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五代社会发展对艺术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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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五代社会发展对艺术的影响
从秦汉到五代社会发展对艺术的影响
摘要：
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革必然会给美术带来影响。
选官制度、经济状态、意识形态、思想潮流、文化交流等都是引起美术变革的根本性因素。
儒家和道教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外来的佛教一传入中国就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他们均参与重构了艺术与审美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
尚武、选官制度、儒家、道教、佛教、经济
秦汉（公元前221--220）
秦、西汉（含新莽）、东汉三个朝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的时期，也是我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造型艺术十分精彩。
既有浪漫主义的唯美感觉，又有现实主义的造型能力。
拜“尚武”所赐的雄伟气魄
法家思想产生并成熟于先秦时期，就思想实质而言，它主要是一种专制主义政治理论。
不同于儒家，他们主张“法后王”，所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代表了新型地主阶级的利益，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和中国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先秦时期是世卿世禄的，商鞅的“奖励军功”这一政策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找到了生活的出路。
在那个尚武的时代，战功和爵位是成正比的，所以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自然就缔造了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虎狼之师。
秦始皇兵马俑里那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就是对那千军万马的生动再现。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秦朝是凭借武力征伐而建立起来的统一帝国。
崇尚力量、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孕育出了宏伟的雕塑杰作。
秦汉艺术显出的伟大气魄，是一种胸怀之大，力量之大，趣味之大。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平定六国后，“收天下之兵（青铜器），聚之咸阳，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的十二金人，以及“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都是对那个好大喜功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几百年间，秦汉时期的雕塑就体量和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分裂时期。
除了空前规模的巨作——秦始皇兵马俑，就是最具浪漫色彩，雄浑朴厚与奔放有力结合的代表作——霍去病墓雕塑群。
霍去病是汉武帝非常倚重的青年，官至骠骑将军，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骠骑将军。
征服匈奴主要是靠骑兵，所以在霍去病墓坟丘上散置的14件石刻作品中有三件是马，分别是卧马、跃马和马踏匈奴。
表现马就是对汉代军事实力的歌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的军事力量。
“书同文”促进了书、画的分立
“书画同源”、“书画同体”，是关于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语言共同特点的概括。
在远古时代的文明里，经点、划、涂构成的识、符、字、纹、画、图，都属于广义上的“文”的范畴。
史皇“始善图画”，以及伏羲作卦、仓颉造字的上古传说，反应了“文”（包括图、画、卦象、文字）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分化。
这种情况到了秦汉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秦始皇颁令“书同文”之后，汉字的形制和功能很快完备，并从原先宽泛的图、书规范中独立出来，随着汉字文字符号作用的迅速强化，图、画的典章观念意义随即消散，卦象的逻辑演绎关系遁入妄说。
就美术而言，则直接促成了书、画的分立。
“书同文”所造成的文化沉浮，促使了绘画与图符、图籍、图志的分离，绘画存形状物的功能凸显出来。
写真、状物、法貌、摹形的绘画性质更单一，相应的技艺技能要求也更明确，得到强调，最终使绘画变为画工之匠作。
从现存的小篆作品，例如《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都不难看出这些小篆实例都意在创作规范，强调整齐划一，体现了秦代霸业初兴的时代风貌。
但是从书法艺术本身来讲，个性发挥的空间较小，比甲骨文到六国古文，都有倒退。
黄老思想及“孝道”影响下的厚葬
汉初崇尚黄老思想，道家的“齐物论”把生死大事等量齐观，自然导致了厚葬的习俗。
汉代实行“察举孝廉”制度，也助长了“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厚葬陋习，遂使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广泛流行，但是，不像秦代的艺术主要是为君王服务，这一时期的美术反应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显著增强。
