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禁忌看周作人的女性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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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禁忌看周作人的女性观

从性禁忌看周作人的女性观

[摘要]本文对周作人女性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对性禁忌的批判是周作人女性思想的核心与特质。

它使周作人的女性思想具有了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和价值。

[关键词]周作人　女性　性禁忌

　　周作人作为一个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启蒙家，对中国的妇女问题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有十分显著的成绩。

他力倡新思想，新道德。

可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在他的五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中，最引人注目，最能彰显他“个性”的，还是他的如下观点――“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

[1]“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是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要更难也未可知”。

[2]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周作人对妇女经济解放的重要性有任何忽视，但他探讨、思索的重心，也自己的领域确实是在“性”的问题上。

他同情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抨击殉节守贞，批划纳妾嫖妓，反对女子缠足，高度赞扬妇女大无畏斗争精神，深信“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占得其大半”。

他还说：

“希望将来的女人”“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

有人恪，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必须到这地步”才“真贯彻了人道主义”。

他强调“两性的性欲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结婚的爱”》）。

他的这些言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新鲜的。

那么知堂老人关于女性的看法到底有何高妙之处以至能跨越历史的尘埃而历久弥现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女性观窥见一二。

本文就从周作人先生作品提到的女性性禁忌入手，来探究他的女性观点。

　　在周作人关注女性的文章中，经常提到女性的禁忌问题。

在《读（性的崇拜）》里，他第一次从弗洛伊德的《图腾与太步》（今译《图腾与禁忌》）一书引入了“禁忌”（“塔怖”，周作人译为“太步”）的概念，认为性禁忌的心理特征主要即是既崇拜又畏惧的矛盾情感。

他指出：

现代文明国人已没有这个观念，只有罗马的Sacer与希腊的Hagios二字略可比拟，这都训作神圣，但在原始时代这又兼有不净义，二者混在一处不可分开，大约与现代“危险”的观念有点相像……[3]性禁忌之所以在原始社会影响巨大，就在于原始人认为性的现象既崇高又危险，它既可以催促植物的长养，也能够妨害或阻止自然的进行。

男女的性交也是这样，既崇高、神圣，又神秘、危险：

它是如此神异地合二为三，并且源源不断，促成人类的繁衍。

凭着原始人的直觉，人类的生育繁衍与自然万物的繁殖生长竟如此相似，它们之间必定存在某种“感应”关系，由此而产生种种越来越带神秘色彩的猜测与臆说，仿佛性交有着“不可思议的功用与影响”，“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

[4]由此而产生原始人的想象，“以为只须举行或者禁戒某种性的行为，他们可以直接地保成鸟兽之繁殖与草木之生长”，“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术的”，借此“直接去操纵自然之力”。

[5]而原始氏族内部通婚，性生活的混乱所造成的民族的孱弱，以至衰绝，更在原始人中造成一种恐怖，以为两性关系于社会、氏族的“安危直接相关，所以取缔十分地严重”，[6]所谓“非常习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殃及全群（现代语谓之败坏风化），事关身命，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7]这就是原始“性禁忌”的产生。

　　问题在于，原始人由于不能把握“人”与“自然”的秘密而产生的愚昧的“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并没有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消失，反而作为“野蛮的遗留”长期影响、支配着后来的婚姻制度、习俗，以至性的观念、心理，形成了社会民族心理无意识深层结构。

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周作人曾研究过各国婚姻制度中都曾有过的“初夜权”问题，指出，中国至今仍然盛行的“闹房之俗”，“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一变相”，[8]实际上是以为性交和新妇为不洁，要借“许多男人底阳气，闹一闹，冲一冲，才行：

