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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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刘忠良
人民网网友评论此文：
【这是我近十年来读过的，最有高度的文章！
深刻地分析了政策、民俗、人民、民族发展、国家发展与存亡的关系，特别是从世界国家的比较，更是使每一个人都汗湿九重衣！
建议全国人民，特别是政府官员多读，学透，掌握其发展的精髓，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发展制定正确的政策！
】
——了解人类的人口经济规律、决定未来各民族命运的规律和中华民族潜在大衰落的命运及如何拯救，请仔细阅读并细品此文。
一、人口决定命运
人类社会由人组成，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
作为人的集合名词，就是人口，它是包涵人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的集合。
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由人来完成，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寻根究源可归结为人口力量的实力与物质力量的实力。
与此对应，人类社会的再生产从本质上来说就分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
所以，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发展的实质就是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
而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还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生产者。
因此，人口再生产的发展变化不仅决定人口再生产能力自身的发展变化，还要决定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
因而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长期发展变化，并最终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转变——人口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人是经济社会活动主体，人口是经济社会的有机生命体，是社会经济的生命承载者，因而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对人类社会来说，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而且还创作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再生产。
在当今时代，人口再生产不仅创作出物质再生产活动主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而且还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与知识技术创新者的再生产，因而人口再生产是推动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根本性再生产，是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口最终决定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变化——人口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命运。
人口变化最终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转折，人口变化最终主导经济社会状况的转变。
每一个人都是民族与国家的一个细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经济社会之中，每一个都无法逃脱人口变化对自己工作、生活、甚至对自己命运的影响。
人口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变化必然引起人类文明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养老等无处不在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二、人类文明的人口困惑
困惑之一：
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政府收了所得税，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一切所得税均源于劳动者的创造）；收了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收了财产税，却不去创造未来财富的创造者和续存者；收了现在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费去支付现在老人的养老金，却不去创造未来养老力量的实际供给者；发行了国债，把负担转给了未来人，但不创造未来承担债务的劳动者（现在孩子越少未来人均劳动者国债负担越重）。
企业也一样，购买了劳动力，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销售了产品，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投资或获得了投资收益，却不去创造未来经济的延续者。
个人也可以像政府与企业一样，去投资或获取投资收益却可以不生产未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在社会这个人口平台上干一番事业却可以不生产组成这个社会的未来人口；通过储蓄、投资、房产等不生孩子的方式养老却可以不去创造保证未来投资收益和使未来货币兑换成真正商品与服务的劳动人口。
拿财产来说，比如股票、房产，若未来没有相应消费者，它的价值将将为零，你的股票或房产在未来将一文不值。
如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城镇，人没了，城空了，那些房产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
同样，企业未来的消费者没有了，股票也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现在不生孩子，未来的劳动者没了，所有货币都无法兑换商品和劳务，都变成了一堆废纸——现在孩子越少，货币在未来就贬值的越厉害，没有孩子则货币价值降为零，别人还愿意生孩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气和幸运。
人类文明存在、发展和延续的根本——人口再生产，在实际上却成了“公共产品”：
人人都可以从他人的人口再生产贡献上获得人口再生产收益，而且人口再生产者根本无法阻止别人“搭便车”！
大家都可以去投资，但投资的未来收益必须以未来有相应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做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充足的人口再生产。
你可以不生孩子，若保证未来投资有收益，必须有别人多生孩子。
同样，你可以在一个国家奋斗你的事业，你可以在一个社会干你的一番作为，只要有别人生孩子，国家与社会能够健康延续，这一切不是问题。
只要别人继续生孩子，只要人口健康的存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奋斗、你的事业、你的财富都可以继续自由的存在，自己不生孩子也可以享受养老。
也即是说，大家都可以享受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大家都可以“搭”别人人口再生产的“便车”。
这样，物质再生产活动的收益是个人的，但维持物质再生产收益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费用、时间精力消耗和机会成本代价却是个人的。
人人都可以使用他人的人口再生产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这就是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性质。
物质再生产的产权明确，是私人产品，每个人都有生产它的积极性。
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却是公共产品，而成本却像私人产品一样由个人支付。
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人人都想搭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而不想支付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供给远远小于未来社会的需求，人类的低生育率就不可避免了。
整个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财产价值再生产，都是由人口再生产创造的。
人口再生产创造了劳动者，也就创造了持续的物质再生产。
人口再生产创造了消费者和财产需求者，投资得以收益，财产得以保值升值。
一个社会所有的产品服务再生产、财富再创造和价值保值升值，都是人口再生产的贡献。