如平陆与千阳的新莽壁画墓中，有庄园坞壁、牛耕牧畜等画面，偃师辛村新莽壁画墓主室左右两壁，绘有庖厨、宴饮、观舞等场面，其中刻画男女墓主人醉酒后呕吐、踉跄等窘态生动逼真，令人过目难忘。
“察举孝廉”成为了选官制度，可见孝道在当时尤为重要。
《孝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里最短的。
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讲孝“无所不通”。
汉代尤其提倡孝道，从惠帝以后，汉朝历代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
孝子故事、烈女故事自然成为汉代艺术的一个重大题材。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以及人性学说
汉代统治者并非出身于世袭的王公贵族，所以他的一统天下，就需要一个正统的原因。
董仲舒要做的就是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依据，他采用阴阳家的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天谴说”等等，这都是对神秘主义的探索，所以汉代的绘画经常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壁画题材是日月星象与四神，如洛阳金谷园村新莽壁画全部都是仙人神灵和奇禽异兽，形态奇异，气氛神秘。
马王堆的T字形帛画，主题是引魂升天。
反应升仙思想的羽人、应龙，还有护卫墓主安宁的阙章、青龙、白虎、朱雀、铺首衔环等神怪屡见不鲜。
在人性学说上，董仲舒非常接近荀子，但又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他不认为人的质已经是恶的，善是性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
所以他强调“人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能使人与天地等同。
之前的儒家认为，社会有“五伦”即：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董仲舒选出前三个称为三纲，还有“五常”即：
仁、义、礼、智、信。
这三纲五常就称为了教化的主要内容，绘画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
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
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
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1）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时期。
从社会思想领域来看，玄学的兴起,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清谈美流的风气下出现了第一批绘画理论家；佛教的迅速传播，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道教基本形成，以致最后的三教合流，都是此时的重大变化。
玄学的日趋隆盛
继汉末腐朽的经学束缚被冲破后，儒学逐渐隐退，产生了玄学。
它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用老庄解释《周易》，以名教调和自然。
玄学的兴起，促进了逻辑思辨的发展和理论探索的自由空气，直接间接的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
在玄学思潮以及“九品中正制”背景下，品评鉴赏的风气日益流行，文人因无力改造现实，便放弃对时代的责任感而转向自己的内心和形体，例如及时行乐，于是产生了人自身的觉醒，继而引起了艺术的觉醒。
顾恺之的“传神论”就是这一自觉艺术成熟的标志。
汉代之前的绘画，基本上都是不自觉的艺术。
画像石、画像砖是厚葬，表彰忠臣孝子的产物，墓室帛画也有巫术的性质，这些作品都是政治或者功利的附庸，而不是以审美为原则。
但魏晋以来，绘画是用于观赏的，并开始作为独立的存在，成为欣赏的对象，即自觉的艺术。
顾恺之对当时流行的佛教题材有精到的表现，他所创造的“维摩”形象，有“清赢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的病容及病中论道的特殊神色。
这实际上也是魏晋时代世族大夫的现实写照。
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优秀的玄学思想家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更成为那个时代艺术所表现的重要题材。
书法的兴盛，与此时的文风昌盛，豪门世族相以翰墨标榜，上下相崇，蔚然成风有关。
楷、行、今草书体，已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广泛使用于社会交往，并形成普遍风尚，有雅俗高下的分野标准。
这时的一些书法名家例如钟繇、二王等，成为千余年来的书法宗师。
“佛学”后来者居上
佛学逐渐取代玄学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那个政治、社会方面黑暗的世纪，悲观主义极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像欧洲的中世纪，虽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成为统治力量，但新的宗教——佛教迅速发展。
佛教基本教义的核心是宣扬人生充满痛苦，只有信仰佛教，视世界万物和自我为“空”，才能摆脱痛苦。
由于它所宣扬的悲观主义论调，很容易引起下层贫苦人民的共鸣，得到他们的拥护，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发展，所以综合建筑、雕塑、绘画的石窟艺术发靭于此时期，如北魏时期开凿了云冈，龙门等石窟。
除石窟外，一般寺塔的建筑也非常兴盛。
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即是对当时这一盛况的生动写照。
佛教发展之盛，导致后来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汉画的技艺和风格，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张家样”、“曹家样”就是此时重要的佛像样式。