不闹，不见得邪气就肯退避”。

[9]这里，性的不净已转为女人的不净，性禁忌也转为了女人的禁忌。

于是才有了“生产时,血秽污，河边洗净：

水煎茶供佛神，罪孽非轻；对日光，晒血裙，罪见天神：

三个月，血孩儿，秽触神明”的韵文。

所以，周作人说，在中国民族观念与心理中，不是将女人视为圣母，就视为魔女，但就是不将女人看作“人”，究其根底，在于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的“蛮性的遗留”，也即女子有种族的继续与个人的欲乐这两种要求。

　　性禁忌的各种讲究几乎都与神灵鬼怪的喜怒奖惩和人们现世的幸福及来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性禁忌也可以说是一种否定性的巫术，所以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也常因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不想去也不敢去揭发其虚妄。

另一方面，由于它能够强化神灵的权威，培养人们对神灵的顺从、敬畏的心理，因此，在各种宗教中，性禁忌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净也就是指一种威力、俗话云晦气是也，一不小心，就会背运。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的禁忌和恐惧心理的累及。

人们把性的不洁看成是女人的罪恶。

连女人们自己都接受了这一看法。

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禁欲和中国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都是以压抑和勒杀人的自然欲望为前提的。

他们认为性是污秽和不洁的东西。

“一在这一交涉里，宇宙之存在，国家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系焉”，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可怕的灾难。

性这种正常的，使人类得繁衍生息的欲求，在原始性禁忌与封建旧礼教支配下，变成了巫术的行当。

人们相信女性的身上有一种无形的超自然力量，它可以附着在物件和人体上，也可以转移或丢失，因此，必须回避或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使她不至于于人有害。

“总之，那时女人似被看作具有一种强大的力，这力若不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她会得毁灭她自己以及一切和她接触的东西。

为了一切有关的人物之安全，把这力拘束起来，这即是此类禁忌的目的。

”（《立春以前?

女人的禁忌》）。

周作人认为中国人从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性爱。

人们拥有的只是禁欲主义的封建仁爱，以及作为其必然补充物的性变态：

人性的这种阉割与曲扭，知识层次越高越严重。

周作人干脆说：

“中国多数的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

他对中国国民的长期性匮乏导致的性变态泛滥的揭露，也是十分尖锐的。

某教育会联合会郑重通过一项关于女学生的制服“袖必齐腕，裙必及胫”的议决案，周作人据此而写了一篇《论女裤》的短文，对其变态心理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指出：

“教育会诸公”“怕窥见人家而心荡神摇，……是一种野蛮思想的遗留”，“本能性的欲望常常在变动以避免陷入‘僵局’，并努力寻找替代物”，而女裤（以及女人头发等）之类就成了这样的替代物，这就是所谓‘物恋’”。

这是周作人所有著作中，写得最为尖锐，也是最为沉重的文字。

在其他文章里，周作人对所谓“嗜幼倾向⑿”、“他虐狂”，等等，都作过揭露与批判。

　　面对着我们古老民族惊人的愚昧、堕落与变质周作人再也不能采取旁观者的立场，说几句不负责任的风凉话：

中国古人之所以特别重视礼教，最大的理由也“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谈虎集?

重来》）。

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对事不关己的恋爱事件都有一种猛烈的憎恨之情，亦在于他们非意识地相信两性关系有左右天行的神力，非常态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殃及全群。

对于这种多管别人闲事的风气，周作人极不以为然，“我想社会制裁的宽严正以文化进步的高低为比例，在原始社会以及现在的山村海乡，个人的言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到得文化渐高，个人各自负责可以自由行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

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谈虎集?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周作人指出，正是由于原始性禁忌与性崇拜思想的束缚，中国现在的假道学空气浓厚之极，就是青年亦未曾真正觉悟，如批评心琴画展云“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等腐朽思想时有可见，而愚昧的“闹房”习俗在中国至今仍然盛行不衰，更是让人不能乐观，正因此，他极希望有人能做一部讲宗教、文化或道德起源发达的略史，以打破这种“天经地义的迷梦”（《谈龙集?

