即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一次也只能教一两个学生；但有了教科书以后，即使是一个平庸的教师，也能够将一些知识灌输到三四十个学生的头脑中。

　　上述事例说明，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有关，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是一个实物。

　　从造成的影响上来看，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性创新能与报纸或保险之类的社会创新相比。

　　分期付款方式完全改变了经济，任何地方只要引进了分期付款制度，它就能将当地的经济从供给驱动型转变为需求驱动型，而无需顾及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如何。

　　现代的医院起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所发生的社会创新，它对医疗保健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许多医学上的进步。

　　管理（即一种有用的知识）首次使得拥有不同技艺和知识的人能够在一个组织里一起工作，这是20世纪的创新。

　　它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一个既没有政治理论也没有社会理论可加以诠释的崭新体系：

一个组织的社会。

　　在经济史文献中，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Borsig）被认为是德国制造蒸汽火车头的第一人。

　　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同业公会、教师和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对下进行的创新。

　　直到今天，他的这项创新仍然是德国工厂的组织系统以及德国工业实力的基础。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博尔西希还发明了师傅（Master）（拥有高超技术、受人尊敬，并能以相当大的自主权经营工厂的高级工人）和学徒制（apprenticeshipsystem）（这项制度将在职训练与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1513年B版的《君主论》（ThePrince）一书中提出现代政府，60年后，其思想的早期追随者让·博丹（JeanBodin）主张现代民族国家，这两项密切相关的社会创新，显然比大多数技术的发明有更持久的影响力。

　　我们能从现代日本身上，看到社会创新及其重要性的有趣例子。

　　日本自1867年向现代世界开放门户以来，尽管它在1894年和1905年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尽管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一跃成为超级经济强国，成为国际市场中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但它还是一直受到西方人士向低估。

　　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人们普遍认为创新必须与实物有关，必须以科技为基础。

　　于是，日本人被公认为并非创新者，而是模仿者（不仅西方人这样认为，日本人自己也这样认为）。

　　因为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技术或科学创新，他们的成功源于社会创新。

　　自1867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极不情愿地向世界敞开了它的国门。

　　此举完全是为了避免重蹈印度与19世纪中国所遭受的命运。

　　当时，这两个国家都被西方国家征服、殖民且西化。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日本的基本目标则是，以纯粹柔道的方式，运用西方的武器将西方人抵御在国门之外，以此来保持日本的传统。

　　这意味着社会创新远比蒸汽火车头或电报更重要。

　　而且，从学校、大学、公职部门、银行以及劳资关系等机构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创新的实现远比制造火车头和发明电报要困难得多。

　　一个可以将火车车箱从伦敦拖到利物浦的火车头，不需加以调整或改变，就可以将火车从东京拖到大阪。

　　但是，日本的社会体制必须壬纯粹日本式的，而且必须非常现代化。

　　它们必须由日本人经营，同时又必页适应高度技术性的西方经济体系。

　　科技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引进，并且不会带来多少文化风险；而体制相反却需要有文化的基底才能茁壮成长。

　　100年以前，日本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他们的资源投注于社会创新，而对技术创新加以模仿、引进并改造，结果他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事实上，即使是现在，这一政策依然很适合他们。

　　如同在第17章将要谈到的，尽管人们有时半开玩笑地称其为创造性模仿，但这其实是一种备受推崇，而且往往是非常奏效的企业家战略。

　　即使日本人现在必须超越简单模仿的阶段，不仅仅是引进和适应他人的技术，还要学会实施真正的技术自主创新，但需要谨慎的是，不应低估他们的能力。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相当新的社会创新。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形势需要，日本人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社会创新能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向世人展现出他们具有超凡的运用企业家战略的能力。

　　因此，创新是一个经济或社会术语，而非科技术语。

　　我们可以用萨伊定义企业家精神的方式来对它下一个定义：

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

　　或者，我们可以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习惯，用需求术语而非供给术语对它加以定义：

创新就是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价值和满意度。

　　我认为，上述两种定义究竟哪一个更合适，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不能根据理论生搬硬套。

　　钢铁厂从一体化的综合炼钢厂转变成迷你钢铁厂（这种工厂以碎钢为原料，而不是铁矿石；生产出来的是最终产品，如横梁和连杆，而不是需要再加工的粗钢），用供给术语加以描述和分析最为合适。

　　尽管二者的最终产品、最终用途以及客户都没有改变，但迷你钢铁厂的成本却大幅度降低了。

　　同样，供给定义可能也适用于解释集装箱的发明。

　　虽然录音带或录像带也都同属于技术创新，可能其中的技术含量并不比钢铁制造高，但是，用消费者价值和满意度来对它们加以描述币口分析则更加合适。

　　此外，像亨利·卢斯（HenryLuce）于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时代》（Time）、《生活》（Life）和《财富》（Fortune）等新闻杂志，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创建的货币市场基金等，这些社会创新也同样适合用这个定义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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