三教合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
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的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
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
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
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581--907）
短暂的隋朝在灿若星辰的唐朝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为唐朝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经过南北朝民族大迁徙之后，隋唐社会风气开放，文化是融合了许多民族和外国文化的新型文化，具有自由奔放、豪迈壮丽的时代特征。
李世民登基后，伪称李耳为唐皇室的先世，规定道教位列先班（上朝的礼仪次序），佛教序列第二，后来太子李治即位后，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尊重儒学。
武则天对佛教的痴迷崇拜，改变了建唐以来道教排名在佛教之前的传统政策，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
有唐一代对儒、释、道三教并不偏废，采取宽容的态度，朝野上下都体现出三教融合的思想趋势。
选官制度导致的“游于艺”的态度，奠定了文人画的产生
“科举制度”让社会的模范和标准改变，由世袭、门阀到只要读书，不论出身，均可以入朝做官，变成社会的榜样。
和西方世界一直由教会和贵族把持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的文官制度从《尚书·舜典》中的“三年考绩”到汉代的“乡举里选”，隋唐的“科举制度”。
文人当权，那文人的审美标准自然成了最高的审美标准。
在文人的世界里，孔圣人的话又成为他们行为的最高准则。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这句话里，《论语》已经基本上把艺术的作用和性质规定好了。
“志于道”是高贵的，所以只能以画自娱，如果以艺术为职业那就低贱了。
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孔子和庄子的思想是那么合拍，简直是如出一辙，他们一唱一和，庄子也认为，真正的画家和那些拘谨的、斤斤计较于礼节的众史不同，应该解衣槃礡，毫不拘束，任着自己性情的发展，不可过于认真，也不必下太大的功夫，游戏而已，所以，在中国画中工整认真的作品不被重视，倒是苏东坡、米芾、倪瓒等的游戏笔墨被人追捧，传神成为中国画的第一要义。
古人作画，要先学点文，懂点理论，会写诗，能研究儒家的学问，先定下文人的身份，然后业余作画，称为文人游戏笔墨。
王维以诗入画，创造“破墨”山水，书写文人情怀，他也被董其昌认为是南宗之祖。
南宗的山水成为更被推崇的艺术。
题材之变
1、仕女画
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由道产出“阴阳二气”，而阴又是阳的先导，这样就赋予了道“可以为天下之母”的女性特征，女性地位明显提高。
所以隋唐之后，仕女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
封建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盛唐之后仕女画在题材上突破了汉魏至六朝时期贞女、烈女的藩篱，更加偏重描绘上层妇女生活的情趣。
这些仕女画体现了当时上层阶级的审美观念，尽力刻画贵妇雍容华丽的仪容风度，显示了对丽妇佳人的玩赏心理，描写宫廷生活成为流行一时的绘画题材，如以杨贵妃、虢国夫人等的游乐生活就有不少的独幅画。
2、佛教绘画
佛教经过长期的与中国本土的儒学、道教的抗争与融合，至唐代终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南北朝佛教中宣扬忍耐与牺牲的本生故事，已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大乘派中的净土宗得以广泛传播。
佛教净土成为人们向往追求的理想境界。
主要的净土图像有：
观无量寿经变、东方药师净土变和弥勒上生下生经变。
宏伟富丽的大幅变相画代表了唐代宗教壁画的新面貌。
例如莫高窟里开凿于盛唐时期的第148窟内，绘、塑涅槃变，均极为精彩。
并且在涅槃经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多幅多情节的宏幅巨制，代表作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不空绢索观音经变和如意轮观音经变。
壁画中那些色彩艳丽的净土佛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求。
另一方面，现实性因素逐渐增多，很多根据经典创造的佛像、菩萨天女形象直接来源于现实人物，其体态丰腴，容貌端丽，具有动人的风姿。
3、山水画
山水画不仅从人物故事的背景中独立出来，而且也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两种流派。
一是以展子虔、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山水，另一就是以王维、张璪为代表的水墨山水。
吴道子的山水笔迹豪放，纵以怪石崩滩，于是“山水之变始于吴”。
仙山楼阁是李思训经常性题材，贵族生活神仙化倾象非常明显，他的画营造出一种云雾飘渺，睹神仙之事的优美意境，这分明是道教影响下的一种理想山水境界。
用富有自身情感的色调表现对大自然的感受，符合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董其昌记载，李思训曾画鱼入池，经日不去，这显然是道教传说中的方术。
马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五谷丰登，六畜旺兴”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六畜当中马和牛最珍贵。
马在国家征战和贵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拥有马匹的数量，直接决定其国力强盛的程度，故汉唐时期，国家养马甚多。