人口再生产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财富价值存在的创造者，人口再生产的总收益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量和财富价值量。
但作为人口再生产者的个人，其人口再生产直接收益相比于巨大的社会收益来说却是九牛一毛。
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但人口再生产者却从自己子女身上仅得到一小笔可怜的“投资所得”。
对于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收益却私人支付成本的“公共产品”，现代人怎么可能有“生产”或“投资”的积极性呢？
中国却很奇怪，作为具有很大公共产品性质的人口再生产，不仅不支付公共费用，反而又惩罚人口再生产者。
人口再生产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其绝大部分收益都以正外部性的方式流向了社会，就像基础知识生产一样。
就其人口再生产巨大的总收益来说，平均父母所获的直接个人收益至多也不会超过10%，实际可能连1%都不到。
按照“谁受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那社会至少应向父母支付90%以上的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现在中国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毫无科学依据。
如果要征收的话，应该向超过一定年龄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征收，然后向生孩子的父母支付。
中国“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就是：
中国孩子不是祖国的花朵、不是民族的未来、不是国家的希望，而是人民排放的“污染物”，谁多“污染”就罚谁！
若孩子与贪官相比，谁是中国的“污染”？
如果中国拿抓计划生育劲头去严抓反腐败，不知人民、国家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要比抓计划生育好多少倍。
困惑之二：
养孩子能力随发展而降低
社会有两种类型的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与物力型部门。
物力型部门随着知识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较快的提高，因而工资也较快的提高，如工业生产部门。
人力型部门，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或提高很慢，或者随着发展反而降低。
如小学教育，由于追求质量，不断向小班制发展，劳动生产率反而随发展降低了。
但是，虽然人力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但要求和物力型部门一样要求同样的工资增长率。
由于养孩子成本主要由人力型部门构成，随着发展，必然导致养孩子成本增长速度快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
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能力不可避免的降低了！
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养孩子人均成本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多数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越来越养不起孩子，连养一个孩子的“白领”阶层现在都成了“孩奴”。
与养孩子类似，养老成本增长的速度也高于平均收入增长的速度。
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与医疗科技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而医疗与照顾成本又随寿命而快速递增（越老费用越高）。
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养老能力降低，发达国家养老越来越难和城市养老比落后农村养老难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发展，随着老人寿命持续延长和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升高，人类社会面临养孩子成本与养老成本的双边快速提高。
对于老人，社会、国家或子女不能养。
而孩子不能罢工，不能游行示威，没有选票，不能对政府说“养孩子优先”；胎儿不能说“让我生下来活下来吧”；精子和卵子不能说“让我们自由结合吧”。
这就意味着老人将越来越多的占用更多社会资源，养孩子或鼓励生育的资源将被养老挤占。
又由于养孩子成本的快速提高，年轻人养孩子或国家鼓励生育的实际能力将更快速的下滑。
结果，人类越发展越养不起孩子，人类文明越走越支付不起人口再生产费用。
而长期低生育率又意味着大衰落或灭亡，难道人类的发展使人类步入了死亡之路？
困惑之三：
人口再生产边缘化
随着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每个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体系之中，人口再生产的直接物质再生产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人口再生产被边缘化了。
你要工作，你要生存，你要奋斗，你要成就你的理想，你要成就一番事业，生孩子养孩子也许就被你认为是负担是累赘了。
尤其是女性，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物质再生产之中，生孩子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教育的延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人们成家立业越来越被往后推移。
尤其是女性，教育的延长，生活工作的压力，结婚尤其是生子越被后推，人口再生产在快速颠簸高竞争高压力的现在社会中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
困惑之四：
思想与偏好的改变
“多子多福”、“养儿（女）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香火”等等，对多生多育的思想偏好在现在社会和思想的冲击下几乎灭绝了。
随着“思想解放”，自由享乐主（尤其是性自由享乐主义，影响了通过性对人口再生产的偏好）、无孩子无负担主义等思想的泛滥，人类其他民族文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越来越低，各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偏好影响或决定需求，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严重弱化或失去，必然导致对“孩子产品”需求的减少或失去。
现在人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丁克主义的蔓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思想与偏好改变的结果。
生孩子延续人类文明，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增长的第一生产力。
当生育愿望不断降低的时候，人类文明就难以避免低生育率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发展必将失去后续动力。
而中国，在现在社会经济机制和思潮之下，在几十年来铺天盖地、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只生一个好”的教育之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损毁，生育愿望在世界倒数就不难理解了。
困惑之五：
经济发展导致生存成本与压力升高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教育、住房、结婚、生子等成本不断升高，人的立世起点成本越来越高，复杂而又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更让人难以进入并轻松生活在其中，但世界却未给每个人相同的能力、机遇、家庭资本和更好适应这个体系的能力与保障体系，高度的竞争与膨胀的物质主义、成就需求和面子需求又加剧压力，结果人们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反而随发展而提高，（相同人均GDP）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与民主发展水平低、宗教信仰低和生育率低的国家更加如此。
古人建房子的能力没有现在人高，古人的医疗科技水平也没有现在人高，但现在人的住房、医疗压力更大。
与一千年前相比，与一百年前相比，与三十年前相比，我们更发达了，但我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了，更多的人耐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年轻人既面临养孩子和养老人成本的升高，又面临养自己与体面生活成本的提高。
随着发展所导致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到来和人口结构恶化下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差，年轻人的压力似乎朝着更高方向发展。
