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竹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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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竹简的重大考古发现及意义

20世纪以来简牍的重大考古发现及意义回顾简牍发现出土的历史,可以说既是由来已久,又是近世新事。

说由来已久那就是

永垂青史的两次重大发现,即西汉景帝末武帝初年,鲁恭王在孔子旧宅获得的“孔壁中经”:

《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在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书”:

《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琐语》等。

这两次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说近世新事,那就是从20世纪

初以来至世纪末,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的简牍文物,不仅出土地域大大扩展、时代距离拉长,而且数量和内容都是远盛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简牍的大发现时代。

一、百年来简牍的发现,概括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出土地域不断扩大

最早以新疆尼雅、甘肃敦煌为起始,其次延伸至内蒙、甘肃额济纳河流域,从而扩展

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简牍问世。

目前可知有新疆、甘肃、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17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甘肃、内蒙、湖南、湖北四省出土最多。

充分反映出汉文化覆盖面的广大和汉文化势

力的强劲。

（二）简牍时代的延长

过去出土简牍,以汉代为大宗,其次为战国。

而现在可知上至春秋晚期,经战国、秦、汉至三国两晋,其时代是连续的。

另外,就民族文字来看,还有汉晋文、唐代吐蕃文

和宋之西夏文木牍。

不仅反映了汉文简牍的存在时限,而且也可看到对其他文化的响。

（三）内容越来越丰富

过去,墓葬出书籍,边塞遗址出屯戍文书。

以此形成了简牍的两个基本特征。

而现有

资料,内容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不仅有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的古书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

文献。

不仅有屯戍文档,而且还有法律、法规条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

（四）数量不断增加

过去出土简牍,一墓出土数十枚、遗址出土数百枚,已是极为稀有罕见了,而现在动

辄数以千计万计,甚至以10万计,不能不说是惊天动地。

粗略统计,用各种材料写成的

文献、文书,总数已达26万余枚（件）之多。

（五）发掘与研究国际化

20世纪简牍的发现,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二斯（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中亚探险,发现了尼雅晋简和敦煌汉简,虽然他们的发现带有偶然性和文化侵略性,但将汉晋简牍的

研究推向了国际学术界。

以后贝格曼又发现居延汉简,更是震动国内外。

三次发现引起了

国际上对中国简牍的研究热。

为此,20世纪简牍的出土,一开始就走上国际化的研究轨

1

道,成为全世界史学家所注目的对象。

随着大量简牍的不断涌现,中国简牍学已成为国际

显学。

二、百年来简牍的发现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1年到

1920年;第二阶段从1927年到1946年;第三阶段从1951年到1999年

（一）1901年到1920年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瑞典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沙俄科兹洛夫、日本橘瑞超等

人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内蒙居延发现的汉晋木简、残纸及祛卢文、吐蕃文、西

夏文木牍。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07年至1909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发掘,这也是中国

近代简帛学研究的开始。

发掘后没过五年,于1913年由法国人沙畹将研究结果及大部分照片公开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而在这一时期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

实物的情况下借助沙宛赠与的材料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分为图板和释文三部分,每部分皆分:

一、小学数术方技书。

二、屯戍丛残。

三、简牍遗文三大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

这部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

内容

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

（二）1927到1945年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主要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黄文弼和瑞典团员贝格曼在新疆罗布淖尔、内蒙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卢訾仓汉简和居延汉简。

其次是夏鼐和阎文儒在甘肃敦煌和武

威喇嘛湾发现的汉代木牍以及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

这一时期中,简帛研究继续向纵

深方向发展。

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

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

有分量的简帛论著。

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

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

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

（三）1951年到1999年的第三阶段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

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

这主要表

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证史。

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

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

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

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

是否是后人伪造?

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

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

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

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

籍意义重大。

第二,补史。

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

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

简帛为法制史研

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云梦秦简、张家山

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

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

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

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汉代公文文书研

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

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

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

其它

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

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

三、百年来简牍出土数量的统计（上迨先秦,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战国简牍的出土发现是20世纪后50年中国先秦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其中以楚简

为著。

主要有以下一些:

1951年,湖南长沙五里碑406号楚墓出土竹简38枚,文字保存较差。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竹简43枚,文字保存较差。

1954年,湖南长沙杨家湾M006号楚墓出土竹简72枚。

1957年3月,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竹简229枚。

1965-1966年,湖北江陵城关镇望山两座墓葬中出土一批竹简,拼接为273枚。

1973年,湖北江陵藤店l号楚墓出土了残简24枚,文字大多模糊不清。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竹简70余枚。