据记载，贞观四十年间，马有七十万匹之多，这些只是官马。
唐朝，黄河流域一带，民间私马甚盛，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绘画中的鞍马题材有巨大发展，画马之风也极为普遍，著名的画家有曹霸、韦偃、韩幹等。
这与唐人高昂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密切相关。
书法
唐太宗推崇二王的书法，战乱统一后，八方搜寻，国家又设立书学，以书判取士，楷书为重，由此形成了唐代书家狂热追求二王体的热潮。
唐初虽重二王，却又脱胎于二王，盛唐之际的书法家例如薛稷、贺知章等人他们在书法中较多的加入了个性气质的抒发，受他们开拓书法意境的启迪，盛唐以后的书家进一步将书法体势和人格品质想贯通，“颜筋柳骨”就是杰出代表。
书法与道教的关系耐人寻味。
道教在唐代的登峰造极给书法带来了极大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盛唐大书家张旭。
李颀《赠张旭》的诗中这样写道：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这首诗至少给我们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道教精神的外在表现形态——无拘无束，狂放不羁；二是张旭的书法形式很可能同道士画符或书字时的仪式有关。
现存张旭书《古诗四贴》，开头部分的写法，其字形的似是而非，线条的随意潇洒，用墨的随意，运笔的恣意妄为，极容易让我们同道教的画符想到一起。
五代（907--960）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只存在了五十多年，但它却是中国古代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扩大，中原大部分陷于乱战，南方经济却获得较大的发展。
两个文化中心
五代十国时，中国出现了特殊的局面。
汉文化第一次出现两个中心。
五代占北方，此外的十国有九国在南方，虽然南北朝时，中国也分裂为为南北局面，但北方是少数民族政权，汉文化的中心只有一个，在南方。
五代十国时，南北都是汉人政权，各自发展，出现了南北不同的局面。
北方由于地理和人的性格因素，绘画风格是雄强、阳刚的，如荆浩、关仝的画，他们在创作上是严谨、认真的;南方则相反，其画是温润、阴柔的，如董源、巨然的画，在创作上，他们则是随意的、抒情的，以自然、平淡、天真为美。
战乱给北方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经济上更加贫困，经济的贫困自热带来了文化贫困，经济中心的南移，很多有识之士为了躲避战乱，也都纷纷南迁，以致于到了宋朝，大文人几乎都出在南方，而且多来自原来的唐蜀等地。
后来绘画的审美标准逐渐被这一批南方文人树立起来，大方向趋于写意化，南宗的文人画自然就倍受推崇。
晚唐五代时期经济生活的繁荣对于文学中花间词派的兴盛和美术中的花鸟画有相当的影响。
五代花鸟画的主要部分是描写与贵族生活有联系的花卉禽鸟。
花鸟画摆脱唐代作为装饰艺术的要求，逐渐独立出来，写实风格得到进一步发扬。
从五代开始，花鸟画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有独特地位的一种样式，展示人们精神世界的有力的凭藉。
儒学的衰落
五代与以前的乱世不同，它不像有些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士人对民族、国家又深厚的情感，迫切要求自救。
五代时民族内部的分裂动乱，不仅没有真正的中央王朝，而且政权更替像走马灯似的，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
儒学的沦丧使得士人心态蜕变，士风日下。
佛、道虽然流行，但都没有出现著名的大师，没有多少思想成果，实际上同是衰落。
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儒学受到的冲击最大。
因为儒学对于官方及正常秩序依赖，要比佛、道二家大得多。
儒学至上而下都是由官方扶持而行教化的，从官藏典籍到朝廷博士，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均为政府直接控制。
因此，战乱一来，政权屡变，儒学备遭破坏，其思想影响大大降低。
时逢乱世，人们对前途、命运深感无从把握，消极避世思想流行一时，儒者、士大夫本应该是持儒家进取思想的，向往的是治国济民，封侯拜相。
而动乱堵塞了他们传统的进身发达之路，儒家的礼法、仁义、大一统思想也显然不合时宜。
于是，他们转而欣赏道教的归隐无为思想，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
这样也就有了博通经史的荆浩隐居于太行山中;董源“平淡天真”的风格；以及出身名族的徐熙终生不仕，过着放达闲适的生活，最终使“徐熙野逸”的风格流传千古。
禅宗独盛
佛教在乱世往往能得到迅速的传播。
禅宗的南宗，主张顿悟，无需拜佛坐禅，无需每日诵经，提倡心性本净，见性成佛。
这就告诉人们，不出家也能顿悟成佛。
成佛方式如此简便，中唐以后，南宗遂以顿悟说战胜了北宗的渐悟说，成为禅宗的主流。
在晚唐及五代时期，禅宗是佛教中最为兴盛的宗派，其它宗派渐衰渐息。
禅宗思想正视个体生命的不自由问题，认为人生的自由存在于不自由之中，解脱之道即在由迷而悟之中。
“悟”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超越了这个界限人生就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即“涅檠”。
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现实生活之外的空灵与思想自由，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士大夫尚保存的对自由的本能追求，都大量转入艺术审美方面，直接从艺术活动中来体会自由经验，使禅宗在封建时代，成为艺术家的哲学。
总之，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基础之上的。
艺术是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存在的，必然受到选官制度、经济状态、意识形态、思想潮流、文化交流等的影响，儒、释、道，更是为艺术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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