难道人类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存了？
生存压迫着年轻人，也就压迫着人口再生产，而这个压迫却是由人类自身经济发展所导致的。
难道人类要面临发展与延续的两难选择？
困惑之六：
避孕与堕胎技术
对性自由和孩子负担思想之下，避孕和堕胎技术被认为是对人类的解放。
本来，若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导致人类文明人口再生产危机的上述困惑可以因对性爱的需求而避免。
但有了这些技术，人类再生产危机的社会经济机制就顺利的进行了。
不知这项技术，到底是解放了人类还是自由自绝的灭亡了人类。
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社会的社会经济机制。
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即使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不够强劲，这个民族一般也会因自然的两性结合而自动延续下来。
如果碰上好的生存环境，在安宁的状态下，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还可以使民族幸运的兴旺繁衍开来。
由于那时猛兽、自然灾害、暴政、战争和瘟疫的存在，缺乏医疗条件，儿童死亡率高，还经常出现人口暴减。
由于缺乏避孕和堕胎技术，人类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
在高死亡率之下，由于高出生率做保证，人类或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
其实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妇女也并不想一性爱就要面对生孩子，只不过是没有选择技术可供选择罢了。
如果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可能人类已经灭亡了。
有人埋怨毛泽东没有更早的开展计划生育（如马寅初），那是因为缺乏避孕技术。
还有人认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导致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生育率，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条件下鼓励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鼓励生育并不能再让妇女多生孩子。
困惑之七：
生育的微观基础遭破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
在现在思想和社会经济机制之下，离婚率越来越高，晚婚或不婚越来越多，第三者也更普遍，结婚成本与条件越来越高，家庭不是组合难度加大就是更易被破坏，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越来越差。
离婚、不婚、晚婚和婚姻爱情家庭的不稳固，都在降低生育率。
困惑之八：
生育能力降低
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
由于现在生活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无意的“污染”添加，导致人类的生育能力呈不断下滑的趋势，甚至有人预言50年后人类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仅人类的生育能力在“自然”的降低，还有“种族阴谋分子”企图以输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种子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达到消灭“低等人种”、降低它国人口实力和阴谋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目的。
中国在缺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论证的情况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被欧美掌握，但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却遭到强烈抵制）。
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广大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推广了上千万亩转基因玉米，在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转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食用的就是美国转基因种子产的转基因大豆油。
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中说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往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
据新华网2008年11月13日报道说奥地利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食用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
困惑之九：
低生育率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现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模式是：
人口再生产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物质再生产，也即经济得以存在和健康循环→然后以物质再生产成果支持人的生存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人口再生产再次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再次影响人口再生产。
人类社会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
如果这个循环是良好的，人类社会就能够健康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人类社会将处于衰亡的危机之中。
消费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获得收入，收入支持人口再生产。
也即是人类消费与收入的健康循环维持了人口再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
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
人口再生产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低生育率必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严重恶化。
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青年失业问题和青年压力沉重。
一个社会，谁来生孩子？
年轻人生孩子，但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首先危害和危害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由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和人口经济社会规律所决定，低生育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由于生育率低，新生消费人口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不足或整体消费人口衰减，造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和财富相对或绝对的大幅缩水，继而加重经济低迷和民生压力大，促使生育率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政府与社会养老负担重，用于发展的资源少，发展成本上升，发展能力下降，导致政府与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育率的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的供应力下降，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力下降，继续经济不景气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人口老化，收入提高的能力下降，加之经济不景气，个人消费与投资信心不足，反而又导致收入、消费、投资三者相对或绝对下滑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经济不景气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促使生育率持续走低；由于生育率低，最终导致政府收支严重恶化，造成政府减缓社会压力与鼓励生育的能力大为降低，生育率依旧走低。