发须爪序》）。

　　本来既然是关于性，必然总要有男女双方。

但是性道德的残酷，却在于偏责乃至专责女子。

人们总是把女子对于性欲的追求看作是轻浮、“颠狂”，而性欲特别强烈的女性更被视为“娼妇”、“魔女”：

奇怪的是，人们对性欲旺盛的男子却从来不加指责。

人们只一味要求女子充当“圣母”，久而久之，中国女性就只剩下“母性”与“女儿性”，失去了“妻性”⒁。

他用科学的“净观”来批判封建的“不净观”，认为人的生理欲求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美的，而封建道德之所以把它看作丑的、肮脏的不可见人的，是野蛮时代对男女性力的畏惧这种“蛮性的遗留”。

“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侮辱的贡献。

”⒃同样“肮脏”的性，在男性是施污而不受污，在女性则受尽污辱与蔑视，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批判达到了他人未有的深度。

周作人还指出，这一派的教条是：

假如有了关系，这都是女的不好，男的是份所当然的，因为现今社会许可男子如是，而女则古云：

“倾城倾国”，又日“祸水”。

倘若后来女子厌弃了他，他可以发表二人之间的秘密，恫吓她逼她回来，因为夫为妻纲，而女子既失了贞当然应受社会的侮辱，连使她失贞的当然也在内。

更可笑的是“一个游勇将一个女人强奸了，还对他说，以后不准再被人强奸”。

而最让人惊诧的是在《看书余记?

一八记海瑞印文》中，周作人引了旧书上所记海瑞有五岁女儿，接受了家僮所给的饼饵，海瑞认为犯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禁，硬逼她活活饿死一事，说明礼教“风化”杀人。

原始性禁忌在文明社会中已成为社会性的残酷的性道德标准，海瑞五岁的女儿是其牺牲品。

不仅古圣先贤制礼的本意是这样，到了民国时代上海的淞沪警察厅还公然下令禁止父兄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通入浴堂，理由是“虽属年龄幼稚，究属有关风纪”，连小女孩也脱不了风化礼教的束缚。

在封建的女性观下，女子受害很深，所以周作人从女性的性解放，也即是人类的性解放出发，对原始性禁忌和性崇拜支配的封建禁欲主义的旧礼教展开批判。

“四川督办杨森把一个犯奸的学生枪毙，以维持风化”，湖南省长赵恒惕为了求雨，半月不回公馆，也就是“不同太太睡觉”。

“他们（野蛮人）想象，以为只需举行或者禁戒某种性的行为，他们可以直接促成鸟兽之繁殖与草木之生长。

”这是赵恒惕求雨的原因，接着周作人又解释杨森维持风化的心理，“在许多蛮族的心里，无论已结婚或未结婚的人的性的过失，并不单是道德上的罪，只与直接有关的少数人相干：

他们以为这将牵涉全族，遇见危险。

所以应该“男子避其妻之母，并及妻党，父避其女，翁避其媳，兄弟姐妹互避”。

嘲讽“那些实行男女隔离的模范礼法的是苏门答腊的土人们呵”，然后得出结论“最讲礼教的川湘督长的思想完全是野蛮的”，揭露他们的禁欲主义行为是蛮性的遗留。

　　周作人曾总结自己四十年来为文的思想：

“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

”可以看出，对女性的那份温润执著的关照贯穿了他写作。

他立足于妇女的性特征而阐发的妇女解放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是找不到的。

这个观点虽然触及了两性文化的根本，但超越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远，其存在意义只能是先驱式的呐喊。

但是他认识之到位。

针贬时弊之强有力都使他成为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与主力。

他的每一个女?

性观点都是指向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及相应的婚姻观念的。

这些言论在封建伦理道德统治极为严密的中国以及东方世界，确实是破天荒的：

这一个缺口，渴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

也正因为如此，现代性爱的新道德观，在近代以来成为国知识分子关注的时代大课题。

而在妇女性问题的关注上，周作人无疑都是一位重要的先驱者。