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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人心理解读》课程结业论文

浅析中国人的面子文化

(教育科学系2010级研究生孟莹)系

[摘要]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面子与脸能解释和调节中国人的社会行为。

面子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机制,它与中国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传统的封建文化相关。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从中国人的面子文化的内涵、起源及其社会功能三方面浅析了中国人特有的面子心理,旨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相关理论的不同观点,以期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中国文化面子心理

一、引言

“面子”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概念之一。

最早也是最为西方世界所关注的有关中国人面子文化的论述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94年所著的ChineseCharacteristics(《文明与陋习:

典型的中国人》)。

明恩溥认为,“保全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一性格。

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林语堂认为,“面子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他提出“面子”、“命运”、“恩惠”是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而“面子”是最重要的一个。

近现代中西方学者都认为面子是支配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社会概念,对面子的概念已经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但他们对面子的描述主要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在对面子下定义时各有各的角度和特色,因此,要在学术上对这个概念下统一的定义还较为困难。

而过往的研究试图解决“面子是什么”的问题,过于偏重对概念本身的讨论和分析。

作为一个典型本土化的概念,面子确实对中国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探讨其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分析其社会功能,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及其行为。

二、面子心理的心理学及社会学取向的内涵

面子现象是影响中国人交往行为的常见心理现象,对其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回顾已有的面子定义,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定义侧重面子的心理学意义,从而将其看作是个人心理内部的一种自我意象;另一类定义侧重面子的社会学价值,将其看作是一种尊严或地位的象征。

这两类定义分别从两个角度探讨了面子的实质与内涵,尽管均有盲人摸象之感,但也为探索全面把握面子实质提供了方向。

心理学取向的面子定义以陈之昭(1985)为代表,他认为面子是在“在自我或自我涉入的对象所具有且为自我所重视的属性上,当事人认知到重要他人对该属性之评价后,所形成之具有社会意义或人际意义的自我心像。

”陈的定义描述了面子形成的心理过程,认为面子是个体的自我心像,也就意味着,面子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一个部分,尽管它的形成与他人有关,但形成之后却是仅仅存在于本人的心理活动。

这样的定义强调了面子是一个心理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面子对个体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影响,却忽视了面子的社会属性,不能解释面子在人际交往中对交往对象产生的影响和其互动功能;换言之,可以这样质疑:

某一个体的面子仅仅是存在于其本人的意识中,还是同时也存在于与其交往的他人心目中?

个体的面子只对他本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还是同时影响了与其交往和具有人际关系的。

社会学取向的定义以何友晖(1976)为代表,他认为面子是社会学概念,而非心理学概念,他给面子所下的定义是:

“面子是个人基于他在社交网络中所占的地位、合宜的角色表现与被人接纳的行为操守,而要求他人给予的尊重与恭敬。

”这样一来,与心理学取向的面子定义相反,面子就是他人的尊重与恭敬,所以并不存在于当事人身上,倒是掌握在与当事人有关的人手里,要当事人凭自己的条件去向他人索取。

这个定义强调了面子是一个社会建构,对影响面子产生的社会因素和基础有一定的合理解释,但对面子与他人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有些混乱,更无法解释面子在个体心理上的存在方式,也就无法进一步解释面子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于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质疑:

个体是有面子、甚至面子大而获得人们的尊重和恭敬呢,还是因为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恭敬而得到了面子?

应当承认,这两类定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面子的内涵,但又都有以偏概全之嫌。

所以研究者们逐渐倾向于将二者结合起来,试图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界定面子的内涵。

如何友晖后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与周美伶(1994)共同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面子既是社会建构,也是心理建构,并将其定义为:

“个人所声称的、而且为他人所认可的社会尊严或公众形象;它在有来有回的互应前提下与特别待遇、行为标准及个人期待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相联结。

”这一定义较为完善,对面子形成的标准上兼顾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并指出了面子的社会互动性,看到了面子在社交中对个体及交往对象的影响。

但正如朱秩楠所批评的那样:

“周氏定义的一个缺点便是只停留于表面的描述,而并未简单而直接地指出其心理建构与社会建构的内涵以及面子的组成。

”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商榷,但面子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取向确实在此体现了明显的优势。

综上所述,面子的社会心理学内涵是很丰富的,但究其根本,就是个体在交往中个体根据自己和交往对象的地位和交往目的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交往双方的心理意象,人们以此作为调节交往行为的重要依据。

三、面子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面子与自然条件的关系

普列汉诺夫说过:

“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地理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

”当我们站在一幅世界地图前面,看着祖国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大地,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自豪感。

再仔细探究下去就会发现中国人的讲排场,爱面子竟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认为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

”因此,自然条件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甚至人的性格均有影响,当然也包括“面子”这一文化因素。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无数的名山大川,丰富的矿产资源,孕育了华夏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统计一下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像“大佛寺”,“大王庙”,“大鹿岛”等含有“大”字的名称有150多个,含有“小”字的名称则凤毛麟角。