由于上述恶性循环和及其导致的生育率持续低下，使人口与社会陷入持续萎缩的陷阱和衰落的螺旋，使人口、经济、民族、国家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中国很奇怪，自己人为的逼迫自己提前并加速要走上这个恶性循环。
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和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机制一起让中国生育率十分低下，导致经济社会的有机体——人口结构不断恶化。
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恶化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恶化，最终再次伤害人口再生产并走向恶性循环。
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和提倡少生孩子，必然减少未成年人消费减少并提高劳动参与率，恶化内需、减少就业岗位并加剧就业竞争压力。
而未来，由于老龄化迅速发展、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劳动力的高速下滑，最终导致中国年轻人压力沉重，严重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加速并大大加重中国走向这个恶性循环。
困惑之十：
政府也失灵
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在它的供给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定会失灵，导致供给严重不足。
所以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失灵，由政府为大家或社会提供“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产品。
但政府在人口再生产方面也失灵了。
现在的政府，即可以无偿的从现在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获得税收，也可以无偿的通过政府负债来从未来人口身上透支财政收入。
也即是说，本届政府可以无偿的使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还可以不去支付任何人口再生产费用，甚至还可以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获取短期收益；本届政府有获得过去人口再生产收益的权利，却没有为未来造人的义务；人口再生产是未来政治家的公共产品，但没有现在的政治家乐意毫无补偿的去支付私人成本。
鼓励人口再生产，在政治上同样也是公共产品，所以必然面临政治上的严重供给不足。
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
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鼓励生孩子，可以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动力（最根本的动力），可以为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注入最核心最持久最强大的能量。
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物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物力资本，所以鼓励生育就是最佳的发展选择——不仅可以挽救发展危机，为未来注入强劲发展动力，更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
可现在出生的孩子，15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一般也只有20年后才能变成真正的劳动供给和带动房产、汽车、电子电器等产业消费潮的到来。
政治人物一般连任两届，最多在位8到10年，但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即使他能连任三届四届，鼓励生育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不会在他任内显现。
同样，要化解未来重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民主与政治压力，要根本解决低生育率下的国家发展危机和民族发展危机，最根本的措施还是现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这些“重大贡献”的成果依旧不会在政治家任期内显现。
有人说：
“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
”但真正把未来放在首要位置的真正政治家有几个？
哪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保证政治家更关心未来？
可悲的是，基本都是选择短期行为。
对政治家来说，鼓励生育是私人成本，收益却是公共产品。
尽管鼓励生育利人民利国家利民族未来，但由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政治家对鼓励生育总是动力不足，很难有爱国的政治家真正大力鼓励生育，更难有十分爱国的政治家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而把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决定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还没有制度保证人类能够战胜这场危机。
在中国，很奇怪，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政府不仅不鼓励生育，还要用计划生育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
由于人口再生产的长期性，孩子总要先被抚养，而不能立即变成劳动者去创造GDP，所以在短期内计划生育总是有利于提高人口红利和人均GDP，可以提高政治家的业绩，还可以让政府和各级官员有一笔“计划生育收入”。
这对政治家和各级官员来说，尤其是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计划生育总可以获得当期个人收益，而未来却由全体中国人去支付计划生育成本。
现在的年轻人减少、民工荒、老龄化飞速发展、养老危机苗头和低生育率导致的就业压力大，都是计划生育成本的显现，人民不得不承受它，而真正的低生育率大危机还在后头。
所以，计划生育是“私人产品社会供给”，是人民支付成本，而政府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获得收益。
如果改变人口政策转而鼓励生育，现在政府和政治家不仅失去原有收益，还要支付转变成本，而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的未来收益却是人民的、大家的和未来政府与政治家的。
因而，转变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尽管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显著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未来人口减少已成定势，只不过是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未活到预期寿命，总人口数量因人们晚死而虚增（由于在未来必定会死，由晚死增加的人口必然会倒过来再减少）。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超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也仅有危险的1.33。
这样的超低危险生育率，意味着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大危机，无论如何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转而鼓励生育。
但由于计划生育在政治上是“私人产品公共供给（权力受益人民支付成本）”，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所以中国人口政策转变之难就不难理解了。
对权力所有者来说，计划生育的收益是个人的，成本是人民的。
这就像一个只有靠向社会大量排污才能生产少数人使用产品的企业，利益动机决定权力总是更喜欢继续计划生育，尽管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未来来说代价是十分沉重的。
对于生孩子，生多少本来是人民自己的事，但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拿走了这项权利，并从这项权利中获取“私人利润”。
生孩子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大的公共产品，本应该由社会或国家支付主要成本。
但有了计划生育，国家不仅不支付这项成本，权力所有者还拿它获利。
于是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人民权利政府寻租的悲剧”，中国的计划生育乱象和超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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