1980年,河南临澧九里楚墓出土竹简数十枚。

1981-1989年,湖北江陵九店楚墓先后出土几批竹简,清理出有字简236枚。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l号楚墓出土竹简l枚。

1983年冬,湖南常德德山夕阳坡2号楚墓出土竹简2枚。

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竹简448枚,其中有字简278枚。

1986年,湖北江陵雨台山21号战国墓出土4支残律管,有38个字。

1986-1987年,湖北江陵秦家嘴墓出土竹简41枚。

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楚墓出土一批破碎严重的竹简碎片4557片,推断约为1000枚。

1991年,湖北江陵鸡公山m48楚墓出土一批竹简,数量不详。

1992年,湖北江陵砖瓦厂楚墓出土残简6枚。

1992年,湖北老河口两座战国墓出土竹简10余枚。

1993年,湖北荆门黄冈黄州区曹家冈m5楚墓出土竹简7枚。

1993年,湖北江陵反家坡27号战国墓出土竹简1枚。

1994年,上海博物馆前后两次共收购1200多枚战国楚简,总字数达3.5万。

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村平夜君墓出土楚简1300余枚。

2002年,重庆云阳县双江镇旧县坪遗址出土战国一西汉简牍5枚。

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M2出土竹简1000枚。

2002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M7出土一批简牍。

综合以上数据,百年来出土的战周简牍近1.1万枚,主要出土于湖北、湖南。

（二）秦代简牍出土较晚,且数量较少。

主要以下一些:

1975年,湖北云梦睡胡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另有残简80片,木牍2件,保存较

完好。

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国墓葬出土木牍2件。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竹简464枚。

1986年,湖北江陵岳山发现一批秦牍。

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秦墓出土木牍1件,竹简及残片共283件。

1991年,湖北江陵杨家山135号秦墓出土竹简75枚,保存完好。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山秦墓出土一批简牍。

清理出800余枚。

1993年,湖北沙市关沮秦墓出土简牍381枚,木牍l件。

1993年,湖北沙市周家台秦墓出土竹简390枚,木牍l件。

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战国故城1号枯井出土简牍3.6万余枚。

综合以上数据,出土的秦代简牍总共近4万枚（件）,主要出土于湖南、湖北省。

（三）汉代简牍是出土简牍的大宗,时间跨度也较长。

其中有部分现在保存于海外。

主要

有以一些:

1949年前,甘肃敦煌汉简,由于多次被国外探险家盗掘,现主要葬于英国、法国、俄

罗斯等国家,数量不清,公布也不明确。

、

1927年,在新疆罗布泊、甘肃居延等地前后两次共出土简牍8l枚。

1930-1931年,甘肃居延80多个烽燧遗址中出土汉木简l万余枚.现藏于台北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4年春,甘肃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简牍48枚,现藏台北图书馆。

1945年,甘肃威南LiJ刺麻湾出土木简7枚,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5l一1952年,湖南长沙203号汉墓（西汉后期）出土木牍9枚。

长沙杨家大山401

号墓出土木简l枚,长沙北郊伍家岭201号墓出土西汉晚期封检9枚。

长沙市东郊徐家湾401号汉墓中出土西汉后期木褐1枚。

1957年,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出土简牍l枚。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木简469枚。

18号墓出土木简10枚。

1962年,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瞳庄汉墓出土木牍1枚。

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湾23号汉墓出土木简2枚。

1963年,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出土木牍1枚。

1971年,甘肃甘谷牛家山坪东汉墓出土木简23枚。

1972年,1IJ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4974枚,木牍5件.破损较严重。

1972年,甘肃居延地区采集到出土地点不明的散简两组,一组14枚,一组7枚。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简78枚,木牍14枚。

1972年,湖北云梦大坟头l号汉墓出土木牍l件。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l号墓出土竹简312枚、木榻49件,3号墓出土竹简遗册410枚、竹术简200枚、木牍7方。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一批破损十分严重的汉简,总数约2500枚。

1973年,湖北光化五座坟西汉墓出土简牍30多枚。

1973年,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墓出土木牍2件。

1973年,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霍甥墓出土木牍7件。

1973-1982年,甘肃居延前后多次出土汉简19920枚。

1973—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几座汉墓出土了640枚各类简牍。

1974年,江苏盱眙东阳汉墓出土木札l枚。

1974年,北京大葆台l号汉墓出土简牍1枚。

1975年,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木简残片3枚。

1976年,广西贵县汉墓出土木简10多枚,木牍5件。

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木简、9l枚,七面木觚1件,以及无字简

12枚。

1978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残简6000余件,木牍3件。

1978年,山东I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竹牍8件。

1978年,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云台山汉墓出土木牍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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