此外,“天下第一关”,“万石岩”,“千佛洞”等名称比比皆是。

翻看一下历代的诗文辞赋,很容易找到描写祖国山河壮丽的词句,如: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种地理环境,使中国人对“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许多事情上都追求“大而全”“天下第一”。

讲究“场面”,“排场”的宏大。

做一些事情没有“排场”,“场面”不宏大就不风光,就没有面子。

(二)面子与伦理道德,宗教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其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男耕女织。

以分散的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

这以经济结构表现在社会方面就形成了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众多的家庭成员,男女老少相居一处,就必须有等级和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是“礼”。

礼的内容是等级隶属关系最集中的表现。

中国传统人伦道德极为重视“礼”的观念,由此产生了“别尊卑,明贵贱”,重人伦,轻法制的等级思想。

把人的独立人格完全纳入尊卑,贵贱,长幼等级观念中。

个人对家庭,“下”对“上”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绝对服从,违反者就是判臣,逆子。

个人完全淹没在家庭中。

个人对自我言行举止的苛求以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为祖先争光,光宗耀祖成为后辈努力奋斗的摧动力。

据《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灭秦后,引兵西屠咸阳城而大获全胜,有人功其就地为王,他说:

“富贵不归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之后,他被刘邦击溃,有人劝说东渡乌江,他则道: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切忌与江东弟子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生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荣则耀祖,败则避亲,这完全反映出“面子”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同时,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面子的意义及影响时刻与家族利益紧密相连。

个人的言谈、举止、行为都代表着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家族的需要并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集体的利益。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以保全集体的利益。

因此,当个人影响到家族的面子的时候,个人必须牺牲自己的面子以保全家族的面子。

这样就造就了以“集体”为中心的价值倾向与面子观。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宗教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进入中国都没有影响到“礼”在中国的地位。

由此可见在中国代替宗教者,实是周孔之“礼”。

“伦理道德”在中国有牢不可破的地位。

四、面子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才能取得社会认可的成就,获得社会地位与声望,此时他就会很有面子。

“给面子”、“争面子”、“丢面子”、“爱面子”、“伤面子”、“丢脸”、“无脸见人”、“打肿脸充胖子”等,都不同程度地意味着个体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不忽视自己,体现了个人强烈的自尊感。

而个体获得尊重与自尊需要的满足,只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能获得。

在与他人互动的社会情境中,面子毫无疑问地发挥了其社会功能,起到了符号象征、社会交换和社会控制的作用。

(一)面子的符号象征功能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人重面子的观念源自他们对戏剧的喜爱,他们甚至把生活当成演戏,面子行为其实就是“做戏”的行为。

他指出,“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理解得不完整,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

中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中国人对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性的。

他把自己放进戏剧特定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

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中国人的社会交往经常出现“只重形式、不重实质”,讲究“表面工夫”的现象。

戈夫曼进一步用戏剧理论的观点,将面子行为比拟为在舞台上演出戏剧。

他认为,“面子工夫”就像是做给关系网内其他人看的“前台行为”。

个人对关系网内其他人做“面子工夫”,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会刻意地安排他和别人交往时的情况背景,修饰他在别人面前的服装仪表和举止动作,期望在别人心目中塑造出某种特定的形象。

在日常互动中,人们总是通过行为来表现自己以便给人留下印象,譬如中国人在客厅里悬挂名人字画,身上佩戴名人要客赠送的装饰品等,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即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印象整饰过程中,脸面既可以起到人际互动的符号象征作用(代表一定的家世、财富、身份、地位、角色、权利、声望、荣耀和社会关系),也能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极大的满足。

通过一个人在社会上具有的“脸面”,可以系统地看出他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情况。

因此,中国人好讲排场,不仅能够向他人显示或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且也能因这种显示或炫耀带来心理上的愉悦。

可见,面子代表了个人在社会中拥有的财富、权力以及关系网络。

“面子”的大小与有无是个体社会地位与名望高低的象征。

“面子”的符号象征功能造成了个人印象整饰的“面子工夫”,个体通过符合社会地位与名望要求的“面子”行为,来参加社会活动,并归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

(二)面子的社会交换功能

社会交换反映的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资源的交换现象,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互惠互利,即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布劳社会交换学说中,社会交换指的是参与交往的各方都期待着对方的回报,一旦他人停止了所期待的回报,这一交往关系便会停止。

在中国传统社会,脸面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广泛的社会资源。

因此,在日常互动中人们之间进行脸面的交换是十分常见的。

这种交换是互动双方人情关系的一种体现,情面就是人情式的面子。

在中国社会,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黄光国认为,“个人的社会关系网愈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愈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愈大”。

黄光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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